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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楚辞学肇始于汉代，贾谊、刘向等以其卓越的学术建树开后世楚辞研究之途辙。贾谊《吊屈原赋》开拟骚诗风，创立骚体文学。司马迁《屈原列传》解骚、评屈，为屈原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刘向收集编辑屈原、宋玉等的作品，并以“楚辞”名集，使《楚辞》成为总集之祖。王逸《楚辞章句》为两汉楚辞学集大成之作，开辟的章句训释的传统，成为楚辞研究的一大特色。魏晋至唐代楚辞学研究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以文学的角度审视楚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经学，而显示出独立的品格。要之，由汉至唐楚辞研究大体未跳脱王逸章句训释的范围，与其后以义理阐发为特色的宋代楚辞学、以考据训诂为特色的清代楚辞学鼎足而立。
宋代楚辞学以洪兴祖《楚辞补注》和朱熹《楚辞集注》为代表。洪氏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广征博引，校订原文，补录异文。对王注错误处加以纠正，于王注“不甚详赅”处予以补缺。如：王逸注骚多随文释义，对于注文中征引文献之处许多未加说明，洪氏则详列出处。朱熹《楚辞集注》是楚辞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其在《楚辞集注》中提到王、洪二人注骚的不足之处：“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沉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
由此可以窥见朱熹注骚的目的在于发明《楚辞》的微言奥义，训诂不再是注骚的目的，而是阐发义理的工具。
明清楚辞学著作可谓卷帙浩繁，且成就斐然。其中佼佼者有明代汪瑗《楚辞集解》，其指陈剀切，立说新颖，不乏真知灼见。如：以《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也”，于《哀郢》则首创“白起破郢”说，于《湘君》《湘夫人》则认为二者为神话中的一对配偶神等。汪瑗这些新说创见，开楚辞研究之瑰境，为后世研究者所重视。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以翔实精邃为清代楚辞学的代表作。《山带阁注楚辞》称得上有清一代楚辞研究造诣精湛的著作。李中华、朱炳祥在《楚辞学史》中既以“考索训诂，必求其是；阐说意旨，所见多精；驳议旧说，大抵公允”
来评价蒋骥此作，可见《山带阁注楚辞》的考证精细，为后世所推重。
“五四”运动带来了思想的彻底解放，楚辞研究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此时研究楚辞的名家大师诸如梁启超、陆侃如、闻一多、郭沫若、苏雪林等都贯通中西，将西方的理论融会在楚辞研究之中，打破了传统楚辞研究以训诂、考据、义理为中心的壁垒。梁启超首倡用西方的文艺观研究楚辞，他“从前人未曾窥探过的角度，把《楚辞》从经义中解放出来，放在世界范围里作为纯文学比较研究，从而开启了近、现代《楚辞》研究之风，成为游国恩、支伟成等研究者的先导”
。此时楚辞学者的创新之功可见一斑。
楚辞学发展两千余年，一代代楚辞名家致力于穷竟楚辞的词旨奥义，在楚辞的校注、音义、考异、批评等方面厥功至伟，拉近了读者与楚辞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为后起学者的楚辞研究带来巨大的挑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感觉到超越、突破前人实属不易。崔富章先生曾言：“楚辞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的文学现象，而它本身几乎是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涉及到许多学科，需要作综合考察，而研究者往往显得功力不足，认识不足。”
但仍有为数众多的当代学者受楚辞魅力的指引，投身于楚辞博大精深、奇诡绚丽的世界中，孜孜于楚辞研究。1985年6月成立“中国屈原学会”是新时期楚辞研究的重大事件，可见楚辞学作为一门显学在当代依然具有勃勃生机。周建忠先生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中对当代楚辞学进行全景式鸟瞰，他将当代楚辞学分为九大学科体系，即：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
。由此学科体系可以推见当代楚辞学的发展已不仅仅局限于楚辞本体研究，楚辞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拓展，使得当代楚辞学更富活力。
近代楚辞学是古代楚辞学与现代楚辞学的过渡，它不仅上承乾嘉朴学，是清代楚辞研究的殿军，而且开了整个二十世纪楚辞研究风气之先。就成就与影响来说，近代楚辞研究学者以其深厚的学养继承传统又创立新说，开后世楚辞研究途辙。在楚辞著述方面，俞樾《读楚辞》承继朴学传统，将音训、形训、考征古籍等方法运用到注解楚辞之中，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见；马其昶《屈赋微》援引百家之说，考辨精详的同时又阐发楚辞微义，兼具考据与义理之长，打破了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的对立；王闿运《楚辞释》锐意创新却流于谲怪，考证名物又不失精详，是近代楚辞学求新求变的代表；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已有文献与出土卜辞互释，考证古史，证明《天问》中“该秉季德”中的“该”是商先祖“王亥”，解开了千年来困扰前代学者的谜题，对后世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影响深远。
