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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俞樾是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曾出任河南学政，被罢官后走上研治经学的道路，并矢志继承高邮王念孙父子的王氏之学。俞樾在经学与诸子学方面造诣颇深，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对诸经与诸子的校勘、训诂之功实不可没。章太炎先生在《俞先生传》中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茀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
可见俞樾朴学功力之深，其所著均收入《春在堂全书》二百五十卷。
《读楚辞》是俞樾读楚辞时所写的札记，收入《俞楼杂纂》卷二十四。该书涉篇目依次为：《离骚经》《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九辩》《招魂》《大招》《七谏》《九叹》《九思》。俞氏对王逸《楚辞章句》中不合文义的注文，以按语的形式进行了纠正与考辨，共计四十一条。由于以读书札记的形式撰文，其所选篇目比较随意，只对王注不恰当的篇目进行订补，所以一些篇目未选入其中，但基本与王逸《楚辞章句》篇目与篇目次序相合。《读楚辞》一书旨在释词诠义，于楚辞名物、制度、史实时有精辟周详的考辨。
《楚辞人名考》是俞樾专门考证楚辞中的人名的著作，收入《俞楼杂纂》卷三十。俞氏对楚辞中出现的人物、鬼神进行了整理归纳，对旧注未明之处进行了考订。共计有“古帝王”20条、“古诸侯”24条、“古人物”67条、“古妇人”19条、“神人”46条。
俞樾作为近代朴学大师，承继戴、段、“二王”之传统，具有深厚的小学功底，尤其精深音韵、文字、校勘。俞氏在考辨楚辞之时亦发挥其所长，将音训、形训、考征古籍等方法运用到注解楚辞之中，对楚辞的名物、史实、字义、音韵等做出了较为精详的考证。要之，无论是《读楚辞》还是《楚辞人名考》均以训诂字句、考证名物见长，俞氏大胆地质疑王逸之注的权威，对王注未能契合文义的注进行了周详的考辨，不仅廓清旧注，亦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创立新说，新颖又有理有据，为后世楚辞研究提供了参考。
俞樾在考证楚辞名物、训诂楚辞时，灵活运用乾嘉朴学之考文方法，用因声求义、因形见义、广征文献、分析文法等手段，对楚辞王逸注文中含混未明之处加以考辨。不仅如此，俞氏常常将音训、分析文法、征引文献等方法综合运用，以解楚辞使人疑惑难解之处。
清初鸿儒顾炎武有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音韵遂成通经之管钥，乾嘉考证学亦以此为准的，认为通经需由考文与知音入手。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中云：“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朴学对审音的重视可见一斑。俞樾继承王念孙、王引之治学之法，其治学亦以治群经和诸子学为主，其审音之功力自不待言。俞氏在考证楚辞文义时，亦将审音作为通文义的重要手段。在《读楚辞》中俞氏以考音入手分析字义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注“字余曰灵均”曰：“此‘均’字当读‘畇’。‘畇’，原隰之畇。”以此释“均”与屈原字原的“原”相配。如注《离骚》“忍尤而攘诟”云：
《管子·任法篇》曰：“皆囊于法以事其主。”尹注曰：“囊者，所以敛藏也。”以藏释囊，义存乎声，攘与囊声同，亦得有藏义。忍尤而藏诟者，容忍其尤而含藏其诟。实一义也。
俞樾否定王逸将“攘”释为“除”的说法，认为“攮诟”应与“忍尤”同，根据“攘”与“囊”同声义通，“攘”应释为藏。俞氏此说与文义亦通。
再如注《涉江》“邸余车兮方林”云：
“邸”当读为“榰”，《尔雅·释言》：“榰，柱也。”凡车止而弗驾，必有木以榰柱其轮，使之勿动，古谓之轫。《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注曰：“轫，榰轮木也。”邸余车即榰余车，氐声与耆声相近。故邸得通作榰。《说文·土部》：坻或作
