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日记，所记内容起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一日，迄于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九日，无题名。2006年，李德龙和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将之收录，题为《王锺霖日记》。关于作者王锺霖，俞冰先生说：“生卒年不详，事迹缺考。” 而实际上，通过日记内容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可以将王锺霖生平大致考证出来。

《王锺霖日记》所载以日常生活为主，举凡交游、仕宦、游历等，莫不详备，其中多处内容隐含了作者的生平线索。

（咸丰八年）二月初八日：张店尖。遇昌邑张公维型，乃甲辰科同年张仁兄（殿栋，丙辰进士，礼部主事）堂兄，任直隶知县，丁难回家。

可知王锺霖为甲辰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山东乡试举人。又，本年五月十四日日记载，作者在京城琉璃厂买《甲辰科乡试同年录》一本，亦可证。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日：在仓巷云藻兄半亩园赏花，小酌。园为吾历陈雨人先生规画监造，乃陈公凤翰别墅。……予于庚戌冬来潍，应王芝山明府聘以书记兼西席。……先大人适应胡星恒明府（联奎）招远刑席之聘。

通过文中“园为吾历陈雨人先生规画监造”一句，可知作者王锺霖为山东济南历城人。“庚戌”即道光三十年（1850），作者来潍县，任县令王芝山幕僚及家庭塾师。作者父亲王贤仪当时远赴招远县，任主办刑事判牍的幕友，即师爷。

（咸丰八年）三月十九日：水屋尖。申正后到陵县。弹指将及两月，子女欢迎，鸡犬亦若喜主归者。家蓄黑犬每闻予归，必奔迎至门外，前后之，左右之，摇尾而喜。何以知其喜，曰：“狗笑在尾，马笑在唇。”

可知王锺霖其时将家安在陵县，作者在陵县必有很长一段生活。

（咸丰八年）六月初五日：到吏部侯签，掣得兵部。

（咸丰八年六月）初十日：兵部武库司书办孙来，知会到部。

（咸丰八年六月）十一日：先到武库司拜，识桂德山印君（楙）、（帮印）。石子高二兄（峻），带见堂官全大人（庆，号小汀，壬午翰林）。当即分司，予得车驾司。

此三则可知作者到京通过掣签法，由地方官赴京任兵部车驾司郎中。按，掣签法始行于万历二十二年（1596），《明史》载：“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 此法为吏部尚书孙丕扬所发明，要求所有的官员，在吏部选拔定岗时，不分贤愚，一律以抽签决定。从此，王锺霖开始了京官生活，而此后日记所载，大部为京城生活记录。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拜吴慕渠兄，转谒参军胡晴江四伯，知为小怀世大兄完姻，女家为湘闽制府王春岩先生之女，吾座师。

座师是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王春岩原名王懿德，字绍甫，“春岩”是其号。河南祥符人。史载其生平曰：“道光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湖北襄阳知府，擢山东兖沂曹济道。历山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调山东。三十年，擢陕西布政使。咸丰元年，护巡抚，奏请豁免积年民欠常平仓粮八万馀石，擢福建巡抚。” 王春岩在山东任上主考甲辰科乡试，故王锺霖称之为“座师”。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丙辰冬日，予率子寿恩至神头，居停于康及门雕程家两日。……鲁公祠在三泉书院西邻，院内有门可通。予在陵三年，朝夕与鲁公若晤对。然予幼学公书，公祠立石刻像，盖陷李希烈时，留像以传后者。貌老而严正，想见忠烈气。予立志工公书，并为公作画像赞，仿公书书之，刻立祠内。不知此志能随否。

是年十月，王锺霖由京城回陵县，再携家眷上京，子寿恩陪同。“予在陵三年”一语，解决了前文所述作者在陵县生活的时间跨度问题。在陵县期间，他最难忘之事为学颜鲁公书法，并提及为颜鲁公作画像赞一事。