在楚辞评论方面，既有对传统诗论的承继，又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因而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刘熙载《艺概》秉承儒家诗教之传统，以儒家文艺观衡量楚辞，集前代楚辞评论之大成；刘师培《文说·宗骚篇》将楚辞视为文章之祖，提高了楚辞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肯定了楚辞的审美特质，解构了前贤“异乎经典”之说；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以“欧穆亚”精神阐释屈原精神，以西方哲学视角评论楚辞，开一代之风气。
近代楚辞学正是楚辞学革故鼎新的肇始，是楚辞学史上独具特色又承上启下的一段。古代楚辞研究方法、视角、理论在此得以充分发扬，新的方法、理论也在此萌蘖。以刘师培、王国维等为代表的学者以新的视角、方法研究楚辞，他们的真知灼见影响了后世的楚辞研究学者。后起的楚辞研究学者如游国恩、闻一多、苏雪林、陆侃如、姜亮夫等都出生在这一新旧交替时期，耳濡目染，他们的楚辞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近代楚辞研究的影响。以近人廖平为例，其在《楚词讲义》中否定《离骚》为屈原所作，廖氏观点虽荒唐谲怪，但是对楚辞研究的影响在史不在论。其观点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众多学者的讨论，形成了楚辞研究的一个高潮，由此可见近代楚辞研究意义深远。总之，近代楚辞学既集清代楚辞学之大成，是清代楚辞学之殿军，又以全新的视角研究楚辞，是现代楚辞学之序曲。近代楚辞学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或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发掘楚辞奥义，或是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创立新说，均为楚辞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起到了发蒙百代、梯梁来学的作用，影响深远。
近代楚辞学作为楚辞学史的重要阶段，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这与学界楚辞本体研究与楚辞学史研究的不平衡不无关系。但近几年近代楚辞学开始备受学者关注，不少学者对楚辞学史进行梳理，对近代学者的楚辞研究进行审视，从中可以窥见近代楚辞学研究概貌。
1.学术史研究。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和李中华、朱炳祥的《楚辞学史》，以通史的形式梳理了历朝历代楚辞研究的概况，可以从中窥见近代楚辞学的大体面貌。二书相比，易重廉先生的更为翔实，对近代楚辞学者的研究也更完备。另外孙巧云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清楚辞学研究》中对近代楚辞研究有所涉及，但对近代楚辞学的研究稍显简略，未能突出近代楚辞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其余关于近代楚辞学的研究则散见在以下学术论文中：徐志啸《近代楚辞研究述评》（《思想战线》，1992年第5期）、黄震云《二十世纪楚辞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周建忠《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楚辞研究一百年〉之二》（《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值得指出的是，后两篇论文着重论述了近代最后20年的楚辞研究，对晚清楚辞学研究则未提及。此外，李金善《近现代转型期楚辞学的学术特征》（《河北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对近现代楚辞学的学术转型进行了阐释，然而内容更多地关注于现代楚辞学，对近代楚辞学关注较少。
2.学者及其著述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为学术论文，如闻一多的《廖季平论〈离骚〉》（《神话与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分析了廖平“屈原否定论”的产生原因，对廖平的楚辞研究有着切中肯綮的评骘。黄建荣《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与《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分析了王闿运和马其昶两位学者注骚、解骚的特色，其中对马其昶的分析尤为细致剀切。诸如此类的还有，黄鹄的《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词讲义〉的变化》（《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梅琼林的《论王国维对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学术论坛》，1998年第2期），李瑞明的《国身通一：王国维对屈原文学精神的分析》（《嘉兴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程继红的《王国维的〈楚辞〉研究——〈近一百年楚辞研究大系〉之一》（《上饶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朱华英的《刘师培屈骚批评的现代视野》（《山花》，2011年第4期）和《王国维屈骚批评的现代视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施仲贞的《刘熙载楚辞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周建忠的《白雨斋论词的“楚辞”尺度》（《学术交流》，1989年第5期），潘德延的《鲁迅论〈楚辞〉》（《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等。