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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传日记》（原题为《钦尧手记》），为清末王承传随出使德国大臣荫昌驻德国所记。现存《日记》10册，自卷六开始，前五卷暂未访得下落；此10册《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1903年8月20日），止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907年1月28日），64开红格纸，每页7行，版心有“义成仁号”四字。第9册后半部分、10册为归国后在天津任职所记。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自言：“总角时，即命从名师诵读，后地方风气渐开，创立学校。先妣以世界演进必须贯通中西学科，乃令入校肄业。”
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筹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陆军军事学校——天津武备学堂。此时，荫昌出任北洋武备学堂德文翻译教习，后升至武备学堂总办。光绪十三年（1887），天津武备学堂设立幼童班（报考者年龄限13—16岁），人数40名，修业期限5年，旨在培养高一级军官。光绪十七年（1891），王承传毕业于第一期幼童班。
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天津骑兵学营教习差内，王承传捐官的捐照及其他凭证毁于兵燹，此后一直申请补发捐照。光绪三十年（1904），户部为王承传补发了捐照：
王承传系安徽桐城县人，捐年十七岁。曾祖春发，祖森，父士兰。由俊秀捐银一百二十四两，请作监生，给予县丞一职。又于二十四岁，捐银四百二十七两六钱，又在部库补交银五十八两，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分发试用。
外务部转发给驻德公使的户部咨文称：“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在直隶赈捐局报捐县丞衔监生；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直隶新海防案内报捐县丞，不论双单月，分发试用等情。”
据此可知，王承传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十七年，17岁，即天津武备学堂幼童班毕业之后，捐监生，任职天津旗兵学堂教习。光绪二十四年，24岁，捐县丞。
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来中国旅行，著《燕山楚水》（1900）一书。在天津逗留期间，与严复、王修植、张元济、文廷式、王承传、罗振玉等十三人进行了访谈。该书称：“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也就是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承传还是一名教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十七日，清政府派遣荫昌出使德国，“毕业于幼童班以德文程度优秀而为出使德国大臣荫昌选为随员者二人”
，即王承传及同学张兴祖。王承传为德公使馆二等译员。
光绪三十年（1904），荫昌任职期满，按例当卸职回国。十一月初一日，清外务部电传谕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德国出使大臣荫昌著勿庸更换。钦此。东。”显然，这是慈禧太后的决策。使馆人员一并延期任职。十一月二十五日记曰：“明日为余到洋三载期满，理合循案报满请奖”，“余此次系请保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仍分省归候补班，遇缺尽先前补用，并加知府衔。星使
以张、荣两人所请有不合例处，拟函询北京再订。”
王承传在驻德使馆三年期满，按例应该升迁，所以请补直隶州知州候补班。次年，王承传候补知州的呈文才电传驻德使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二十四日记：“外务部咨军机处钞，交驻德荫大臣，奏奖期满随员一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并钞送原电到部，除荣清一员应由内务府武职人员，应由兵部办理外，查单开随员五品顶戴，分省补用知县王承传拟请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分省归候补班，遇缺尽先补用，并赏加知府衔。”
