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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巽斋。翁心存长子，叔伯中行三，故翁心存呼之作“三儿”，翁同爵、翁同龢称之为“三兄”。
道光九年（1829），翁同书随侍父亲翁心存携眷北上入京。道光十八年（1838），翁心存乞养归里，翁同书亦随侍南下。道光二十年（1840），翁同书入都会试，以殿试二甲十七名中进士。是年五月，勤政殿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八月，授翰林院编修，乞假回籍省亲。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翁同书入都供职。次年秋，翁同书典试广东，充乡试正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翁同书充殿试收掌官，时奉命翰詹官轮对得召见；又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翁同书简任贵州学政，次年奉旨留任。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翁同书学政期满，因病伤寒，交卸后未能及时起程复命。咸丰三年正月，翁同书挈眷由蜀栈北上回京述职，并藉以归省双亲。然事与愿违，途径成都时，却接到驰赴扬州琦善江北大营听候差委的谕旨，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翁同书本是一介书生，“不娴韬略”
，其“生平未尝自诩知兵，又无大臣论荐”
，却以翰林身份听差军中，其父翁心存得知消息，亦“不胜悚惧……深恐弗克胜任，孤负天恩”
。虽然如此，翁同书仍然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办理军中文案，还屡立战功，先后赏戴花翎、赏穿黄马褂。咸丰八年六月，清军在皖北战场节节败退，翁同书临危受命，接任安徽巡抚，督办军务。
同治元年正月底，两江总督曾国藩上疏弹劾翁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迨寿州城陷，奏报情形前后矛盾，命褫职逮问”
，故而翁同书入京后随即入狱。翁心存急火攻心，是年底病卒。同治二年（1863）三月，翁同书减等发配新疆戍边。同治三年五月，都兴阿以翁同书战功卓著、堪为将才，奏请调遣翁同书“留甘肃军营效力”。同治四年，“以击贼功，赏五品顶带”。是年四月，固原匪徒与灵州贼酋勾结，气焰嚣张，翁同书“击之红柳沟，斩伪王孙义保，有旨褒奖，晋四品顶带”。同治四年十月，于花马池公寓病卒，谥“文勤”
。有三子，曾文、曾源、曾桂。
从道光二十二年（1848）底，翁同书拜别双亲入京，至同治元年（1862）初，奉旨返京，父子二人始终远隔千里，一别就是二十馀年，翁心存曾在日记里说“自壬寅冬一别，至今已廿一年”
。翁同书几次想藉入京述职之际，归省父母，然一直未能如愿。直至同治元年被劾回京，才得以与双亲再次相聚。久别重逢，早已物是人非，“相对唯有涕洟”
。
在交通不便、通讯亦不发达的清代，一封家书，是天各一方的亲人最大的期盼，承载着游子背井离乡的望云之情，寄托了亲人血脉相连的倚闾之思。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七函二十四册，保存了翁氏兄弟致父母以及兄弟子侄之间的家书，约计六百馀通
