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惟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P3jWDRy877dC6mALkvwO2QTnJKzx0xZCmgFZv8FSIMcYzxlEbvEra+1pXReXFBZ4



前言

本书辑录有清末民初著名文人辜鸿铭(1856—1928)的100通现存信函。辜鸿铭在西方享有“报界最著名的中国撰稿人”的美誉,他是首位独自将《论语》《中庸》《大学》翻译为英文的中国人,其儒家经典译本较之以往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作品有了里程碑式的飞跃。他撰写的《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不但语言精练、表述地道、词意精达,而且在充满思辨的行文中加入大量阐释,其内容旁征博引、纵贯中西,其方法深入浅出、对比古今,其问题意识发人深省。他的引文内容常常来自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他常常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角度对历史事件、文化问题以及儒家经典注解作出创造性阐释,并形成了辜氏独特的文风和译风,这也是其作品被翻译为各国语言、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经久不衰的名著的原因。辜鸿铭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面对翔实可信史料的缺失,对于其生平和思想研究中的种种难题无法有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由于他精熟于多种西方语言,其主要文章和投书大都发表在欧美各国的报刊上,很难系统地搜寻,极易挂一漏万;另一方面,汉语界研究的材料也多困囿于其亲朋好友的回忆录和奇闻佚事等,致使研究结论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矛盾及疑点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结果让还原历史中真实辜鸿铭的工作难上加难。

本书集合了辜鸿铭现存100通信函,绝大部分为英文书写,包括私人信函和在报刊上发表的公共信函,由笔者编译为中文,其中大多为未刊资料,极具史料和文学价值。所集信函起始时段几乎涵盖从辜鸿铭留英回国后至逝世前6年的全过程。按照信函性质,本书可分为“私人信函”和“公共信函”两个部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两批新发现的私人信函。辜鸿铭曾与英租威海卫最高行政长官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通信长达34年之久,至少存有56通信函,原件现藏于英国乔治沃森大学(George Watson's College)和苏格兰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时间跨度从1887年7月15日至1921年12月2日之间,即骆任廷从香港任职到威海卫行政长官退休的全过程。另外,辜鸿铭也曾与德国卓越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交好,有21封信函收藏于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时间跨度为1910年6月10日至1914年7月6日。辜、卫通信期间,身在青岛的卫礼贤作为德国同善会(AEPMV)派往中国的牧师,仍在从基督传教士到享誉世界的汉学家的转型过程中,而作为清政府外务部官员的辜鸿铭也正经历着清朝灭亡后国家命运跌宕起伏、个人生活艰难困苦的阶段。

全书通过第一手资料,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晚清传奇人物的事业、学术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辜鸿铭与张之洞、赵凤昌、盛宣怀、岑春煊、端方、袁世凯、张勋、梁敦彦、汪康年、唐绍仪、严复、孙中山等近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与西方各国汉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文学家和外交家们的互动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所跨年代很长,著作中以政论见长的辜鸿铭,在信中阐发了大量且长篇论及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意见、抑或是参与其间的种种记述,如义和团运动、长江教案、慈禧太后逝世、辛亥革命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新文化运动、“一战”、清室复辟运动等等。对于辜鸿铭本人的研究而言,本书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确凿证据,包括生辰问题,早年留学英伦情况,任职武昌自强学院及南京总督衙门的经历、上海黄浦江浚浦局、南洋公学和北京大学的聘任及教学始末的细节,与各大西文报刊杂志的关系,发表作品年代和内容的厘清与诸多佚作的辑定,翻译和出版事宜,家庭和个人经济状况等等,林林总总,大到为末代皇帝溥仪选择英文教师,小到辜鸿铭为儿子体检费用发愁,借款收据等,不一而足。通过本书可以得见一个历史上真正的辜鸿铭是如何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地傲然立世。

辜鸿铭私人书信是其文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了他对自己著作译作中观点和对历史事件论断的许多重要的解释说明,形成了辜鸿铭文学政论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以动态的形式还原了辜氏“尊王保皇”“抑西扬中”的独特保守思想形成的全过程以及与其他政界学界要人之间的互动。辜氏著作中很多重要的文章原本为演讲稿或信函,这使得这批信件中论政论学的长信显得尤为具有学术价值,仅以1887年致骆任廷的一通长篇累牍的信函为例,其中大量涉及“汉学”研究问题,在信末他甚至列出详细的书单供骆来研习,这为我们研究辜鸿铭早期研习汉学的经历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本书为辜鸿铭现存书信首次在国内发行的中文全本,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和史料信息,为解决辜鸿铭研究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佐证依据和线索,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史料研究而言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黄兴涛先生研究成果为代表,兴起一阵“辜鸿铭”热,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研究群与读者群已经相对稳定和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活在现代的大部分人,与辜鸿铭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的人类似,更多的是以一种猎奇的心态来关注辜鸿铭的“奇闻轶事”,以至于“以讹传讹”,进而产生了海量未经严格考证的资料信息,给严肃的学术研究者带来了诸多麻烦与不便。所幸的是,仍有那么多研究辜鸿铭的优秀学者前辈,如黄兴涛先生、孔庆茂先生、方厚升先生等,以他们的精进努力捍卫着学术研究的标准,诠释着史学考证的典范。在对比这本信函集中相关史料内容以及这批学人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著作后,读者自然会感叹,在当时没有网络和数据库支持、通讯和国际交流也不甚方便的条件下,在收集整理材料和开展学术研究方面,他们是何等的勤奋和严谨!在受益于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笔者也秉承着“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辜鸿铭”这一理念,借这本信函集向这些优秀的前辈学人致敬!

