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吉城是我的曾祖父，他是江苏东台人（祖居丹徒、籍贯丹阳），字凤池（凤墀），别字经郛、更婴、完仲，号曾甫（曾父），云阳吉氏丹徒支22世，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经史学家、教育学家、诗人、书法家、文博收藏家。

吉城的曾祖吉宗沅（盈科）是清嘉道年间“京江诗派”诗人，盈科公与丹徒著名诗人余京（江干）等曾组建诗社，并撰有《竹深吟榭诗钞》。咸丰年间，吉城的伯祖父吉森和祖父吉棣为避太平天国战事，举家自镇江丹徒迁徙苏北，寓居东台县城。为谋生计，吉城的祖辈和父辈均在东台经营商号“吉泰和”，销售南北货。

晚清之时，像吉氏一样从外地迁居东台的家族很多，这些家族大多是官商人家，因避战乱而从苏南、皖南、浙北等地迁徙苏北。那时江南战火如荼，可地处黄海之滨一隅的东台恰似世外桃源，商贸繁荣，文化发达，本地和外地人士都能在这里读书学习、安居乐业。斯时，很多寄寓东台的镇江籍、徽州籍、杭州籍官商子弟很快就与东台本地学人融合到一块了，他们从小就在一起投师受业，读书赶考；吟诗作对，舞文弄墨；以文会友，集会研学，形成了一个跨越籍贯的“东台文人学者集群”。据不完全统计，自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九年的36年间，“东台文人学者集群”里经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而考中进士者就有陈宝（东台籍）、丁立瀛（镇江丹徒籍）、丁立钧（镇江丹徒籍）、夏寅官（东台籍）、刘嘉斌（镇江丹徒籍）、卢元璋（镇江丹徒籍）、周应昌（东台籍）、徐谦（徽州歙县籍）、武曾任（杭州钱塘籍）等人（其中陈宝、丁立瀛、丁立钧、夏寅官、徐谦五人还被钦点为翰林），平均每科都能出一名进士，至于考中举人、贡生、生员者则为数更多、比比皆是。

就在上述家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吉城于清同治六年八月二十日（1867年9月17日）出生于江苏东台城。

吉城幼时，祖父吉棣即与父亲吉煌、伯父吉焕商定：将来“吉泰和”商号经营不需所有孙辈都参与，为崇尚儒学，继承曾祖盈科公的学问，可以商养学，各自挑选一子，培养其“学而优则仕”。于是，吉城（吉煌次子）和他的堂兄吉墉（吉焕次子）自小即被祖父及父辈指定为读书举业之人，从而走上了一条“从学、考学、教学、治学”的为学之路。吉城幼时，祖父吉棣就开始教他吟咏陆游等人的诗句了。

同治十一年（1872），吉城6岁（虚岁，下同），师从丹徒侨居东台的宿儒孙大生与丁绍篯，受“四书五经”。光绪二年（1876），吉城10岁，始读“春秋三传”。光绪六年（1880），吉城14岁，经丹阳县试、镇江府试后，又应庚辰科童生院试而受知于江苏学政黄体芳宗师，一举进生员并拨为镇江府学。光绪八年（1882），吉城16岁，首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取。光绪九年（1883），吉城17岁，经岁考由附学生员递补为增广生员。光绪十一年（1885），吉城19岁，第二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取。光绪十二年（1886），吉城20岁，在岁考中受知于江苏学政王先谦宗师，并与兴化籍生员李详一起成为王先谦门下入室弟子。

光绪十三年（1887），吉城21岁。自该年起，吉城除继续应生员岁试、科试和江南乡试外，还参加了东台西溪书院、东台三贤书院、上海求志书院、上海格致书院、宁波辨志书院的各种课考，并享受各书院颁发的膏火（津贴）。与此同时，吉城在东台城内开设了一家私塾馆，以课书授徒为生，兼教亲友子弟。除此之外，吉城还自该年起开始撰写日记，并坚持了25年之久。

光绪十四年（1888），吉城22岁，第三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虽未中举，但因岁考成绩优异而补为廪膳生员，享受廪饩（米粟补助）；同年十二月，儿子吉荣泰出生。光绪十七年（1891），吉城25岁，第四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又未能中举。光绪十九年（1893），吉城27岁，第五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恩科），已经录科（学政考试）后，却因突患疟疾而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乡试。光绪二十年（1894），吉城28岁，第六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仍未能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吉城29岁，由廪膳生员选拔为廪贡生，江苏学政龙湛霖于二月初四日给吉城颁发了选拔贡单。光绪二十二年（1896），吉城30岁，七月，授文林郎候选训导；八月，父亲吉煌病逝。