荫昌蝉联驻德出使大臣未足三月，清政府任命四品卿衔山东候补道杨晟充任出使德国、荷兰大臣，著令荫昌回国当差。此时，袁世凯深情来电：“公归有期，曷胜忻盼。季高使奥，欲延精通德文者充参赞，请代物色，并请示覆。凯宥。”
季高是李经迈的字，系李鸿章的儿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出使奥地利大臣，三十三年归国。荫昌以此询问王承传愿就此职否，承传以“年幼职小，学浅才疏”不能胜任作答。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十二日，荫昌、王承传等离开柏林，从水路回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7），清政府任命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臣。六月初二日，“孙宝琦率领使馆参赞、随员十余人，其中有参赞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民国后，任驻丹麦使馆代办）夫妇、随员项致中及张□、李□等。除蔡先生外，还有随同赴德留学生三人”
。孙宝琦，字慕韩，晚署孟晋老人，浙江杭县人。系咸丰时太博孙治经之长子，以二品萌生授主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任驻法钦差大臣。驻法期间，曾往来于法、德，与王承传相识，并成为朋友。1914年，为代理国务总理。1924年，任国务总理。蔡先生即蔡元培，后为北京大学校长。
孙用震《故国务总理慕韩府君碑铭手札集跋》云：光绪三十二年，孙宝琦赴德，“蔡元培同行，参赞为张元恺、陆寿峰、冯祥光、秘书王承传、主事陈协赞……随侍者先嫡母，八姑母（颜骏人夫人），大、二、三姊，长兄用时等”
。也就是说，驻德大臣荫昌卸职，王承传亦返回天津。其后，又随新任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供职。三年职满，王承传再次被授以虚职，然而已不再是候补班。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呈御览的使馆官员期满拟请授衔名单载有王承传的任职情况，即“试署驻德使馆三等参赞官选用知府分省候补直隶州知州王承传”
。
此次履新，王承传的妻子刘婉卿同行。一战时，刘婉卿于丹麦辞世，故国迢遥，在驻丹麦颜骏人公使夫人（孙宝琦大使的八妹，孙用震的八姑母）的主持下，刘婉卿葬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公墓。所以，1928年4月1日《北洋画报》登载的《记名公使王承传君及夫人之合影》
，系王承传与继室夫人胡振亚的合影。
王承传追忆曰：“随使欧洲德、和
、丹麦等国，旋代德、和使事。”“民国四年乙卯十月，先考在津弃养，其时不孝正奉职柏林使廨。”“民国九年春……返国，供职译署。……复奉丹麦代使之命
。”1912年11月22日《政府公报》载，照准清政府驻德代办梁诚以病辞任、回国就医的电请，令时任驻德二等参赞的王承传代办馆务
。实际上，十一月初一日，王承传已经接管了使馆的事务。1913年1月29日公使颜惠庆赴德履职，王承传晋为一等秘书。次年（1914），荷兰君主赠予驻和代办一等秘书王承传“三等奥郎日那索勋章”，中华民国政府批令准予佩戴，且授予王承传三等嘉禾勋章。1917年8月14日中德两国绝交，卸职。这一年王承传被授予中华民国“二等嘉禾章”
。此后，即1917—1920年转任驻丹麦使馆一等秘书，1920年丹麦政府赠给王承传“三等丹纳拨洛十字宝星”一座。1922年6月16日，北京政府任命戴陈霖为驻瑞典兼挪威、丹麦国特命全权公使，“至驻丹麦公使原任为颜惠庆，而颜氏于民国九年即奉调回国出任外交总长
，馆务亦由王承传代办”
。即1921年8月18日至1924年1月30日，以一等秘书身份，代办驻丹麦使馆使事。1921年，王承传再次被授予中华民国“二等嘉禾章”。
1924年，王承传返国，充任北洋总统府典礼官。1926年，职于外交讨论会专门委员、外交部总务厅帮办。1928年，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参议，兼河北省政府参议。1930年，任山西省政府参议兼驻北平代表。1931年，“供职外交部北平档案保管处处长，及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
。
自1901年出使德国到1924年回国，王承传十余年间活跃于外交事务中，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我们所发现的《钦尧手记》，为我们客观地保留了当时德国政治、外交、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真实的历史资料。通过日常琐事，我们看到了王承传作为使馆参随的拳拳爱国之心以及积极主动接受西学的开放心态，以此透视出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