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三日日记眉端上有一则批校云：

先中宪公于同治二年到蓟永分司任。壬申春，书刻《鲁公书赞碑》。甲戌冬，辇送陵邑，敬立祠内。计五年而碑成，不远千里，平安送至祠内，岂非神佑耶？光绪廿二年寿恩记。

文末的“寿恩”即王锺霖之子。通过这则批校可知王锺霖谥封“中宪公”。按，明清官员的品级达到中宪大夫的，即达到正四品官阶者，方有资格授此谥号，说明王锺霖后来至少官至四品，惜囿于史料之阙，难以考知后半生事迹。同治二年（1863），王锺霖从兵部车驾司郎中转到河北蓟县任官。王锺霖所刻鲁公书赞碑在“壬申”，即同治十一年（1872）。寿恩这则眉批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说明至迟在此年，王锺霖已经谢世。

（咸丰十年）八月廿九日：为予生日。谢八弟尚为点寿烛吃面，一乐事也。

此则所记为王锺霖过生日情况，但尚不知其生在何年。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予年十岁，与内子同庚。时花南夫子与石民伯岳同先君交莫逆，咸爱予读书颖悟，器宇尚好也，因议婚，一言而定。予先世即无恒产，六岳丈时将赴鄚州会亲，在街上相予，甚喜，回向岳母称为佳婿，弗计家道贫富。岳母只盼其女得所托终身。予年廿一岁，丁酉腊，住在乡间完姻。……内子侍奉翁姑克孝，敬予至顺且和，待下宽而严，子女皆好，四德允合。

此则可考知王锺霖出生日期。“丁酉”为道光十七年（1837），作者“年廿一岁”。倒推21年，则王锺霖的生年应在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另，文中的“石民”为清人梁士俊号，可知王锺霖夫人为梁氏。

王锺霖为历城人，曾在陵县生活，但是两地志书皆无传。今人所撰《历城名人》中有《王锺霖盘山逍遥游》一文，叙王锺霖同治七年（1869）九月游蓟州盘山（亦称五台山），并书写“逍遥游”三字事。关于王氏生平，文章称：“字雨生，生卒年不详，山东历城人。清同治年间曾任蓟州盐运分使。” 十分简略。笔者从其他相关史料中钩稽其生平资料如下：

光绪《陵县志》卷十七《金石志》载：

《颜鲁公画像赞碑》，唐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刑部尚书鲁郡开国公颜文忠公画像赞并序……咸丰丙辰锺霖主讲陵县书院，邻公祠，瞻拜者三年……大清同治元年壬戌夏日兵部车驾司员外郎、长芦天津盐运分使历城王锺霖撰书。

此则材料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三日日记眉端上寿恩批校中提到的王锺霖书写颜鲁公书赞碑时间问题，应该在同治元年（1862）；二是王锺霖于同治元年来天津任长芦盐运使；三是王锺霖于咸丰丙辰（六年，1856）在陵县主讲书院，前后历时3年。

民国《续历城县志·艺文志》载有王锺霖一则序文，曰：

近读余秋门先生《山左汇钞英华》，集中诗已多见《蹉跎岁月集》。箧谨藏，虞久而或散失，其何以慰舅父于九京耶？乃为《历下诗钞》，凡集选历下人诗，又搜求若干诗，舅父未及见者若干诗，共得百八十馀人，诗一千一百数十首，略为次序，分作四卷。虽未扬海岱之英华，且先彰历下之名士。如作揽胜图，秋门全绘名区。霖又画家山一角，知不免乡人知近村之诮，然一卷千载，亦聊以补迟愆耳。

此文交代王锺霖编著《黄雪香斋古文诗钞》《历下诗钞》等书，是受其舅父影响。舅父者谁？文中没有交代，而陈韵然先生《马国翰和鸥社诗人》文中提及此事：

谢焜外甥王钟（锺）霖，著作有《黄雪香斋古文诗钞》《济南七十二名泉考》。编纂《国朝历下诗钞》四卷，其《自序》说，乃是源自舅舅谢焜的《海岱英华集》。

可知王锺霖的舅父为谢焜。焜，生卒年不详，字问山，自浙江山阴占籍历城，著有《海岱英华集》12卷。另，侯林先生撰文说：“（谢焜）带着书稿来到妹夫王贤仪（王锺霖父）家里，郑重交付……” 可知王锺霖父亲名王贤仪。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载有王贤仪著《辙环杂录》1卷，谢氏叙录说：