，即其例矣。
俞氏认为王逸将“邸”释为舍，尤为不妥，其认为“邸”当读为“榰”，先引《尔雅》中“榰”为止车之木，再引王逸注文：“轫，榰轮木也。”从字义上证明“邸”为“榰”于文义合。最后，证明二字声同义通，并以《说文》为例。俞樾此注严密有据，较之王注的解释更为确切合理。
俞樾在《群经平议·自序》中提到治经“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
。认为通晓古文假借对治经尤为重要，古文假借不明则易望文生义，影响对经义的理解。在辩证楚辞王注时，俞樾亦注重楚辞中的古文假借字，对于楚辞中因古文假借产生歧义的地方加以辩证。如：注“愿自往而径游兮，路壅绝而不通”一句中云：“‘往’乃‘枉’字之误，或假字也。”
在注“凌天地以径度”一句时云：“‘天地’疑‘天池’之误。”
质疑王逸将“天地”释为乾坤的说法。再如：
“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注曰：“言己疾恶谗佞，欲亲近君侧。”愚按：“疾字无义，王注以疾恶谗佞增成之，殆非也。‘疾’乃‘矦’字之误，矦语词。《诗》《下武》篇、《荡》篇毛传郑笺并曰：‘矦，维也。’……古文‘矦’作‘
’，与‘疾’相似，故形近而误。《周礼·大行人》：‘立当前疾。’‘疾’亦‘矦’字之误。说详惠氏礼说。”
俞氏认为“疾”应作“矦”，为语词无实义，因形近而误。再如：
“五谷六仞，设菰粱只”注曰：“七尺曰仞，言楚国土地肥美，堪用种植五谷，其穗长六仞。或曰：仞，因也。以五谷因苽粱厕为饭也。”愚按：“七尺曰仞之说，殊不可通。世无长四丈二尺之谷穗，虽侈言之，不当若是也。或说稍近，然训仞为因，义亦未安。仞之言充仞也，字本作‘牣’。《说文》牛部：‘牣，满也。’《文选·上林赋》：‘虚宫观而勿仞。’《子虚赋》：‘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计。’并以仞为之。‘五谷六仞’言谷之数五，而充仞其中者六，盖并下菰粱数之以见其多也。”
俞樾认为王逸注“七尺为仞”的说法与文义不通，“仞”应当为充仞之义，字本作“牣”，并引《上林赋》《子虚赋》中“仞”为充仞的用法，以证其说，亦合乎情理，可备一说。俞樾在辩证王逸注文的时候，以考经的方法考证楚辞，大胆指出文中疑为假借字的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虽有缺乏确凿论据的地方，但亦为疏通楚辞文义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参考。
清代训诂学在运用音训、形训、古文假借等方法注疏经典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以分析文法入手疏通文义。俞樾在训诂群经时亦时常进行语法分析，将句式结构相同或者相似的句子进行类比，以分析句读或者考释文义。俞樾在注楚辞的时候，对于王逸注释中违背楚辞文法之处，必详加分析、考辨以使文义顺通。如俞樾证“攘”当为藏义之时，即是通过文法入手，认为：“上句曰：‘屈心而抑志兮。’抑志与屈心同，则攘诟必与忍尤同。如王注则是屈心、抑志、忍尤六字共为一义。而攘诟自为一义，于文理殊不可通。”
以句式入手分析“攘诟”应与“忍尤”义通，继而提出“攘”应释为藏，句法上与“忍尤”一致。再如，俞樾分析《九歌》“盍将把兮琼芳”中的“盍”为语词：
以“盍”为“何不”，则既云盍又云将，文义难通。此盍字只是语词。《庄子·列御寇》篇：“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释文》曰：“阖，语助也。”阖与盍通，此篇云“盍将把兮琼芳”与下篇云“蹇将留兮寿宫”文法相似，王注云：“蹇，词也。”然则盍亦词也，可以类推矣。
俞氏认为“盍”为语词，并引用《庄子》中“阖”用作语词的例子，证明“阖”为语词，而“阖”与“盍”相通，为“盍”为语词提供了文献证据。俞氏最后通过文法分析，认为此句与《云中君》中“蹇将留（憺）兮寿宫”文法相似，“蹇”为语词，以文法类推，“盍”亦应为语词。俞氏此证条理清晰，亦可备一说。
再如释《招魂》“巫阳对曰：掌梦”一句，俞氏认为：
“巫阳对曰：掌梦。”此乃巫阳自述其所职掌也。《列子·周穆王》篇注曰：“神之所交谓之梦。”上文言上帝欲使巫阳筮予之，巫阳以为精神交接之事，本己所职掌，无取乎筮。故曰：“上帝其命难从。”又申言之曰：“若必筮予之，恐后谢之，不能复用。”言必筮而予之。则后人惟以筮为事将谢去，巫阳而不能复用也。下云：“巫阳焉乃下招曰”七字为句，“焉乃”犹言于是也。