王承传《日记》内容是丰富的，甚至有些庞杂，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如代北京订购汽车，其中有慈禧太后乘车数辆，制作精细，呈紫红色，两旁各有双龙，内设椅数位
。根据王承传《日记》的侧重点，我们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在以下三点：
除了日常使馆的事务性工作，如整理账簿、接待各省派来学习的留学生、参观考察德国的军事工业以及闲暇时的参观游览，《日记》中，王承传自始至终关切的是有关在中国国土上俄日进行的一场利益之争，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外交人员，他感受到的是一个国家因贫弱而受侮的屈辱，甚至是愤怒。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王承传颇感震惊，“阅报惊悉中俄队伍已在满洲境内开仗，不知实否”
。因为没有清政府的通告，王承传对于德刊的报道，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次日，“阅报知中俄战事尚不致有”。此事件反映了德人对俄国所持的态度，德刊对于日俄战争的报道，是倾向于日本的。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告诉我们：“近数月以来，洋报无日不载东亚之事，多谓俄日将失和，中韩坐失利。究竟如何，现无人能料也。”
日俄战争爆发后，急于得到战事消息的王承传马上采取了措施，“凡关中、日、俄三国情形者，均由各报剪下寄来，合计一年费一百马”。
所以，《日记》为我们保留了大部分当时德国报刊上关于日俄战争的相关记载。随着战事的推进，德刊纷纷争先报道，王承传记入《日记》中的有64条之多。这里并不包括王承传和其他人谈论战事的记载。
德报所载关于日俄战争的新闻，有的并不是第一手材料，所以很难辨别真伪。“今日报载俄日战事可化为乌有，因彼此皆以孔方兄不能听命也”
。亦不乏道听途说之报道，王承传感叹道：“日俄战信，仍似日利于俄，真消息恐各国皆难得耳。”
由于德国政府采取了亲日的政策，深受政府态度影响的德国民众充分表达了对于日本的支持。
光绪三十年正月元旦晚八点，王承传、星使、张养田、荣宝臣赴德皇宫舞会，“德皇与俄使谈极久，后亦与星使及日本公使各一谈。大约系东方战事也”，德皇长子与星使晤谈良久
。次日记曰：“终日未出门，宪太夫人来久谈。日俄战事日内仍无实在情形消息。昨在皇宫所见日人，似不似前次之性高例采也。”
由于有德国的亲厚和偏袒，日本使臣并不隐瞒军队战胜时的喜悦；关注东亚利益之争的日耳曼民族，闻知日本战场的胜利，亦不免欣喜：“闻辽阳昨为日人攻破，俄兵北退，日俄各阵亡逾万。德人多喜形于色，为日庆。”
光绪三十一年，德国皇子完婚，日本亲王夫妇抵柏林，特来致贺也。德皇皇子等皆赴火车站迎迓。四月二十六日记曰：“车经街市，人多致敬，且欢呼日本高升。”民众亲厚日本的政治热情，是德国政府政治倾向性的直接表达。日本一直把德国看做自己的老师，甚至是亦步亦趋地学习德国模式。在二战中，这两个国家能够结成轴心国，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和朝鲜是日俄战争的两个直接受害国，它带给中国人民的是屈辱，而给朝鲜带来的是几近亡国的灾难。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早接北京外务部来电，谓二十七日有上谕，中国以与日俄皆有邻好，两国现已失和，我国惟有遵守局外之例，惟中国土地两国皆不得侵越等语，并望转达德外部。”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在自己的国土上展开，不仅要严格保持中立，不敢置诸一词，且要屡屡声明无偏袒之心，这是何等的悲哀啊！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记：“洋报谓华人观日胜俄，大有乘机攻俄之意，故星使执之于某馆主笔，曰：‘我政府于局外例始终遵守，万无二心。至于民间有仇俄之意，政府当加意阻之，使不为乱也。’”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日又记：“近因各报讹传，疑中国于日俄之役有所偏倚，此等无稽之言，于大局甚有关系，故昨日北京外务部来电，托星使向德外部确切声明‘中国严守中立，始终坚持不改初旨’云云。”
次日，驻德使馆便函告德国外务部，“中国始终守局外也”。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记：“外务部电，为俄国称中国有不守中立者五，我国又指俄有违背中立例五，洋洋数百言，不过告各国勿疑中国有助战日本耳。”
软弱的任人凌辱的清政府，媚洋的丑恶嘴脸暴露无余。孤立无助的晚清政府，得到所谓友邦的一丝微笑，便欣喜若狂，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阅洋报，北京满人将条陈政府，简拔钦差赴欧美各邦求助，俾日人归还东三省于旧主等语，不知此语确否。