贤仪字麓樵，济南人，著有《家言随记》。有清光绪间刊本。是书为《家言随记》残本中之卷二《稽古论略》，卷三《辙环杂录》，共计二卷。为其子锺霖、宝霖手录。

《家言随记》一书由王锺霖、王宝霖兄弟辑录，王锺霖补注，同治九年（1870）王氏素风堂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9册收录该书，书前有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秋天所作序，又有天津著名文人沈兆沄于同治十二年（1873）所作序。书中资料有助于考证王锺霖生平。相关资料有：

卷首张应翔《序》：

丁巳，雨生主讲陵县三泉书院。……同治壬戌春，雨生改判鹾司，权长芦运同篆。

“丁巳”为咸丰七年（1857），其时王锺霖在陵县主讲三泉书院。“同治壬戌”即同治元年（1862），王锺霖从兵部车驾司郎中改任鹾司。又卷首毛鸿宝《序》：

雨生孝廉与家仲云弟同塾，又同庠。宏材富学而恂恂恒若不足者。余与雨生交之久，窥其巨细有内心知奉庭训者素也。……雨生以济世才，慷慨有大志，乃出挑二等官学，博乐之甚。继由中翰纳副郎，分驾部，又改鹾司，判蓟永海隅寂守，云闲曹，易供职。

这段文字交代了王锺霖的心志、性情及仕宦经历，非常珍贵。其中“副郎”为员外郎的通称，交代了作者在兵部任职的具体职位。卷一《阅历偶谈》云：

贤仪年十八失怙，四弟一姊一妹，姊为先嫡母毛太君生，母赵太君守节抚育。

通过这段文字可知王锺霖的祖、父辈情况：其嫡祖母毛氏，庶祖母赵氏，有三位叔叔，两位姑姑。卷二《稽古论略》王锺霖注文载：

先严以锺霖记性不好，谕用日记之功，谓积少成多，由浅见深，久之，自能博学，视聪明自殆者远矣。因遵记之，获益实多。教人子弟每日功课完时，为讲六七典故，订本书其原委，数年之间，记本日多，居然撑肠拄腹，大略典故皆知，且时阅不忘。若子弟自能日记所学，益博，此第读书馀事而终身有用也。

此则述王锺霖撰写日记之习惯，缘于乃父之教谕，所述日记之用，大有裨益。卷三《辙环杂录》王锺霖注文载：

同治元年壬戌春，余由驾部改运判，次年实授蓟永分司。

年十有五，初学字，追摹独爱法公书。

道光己酉，王芝山明府自博兴调潍县，相约至潍，校阅潍阳书院课艺，得与邑之文士相接。芝山明府奉讳回锦州，时粤逆北扰，省城告警，因举室寓潍者六年。

咸丰四年夏，奉檄署金乡学事。

此四则可以考知如下生平：王锺霖授蓟永分司在同治元年壬戌（1862）之次年，即1863年；王锺霖在15岁时学书法，初即酷爱颜鲁公书；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王锺霖应潍县王芝山之约，主讲潍阳书院前后6年；咸丰四年（1854），王锺霖来金乡，主讲县学。卷四《交际心殷》王锺霖注文载：

先严咸丰乙卯二月初间，自招远回省，抵邹平西关，忽终于车上。前在博兴，属友制器，置邹北乡，即取而用之。

咸丰乙卯即咸丰五年（1855），王贤仪从招远回济南，途经邹平时病逝。这一年，王锺霖39岁。卷四《亲戚情话》王锺霖注文说：

先慈戊申秋弃养，三妹年十五，于归石麟，妹倩从及门周步蟾孝廉允升读书。夫妇年少，其庶母不善持家，家日绌，妹倩郁为狂疾。咸丰十年秋，其庶母赴黄县视女，捻逆十馀万扑济南，沿山而东，妹倩居南郭，仓皇逃。三妹投水死，迄未请表。稚女为里人收归，久无音问，言之锥心。