此条俞氏以上下文文义入手，认为“掌梦”是巫阳自述其职掌，并非王逸所说巫阳将招魂之事推予掌梦之官。此种说法蒋骥在《楚辞余论》已有提及：“一说巫阳职在掌梦，故以自称。”
但是蒋氏只是提出存疑，并未有辩证。俞氏根据《列子》中“神之所交谓之梦”一句认为巫阳亦是职掌精神交接之事，所以掌梦当为巫阳之职，并根据下文对“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乃下招曰……”几句重新句读并提出新释。俞氏认为掌梦之职属于巫阳，虽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是俞氏此说亦为后世考证“掌梦”之职提供了新的参考，今人文怀沙便继承其说：“我认为‘掌梦’是巫阳自述所司，掌梦是掌管灵魂交感之类的事，所以以后由巫阳出面招魂，该是分所当然的。劈头用‘掌梦’二字，乃是明确所司，责无旁贷的意思。”
此说正是对俞樾说法的进一步解释。
俞樾《读楚辞》及《楚辞人名考》的成就主要在于对楚辞名物的考辨与训诂，前者以札记形式对楚辞王逸注本中不合文义的注解进行了辩证，后者则是广罗楚辞中出现的人名，洪纤靡遗并偶有考证。二者均不是系统地注疏楚辞的著作，但是俞樾以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将注经的精神发挥到考辨楚辞之中，其对楚辞名物的考证多条理密察，有着发蒙后来的意义。俞氏通过运用多种考证手法考证楚辞名物，对楚辞中名物、史实、音义的疑难之处进行考辨，所立新说亦为后学所推重。
楚辞中关于彭咸是谁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王逸认为是殷贤大夫，投水而死，被以洪兴祖等为代表的学者奉为圭臬。游国恩先生更是在《离骚纂义》中提出：“屈子之效法彭咸而水死，二千年来无异辞。”
但是早在宋代朱熹便提出王逸、洪兴祖的说法不知所据，自明汪瑗起更对彭咸是否水死提出了异议。俞樾在《读楚辞》中亦用了大量笔墨考证彭咸，对彭咸投水而死之说提出了质疑：
彭咸事实无可考，特以屈子云“愿依彭咸之遗则”，而屈子固投水而死者，故谓彭咸亦投水而死，窃恐其诬古人矣。上文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此云：“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四句相承而言。“不周于今之人”，即所云“非世俗之所服”也。“愿依彭咸之遗则”，即所云“謇吾法夫前修”也。王解“法前修”为：上法前世远贤。然则彭咸必古之贤人，屈子素所师法者，岂必法其投水而死乎？
俞氏认为彭咸并非投水而死，而是因为屈原是投水而死所以附会于彭咸，屈子“愿依彭咸之遗则”只是效法前贤。俞氏根据上下文文法，认为此句与上句“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相对应，“愿依彭咸之遗则”，应与“謇吾法夫前修”为意同，俞氏遂认为彭咸是古之贤人，屈原效仿他并不是效法其投水而死。
俞氏更是根据《离骚》的写作时间，证明屈原绝非效仿彭咸投水而死：
当屈子之作《离骚》，尚在怀王时，及怀王死，顷襄王立，屈子尚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岂在怀王时早有死志乎？即谓死志早定，然死亦多术矣，何必定取一投水而死之古人以为法乎？至其后为襄王迁之江南，乃投汨罗而死。去作《离骚》时远矣。
俞氏认为屈原作《离骚》之时并未有死志，文中所提效法彭咸不应是效仿彭咸投水。俞氏认为屈原是被顷襄王流放江南以后自投汨罗的，距离其作《离骚》时远矣。
不仅如此，俞氏更以骚证骚，引用《抽思》《思美人》《悲回风》中涉及彭咸的句子，以证屈原投水与彭咸无关：
《抽思》篇曰：“望三五以为象兮，指彭咸以为仪。”王注解上句曰：“三王五伯可修法也。”盖言三五古之贤君，彭咸古之贤臣，可象可仪耳。若仪彭咸是效其投水而死，然则象三五又何所取乎？他如《思美人》篇曰：“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篇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应兮，照彭咸之所闻。”皆无从之投水之意。惟其下又曰：“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意似近之。然其下即曰：“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既思投水何又思登山乎？盖登山涉水皆是从彭咸之所居，于水言彭咸而于山则举雌蜺以俪之，此古人文法之不拘。