前日德宫宝星会面告星使，谓俄称中国有破中立例，美廷来商，德皇颇关爱中韩，总求保全中国大局为要义等语。上意甚欣悦，并电致谢。
前以日、俄两国不幸失和，本政府时深惋惜，现闻将开和议，复修旧好，本政府不胜忻幸。但以此次失和，系在中国疆土用武，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除电驻日、驻俄两使臣，向日、俄两国政府声明外，并请贵政府查照等因，希即照会外部，并转和外部。
国家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任人宰割和凌辱的清政府，把保存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希望寄托在虎视眈眈的列强身上，无异于痴人说梦。利益之争诱发日俄战争，战争之后的利益分割并不是清政府所能左右的，更不会顾及清政府的态度。丧权与辱国是晚清政府的政治标签。所以，清政府的列国祈求，注定要失败的。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受害国是朝鲜，日俄战争中，日本首先侵占了朝鲜，接着马上宣布朝鲜由日本保护，亡朝之心昭然若揭。在王承传的日记中，即在外交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国家的屈辱。
阅洋报，朝鲜已归日本保护，因失自主之权，倘将来日为俄所败，恐朝鲜亦将不国于地球上矣。
阅报谓“韩王拟派驻各国使臣、领事一律撤回，归日本代办”云云，不知确否。
朝鲜驻俄京李钦差将调回，其外部，日人代聘美员为顾问官。盖韩国内政近归日人掌握中矣。
至此，王承传感叹道：“朝鲜从此外交、理财二事皆须请命于日本。”
外交和财政尽付于他国，这个国家已是名存实亡了。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对于朝鲜地位问题的处理显得期期艾艾，不敢断然将朝鲜划归日本。所以，王承传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报载日韩约已成，昨在韩京逼韩王签押，向后外交由日使代理，内政派日总督一员监理，惟仍云韩国不失自主之权，不知何解。
今日有外务部咨，闻上年冬月准日本内田使照称，订立日韩协约，将在各国韩国使馆、领事馆一律裁撤，该馆事务移日本使馆及领事馆办理等语。
弱国无外交，在王承传的《日记》中体现得十分具体明显。日俄战争中几处于亡国状态的朝鲜，外交事务听命于日本，内政事务由日本监理，正是出于战争规律，或者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法则。
战争就是政治，利益是一切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远东的利益纷争使日俄水火不容；然而战场上残酷厮杀的对手，转瞬之间，又笑语嫣嫣，握手言和。王承传告诉我们，报谓：“俄、日将来有联盟之意，盖欲以此合力，以拒德、英、美三国也。”
作为弱国外交的一名使员，王承传有着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痛苦和无奈的。“阅报载俄黑海欧德萨海口及俄东海黎堡海口均有兵舰作乱犯上，舰官被戕，民房被焚，商民惊慌异常，援兵尚未至，成乱党矣。近来地球东西，安靖土甚寥寥。俄日之役，关涉中国、朝鲜；又摩罗克之事，德、法、英、日（司巴尼亚也）皆与□，瑞典、那威解盟之事，尚难安然了结，马加国已欲尤而效之。由是以观，环球从兹无相安之日矣，可奈何！总之，首恨中、朝不能自强自立耳！”
忧国之心，于兹可见。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的长驱直入，使国人看清了外强中干的清政府的本质，清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丑恶行径，激发了有志之士革新变法的坚强决心，迫于朝野的压力，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派遣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到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十三日，戴鸿慈、端方等一行考察人员从英国到达柏林。自荫昌以下，湖北、江南、四川留学生，及戴、端专使先行到达柏林的参随、武官数人，到火车站迎接。“七钟半车入站房，星使登车晤两钦使，星使军服，专使亦衣冠，年皆约五十左右。下车后分乘马车入官栈”