光绪二十三年（1897），吉城31岁，受山东沂州府知府丁立钧之聘，遥领沂州府书院阅卷之任。光绪二十五年（1899），吉城33岁，发起组建了以文会友的集会——青冰文会，很多东台城及周边文人学者相继加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吉城34岁，再次受丁立钧之聘，遥领江阴南菁书院阅卷之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吉城37岁，发起创建了东台第一家公益性图书馆兼文人读书研学会——能群书会，先后加入书会的文人学者有24人。光绪三十年（1904），吉城38岁，与杨世沅、丁立棠等人联手创建了东台城第一所公立学堂——能群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吉城39岁，主持能群学堂教务，废除旧式书院八股式教学，开设国语、国文、经学、史学、修身、算学、美学、音乐、外文等新式教学科目，众多学子踊跃入学；同年十一月，两江学务处特派视学沈兆祎来东台视察能群学堂学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吉城41岁，受淮扬海兵备道加按察使衔蒯光典之聘赴南京，先后担任蒯氏家塾教师和南京上江公学教员，还与蒯光典、缪荃孙等苏皖学者共同组建了国文研究会，并在上海《政艺通报》上发表《国文研究会序》一文。光绪三十四年（1908），吉城42岁，受襄办安徽省学务、咨议局议长李国松之聘赴合肥，担任安徽庐州府中学堂国文和历史科教员，每年脩膳漕银500两，外加川资龙银40元。宣统二年（1910），吉城44岁，因慕亲心切而辞合肥学堂教职返乡，即受东台县知县何元泰之聘，担任东台县中学堂教员，执教经学、文学、修身三科，每学期薪脩龙银180元。宣统三年（1911），吉城45岁，该年四月，孙子吉伊俦出生；同年皖北发洪水遭灾，即举其历年所得束脩，捐龙银1000元助赈。

民国五年（1916），吉城50岁，十二月，母亲吉钱氏病逝。民国六年（1917），吉城51岁，受东台县知事彭世祺之聘，担任东台县修志局名誉协修。民国八年（1919），吉城53岁，安徽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校长戴允孙延聘其主讲该校国文三班，年束脩银元1000块，奈因家事牵绊而未就。民国九年（1920），吉城54岁，七月，唯一的儿子吉荣泰不幸英年早逝；九月，安徽合肥师范学校校长许凤蕉又诚聘其主讲该校国文两班，年束脩银元800块，伙食费校方另备，又因丧子之痛而未就。民国九年以后，吉城讲学于东台城乐学馆，一时间云景风从，熏陶者众。民国十五年（1926），吉城60岁，家族经营的“吉泰和”商号倒闭，自家生活陷入困境。民国十七年四月一日（1928年5月19日），吉城病逝于东台县城吴家巷寓所，享年62岁，葬于东台城郊东舍茔地。

吉城病逝时，因其孙吉伊俦尚未行冠礼，便由其同学至友陈祺寿代撰了《告哀书》。治丧期间，陈祺寿、李详、蔡庆昌、戈铭猷、刘启琳、周应昌、夏寅官、陈培寿、丁传靖、鲍焘、李国松、李国筠、张寿仁、杨午樵、谭锦章、张梦岩、冯镜波等40多位吉城至友及门生均撰书挽联挽诗以示哀悼；张詧（张謇三兄）、张怡祖（张謇哲嗣）、严均甫（时交通银行天津分行总理）、严渥甫、乔德林（原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卫队长）、田良骥（时东台县县长）、戈绍甲（时东台县教育局长）、任厚琨（时东台县商会会长）、戈公振（时上海《申报》设计部主任）、范景成（原北京政府大总统曹锟部下总务官）、徐润周（围棋史学家、《辞海》编辑）等800多位东台及合肥、天津、上海、杭州、汉口、南京、徐州、镇江、扬州、泰州、姜堰、兴化、江都、高邮、南通、海安、盐城等地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前来吊唁或函电致哀，可谓备极哀荣。