。其中的翁同书、翁曾翰等人家书，时间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光绪四年（1878），长达三十多年，涉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其内容不只是父子情深、兄弟情长的记挂，同时也记录了写信人耳闻目睹的一些军国大事。作为第一手资料，家书提供了颇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对研究翁心存父子及其家族政治、社会活动，进而研究晚清政局、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书辑录翁同书、翁曾翰等人家书，予以系年考证，以期方便读者。国家图书馆另藏有翁同书手稿《淮南北军情图说》，内有翁同书手绘淮南北军情图五幅、寿台图三幅，《说地》八纸，并附于此。
常熟翁氏以耕读起家，“耕”以谋生存，“读”以振家声。翁氏家族几经兴衰，更懂得富贵不足保，唯有诗书忠厚方能传之久远。读书是翁氏家族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多读书，才能振兴家族，光耀门楣。翁心存的父亲翁咸封出身贫苦，家境非常窘迫，仍然苦读不辍，乾隆四十八年（1783）考中举人，为家族中兴带来希望。耳濡目染，翁心存从小亦勤学苦读，十三岁时，即遍诵十三经、楚辞、诸子书及唐宋文，并开始学作制义文。翁心存亦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长子翁同书三岁识字，五岁时，即由母亲许夫人教读四子书。翁心存自京师返乡后，又亲自授读翁同书，督课甚严。
道光二十年（1840），翁同书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父亲翁心存得知后，高兴之馀，“勖其立品读书，力图报称”，勉励他不要忘记读书
。翁同书、翁同爵兄弟二人在外为官，在往来信件中翁心存仍然时时提醒他们，要读书报国，强调“吾家子弟只自读书，从不许干预公事”
，并严谕“当读书砥行，严以克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
。翁同书时常在家书中禀告父亲自己公事之馀，没有荒废学业，“看书、肄武，两不相妨”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翁同书致父母家书中说自己“日读诸经及《后汉书》，临写唐碑，以遣永晷而已”
，请父亲放心。
翁同书长年在军营中，能做到“读书、治事，两不相妨”，以期“上报主知，且贻父母”
，着实不易。翁同书读书之时还认真批校，时常“军政之暇，点读一过，并校正其讹字”
。国家图书馆藏有翁同书题跋批校善本七十馀部，书中跋语或题“识于扬州蒋王庙军营”（咸丰七年）、邗上军中（咸丰七年）、江浦军中（咸丰八年），或题“志于皖北定远县军营”（咸丰九年），或“读于寿春军中”（咸丰十年），并钤有“祖庚在军中所读书”白文长方印等印记。
通过读书，出身寒微的常熟翁氏，历经六七代人的努力，从翁心存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常熟地方上有影响、有地位的大家族。注重修身养性，不事奢华，是翁氏家族数百年来传承不衰的重要原因。从翁同书写给父母兄弟的家书中可见，不论官职如何变化，翁氏父子时刻谨记祖上“贞洁孝友传承之德”，饮食日用，克勤克俭。
翁心存考中进士后，改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又授翰林院编修、武英殿总纂官。道光五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继而简任广东学政。道光九年六月奉旨入值上书房。道光十八年乞养回籍，奉母家居。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奉旨返京，再次入值上书房。
如果说，翁心存乞养回籍之前，时值壮年，可以清廉自苦；而翁心存再次入京，已近花甲，本该颐养天年。恰是此时，翁同书已在贵州学政任上，不能陪伴父母身边。虽然有翁同龢侍奉双亲左右，作为长子的翁同书依然放心不下二老。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数次恳请父母亲要着意保养身体，不要太过节俭。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翁同书家信云：