。戴鸿慈将考察的大部分经历记载于《出使九国日记》之中，参与接待考察宪政大臣工作的王承传，也记录了专使在德国的一些行程，可补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的一些不足。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二十二日，王承传记曰：“今晚德皇之堂弟Friedrich Leopold福礼留伯尔特亲王（德后之妹即王之妃）招饮，五钟后同张养田随星使赴车站，备有专车在彼等候。登车后，见二专使戴、端及参赞伍昭扆、刘仲鲁、冯玉潜，又前上海德总领事克纳贝、前汉口领事延乃则、前德使署华文译员博尔希，又水师提督盖司拉，均已到。六钟一刻展车，行约半钟，抵波磁打木该亲王府宫。大家分乘宫车四辆入府。王偕妃迎于厅内，各握手为礼，小议片刻，即入席。酒肴各八九种，席间置印度之银器，多盛鲜花。席散后立饮、立谈刻许。余与王及妃各谈片刻。妃亦极谦和好客，王曾两次游历中华，携回东方物件甚夥，王导大家往观。九钟辞出，各握手言谢。王亲送至门首，候车行，始进车间，同接待员谈北京情形数事。九钟三刻，抵柏林，遂各分道归。”参加亲王晚宴的人员、过程以及规格都有清晰的记录，同时宾主之间的融洽和谐表露无余。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曰：二十二日，晚六时，“与午帅、荫使带参随四人，乘汽车往波士德姆（Potsdam），赴福得利亲王（Prinz Freidrich）之约。其王妃出陪，主客凡十四人。十时三十分回寓”
。记载非常简略，同时人员也颇有出入。由王承传《日记》可知，考察大臣带参随3人，驻德使馆还有2人参加。
王承传称福礼留伯尔特亲王，戴鸿慈称福得利亲王，即《清史稿》和《东华录》所记的德国福亲王，其于光绪三十一年来华，三月初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乾清宫召见，并赐以头等第二双龙宝星。王承传记曰：“王曾两次游历中华，携回东方物件甚夥。”
陪同亲王宴请专使的人员，亦曾有访华经历，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营造宾主之间的谈话氛围。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三十日，德国皇帝接见了戴鸿慈、端方以及驻德大臣荫昌等人。《出使九国日记》载：“早十一时三十分，与午帅、荫使，带参随十七员及盖士恪提督、坡亚士翻译，往皇宫觐见。……外部大臣引入，至皇座前，行三鞠躬礼。余捧国书宣读颂词（词与美国略同，今略），由坡亚士翻译讫，乃捧国书登座，呈递如礼。德皇坐受讫，乃复致答词。坡译云……余等答谢，复一鞠躬而退。导者引入旁室，拱立以俟。无何，以头等王冕大十字宝星二至，宣德皇意，畀余及午帅。佩戴讫，德皇旋至，略一握手展叙，即偕至次殿，谒皇后如礼……席次，复畀荫星使宝星一枚，并拟颁觐见参随各员宝星有差。”
作为驻德使馆二等秘书的王承传亦在被召见之列。是月二十八日记：德外务部来人告知，“德皇已订专使受见日期，除专使及其参随二十人外，尚有星使，及余与养田兄亦应同往”。王承传亲见了德国威廉皇帝接见戴鸿慈、端方的场面，记载如下：
午刻十二钟半，随专使及星使并专使参随十八员诣德宫，宫兵站立两旁鼓乐迎接，抵一厅少息，遂觐见，鱼贯而入。进殿后一鞠躬，至德皇座前再一鞠躬。大家分前后站立，皇坐宝座，手握军规，端坐不语。座旁立武官多人，及数部大臣。戴尚书作诵词，德署译员译德，再向前进步鞠躬，呈递国书。皇接书后，乃交座左礼官。礼官以德文译稿呈皇，皇自高声诵读，译员再以华文照诵一通，礼毕，后退数武，鞠躬，再退，再一鞠躬，乃入他殿小息。少顷，礼官携官冕宝星三面，皆头等，分赠专使及星使。无何，皇经过此殿，握谈片刻，星使等则谢赠宝星之意。再进一殿，德后及太子、王妃、宫女皆立候，与专使各握手为礼……
戴鸿慈、端方等人递交德国皇帝的国书，王承传亲自译成德文。国书原文不见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而王承传《日记》载之颇详：“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德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通好有年，交谊曰臻亲密。夙闻贵政府文明久著，政治日新，凡所措施，悉臻美善。朕腃念时局，力图振作，思以亲仁善邦之道，为参观互证之资藉，特派（户部右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前赴贵国考求政治。该大臣等究心时务，才识明通，久为朕所信任，爰命恭赍国书，代达朕意，惟望大皇帝托诚优待，俾将一切良法从容考究用备，采择施行，寔感大皇帝嘉惠友邦之至意。大清国光绪三十一年（皇帝之宝印）八月初九日。”
宫中设宴款待戴鸿慈、端方等人，席间谈及政治与武备情况，德皇意味深长地说：“今日之要莫如练兵，当请贵国皇帝崇尚武备，以一身当提督军旅之责，国势自强。”又言：“变法不必全学外国，总须择本国之所宜，如不合宜，不如仍旧。”