纵观吉城一生，其读书举业与教学治学生涯中有两大转折点：

其一，吉城于光绪十二年岁考时，成为江苏学政王先谦宗师门下入室弟子。此后学业愈精，境界愈高，宏通博雅，思精识锐。为了科举应试，他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骨架，广览博撰时文（八股文），打下了深入钻研四书五经的基本功。为了研究学问，他将研经与读史结合起来，重点研究“齐鲁学”（对齐学和鲁学均有研究，却独钟鲁学，抑《公羊》、张《穀梁》）、“班马书”（《史记》与《汉书》），且以考据为主，经史互参互证，张古义，多发前人所未发。

其二，吉城自光绪二十年参加江南乡试后，就不再迷恋科举，而以读书撰文和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将毕生精力都用于交贤育才、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上来。他从塾馆授徒、书院阅卷转而致力于新式教育，在南京、合肥、东台等地中学堂执教修身与文史，培桃育李而硕果累累。他对经学的研究跳出了八股文圈子，转为系统性的文字训诂考据与经典章句注疏，并侧重于阐述《鲁诗》《鲁论语》《春秋穀梁传》等鲁学典籍之义理；他对史学（含舆地学）的研究则从中国扩大到世界各国；他对子学（含算学）研究的重点是《荀子》《墨子》和初等数学；他对集学研究的重点是《楚辞》和《亭林诗集》；他还将治学领域拓展至语言学、辞赋学、金石学、谱牒学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吉城在弃科举后即视时文（八股文）为“尤无益者”，而将其束之高阁，并将其中“庸劣者”付之一炬，从而走向创新通变的为学之路与治学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吉城还积多年来的社会经验和研学体会，提出了“孟荀为体，管商为用”的治国与治学理念，他还进一步指出：“儒、墨两家虽有别，其救世之心一也，故孔墨相为用，孔必用墨，墨必用孔。”“言道极于孟荀，言器极于墨氏，而皆造端讽籀，覃虑形声，此我中国三千年黄帝之灵所照烛左右，不容泯没者也！”吉城当初提出的“弘扬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理念，亦当可以借鉴。

吉城在其50多年的读书举业与教学治学生涯中，体现的是淡泊明志，践行的是诗文会友，虽未能入仕途，但终以学术成就名世，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鲁学大家，从而自立于扬州（高邮）学派之门墙。

吉城生前交游甚广，所交之友多系文人学者和社会贤达，其中既有满腹经纶的耆宿，也有才华横溢的晚学；既有入朝为官的政要，也有不履仕途的文彦，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为交流学术、相互促进，吉城与夏寅官、丁立瀛、丁立淦、丁立钧、丁立棠、陈祺寿、陈培寿、陈汝玉、陈康、陈臧、蔡庆昌、蔡庆生、蔡子贞、戈铭猷、杨葆寅、杨世沅、周应芹、周应昌、李步青、汪济、鲍振玉、鲍赓培、鲍焘、徐齐仲、徐谦、宣霖、袁承业、程畹、吉墉、吴春棪、毕彦林、刘嘉斌、卢元璋、卢榕、吕德忱、潘树华、武曾任、王会图、王稷堂、王济、王荣官、翟登云、杨冰、范昌士等东台籍及外地寓居东台的知名学者结为学友，他们经常集会研学，诗文唱和，极大地活跃了地方文化氛围。

为研究国文、弘扬国学，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吉城在游学南京期间与蒯光典、缪荃孙、朱孔彰、陈汝玉、张锡恭、李详、吴涑、梁公约、陈祺寿、程先甲、殷晋龄等学者一起组建了“国文研究会”。斯时，南京“国文研究会”和邓实等在上海组建的“国学保存会”宗旨一致，在宣传国学、提倡国粹、反对全盘西化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为诗文会友、提倡学问，吉城还与张謇、张敬文、张文运、吴昌硕、邓实、刘启琳、刘泽源、刘师培、刘慎诒、马其昶、马甲东、傅春官、陈独秀、陈宜甫、陈庆年、柳诒徵、易顺鼎、项承明、沈曾植、沈兆祎、崔朝庆、桂埴、李国松、李国筠、李国英、李绪昌、李寅恭、姚慎思、姚永概、徐天玉、徐绍桢、徐嘉、丁立中、丁立鋆、丁林森、丁传靖、况周颐、茅北叟、程铭善、史简南、蔡楚材、盛于斯、黄勋伯、贺善余、汪有泰、延清、郑孝胥、王韧阶、赵光荣、许溎祥、曾熙、支恒荣、沙元炳、邱炜萲等各地著名学者交友研学，他们互通诗文书信，交流治学心得，广结翰墨缘。