“戊申”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母亲去世之年，王锺霖32岁。此则资料主要交代三妹情况，读之可为鼻酸。卷四《骨肉心关》王锺霖注文曰：

弟二桂，骨重神清，有让梨之誉。出痘前夕，见犬戏逐，曰：“狗欢必阴。”天果雪，旋殇。数十年来貌犹在心，声犹在耳也，悲夫！四弟奎官，庚寅生，形容极似二桂。弟六岁，与弟宝霖同塾，到塾逾时，代兄受责，弗辩，亦不妄语。步入八岁，读《四子书》大小字，毕，授《诗经》。仲选五叔卒于惠民，以奎弟嗣，迎柩送窆如成人。九岁亦痘，殇。严慈恸之甚，锺霖顿足搔首，世之不材者如恒河沙，胡生美质而不永年？岂真命耶！

阅此文可知王锺霖二弟乳名二桂，殇于出痘。四弟乳名奎官，生于庚寅（道光十年，1830），亦殇于出痘。三弟名宝霖，即和作者一同编纂《家言随记》者。卷四《骨肉心关》载：

余长孙女琪，戊戌九月生。甫步，识人意，数龄聪而庄，认字，或言古今事弗忘，针黹亦可观。幼即留心家事，或事有忘，询无弗记。客至留言，仆述恒讹，能旁听而传客意以白。八九岁若成人，凡事识是非而不妄语。余性急，或甚怒，逡巡绕膝，余颜为之解。伺左右，体余夫妇意，先事以承，可兼众职。游明湖、佛山诸胜，必扶为杖，随言随憩，倦而弗露。字于金三表侄孙绍甡，为文波表兄孙妇。将娶，会谢室丧，哀成疾，患胯疽若斗杯，呻吟一年，死于潍县寓中，年十五。余颇达观，乃时凄然，为之不到湖山者数年。

戊戌为道光十八年（1838），王锺霖结婚的第二年生下女儿“琪”，甚得王贤仪夫妇疼爱，惜年十五，未字而逝。又卷四《先祖妣赵太君遗训志略》载：

道光乙未仲春，染疫日沈，共侍汤药，不能起，执锺霖手，训曰：汝祖随曾祖自绍来济南，以砚为田，恂谨，称君子。

通过祖母此番话，可知王氏原籍浙江绍兴，其曾祖时迁居济南，祖上以文字为业，仕宦为生。本卷还有王锺霖《先妣谢太君志略》一文，可知其母为谢氏。此外，卷三还附有王锺霖《历下七十二泉考》《第一泉记》《天下名水》等文。

《王锺霖日记》全文字体一致，行楷书写，端庄大方，颇见颜体之功，通过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三日日记眉端上王锺霖之子寿恩批校之语，可以断为寿恩所抄。俞冰先生以为咸丰间钞本，此说一正一误。云为钞本，诚然（而任小波先生断为稿本，误甚）；但时间应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或更后，非咸丰间。

需要补充的是，《历代日记丛钞》还收录了题为《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咸丰十年至十一年日记》两部日记，前一部记事起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一日，迄于九年（1859）十二月三十日，后一部记事起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一日，迄于十一年（1861）二月十九日，无题名。任小波先生关于前一部日记云：“此书不著撰人，当出自清咸丰间某位朝官手笔。” 杨聪聪对后一部日记说：“本书不著撰人，也无确切书名，现根据日记时限拟名为《咸丰十年到十一年日记》。从日记内容来看，作者当为清朝咸丰年间的中央要员。” 然笔者阅读两部日记，与《王锺霖日记》相比较，无论是笔迹，还是版式，完全相同，可断为同一部日记，所不同者是《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末页有这样一段话：

潍县西三十里有伯夷待清处，南曰孤山，有碑立路旁并刻联云：“兄让弟，弟让兄，父命天伦千古重；圣称贤，贤称圣，顽廉懦立百世师。”博山范泉书院联云：“五六月间无暑气，三四更里有书声。”“水声常在耳，山花不离门。”