数月来，父亲代直之日甚多，冬间早起甚寒，衣裘炉火宜备，饮食亦宜调养，勿太俭约为要。
大概是父亲翁心存并没有接受翁同书的建议，翁同书又写信告诉父亲，其实怡情顺性只需稍多一点，并不用花费很多。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家书云：
宅内日用饮食太觉清苦，每日多用二三百文，便可资顺养，上房院内必须搭凉棚。千万，千万！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翁心存虽已年过半百，位极人臣，却仍然是粗茶淡饭，没有丝毫奢靡。言传身教，翁同书亦崇尚俭朴。为节省银两，翁同书在简任贵州学政时，写信请父母从家中寄来生活日用品。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翁同书致父母家书云：
此间用物甚少，乞寄磁器两桌。（一备奁具，一可日用。）另家用磁器一桶，锡器亦须酌寄。（奁具内香案可以略小，馀锡器不妨稍轻而小，总比此地便宜。此间须大钱四百文一斤也，其馀如家用烛台、茶船、油盏等物，此处甚少，缘几次出京，大半拖散故耳。）
日常生活中，翁同书亦十分节俭，“短褐数补缀而服之，履踵决已久，始易新者”
，时刻谨记父母的教诲，“养生寡欲，勤于职业”
。通常清官多刻，然过于苛刻，则令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翁同书很明白这个道理，“总期清而不刻，俭以养廉，以慰两大人远念”
，时刻谨记清白传家的祖训，“谨慎持躬，宽和待下，恪遵训迪，弗敢稍逾”
，不敢让父母操心，经常在家书中告诉父亲，自己谨言慎行、廉洁自持。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翁同书致父母的信中说：
男循分供职，并无荣利之念。……男每静坐驰思，殊觉远离之日已久也。至于矜惜名节，慎重言动，断不敢贻堂上之虑，此则可以自慰而自信者耳。
他知道父母对他寄予厚望，“惟以循分供职，思贻令名，仰报万一”。道光二十八年七月，翁同书简放贵州学政，他在写给弟弟翁同爵的书信中说表明心迹，“兄此去，必为廉明之学政，亦不敢失之过宽过严”
。为避免侵冒捐款嫌疑，翁同书“于捐务毫不沾手，以杜后患。盐粮外一介不取，亦已足用”
。
翁心存、翁同书父子注重“养生寡欲，勤于职业”
，身教重于言传，翁氏子侄辈亦时时铭记敦品力学，不坠清白家声。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翁曾翰致儿子翁安孙、德孙家书云：
吾中年矣，极望汝等敦品力学，毋坠先人清白家声。若能居心厚重，奋志科名，汝等之能事，即吾之福。若一味游惰，沾染恶习，甘为卑下，汝等之不孝，亦吾之孽也。终身享荫下之福者，能有几人？如自以为世家子弟，不务学业，徒事浮靡，则今日温饱无虞之人，即他日困顿无聊之辈；今日服饰之用，皆他日当卖之资，除却读书，无一足恃。汝等急须猛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勿谓三千里外，吾一无闻见也。二十许人，何待父师督责？”
耕读之家出身的翁同书，进士及第后，进入翰林院，却在贵州学政任满回京的路上，接到驰赴军营之命，前往扬州帮办军务。咸丰八年六月，翁同书拜安徽巡抚之命。一种观点认为，翁同书接任安徽巡抚之后，对本省许多军政活动大多自作主张，不容他人置喙，得罪了许多邻省官吏，从而招致曾国藩等人不满
。其根据是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胡林翼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
翁中丞读书仁厚，性柔少断，州县之事，皖中不欲假人，盖欲利此也。论军旅，则皖中无一矢之遗；论地方，则引案例成法以相争，欲藉皖之地利以养兵，则嗔怒阻挠，愤厉万状。仆且笑之，亦怜之。……