吉城一生在东台、南京、合肥等地从事教学工作40余年，揽俊撷英，培才育贤，可谓是“春华秋实，桃李芬芳”。

吉城在东台塾馆所课弟子、在各地学堂所教学生以及平时授业的门生大多学业有成，才华出众，佼佼者不少，其中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民国初出任沪宁、沪杭铁路总理的蒯孝先；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北京《民苏报》主笔、重庆复旦大学教授汪同尘；清末京师大学堂毕业、东台景范学堂校长汪家干；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会长戈公振；民国时与胡适齐名的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鲁邦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厅主任万庆镛；交通银行天津分行总理严均甫；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严渥甫；上海《时报》主编张翔鸾；民国时与吴昌硕齐名的篆刻家杨祚职；东台文武将军黄逸峰的授业师蔡召猷；著名考古学家、天津文史馆副馆长陈邦怀；著名秦汉史学家、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直，等等。

吉城一生博览群书，辛勤笔耕，著书立说，著作等身，其作品有国学论著31种、历年日记26集、各类诗词500多首，至于其所撰之经典短文则不计其数。

按写作时间之先后，吉城所撰的31种国学论著为：《鲁论语大义述》（原名《荀子鲁论义》，系为证荀子传《鲁论》而作）1卷；《檀弓壹学》（原名《檀弓补注》，系为证檀弓即子游而作）2卷；《夏小正约义》1卷；《嘉祥西汉石壁画记疏证》（原名《武梁祠堂画象记》）2卷；《庄子间诂》（系针对王闿运《庄子注》之不足而作）2卷；《墨子经说句指》1卷；《论语弟子名字古义述》（系补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之阙而作）1卷；《易象礼征》1卷；《尚书微子注》1卷；《孙卿赋章句》（又名《荀卿赋注》）2卷；《穀梁范注家法考》1卷；《左氏诗学》（原名《左氏引诗考》）1卷；《左传兵事用旗考》1卷；《左传旗考》（原名《左传人名取旗考》1卷；《亭林诗补注》（又名《顾诗补注》）2卷；《吉氏谱系考》1卷；《左氏郑义述》1卷、《论语王充义》1卷、《左传小识》1卷、《左氏许义》1卷、《论语问答》1卷；《论语齐鲁学长篇》1卷；《读经积微》1卷；《读史积微》1卷；《读碑积微》1卷；《石鼓文考证》1卷；《鲁学斋金石跋》2卷；《太玄经释文校语》1卷；《鲁学斋文钞》4卷；《鲁学斋诗钞》4卷；《楚辞甄微》4卷。

由于吉城晚年子亡孙幼，家道中落，上述论著中除《左传旗考》有油印本外，其余均未能在其生前刊刻成书。直到1980年后，方由其孙吉伊俦整理出《嘉祥西汉石壁画记疏证》和《楚辞甄微》两种，其中《楚辞甄微》之“《天问》十五则”编入1982年中华书局《文史》第13辑；另由其曾孙吉家林等整理、陈壁生教授审订的《易象礼征》和《左氏郑义述》两种，也已编入《经学研究》第四期（2018年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1994年出版的《江苏艺文志·镇江卷》，在“吉城”条目里也列入了上述论著中的16种。

从清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吉城历年来所撰的日记（含诗文）有：《将就斋日记》5集、《台笠人家日记》1集、《如不及斋日记》1集、《式古训斋日记》3集、《素韽日记》3集、《鲁学居日记》3集、《壬寅日记》1集、《遐年簃日记》2集、《遐年砚簃日记》2集、《鲁学斋日记》5集。2009年，吉城的曾孙吉家林开始整理汇编全部《吉城日记》手稿。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吉城和吉均（吉城胞兄）、吉荣泰（吉城之子）手写的《鲁学斋日记（外二种）》影印本。

吉城上述作品之手稿现均作为珍稀文献入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对于吉城的品行、才学和他的各类作品，在其生前身后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好评与点赞。现简介如下：

