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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杂记》卷二中记载着司马相如论赋的一段文字，向为历代研究赋的专家所珍视，以为此说反映了汉代大赋的创作经验，并对后人的赋作具有指导意义。原文如下：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此说疑点甚多。从司马相如自述作赋的时间来看，即与史传上的记载不合。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说：“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可见《子虚》《上林》二赋不是一气写成的。那么《西京杂记》上说“几百日而后成”云云，只能说是出于后人的编造。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曰：“《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后更为‘楚称’‘齐难’而归之天子，则非当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载《子虚》之言，不成一篇结构。”这是合乎情理的推断，于此更可说明《子虚》《上林》二赋不可能是一时之作。
又《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中没有出现过《上林赋》这一名词，所以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曰：“《文选》所载，乃《天子游猎赋》，昭明误分之而标名耳。”这一说法是否合适，还可进一步探讨。《隋书·经籍志》卷四总集类中录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可见《子虚》《上林》分列，并不是萧统的首创或误分。
根据郭璞分注二赋这一事实，也就可以推断，像《西京杂记》那样《上林》《子虚》连称，当是魏晋之时出现的情况。
下面再从“赋迹”“赋心”两方面加以辨证。
上引司马相如之说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这也就是说：赋如綦组、锦绣，外形极美，其文句的特点为骈俪，朗读之时则呈现为音乐之美。
这种观念，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说，也要到魏晋之后始能出现。
按先秦至汉初时人常将“锦绣”“綦组”二词连用，视作过度的文饰而加以反对。《管子·重令》：“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韩非子·诡使》：“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淮南子·齐俗》：“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汉书·景帝纪》：“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纂组”同“綦组”，均指精美之织物。所谓司马相如赋论中的文句袭用二词，以此作为譬喻，且以褒义出之，与时人的观念不同。处在同一时代，在语词的含义和使用上常是具有一致性，然而赋论中有如此相异的用法，看来就不像是汉初人的手笔。而且赋论中还把同一成语分解成骈偶文句，也是魏晋及其之后文士的习用手法，那么司马相如其人云云，当然出之于后人的假托了。
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创始人，在他之前的赋家，如贾谊等人，所作或以赋名，实际上是骚体的延续，继承的是屈赋的传统，并不着意于雕琢辞采，音律也以自然的咏叹为重。现存贾谊《
鸟赋》等均可为证。
汉代文献流传下来的很少，根据现存材料，难以确定汉初赋作的全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了许多赋家和赋作，可惜大都已经亡佚。刘师培《〈汉书·艺文志〉书后》曰：“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馀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物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左盦集》卷八）以此检核《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只有第一类的赋作，即继承“屈原赋”的赋家，才能写出形式华美的作品。但如上所言，在司马相如之前，或与之同时的赋家，没有写出过什么“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赋作。
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枚乘，留下过几篇赋，如《梁王菟园赋》《柳赋》等。这些都保存在《西京杂记》《古文苑》或唐宋人的类书之中，其真实性是颇可怀疑的。《梁王菟园赋》错脱特甚，黄侃《〈文心雕龙·诠赋〉札记》中花了很大的气力整理，仍难看出文采之美；
《柳赋》倒真是具有“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特点，中如“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等句，颇合“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要求，然而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注》曰：“汉惠帝讳盈，此文何以不讳？殆伪托也。”
《西京杂记》和《古文苑》中的那些赋，文笔柔靡，绮丽特甚，看来都出于魏晋人之手。马叙伦《读书续记》卷二曰，《西京杂记》“下卷载枚乘《柳赋》云‘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凋’，又云‘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亦六朝句法。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等，又通篇是六朝气格。邹阳《几赋》亦不似阳他文字。”
这从文章风格上是不难看出的。
所谓司马相如的赋论，反映了这一类赋的特点，看来概括的是这一类赋的创作经验。因此，《西京杂记》中的赋论和赋作，有着密切一致的关系。
而总结魏晋人创作经验的赋论，却还包容在陆机的《文赋》之中。《文赋》中说：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鲜。
这就包括进了所谓司马相如赋迹说中的所有要点。陆机的这篇文章，本身就完美地体现了“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等要求。
自东汉末期起，文学追求形式华艳，由是文士常以锦绣作为譬喻。刘熙《释名·释言语》曰：“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陆机《文赋》中形容之为“炳若缛绣，凄若繁弦”；《世说新语·赏誉》篇中说“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文学》篇叙孙绰言“潘［岳］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评颜诗“若辅锦列绣，亦雕缋满眼”。类似的例证尚多，不遑备举。
《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但他的作品之中尚无“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特征，距离“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尚远，其时势难产生《合组歌》《列锦赋》等作品。因此，在司马相如的笔下，也不可能提出什么把赋写得像“綦组”“锦绣”一样的要求。
而司马相如自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云云，每一句话都有问题，必须逐一加以分析。
在古代论“心”的学说中，首应注意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中的宋钘、尹文一派。《庄子·天下》篇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
，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可知这一学派之重“心”，以为心乃行动之主宰，要求此心不为外物所蔽，立说甚为平实，对于“心”在思维过程中的微妙作用没有作出什么分析或描述。