俞氏认为此三篇虽然提到彭咸，但均未涉及投水，并认为《悲回风》篇虽涉及水，但是结合上下文亦与投水无涉。不仅如此，俞氏认同司马迁之言，认为《怀沙》为屈原绝笔，但是《怀沙》之中并未提及彭咸，亦是彭咸非投水而死的又一例证。俞氏从文法、写作时间、彭咸在楚辞中的表达上入手证明彭咸非投水而死，屈原效法彭咸只是效法其贤能。俞氏同时还提出彭咸疑为彭祖之后，并从音韵入手证明“咸”与“坚”双声，“彭咸”或为“彭铿”，并对彭咸或为巫彭的说法存疑。俞氏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考证彭咸即为彭祖之后，或者为巫彭。但是对汪瑗提出的彭咸非水死的说法进行了翔实的考辨，条理密察，对于彭咸的考证亦是《读楚辞》中用墨最多的地方，俞氏从多个角度入手有理有据，论证精彩，堪称一篇小论文。对于彭咸非投水而死的结论，亦为后世所推崇，其考证方法也起到了梯梁后学的作用。
俞樾在《读楚辞》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对《天问》的考辨，虽只有五条，但亦以严谨翔实的考证，辨《天问》之疑难，均可以成一家之言。例如考证“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一句，王逸认为此句乃是“言鲧愚很，愎而生禹，禹小见其所为，何以能变化而有圣德也？”
洪氏本曰：“愎一作腹。”俞氏认为王逸将此句释为“愎而生禹”实与文义不合，继而提出“愎”当为“
”，“《说文·夂部》：‘
，行故道也。’言禹治水亦惟行鲧之故道，何以能变化乎？‘
’字隶变为‘复’，作‘愎’、作‘腹’均传写误增偏旁耳”
。俞氏提出“愎”应是继承之义，禹继承父业，何以能变化乎，所论有理有据，于上下文亦不失合。
再如考辨“闵妃匹合，厥身是继”一句，俞氏认为“闵妃匹合”当为“闵亡妃合”：
正文但有“闵”字，文义未明，而“妃匹合”三字连文亦殊重复，疑本作“闵亡妃合”，即王注所谓“忧无妃匹”也。亡与匹形似，又涉注文有“匹”字，误“亡”作“匹”。因据注文妃匹连文，遂移置妃字之下耳。
俞氏认为此句当为“闵亡妃合”并非凭空臆测，王注此句为：“言禹所以忧无妃匹者，欲为身立继嗣也。”
但是根据“闵妃匹合”并无“无”义，“匹合”二字又实为重复，俞氏大胆猜测“匹”字涉注而误，“匹”与“无”形近，实有舛误的可能。虽只是大胆猜测，但俞氏此解亦为解释此句提供了新的可能，给予后学启发。
此外在释“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一句时，俞氏亦提出异乎前人的新解：
注曰：“释，置也。舟，船也。迁，徙也。言龟所以能负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龟释水而陵行，则何以能迁徙山乎？”愚按：“王解此文属上‘鳌戴山抃’为义，然鳌之戴山不用舟楫，何必以舟为言？此二句当属下为义，下云：‘惟浇在户，何求于嫂？’注曰：‘浇，古多力者也。《论》曰：浇荡舟。’然则此二句即谓荡舟。《论语》孔注曰：‘奡多力能陆地行舟。’此云释舟陵行，谓置舟于陆地而行之也。”
王逸认为“释舟陵行”是使龟释水而陵行，实忽略了“舟”字之义，俞氏认为王氏此注仍承接上文“鳌戴山抃”之义，大龟负山抃舞，本无须用舟楫，更无释舟之说。所以俞氏认为此句是承接下句而言，说的是浇陆地行舟之事。俞氏引用王逸关于浇的注文，浇本为古代大力士，加之《论语》注文中的“奡多力能陆地行舟”，所以“释舟陵行”当为浇之事，而非上句大龟负蓬莱之事。俞氏此解于上下文通，更合理解释了“释舟”之义，并有文献证明。俞氏此解较为完备合理，已为后人所普遍接受。
再如释“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一句，俞氏亦以新解使人耳目一新：
上方言后稷，何以此即言武王伐纣之事？虽《天问》之辞本无次序，然此句似仍宜以后稷言其义较长。《诗·生民》篇曰：“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此言后稷始生之时，赫然若有神灵，上帝亦为之震动不宁，不康禋祀也。屈子之意谓后稷之生既惊帝切激，则上帝宜不祐之，何反使其子孙享国长久乎？