光绪十五年（1889），德国人在华开办德华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在青岛、济南、天津、汉口、北京等地设有分行，甚至在中国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也参与对华贷款活动。清政府专使到来，他们积极表现自己的诚意。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载：三月十二日，晚七时，“德华银行就本栈邀饭。代表人缪拉（Mueller）主席，同席六十九人。席次致颂，余答谢之。席后观电灯影戏，演男女歌唱状，以留声机器按拍合之，有声有色，妙造自然，此又影戏之特色者也”
。《日记》也记载了此事，曰“德华银行主招宴，同席约六十余人，专使及其参随二十人，星使及馆员六人。席间正副行主作颂词，专使戴公亦各答，佛尔克君、福兰格君译汉译德。席散后，观连弹唱活动影戏刻许。十一钟半散归”
。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二十九日，戴鸿慈赴驻德使馆晚宴，得到外务部来电：“‘丹国请往游历，奏奉谕旨允准’等语。即回电：遵旨前往。”
《日记》三月十九日记曰：“发长电致外务部，为专使赴丹麦国游历考察政治事。”两者颇有出入，不知孰是，或非一指。
戴鸿慈、端方到达柏林时，正值荫昌、王承传收拾行囊，准备移交使馆事务时期。三月二十二日，拜会荫昌之后，次日赴丹麦。四月初一日，新任出使德国大臣杨晟到达柏林，四月十二日，荫昌、王承传一行启程返华。
王承传在《先妣陶太夫人行略》云：“国内大学毕业后，又命负笈入德国柏林大学。”
随荫昌出使德国柏林之后，王承传并没有直接进入柏林大学学习，而是私自请人教授法文、律法。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初五日，王承传开始学习大学堂即柏林大学《听讲条规》，日记中写道：“此堂建于千八百零九年，内容七八千人，其总办一年一更，外有国家特派专员一，与总办合理。内中讲课教习分官派与私授，听讲之人分常年学生，或听讲外客，外客之中有年长位尊者。各人应出之费略同。计分四科：曰律学，曰医学，曰教务学，曰哲学（或性理学）。听讲从便，选师择课。课有应出费者，亦有官费之外不再取费者。”
九月十日，王承传赴柏林大学拜谒总办博士海德维希投递荫昌的信函。次日午刻，王承传来到柏林大学注册听讲，进门票费十八马克。“听讲者数十人，均聚一厅内，总办海博士偕数员坐堂中案首。余入厅投刺，少顷乃唤余名，与帮办谈数语，遂凭注册付费。后海君向大家立谈片刻，不过劝勉之辞，后握手而别”
。
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是在这次听讲之五天后，即九月十六日。《日记》曰：“早，赴大学堂付学费并注册，计理财学每星期四小时，季费二十马，史学一点钟十马，又讲堂费五马，医药费二马，听讲生堂费五十分，共计三十七马五十分。外官课国法学一钟，不取费。所有钱数均由司账者登入报名簿内，外附私课收条，须自填写。至听课时，面交该教习，报名簿亦请伊验字，并求书载座位号数，俾每次得坐原位也。”
此时，王承传到达德国已近三年了。
20世纪初，柏林大学设置的学科从上文约略可知。而具体开设的课程，在王承传无意识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的：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七日，“午后四钟至六钟，在大学堂听讲。教习名瓦格那，年约六十，白发，戴双付眼镜，口齿尚清，所讲系财政学大纲。听者约三百人，堂已满，女郎计三人，余座位系第四十六号。讲毕，已付脩金之人前去请瓦君登名于报名簿内，座位亦填入”
。二十三日，听讲《欧洲立国新旧史》，博士名恨财，年约四十余。二十六日午后，听讲《美洲史记》。十一月初六日，听讲《欧洲国史》。十一月十三日，在大学堂听讲《欧洲史》，“晚，赴律例财政会听演说，所演系欧洲银行原委及其通行股票律等事”
。据此可知，王承传在柏林大学接触到了股票的相关知识，也是清政府较早接触股票知识的官员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王承传继续在柏林大学学习。三月二十七日，赴柏林大学付学费，“计官课、私课各二门，公法学及欧洲史学系私课，计费三十马；官课二，一为俄在东亚洲，一为英国海军及商榷”
。
德国柏林大学当时课程的设置既有传统知识的延续，亦有现实课程的临时设置，体现出了课程设置的灵活性。然而，对于王承传来说，这些课程在国内闻所未闻，完全是新鲜的知识，儒学和西学的落差，他或许感受得最为明显。
从《日记》记载来看，当时柏林大学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接纳世界各地的学生，承担起科学传播和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记，本年冬季柏林大学生徒共计7774人，较上年冬季多271名，较上次夏季多1678名。在柏林大学学习者，有德国各邦送来的，有来自欧洲各国的，也有来自其他洲的受学者