对于这本信函集的出版,笔者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剑先生、南京大学的徐雁平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国忠先生,以及凤凰出版社的樊昕先生,没有各位老师的指导、支持、理解和帮助,这本小书是无法完成的,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还有另外两位对于此书完成至关重要的人要感谢。第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是他真正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教会我读书做人。有关辜鸿铭和卫礼贤的通信资料,最早是由雪涛先生提议并委托笔者进行翻译的,能遇上这样一位业师是我的幸运,对于多年以来先生给予的教诲与提携,在此深表感谢!另一位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谭艳琪(Amy Tam)同学,她无比耐心且细心地帮助我完成了英文书信手稿的辨识和校对工作,她对于辨别文字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感动也值得我学习!若没有艳琪同学的鼎力协助,本书中大量的珍贵书信资料是无法完成中文翻译的。

同时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提供过各种帮助和支持的诸多师友同窗和学术单位:感谢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奚如谷(Stephen H. West)教授多年以来对我的各种教诲、提携、支持和鼓励;感谢西华盛顿大学的斯科特·皮尔斯(Scott Pearce)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教授对我研究的肯定和鼓励;感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田浩(Hoyt Tillman)教授曾经的鞭策;感谢州立大学Hayden图书馆东亚部的刘倩女士帮助购买、借阅相关资料,尤其感谢多年以来“馆际文献互借”部门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他们耐心周到且细致专业的服务让我无比欣慰;感谢同窗温佐廷博士和Sam Billing博士在辨识部分文字上的帮助;感谢我的好友陈长田博士对我研究的鼓励和在资料研究方面给予的帮助,长田兄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在国内购买各种研究资料,和他的每次讨论都获益匪浅;感谢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文昱博士不辞辛劳多次在当地图书馆为我查找资料并拍照存档;感谢我北京的好友叶宇哲先生帮助翻译部分德文资料;感谢俄罗斯托尔斯泰博物馆(State Museum of Leo Tolstoy)手稿部主任Tatyana Georgievna Nikiforova女士帮助我查找资料;感谢亚利桑那大学(UA)的Gulgaky Kalykova女士和北京的陈原林先生帮助翻译俄文资料;感谢我曾经的两位学生,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钟静怡同学曾利用在北京以及美国东部期间不计其烦地帮助我寻找并誊录资料,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研究生伯威(Samuel Bove)同学曾为我校对并翻译了部分德文资料;还要感谢苏格兰国家图书馆、英国乔治沃森大学,以及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ünchen)的工作人员为我寻找影印资料所给予的帮助;感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密歇根大学东亚图书馆、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诸多工作人员在我查找资料时所给予的各种资助和技术支持。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在任何遇到困难并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时候,妻子刘海燕女士总是会最先站出来,她是我的精神支柱。感谢我的父母从我出生以来就给予我无条件的爱和无理由的信任与支持。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岳父刘尽德先生和岳母顾兰云女士,多年以来帮助照看我们的孩子,承担繁重的家务,他们的帮助是无私且无价的。我的两个女儿,吴梓桐和吴青霖,感谢你们在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你们是我存在和努力的全部意义。

就在书信稿件即将完成的时候,我又从别的渠道获得一批珍贵的书信材料,但是因和出版社有约在先,只好按合同时限规定先奉上这本小册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书信集的增订版将会有更多珍贵资料面世。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本人所主持编写的《辜鸿铭先生年谱初编》已经接近尾声,有望近期付梓,此外《辜鸿铭先生作品全集(多语版)》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中收集的资料涵盖了多年来的积累,涉及地区跨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汉语地区包括中国和新加坡等,我期待这两个项目的早日完成,愿自己这微不足道的努力可以让更多的资料有益于学林。

吴思远
2017年5月1日于凤凰城坦佩 P3jWDRy877dC6mALkvwO2QTnJKzx0xZCmgFZv8FSIMcYzxlEbvEra+1pXReXFBZ4



凡例

一、信函按照年代先后和数量多少排序,私人信函在先,在公众媒介发表的公开信函在后。

二、信函中由于大部分为英文原件,因此年月日皆以公元纪年。原稿中自然段落另起行者一概照旧。原稿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点等,一律保留。

三、根据《丛刊》的体例要求,除涉及辨义处和其他特殊情况,所有文字,包括人名、地名等尽量改用简化字,其他如异体字、古今字、手写体等也一并改为正体字。

四、信函英文原稿中手写体汉字、斜体印刷体英文一律以“加粗体”保留,衍文用“【 】”标出,原稿中空缺以及无法辨识之字,用“□”标出。

五、信函原稿中出现了大量的德文、法文以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名、地名、书名或引言(包括英文),脚注中尽量标注原语言的资料信息,如: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1822—1888),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信中的引文出自其《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 WUatKfae1bH8uzEyz8Kk6CMrr9D7KVHIps8tFP+NtnWHhrgNj7Y3S0Ozq4Xg5/Es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