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比学术史研究规模大，一些楚辞研究的学者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是诸如俞樾、孙诒让、朱骏声等人的楚辞研究还有待发掘。不仅如此，从近代楚辞研究学者及其著述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对近代楚辞学的关注集中在二十世纪初的几位楚辞学者，诸如王国维、廖平、刘师培等，而对于晚清楚辞学者缺乏应有的关注。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对楚辞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与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周建忠《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洪湛侯等编的《楚辞要籍解题》、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潘啸龙与毛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白铭《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郭在贻《楚辞要籍述评》等。从中可以窥见一些近代楚辞学者著作的内容提要，及编者对这些著作的评论，这些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参考。
综而言之，目前近代楚辞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点。其一，缺乏对近代楚辞学的整体观照，个案研究多于综合研究。其二，偏重于对笺注的研究与整理，对札记、诗话、论文等文献的关注不够。其三，缺乏新的研究角度。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将楚辞学推向了学术转型的关口，相较于古代楚辞学，其具有明显的新变特征；相较于现代楚辞学，其具有明显的异化特色。目前学术界的楚辞学研究更多地关注于近代楚辞学新旧交替的新变特色，而忽略了其学术转型中对楚辞阐释的解构与变形，亦忽视了近代楚辞学走向异化的原因。
近代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迄于1919年“五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八十年，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更迭，清廷统治覆灭和民国初立。不仅如此，近代八十年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戊戌维新、庚子国难、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在此动乱不安、万方多难的时代环境下，仁人志士无不扼腕痛惜，希望力挽狂澜于既倒。乱世之中，近代士人视屈原为知己，认为屈原与其一样，都身处乱世、怀才而不得重用。于是或选择借注《楚辞》抒发国破家亡之感，或从《楚辞》中寻找治世救国的良方，对《楚辞》和屈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身处鼎革之际，在政治漩涡中挣扎、蜕变的近代学者如：马其昶、王闿运、刘师培、王国维等，他们对《楚辞》的感受往往浸于肌肤、浃于骨髓，与屈原建立了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使他们对楚辞产生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具有研究价值。由此可知，对近代楚辞学的梳理，不仅是楚辞学研究的需要，更是楚辞本体研究的需要。
近代的历史是动荡不安的历史，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可谓百家争鸣，作为显学的楚辞学势必受到当时的学术思潮影响。道咸以降，乾嘉朴学末流积弊日深，埋头于训诂名物、考据传注已无益于身心家国，经世思潮和今文经学的崛起，使朴学不复乾嘉时期学术主流的地位，但依然有学者坚守朴学的阵地，如朱骏声、俞樾等。此类学者的楚辞研究虽遵循训诂考据的路子，但都能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说，是近代楚辞研究的中坚力量。今文经学的复兴是近代学术思潮重要的特征，尤其是公羊学的复兴。近代公羊学者如廖平、康有为、梁启超主张通经致用，尤其是康、梁二人提倡变法改制，不仅在政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在思想界掀起了一阵飓风。公羊学对楚辞研究的影响在史不在论，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楚辞学者在注骚解骚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公羊学的影响，发表了诸多奇解怪论，其中以王闿运、廖平的楚辞研究最为显著；其二是清末民初受公羊学影响，疑古变古学风大行其道，廖平更是大胆质疑屈原的存在，其观念及之后学者所引发的“屈原否定论”的论争为二十世纪的楚辞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思潮莫过于西学东渐，虽然西学东渐发起于政治领域，但是很快波及文学领域。王国维、刘师培、梁启超均是中西兼通的大师，王、刘以新的视角、方法研究楚辞，对后世的姜亮夫、蒙文通等人影响颇深。梁启超的楚辞研究著作虽发表于二十年代以后，但是他与夏曾佑开辟的新的史学观，浸润了古史辨派及其楚辞研究。由此可见，近代楚辞学研究不仅可以发掘近代楚辞学的特色，亦可以理清清代楚辞学与近代楚辞学、五四以后楚辞学的承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