其一是在吉城生前（光绪、宣统年间）。晚清状元张謇非常喜爱吉城的诗文并与之结下翰墨缘。南菁书院山长丁立钧高度重视吉城的才学，称其为“今之学者、史席”，并一再诚聘其遥领书院阅卷。一代鸿儒缪荃孙曾以“真读书人”赞许吉城，并贻书札评价吉城之论著云“奉读大著，语语精清，高邮学派自有真传，钦佩奚似”。著名学者马其昶、李详均为吉城的《孙卿赋章句》作序题跋。马其昶作《序》曰：“戊申（光绪三十四年）秋八月读一过，叹其用功深而所得多，于荀学可谓贯通矣。”李详题《跋》曰：“吾友吉君曾甫，专意荀学，揭焉有得。昔东原（戴震）之治《楚辞》，稽以《汉志》，名从主人，今君放之，具可缮写，窃愿公诸海内。庶几大儒之赋与屈子并峙，则君之功不后王叔师（王逸）矣。”扬州学派经学大家刘师培亦赞吉城之诗作云：“精炼处似义山（李商隐），松脱处似放翁（陆游）。”

其二是在吉城丧礼期间（民国十七年），他的至友、门生撰书挽联、挽诗来悼念和评价其一生。诸如：“通鲁学兼通齐学，乡贤似胜段金沙（段玉裁）”（翰林夏寅官所送挽联句）、“是山东经学大师，群仰郑（郑玄）门通德”（举人张景观所送挽联句）、“穀梁传、屈子辞，撰注媺爬疏”（举人陈培寿所送挽联句）、“学宗许郑（许慎、郑玄），才俪温邢（温子升、邢邵）”（学友蔡庆昌所送挽联句）、“三十年经师人师，滨海共推汪容甫（汪中）；一腔血忧时忧世，长城顿失顾亭林（顾炎武）”（学友罗运际、丁凤翔所送挽联句）、“是汪容甫、洪北江（洪亮吉）一流”（学生张寿仁、杨午樵、谭锦章所送挽联句）、“文藻荀卿（荀子）同寿世，词铭邹衍（邹子）善谈天。”（弟子张梦岩所送挽诗句）

其三是在吉城身后（民国十七年以后）。陈直（吉城门生、西北大学教授）撰写了《记丹阳吉曾甫先生之博学》一文（收入张伯驹汇集的《春游社琐谈》一书），后又为吉城遗著《楚辞甄微》撰写了引言（发表于1982年中华书局《文史》第13辑）。陈邦怀（吉城门生、天津文史馆副馆长）在1980年撰写了《丹阳吉城先生小传》（发表于1999年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第244期），后又于1981年撰写了《鲁学斋遗著目录后序》（收入其专著《一得集》）。鲁邦瞻（吉城学生、北京大学教授）在其百岁时（1992年）还口授了《怀念吉风池老师》的回忆文章（收入合肥一中《难忘的记忆》一书）。冯克为、杜金鸿（吉城曾经执教的东台中学历史语文教研组组长）撰写了《园丁吉城见证东台中学百年》（载于2004年12月31日《东台日报》）。吉家林（吉城曾孙及其家学传人）撰写了《吉城日记——清末东台社会人文的实录》（载于2005年12月16日《东台日报》）。汪国璠（吉城学友汪济传人、东台市政协文史委委员）撰写了《吉城日记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载于2010年12月28日《东台日报》）。陈栋（吉城曾经执教的合肥第一中学校长）于2014年为吉城的《鲁学斋日记》撰写了序言。柳书诚（吉城学友柳宝善传人、东台市政协文史委委员）撰写了《穿越世纪风云的人杰之光——读吉城日记有感》（载于2014年12月4日《东台日报》）。蒯文峥（吉城授业弟子蒯孝先之孙、安徽巢湖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于2017年为《吉城日记》作了细致校对，纠正了日记整理过程中出现的若干差错。

吉城是清末民初江苏东台著名经史学家、教育家、诗人、书法家、文博收藏家，在《江苏艺文志·镇江卷》和《盐城历史名人》等文献中均详列其名其著。吉城崇尚国学，思想维新，博览群书，著作等身，为治学大家。他勤奋劬学，讲学苏皖，传道授业，教学相长，培育了东台、南京、合肥等地一大批学子。他集会研学，游学交友，诗文唱和，翰墨结缘，结识了东台以及全国各地一大批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