作为湘军的重要将领，胡林翼既然与曾国藩关系密切，其评说政敌言论的可信度是需要推敲的。翁同书在写给父亲翁心存、兄弟翁同爵、翁同龢等人的家书中时常述及军中战事、军营实况、人际关系等。从这部分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是翁同书的争权夺利导致曾国藩等人的忌恨，倒不如说是翁同书的刚正不阿、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胡林翼奉旨分发贵州，以知府用；二十八年八月，署镇远知府；咸丰元年正月，补黎平府知府。而从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二年，翁同书正在贵州学政任上。这段时间中，同处一省共事的翁胡二人，应该是有交集的。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翁同书致翁心存信中说：
胡咏芝林翼，今之赵广汉也，署镇远半年，奸宄屏迹。中丞以其专杀虑生事，遽以朱甲三逢莘代之。（教习年伯。）大案数出，去腊劫公车八人，中丞遂于十二月杪派胡咏芝往剿，兵勇几二万。正月十二日破革夷寨、沙邦寨，（皆黄平州地。）盗首保禾逸去而羁其母妻弟妹。今进攻山丙寨，尚未攻破，行旅从此无戒心矣。
道光三十年三月二日翁同书致其弟翁同龢信中亦云：
本省之黄平州南北孔道，近多御人于途者。近已为胡咏芝太守林翼剿捕殆尽。太守，今之赵广汉也，现亦赴黎平矣。
赵广汉，西汉名臣，“为人强力……威制豪强”
，由此可见胡林翼治理地方的铁腕手段，正是有胡林翼的雷厉风行，使得“由京入滇之大道，安如衽席矣”
，一方百姓可以高枕无忧
。翁同书把胡林翼比作“今之赵广汉”，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然胡林翼以个人喜好臧否官员，尤其是“官声素好”的官员，对此，翁同书略有微词。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五日翁同书致翁心存家书云：
黎郡封事指陈太切，强怒于言，弱怒于色。近日中丞以讳盗劾开泰令陶履诚，乃苏人也，官声素好，胡咏芝极不喜之，到任即言其短，故有是事。
咸丰元年正月，胡林翼补黎平府知府
。翁同书手札中“黎郡”即胡林翼。以翁同书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自会仗义执言，难免得罪一些人，以至于“沽怨甚深”
，招来别人的忌恨
。从翁同书与其顶头上司钦差大臣德兴阿由昆弟之交发展到“几至绝交”的过程中，亦可见一斑。
翁氏家族以清白传家，潜移默化，翁同书时时谨记，持身守正，以安分立身自勖
，把廉洁正直作为毕生之志
，“总期不负圣主，不玷家声”
。对于军营、官场中一些不良现象，常常挺身而出。咸丰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翁同书致翁心存信中云：
男自来邗上，力矢忠忱。苟利害所在，无不力争，有介胄不可犯之色。曩有桥梓在军者，每建议矫诬，辄折五鹿之角。其太荒唐者，怵于男言，往往不敢施行。其匡救有效者，不知若干事，倘非男能持正，早见其决裂矣。今之在军者，仍惮男也。
咸丰六年三月，正白旗副都统德兴阿（滋园）因军功素著，为江北诸军冠，授钦差大臣，加都统衔。但德兴阿不晓汉文，朝廷遂命翁同书帮办军务
。起初，翁同书与德兴阿相处甚好，“与为昆弟交”
，翁同书视之为金兰之友：
德帅善驭诸将，能得士心，而与男莫逆，真金兰之友也，即其与严亲书，必嘱书记曰“须恭敬毋忽”，可以知其心矣。
德兴阿“直谅沉勇而亦宽和”，与翁同书相处甚好，情同手足；所以，翁同书认为自己必须以诚相待。这并不是说，翁同书惟德帅之命是从，盲目服从。他认为，“不可言不和矣，惟是和可也，同不可也”，即和而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德兴阿时有“尚气任术之处”，翁同书待之以不亢不卑，也因此与德兴阿“小有违言”