《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有人认为就是宋钘、尹文一派的著作，有人则起而驳正，以为这四篇文章应是齐国黄老学派的著作。《心术》上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这里虽对心的主导作用有所论述，但其目的是在阐明“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黄老学派观点，因此对“心”的微妙作用仍然无所申述。
在司马相如之前，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现存文献中找不到什么阐述“心”的微妙作用的文字。
《庄子·让王》中说：“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说明心的思维作用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对后人畅论文心，影响至巨。《淮南子·道应》篇中全引其文，而在《俶真》篇中则作“身在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可见此“心”即“神”，所以《文心雕龙·神思》篇首引《庄子·让王》中文以发端，且以“神”字名篇，但在汉初的学术界可也没有什么阐发神思的文字出现。
情况表明，司马相如即使想要阐述“赋心”之妙，然而其时理论凭借很少，不大可能于此突发式地作出什么细致的论述。
《上林赋》中有句曰：“流离轻禽，蹴履狡兽，
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宇宙”一词的涵义，显与《西京杂记》内所谓司马相如赋心说中“宇宙”一词的涵义不同。《汉书·司马相如传》载《上林赋》，颜师古注引张揖曰：“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随又驳之曰：“张说‘宙’非也。许氏《说文解字》云：‘宙，舟舆所极覆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上林赋》，张守节《正义》释“宇宙”二字时亦引《说文》驳张揖之说，与颜氏同。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释《上林赋》中“宇宙”一词曰：“上下四方曰‘宇’，就空间言；往古来今曰‘宙’，就时间言。此云‘出宇宙’，则但指空间，故小颜、小司马皆不以张［揖］释‘宙’字为然也。‘宙’字从《说文》本义解，则‘宇’字亦不推及上下四方。‘宇’训屋边，本有下覆之义，故《鲁灵光殿赋》张［载］注曰‘天所覆曰宇’，则合‘宇宙’字而为上下四方矣。”
根据上引材料，可知汉人对“宇宙”一词的用法可分两派。道家学派中人上承《庄子·庚桑楚》“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的释义，分指空间与时间。《文子·自然》篇“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篇同，魏晋时人濡染玄学，每取此义。“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二句取骈俪形式，“宇宙”二字乃并列对举的合成词，分指空间、时间无疑。《上林赋》中“宇宙”一词的用法与《说文》合，正是汉人的一般用法，仅指空间而不含时间。同一个人，使用同一词汇，不应出现异义；因此，从《西京杂记》中“宇宙”一词的用法上，也可证明赋心之说出于后人的假托。
或许有人会把“苞括宇宙”一语和“控引天地”一语联系起来，以为这正好反映了汉代的天人同一思想，但这也是不符实情的推断。天人同一之说中的“天”，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宇宙总体；作为某一个人，其身体的各个部位器官则又与天相应，所以又成了宇宙的一个缩影。可见这一学说，其着眼点、基本内容和论证方式都和所谓司马相如的赋论不同，其间没有什么相通之处。
“苞括宇宙”“控引天地”云云，形容作家神思的状态，与《文赋》中的论述一致。该文一再申述道：“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而以这种精微的思绪和宏大的物象为题材的赋，也要到晋代才告出现。《晋书·成公绥传》曰：“……又以‘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历观古人未之有赋，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不然，何其阙哉？’遂为《天地赋》。”可知在此之前尚无此类带有玄学色彩的作品出现。
《西京杂记》上这段描述“赋家之心”的文字，所谓“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云云，实际上是“言不尽意”论的一种通俗说法。
探讨这种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易》学上去。
《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尽管这里提出的命题涵义深广，牵涉到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汉代《易》学偏重象数，因此《系辞》中的这一番话，正好给《易》学家们以提示，启发他们钻研《易》中的“象”“意”问题。处在西汉初期的司马相如没有可能受到哲学界的启示而提出“赋家之心”难以用文字加以表达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来也要到思辨思潮逐渐抬头的魏晋之后才能出现。《世说新语·文学》曰：“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就是所谓玄学中的三大论题。其中“言尽意”呢，还是“言不尽意”，内涵更为丰富，曾经引起不少智者的争辩。欧阳建作《言尽意论》，首称“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可见当时学术界产生的很多问题，如才性论等，都与此有关。从“雷同”“违众”等词来看，也可知道由这项论题所引起的辩难规模不小，卷入的人数很多，其中又以主张“言不尽意”的人数为多。
三国魏时的管辂在邺与典农石苞论《易》学问题时说：“夫物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是故鲁班不能说其手，离朱不能说其目。非言之难。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
管辂是以象数说《易》的专家，他的这一番话，可以看作其时有向玄学迈出一步的动向。
蜀国才士秦宓也曾说过：“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
则是已将《易》学上的问题用来说明创作甘苦了。
晋代之时，很多文士对此抱有同感，发表过相似的见解。卢谌《赠刘琨书》曰：“《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于尽意，书有不得至于尽言邪？”《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无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都可看出“言不尽意论”在文学领域内发生的重大影响。
陆机写作《文赋》，也受到了“言意之辨”的影响。他在序中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因此他要“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以期“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作为一个文人，他想在理论上对“言”“意”问题有所探索。
陆机写作《文赋》时的观点，也接近言不尽意论。他说：
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拿以上的言论和《西京杂记》中的所谓司马相如赋论相比较，可知二者是在同一学术氛围下产生的。“赋心”之论，应当受到魏晋之时“言不尽意”论的激发。因此，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汉初的司马相如也不可能提出近于“言不尽意”论的见解。
按唐人的记叙和今人的考证，《西京杂记》当为晋人葛洪所编。
葛洪很推崇陆机，《晋书·陆机传》曰：“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葛洪还称：“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也。一手之中，不无利钝。方之他人，若江汉之与潢污。及其精处，妙绝汉魏之人也。”（《北堂书钞》卷一百引《抱朴子》）联系《西京杂记》中有关赋的文字，再和陆机的学说相比较，似可作出这样的推断：所谓司马相如的赋论，当是葛洪等人概括陆机《文赋》中的论点而提出的；也可以说，葛洪等人假托古人而发表了对赋的一些观点。这一理论总结了魏晋赋家的创作经验，曾对六朝人的赋作起过巨大的影响。所谓司马相如的赋论，实际上是魏晋时人假托古人而提出的一种典型的富有时代特点的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