这段文字书写潦草，与内容完全不同，断非王锺霖或其子寿恩所书，应为后世阅者或收藏者所为。三则联语在日记中已经出现，如“五六月间无暑气，三四更里有书声”一联为博山县令邱采臣所书，日记咸丰八年三月初十日记载。因此，这段文字应为阅者有感于联语之妙而摘录，《历代日记丛钞》编者不识，一书而分作三部收录，荒谬至极。

《王锺霖日记》记载内容，主要活动区域在山东、直隶和京师一带，以交游、会友、家居、风俗、为官等内容为主，从中可以窥知晚清社会风貌。

第一，日记多载晚清世情民俗。

作者王锺霖先后任职地方和京都，每到一处，他都细心观察，了解当地风俗民情，日记所记省墓、进香、贺年、坊戏、庙会、交易等，非常详细。如记咸丰八年春节贺年习俗，初一日“拜各庙，贺众同官新年”，初三日“众及门来贺年”，初七日“赴县署，为孙箸亭太翁、临波封君行奠”，从十一日起至十三日至省城济南为各亲长拜年，并观灯。可知当时贺年礼俗十分繁缛，各阶层人士通过贺年来联络感情，增进交往。四月二十二日，作者进发京城的路上，出任丘，一路风景尽载日记，中说：“岸上游人，骑者、行者，老幼欢呼，游女结伴，无尘俗气。湖水澄明，秧苗芦荻，参差青葱，图画若也。桥外一船起芦棚供佛，人皆拜焉。询诸行人，盖附近居民不能至鄚州拜佛，僧人载佛来此，就收香火，亦古会也。”晚清民众信佛之风甚盛，僧人居然载着佛像四处游走，供人祭拜，趁机收取香火钱，这个记载饶有趣味。作者来到京城后，开始留意京城的风俗世情。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载：

弓兵李永旺同曹升押行李车自南西门入，到店云：“比设巡防处，城门讹钱太甚，不论官商男女，皆先要许多门口饭钱，而后送务。务上，又故作刁难，竟有无货车而费当十大钱，廿千文看一车者。并无明文，只云要钱办公。”

天子脚下的京城城门守兵如此明目张胆，敲诈勒索，简直匪夷所思，晚清吏治之腐朽，于此可见一斑。又如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载：

天晴一日，大街即多好走，小胡同则仍难行，无人督令收拾也，可恨。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馀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他人不能有此长功夫，亦不敢卖，只成一霸。然当雨大泥深，各街巷难走已极，而水车不能避难而不送也，大街尚易行走，如小巷业经存水，复经三套大水车压过，辙深一二尺，且高低掀翻，他车愈因难走，水车及居民如协力随时备修垫，天晴即不致受累（水车亦多翻倒者），乃皆因循不肯，殊为闷闷也。水屋人多义气，每日有存出公项，遇有事故，即以公项应用。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水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山东东三府在京贸易者，亦不知有多少人，若大京城，食水酒肉皆东人，各衙门轿夫皆东人，下及拾粪者亦是，其他煤炭、油盐、放小利（帐）［账］，则皆山西人，京中要事，山东、西人实掺大半，人云非山东、西人不能如此，辛勤性久且能赊、能要也。京中大事之坏者，皆山西人放大小（怅）［账］者收本回家所致。

此则日记是关于清代北京城内居民供水的绝好史料。清代北京人口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的“超大城市”，但是受困于自然条件，以及政府无力投入等因素，全城居民的生活用水居然依靠民间零散的供水业来支撑。这种生活用水方式在当时民间独特商业习惯下，必然会引起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日记对于水屋、卖水者、“水道”等多有交代，文字虽短，却是一幅典型北京外来人口的社会生态图。

第二，记载清廷各种重要的行政程式。

作者于咸丰八年四月入京，六月初五日到吏部侯签，掣得兵部车驾司郎中一职，该职虽不大，但有机会参与各种朝政。如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记载新贡士覆试之题为《务民之义》，诗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得“阳”字，从中可见晚清科举试题情况。又如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记御门放缺典礼十分详细，作者于“子正”时开始穿朝服，先到礼部都察院投递职名，“寅正”时，“执事引请各神牌到”，大典开始，作者写道：