；对于德兴阿奏报中多有粉饰，翁同书“力持之”，不失风骨。然而，德兴阿“病在骄盈疑忌，而近操切，喜听小人之言”
，正是因为这种“癖好”，加上身边居心叵测之人的谗言，最终葬送了二人的金兰之交。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致翁心存家书云：
滋帅□而且仁，其待男直同骨肉，惟疑忌亦时不免，而幕中人又教以溪刻诈谖，以是不逞之徒造作蜚语。……前此非男之默默也，稍稍开口，立见不和，欲和则不得不默。……大帅营事繁地要，无如同室操戈，彼此直同水火。男惟有诸事推让，以省闲气，幸东营委员无多，似尚辑睦，不至效尤耳。
为了将帅之间的和睦，翁同书只有三缄其口，不激不随：
邗上戎事皆德帅主之，男备员而已，并无向者翼长之权。若强与其事，必致不和，故议攻议守不必为男言之也。然外面甚亲热，苟出队则男亦必从，彼此和好，并无违言，惟前劾温道，小有龃龉。……（不激不随，亦只做到如此。若再相劝，则旁人必有怂恿，以并劾者。）
翁同书接任安徽巡抚之后，意气风发，很想极力整顿一下地方军务，“皖虽疲敝，然尚有兵有饷。男极力振作，必可冀其改观，幸勿垂虑。男虽须发已白，而心力尚强……”
。然而不久，翁同书深味“自立”与“和衷”做到一处的矛盾，他向父亲翁心存感慨说：
男为皖抚，不胜盘错。回思在都、在黔、在扬均胜于此，此人所不信也。来谕每勖以自立，又勖以和衷，此四字万不能做到一处。即如滋、克二帅之忌刻，欲别开生面、稍露芒角，得乎？欲据实上陈，得乎？竭力张罗，只做到和光同尘，地位不过，不失身分，不至如崇雨林辈而已。地方事事掣肘，盖凡驻军之地，十羊九牧，一国三公，举劾黜陟，概不由已。是非臧否，并无定说，即都中所闻，亦多偏私不足据也。
从这通家书可看出，翁同书很想为国家、为百姓做点事情，然却处处遭到掣肘；即便是他费尽心力，也“只做到和光同尘，地位不过，不失身分”。如此，胡林翼所言“翁中丞读书仁厚，性柔少断，州县之事，皖中不欲假人，盖欲利此也”，其言外之意，可想而知。
德兴阿与胜保关系不谐，也影响了与翁同书关系，以至于连同僚之间转交书信这样的事情都不能：
胜帅虽骄蹇，不敢施之于男，称谓尚循同馆仪，来往亦用宾主常礼。男尝诒书箴其短，彼乃大折服，盖尚是阳分人也。独其与德帅大不相能，形之章疏，德帅谓男借刀杀人，可谓奇极，德几绝交矣，故有家书断不可寄德处也。
后又因胜保奏疏，迁怒翁同书，而致使翁德二人关系进一步恶化：
……德滋园操守颇好，其布置亦□，只是性骄□□，疑以胜帅疏中有全军俱淡语，迁怒于男，几至绝交，所不解也。
翁同书在军中的种种处境，翁心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亦在信中告诉他一些行事处世的方法，然而却不能彻底解决人与人之间无芥蒂的相处：
前奉手谕，勖以整军、经武之方，惟有书绅自儆，但处同僚最难。和则不介，介则不和。凡双衔奏事，但画诺而已；若单衔之件，小有参差，即不平矣。
与德兴阿的相处结果如此，其他人便可想见。直言沽怨，积怨成魔，可以说是导致翁同书被弹劾的重要原因。同治元年，曾国藩以寿州绅练仇杀事件为借口
，上奏参劾翁同书，使他身陷囹圄，“以失守罪抵死系狱”
[1]
。
关于常熟翁氏与湘乡曾氏之间恩怨，通常认为曾国藩在世时“似有修好之意”
，其实，曾国藩生前已有悔言。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69—3—4）翁曾翰致翁同爵家书：
曾中堂来京旬月，昨已赴任出都，叔父曾两次晤及。伊言次极为器重，且伊于文勤公前事颇为周旋，每与人言，辄有追悔也。
然斯人已逝，悔之晚矣。
这部分书札主要集中在道光二十四年、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元年、咸丰六年至咸丰十年，以及同治五年至十年、光绪元年至四年。据《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翁氏父子、兄弟之间往来书信频繁，其中有直接的嘘寒问暖，亦有间接的亲情关怀，这便是在书信中向家人叙述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言语之间，详细记录了写信人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还有耳闻目睹的地方军政、官场百态。