。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少得可怜。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王承传在柏林大学听讲完毕，购得柏林大学本季“人员及士子名册一本，内载姓氏、里居、所习何专门、何时入校以及何洲何国、共有几人，无不了如指掌。中国此次连余共五人，前时尚不及此数也”
。
光绪三十年九月十日，王承传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柏林大学放假，次年正月初五日开学，实际放假50天。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柏林大学再次放假，三月二十七日开学，放假45天。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二日记：“大学校功课，今日多半停止。下届是否接读，现难预料，以顷察阅课本所定时刻，多不合宜也。”
这一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王承传等人开始收拾行囊，数月之后归国。王承传在柏林大学实际学习时间实为六个多月，前后持续时间将近一年。同时，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七月份至九月份柏林大学还应该有个假期。也就是说，当时的柏林大学实行的是三学期制。最长的一学期有百天左右，最短的一个学期，不足一个月。
像王承传这样有志于学的中国人，在柏林还是十分少见的，虽然国内各省不同程度地派遣学生到德国学习军事工业需要的各项技能以及军事技术，但都是专司学习的。王承传是驻外使节，公余进入学校学习，如此勤勉的治学精神也令德国人感动。王承传不无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柏林星期报第五十二册刊有余之小照，并附数言，略谓‘随节驻德四载，今将内渡，在此公余尚赴大学校听讲，寻常往来亦多文人学士’云云。”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上午九时，袁世凯接见了回国的王承传等人，并且询问王承传“学业何门，愿就何西席，或文或武”，王承传以“在学堂习武兼习语言，赴德使署后，未请求武备，不过留心公法、财政、交涉”作答。不久，袁世凯委任其为洋务局德文翻译。
清政府规定外交公使及使署工作人员，任职期限为三年。王承传使德四载，已经是超期任职了。从《日记》可知，欧洲一些国家的驻外大使任职期限较长，有的甚至是终身出任外交使节。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记：“瑞士国驻柏林公使罗特君前日病故。今早午，在某礼拜堂成丧礼，星使亲往吊唁。罗君年六十八岁，驻使柏林二十七载，德、瑞邦交赖以安之。”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又记：“昨日为德联邦巴宴国驻柏林公使周满二十五年佳期，同寅联名备宴致贺，男女到者共二百余人，首相亦在□。西洋公使驻扎系无定期，人地相宜者，历十余年，二三十年不等，非似中国俗尚，每三年必更换，用意不解其故，故邦交亦［无］从联络也。”显然，王承传对于外交使节的频繁轮换是颇有微词的。
王承传不仅具有勤于处理日常事务、逡巡于歌舞场、往来于大学校园的风流才华，还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在《日记》中提出：“西洋妇女衣服所用花边（德名施匹磁唉），上等真货惟出自法、比两国，其价极昂。德邦南境虽亦能仿造，然系另样，不可与法、比真货同日而语。倘中国能派幼女赴彼处学习其法，以中国所出之丝制之，工料自必较廉，出口销之于欧美，获利定无疑矣。”
可惜，在国家贫弱时，这一有着极大商业利益的经济活动是无法实现的。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记：“早，有青田县售石头商人四，来求护照。与一谈，得悉此货获利甚厚，虽此间开销甚大，然尚可有盈余，大约有一本十利之势也。”
在“师夷长技以治夷”精神的感召下，19世纪60年代，一部分思想先进的国人终于从自我封闭的拘囿中走了出来，开始游历日本、美国、欧洲。派员出使泰西成为清政府向外观望的信息窗口。游历者和出使者以新奇的目光打量世界，将亲身经历、异域见闻，写进自己的日记。日记便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据王承传在《日记》中记载，他曾阅读过王咏霓
《道西斋日记》、钱德培
《欧游随笔》、薛福成
《出使四国日记》、许景澄
《日记》、徐建寅
《欧游杂录》、曾纪泽
《使西日记》等。如果将当时国人日记有关德国社会的记载，进行集中的考察，我们将得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社会发展的立体景观。
日记原无公元纪年，为便读者，特意添加；在整理过程中，我的硕士生吴程玉同学付出了很多努力，再次表示感谢。
整理者
王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