此句王逸认为说的是武王伐纣之事，“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业，致天罚，加诛于纣，切激而数其过，何逢后世继嗣之长也。”
俞氏认为此句上方言后稷之事，此句既言武王之事于次序不合，遂认定此句应当也是言后稷之事。根据《生民》篇，后稷生灵异，上帝为之震动，宜不祐之。俞氏认为不宁、不康两句《毛诗》既已失其解，应为上帝不祐之意。俞氏此说不无道理，上言后稷之事，下言文王之事，若此句是武王伐纣之事，与文义、次序确有不合之处。王逸之解武王伐纣，故武王能奉天命永祚，就此句论之，“既惊帝切激”与“何逢长之？”二者为转折之意更妥。俞氏此解可作一说。
《楚辞人名考》是俞樾专门考释楚辞人名的著作，俞氏对楚辞中的人物神鬼集中加以考订，对楚辞中的人名进行了整理，纤细靡遗，为后世考证楚辞人物提供了必读的参考资料。不仅如此，俞氏在整理楚辞人名时亦对楚辞中的人物进行了考辨，提出了新解。如考证“湘灵”非尧之二女：
上云“二女御九韶歌”，此又云“使湘灵鼓瑟兮”，然则屈子固不以湘水之神为即尧之二女也。《湘夫人》篇谓之帝子，盖即郭璞注《山海经》所谓天帝之二女，而世俗讹传为尧之二女。自秦博士已然，虽大儒如韩退之不能不惑其说。今即以屈子之文证之，而二女是二女，湘灵是湘灵，判然为二，可以祛千古之惑矣。
俞氏认为湘灵与尧之二女判然为二，自秦博士起，世将天帝之二女讹传为尧之二女，遂与湘灵含混。俞氏以骚证骚，认为屈原既在前文提到“二女御九韶歌”，再写“使湘灵鼓瑟兮”，词意重复，二女当与湘灵无涉。
再如考证“蒯聩”：
旧注以为卫灵公太子，然与乌获并言，则不伦矣。此蒯聩乃赵之蒯聩。《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司马氏在赵者，以博剑论显，蒯聩其后也。自乌获以下四句，皆谓贵武士贱贤臣。说见王怀祖先生《读书杂志》余编。
俞氏认为王逸释“蒯聩”为卫灵公太子尤为不妥。“蒯聩登于清府兮，咎繇弃而在野”一句，王注曰：“蒯聩，卫灵公太子也，不顺其亲，欲害其后母。清府，犹清庙也。言使蒯聩无义之人，登于清庙而执纲纪，放弃圣人咎繇于外野，政必乱，身危殆也。”
根据王逸注文蒯聩是无义之人，于文法而言，上言乌获，下言蒯聩，俞氏认为将蒯聩与乌获并列不妥，并根据《史记》的记载认为此蒯聩为赵人，是善剑者，与乌获为秦王之力士相对。俞氏引王念孙之说，认为乌获以下四句皆言贵武士贱贤臣，俞氏此说不无道理。
再如考证“申生”一条，俞氏认为伯林应为申生之字：
愚疑伯林乃申生之字也。古人名字必相配，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壬，水也，辛，金也。名壬字辛，取水生于金也。卫夏戊字丁，戊，土也，丁，火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于火也。申生字伯林者，申，金也，季夏之月，律中林钟。《周礼·大师职》郑注曰：林钟，未之气也。然则名申字林，正取林钟之义。林钟未之气，未，土也，亦取金生于土也。申生之字，不见于内外传，而独见于楚辞，考古者其可不知乎？
对于《天问》“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一句，王逸认为此句指晋太子之事，“谓晋太子申生为后母骊姬所谮，遂雉经而自杀”
。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俞氏此注实为补王注之未备，俞氏以古人名与字相配入手，认为申属金，并根据十二律中林钟是未之气，未属土，申生字伯林取金生于土之意。俞氏此说虽有失严谨，但确为研究者提供了方向。
俞樾《读楚辞》及《楚辞人名考》虽只是俞樾读楚辞的读书札记，但是俞樾以朴学之精神考辨楚辞，对王注未备或者不当之处给予了辨正，所提新解多有启发后学或为后学所用之处。在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楚辞研究以训诂考证为主流，从俞樾以朴学精神考证楚辞名物亦可以看出，在近代，楚辞研究依然没有脱离训诂考证的轨迹。近代许多学者依然沿着乾嘉学派开辟的传统，注重分析楚辞音韵、训诂词义、考证名物，俞樾即是其中的代表。虽说俞樾在注解楚辞之时以朴学方法注骚，但正是朴学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使得《读楚辞》与《楚辞人名考》中所考辨的名物、字词有新人耳目之效，亦为后学者提供了可供参考或者深入考辨的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