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7年7月初，孔繁文同志从家乡广东寄来先父关赓麟所著《东游考察学校记》的点校书稿一册，并嘱我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写一篇序。

我的祖籍是广东南海吉利乡（今属佛山市禅城区），可我却是1929年生于北京的，从小到大，说一口纯正的京音而不太识粤语，很自然以北京人自居。由于上学、工作都在北京，不大有机会去广州，偶尔去羊城开会，也是会后即返京，很少停留。有时也有顺路去老家看一看的愿望，但故乡显得太陌生了，既无亲朋，也无旧友，总是有些不知所往的感觉。一次在广州开完会，在粤籍同行何镜堂院士的热心陪同下，我去过一次南海，只是看了一下康有为故居，便匆匆北上了。

几年前，我有机会结识了热心的繁文同志。繁文是南海孔家的后人，秉承先辈热爱乡梓的精神，注意乡邦文献的搜集和南海地方文化的研究。他对我老家和先人都有一定的了解。每到北京，他都来寒舍探访，带给我一些先父的著述、书法作品的复印件，甚至赠我以父亲的手迹原件，对我来说当然弥足珍贵。有时繁文也陪同一些老乡来访，当地的艺术家还赠送过我一些反映乡土特色的作品。多年的交往，使我和繁文同志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交给我的写序任务，虽有困难，我还是答应尽力来写了。

我在家中排行第十，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我出生那年，父亲49岁，正是他仕途、事业的鼎盛时期。

先父关赓麟，字颖人，出生于光绪六年（1880）。在祖父关蔚煌公（光绪二年丙子科举人，官大埔县教谕）的教导下，他成为一个在儒家文化浸染下“德、才、功”各方面均有较高成就的青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东乡试考中第14名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最后一次会试考中二甲第110名进士，授兵部主事。此前，考中举人后便被派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工作，在此次历时半年的考察中，他表现得非常负责、认真，不辞劳苦，并每日将所见、所闻、所思做了认真的记录，有时还穿插了一些有感而发的诗作，这便是繁文整理的这本书的由来。

在这之后三年，父亲又有机会在同乡大臣戴鸿慈的率领下进行了一次长达8个月的环球政治考察，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不少有关欧美各国的社会状况的见识。

从此他仕途颇健，先后在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的铁路界（曾任京汉铁路局长、汉粤川铁路督办等职）、教育界（曾筹办交通大学，后任校长，并创办了私立铁路大学）开展他的事业。1928年，国民党定都南京，父亲遂赴宁任职铁道部参事以及担任中国交通史编纂委员长。他经常在北平和南京之间奔走，与南方的诗人们建立了“咫社”；同时兼顾着北平的铁路大学（后改称“铁路学院”和“铁路专科学校”）及最兴盛时期的“稊园诗社”（父亲因雅好古典诗学，曾邀集同好成立“寒山诗社”，后改名“稊园诗社”）。各项工作和活动，均得以有序开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是父亲和全家生活大转变的开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虽时我的祖母年已八十，为避免日寇的骚扰欺凌，仍决定全家南下。原计划全家先赶赴南京，随国民政府转去西南内地，但在天津暂休数日之时（时在英租界较安全），祖母不适天气暑热而染病，不幸客逝于天津。为了移灵返京以完成与先祖父合葬之礼，经过几个月的操办，南下之路已断绝，全家遂按长幼年龄和情况，分别在天津、北平、上海、重庆等地就读或工作。父亲以不与日寇合作为原则，他在北平原共过事的高官如王揖唐、南京汪伪政府中的陈公博等均多次劝其在南京、北平伪府中挂名任职，均被他严辞拒绝。从此家中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主要靠将原住宅（即“稊园”）分割成小部出租；又订出润格，以为殷富人家作墓志或贺辞，写中堂、对联等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但他的乐观精神和多年的习惯使他仍坚持按期举办“稊园诗社”的诗钟会。虽然来参会者人数已大不如前，但这些古典诗词的爱好者为了在压抑的社会氛围下能获得些许身心的愉悦，均乐于参加。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父亲首先考虑的是全力以赴恢复他长期奋斗所创办的铁路大学，随即邀请了在京的老职工、教师、在社会已有影响的校友们，筹备修理校舍，主办招生考试等具体事宜。他本人则单独前往南京向教育部、铁道部申请复校手续以及必要的经济援助。虽然见到了许多旧同事、老朋友等，但除了表示多年再见的喜悦心情外，很少有单位及个人能给予实质性的帮助。那时他已是65岁的老人，旅途劳乏又无功而返，其失望和忿懑的心境可想而知。

父亲对他的子女，是极为民主和宽容的。对他们的学习平时极少督促，至于入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等，一概不加干涉。对于我的教育，据我的记忆，则连一次严肃的谈话也没有。记得在我年满18岁将去大学离家住校时，由于不能常回家见面，临别时只嘱咐了一句“要养成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我依命记了几个月，感觉不到有何值得记的，便渐渐疏失不记了。但每周末或假日回家探望父亲时，总是见他或手捧线装古书册研读，或执毛笔伏案著文或记日记，且他著文皆以较工整的行书为之，若有不当的字句，也都以同样的笔法改注于旁，决无大笔涂抹之处，可以看出他这时已意识到抗战时以及战后的著述已无精印出版之财力，将来身后或可有付梓刊行之一日。

届至抗战之前，父亲所著诗文著作出版成册的已达十种以上，其中有四种是他和我母亲张夫人合著的。我母亲张祖铭（江苏铜山人，祖父张亮基官至云贵总督）出身书香世家，诗、文、书法均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在四十年的共同生活中，诗文唱和占了很大比重，而子女生活和教育方面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但她在六十岁时不幸因病猝然去世，这是对父亲精神上最后也是最大的打击。在他生活的最后二十多年中，心境状态与其前的三十多年是大相径庭的。

解放以后，父亲的诗友们大多已逐渐年迈，不便行动，唱和聚会机会减少，但仍满怀乐观精神，书信往来，时有诗作。父亲被选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还常有机会与许多老朋友见面，谈文忆旧，聊释孤寂的晚年生活。

我作为最小的儿子，于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留校任教，总想能为父母尽一些微薄的反哺之责。每次回家总习惯翻阅他的日记，可以得知一周来的实事和心情。他仍旧每日在躺椅上看书或伏案疾书，从无间断，直至生命最后的一天。

父亲于1962年3月4日（阴历正月廿八日），不慎在台阶上跌倒，造成颅内出血，于次日离世，结束了严肃、勤奋的一生。原来兴盛亲密的大家庭从此崩解，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没亲见其一生苦心经营、收集的书籍文物和最后二十年自己撰写的书稿、手卷等在文革动乱中全部丧失或付之一炬的残酷事实。无法想象，若他亲身经历，该会多么痛苦。

今天我们看到的《东游考察学校记》，是孔繁文同志花费大力整理完成的，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这是我第一次得知先父浩繁的著作中还有这样一部青年时代的著作。在年仅22岁的青少年时期，在旅途奔波、任务繁忙之余，能挤出时间把它完成，实在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做到的。从那时起约六十年的岁月，他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工作岗位，以及最后极端困难的境况下，始终以负责、乐观的态度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这对我确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相信出版之后也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广大读者。

关肇邺敬识
2017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