咸丰三年五月，翁同书抵达扬州保山军营
，这正是清政府为夹击太平军而建立起来的江北大营。是年初，为了对付太平军，清政府已经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政府
。翁同书初到军中，踌躇满志，“自佐戎旃，精神百倍，居然掌兵权，亦自是乐事，征兵调饷亦自井井”
，与德兴阿和衷共济，极力整顿军队，渐有起色。然而，时日稍长，翁同书发现“通天下用兵处所皆无纪律”
，“书生喜纸上谈，诸将以舌击贼，而都下议论亦如揣骨听声”
，是为军中大病。翁同书身处其中，对于当时清军江南、江北两处军营的巧言虚饰情况，甚为忧虑。他在家书中常向父亲述说：
男自至军中，方知记载非必实事，古法未合今时，世间几无真是非，纸上都成空议论，即如石逆分股后忧方大，而当事□欣然，以为两贼内讧，石且投诚，洪且遁走……上年江北溃则谓无清江矣；江南溃则谓无吴郡矣，恇怯过甚也。逮贼稍退则谓瓜镇可复、金陵可图矣，虚骄亦过甚也。
眼见军中盛行诡冒倾轧、粉饰奏报之风，翁同书因无计可施而忧心忡忡：
自军兴以来，各处奏报多非事实。有时恐猲云，贼至数万；有时铺张云，俘斩数千。凡克复之城，皆遁走也。顷见南军报捷云，伏地投诚者若干，可发一笑。……远方人揣骨听声，宜乎？不辨黑白矣。仅一琦故帅不妄奏，而贤人君子群指詈之千古，真是非何从论乎？……丰干饶舌亦太不情。文星翁为众兵所切齿，若非吾辈镇压，殆不知税驾之所，而商贤以下，皆与结交，故无言其短者。长袖善舞，执使之然。彼动言撙节，若如南军，（南军支应皆不按则例。）动辄增兵募勇，何从节乎？江北之紧要，不逊江南也。兵止及其三分之一，饷止及其五分之一，月月拖欠，欲以制胜难矣。……大抵大言而任气质者，必无实效，眼中所见号为贤能者，皆此辈耳。
琦帅，即琦善，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而军营内外之人眼中的琦善更是不尽相同。咸丰六年八月初三日翁同书致翁同龢家书云：
此间营垒整肃，刀斗森严，皆琦节相旧规。曾有王部郎者，自向军来视琦相，周视营垒，叹曰：“吾未之见也。”入见所居戎幄，又曰：“清苦若是乎？”又有吴人马远林钊自吉中丞军来，谓予曰：“江北之军真军营也。若江南直不成军耳。”盖各路募勇众多，最坏营规。……琦相住极小账房，雨淋日炙。都中蜚语，谓居园斋，可谓千古奇冤。慧秋谷住大太平船，（费数千串。）而设翠蓝呢蒙古堡，空帐于岸上，反无议之者。……琦相夏
葛，冬羊裘，或笠而骑，未有一鲜衣，雷、慧皆华服珍裘，无议之者。
翁同书认为“琦帅虽骄矜，然绝不以礼见责人，且刻苦无排场”
，当时军中“清廉公正之帅，只见琦侯一人，世以其骄慢、猜忌、刻核而并掩其长，岂公论哉？”
他感叹“当世无非求名利者，安得有英才？”
而“第一能用兵者”，却被众人百般诋毁：
纸上谈兵都不可用，以今昔不同且兵疲饷绌也。今之良将何在？琦帅第一能用兵者，无如众人百口訾之，故初则竞誉春翁，及春翁慷慨誓师，不吝重赏，期旦夕平贼，而每战辄挫
，饰奏冒功，三军思食其肉。
从中可见，翁同书甚为琦善鸣不平；而对于虚饰奏报、冒功请赏者，则颇为不满。然多言招忌，翁同书唯有自持自守，“爱憎毁誉，是非曲直，几无足凭，只求自立，不求悠悠之口见誉也”
。
家书中，翁同书还随手记录了其他一些人与事，如“亚罗号”事件、天京事变等，其中一些细节，当可与史书记载互证互补，从中亦可见当时人对事件发生的描述与评价，对于清末历史的研究颇具价值。这一重要文献的整理公布，对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1]
《翁同龢年谱·
斋自订年谱》，第169—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