吉城从21岁开始撰写日记，自光绪十三年（丁亥）六月起至宣统三年（辛亥）七月止，历时25年。吉城在日记中除了记述个人日常活动与生活琐事外，还记述了各地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社会上、家族里的各种趣闻轶事。除此之外，吉城还将自己创作的诗文、读书札记、研学心得、考据见解、章句按语等，全都记录在日记之中。

《吉城日记》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记述了吉城本人的为学生涯，含其在江苏东台、兴化、镇江、南京和安徽合肥等地学习、工作、生活、交往、旅游的经历，以及与一大批著名学者互相交流、砥砺学术的经过，涵盖其读书求学、参加科举、从事教学、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以文会友、居家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自身研读的各种书籍，历次科举考试的题目，从学及阅卷的书院，执教的塾馆与学堂，教学的科目与课程，结交的文人学者，游览的名胜古迹，知悉的奇闻轶事等，吉城在其日记中均记载得十分详细而清晰，生动而有趣。

二是记述了东台、兴化、镇江、南京、合肥等地的政治动态、经济行情、文化氛围、历史掌故、城镇风貌、乡土风情、名人轶事、名流行踪、环境变迁、物候变化、天灾人祸等方面的实况。对于彼时学子苦读求学，学生科举应试，学者集会研学，学堂开课教学的各种详情与细节，吉城在其日记中均记载得非常具体而透彻，真实而可靠。

三是记录了吉城本人撰作的诗词与楹联。诗词大多系与亲朋好友的唱和与酬应之作，主要有抒怀言志、咏物纪事、书画题识、游览寄兴、感叹时局、缅挽故友、赞颂先贤、奖掖后生等方面，这些诗作均格律严谨、用典精辟、意境深远、韵味浓厚、赋比兴俱佳。楹联中既有门联、堂联、景物联，也有寿联、喜联、哀挽联等，由于吉城的骈文与律诗功底深厚，他所作的联语皆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言简意赅、赏心悦目。

四是记录了吉城本人所撰写的论著名称，读书的札记，评论的按语，创作的艺文，辨识的金石、书画、器物等。对于国学典籍的各种注疏，特别是“齐鲁学”与“班马书”的章句，吉城均注重义理与考据，阐明自己的见解，多发前人所未发。吉城对国学典籍的训诂与甄微，自有其独到之处，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发人深省。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吉城日记》既有较多的史料价值，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些内容可与通行文献相互印证，有些可订正通行文献中的讹误，有些可补东台、兴化、镇江、南京、合肥等地方志、档案之遗缺，有些可供研究国学的专家学者作参考资料。

《吉城日记》是我曾祖在清光绪和宣统年间撰写的，原稿为文言文，且多引经据典，识文比较困难；原稿中无标点，断句颇为不易；原稿中的文字都是手写繁体小字，且字体多为行草，辨认难度较大。为便于今人阅读，我对《吉城日记》进行了系统性整理。现将整理体例简介如下：

一是按年进行分集。全部《吉城日记》手稿原先已装订成23分册（每册封面上均有题签），但其中有些分册是跨年度、跨月度装订成册的。这次整理时打破了原先23分册的界限，而按其写作年份（农历）将全部日记重新划分为26集，除第11集《素韽日记》例外，其余25集都是每个年度一集（各集之名仍按原册之题签）。

二是转换与替代。为便于今人阅读，将原先的直行文字转为横行文字，繁体字转为简体字，异体字（以1989年版《辞海》界定）转为通用规范字。日记原稿照录，夹注以小字排。对于日记原稿中因漫漶而难以辨认、因涂改而无法辨认的字，则以“□”替代。

三是断句和标点。按现代汉语加标点符号的方法与要求，对全部日记正文进行了断句和标点。

四是增补页下注。对于日记原稿中有些作简称或某种特称而不易识别的人名（如“某氏、某公、某君、某家”等），一些作简称而未改全称的图书名，一些作旧称的地名，一些重要而特殊的场所名（含书院、会所等）；对于未纳入《吉城交往人物录》但与吉城关联度高的历史人物（含其未见过面的先祖、先师）；对于日记中所记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吉城所撰的各种国学论著和学术评论、批注；对于日记中某些虽已提及名称而未曾录入具体内容的信缄、诗文等，均增补了页下注。

五是按月进行人物编录。对日记中出现的与吉城有交往的大多数人物编撰了《吉城交往人物录》。所录人物的序号，是按其人在《吉城日记》中首次出现年月的顺序而编排的。

2017年11月，吉家林识于东台亭树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