王爷及分献官各幄献奠，行绕坛上。又见左右官皆肃然捧祭品跪呈，读祝官亦清语，声音高长，并见执事官以黄绫套套手，似系捧物致洁者。三献毕，各官依次捧帛及祝版下坛，至坊旁大钱燎池内高唱。

更为有趣的是，典礼适值阴雨天，作者观察百官表现说：“圣驾未到以前，百官各就地小坐，亦有跟人者，亦有自携雨具而行礼者。百官朝衣冠新旧不一，为防雨也。”官员们因爱惜自己的朝服，在如此重要的朝政大典场合，竟然穿旧服出席，可见日记所载巨细无遗。

第三，日记记载大量的戏剧史料，是研究晚清京剧演出情况的重要文献。

王锺霖入京后，十分贪恋京都生活，而最为其乐道者乃听京戏，几乎每听必记，故日记中有大量京剧史料。如张二奎是京剧老生流派“奎派”的创始人，与程长庚、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与程长庚、余三胜科班出身不同，张二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而是以票友的身份下海唱戏，这在京剧诞生之初，并不多见。因此，特殊的出身增加了张二奎人生的传奇性。从学术界对张二奎的研究来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京剧艺术家生平史实充满了争论。无论是他的生卒年，还是家世、出身，学术界都各执一词，以至于一般的京剧爱好者都对此产生了疑惑。而《王锺霖日记》对于张二奎有诸多记载，举例如下。

咸丰八年五月初七日：

听久和班，见所传称张子久者演《击鼓骂曹》不亚张子英（即二奎）。问此人，家颇裕，幼好戏，揣摩三盛、长庚、二奎诸脚色，而尤神拟二奎。年未卅，诸优邀之成班久和者，从其号也。听者亦近千人，计其所获，每日可得京钱卅千文。技之动人若此，此亦见当时好尚矣。廿年前，张二奎系部书张某之弟，貌既英俊，声调更宏韵，彼时四喜班寥落不堪，购二奎登场，则声价顿起，中外无不知二奎者，亦无不学二奎者。官绅争唤二奎侑酒为乐，二奎亦渐以俊伶自居。其兄几加痛斥，或禁藏之数日，则四喜班便日减色，于是倚之如命者百家千家，而二奎之兄亦不能不听其出场矣。二奎一年所得约三千金，轻裘肥马、罗绮红袖，日近贵人而处温柔乡，未知其福分何等也。今年来京，见其新营家室，栋宇焕然如起甲第，子久盖慕而起也。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

市人云我军又失利败回，受伤蒙兵带血奔回，经沙窝门，兵阻住不令入城，当即禀报各官，立将东南面内外城门全闭，各戏园亦将戏止住，一时人心惊慌，纷无主见。予过大栅栏，见三庆班甫住戏，馀则早止矣。及予到家，知内外各城皆闭门矣。时日尚未落。是日未刻，张二奎出殡，竟能出永定门，少迟则闭矣。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韩蔼如四兄约同谢大表兄在后宰门平陵村小酌。晚至娘娘庙西王芝山明府处拜访，知赴恩县找何竹如，为潍县交代也。其西邻公馆自十月间有本地子弟班开茶馆卖戏，仿京城样子，每位京钱三百文，他班亦时来唱。省城人杂，自前次团练，勇中多习唱戏者。京城满汉人多玩票登台，渐吃身价。前者笔政袁复堂等被参，情愿销除旗档卖戏。时在天津，亦时在京，不以为怪。广和班票戏不少，唱花旦者两个，皆内城子弟，其父兄极力禁止不住，亦风气使然，皆效张二奎，欲名利兼获，而廿年来竟无比上二奎者。海淀少年张子久，家计素丰，一力学戏，已唱七八年，居然列二奎之次。其有名之程长庚，大家呼其号“玉山”，余三胜现俱年老力弱，而急无接手，仍有重名也。官绅商庶皆呼二奎之号“子英”。二奎之兄大奎本武库司书办，二奎亦曾在司学习十馀岁，即唱出名，乃兄屡屡严禁，而四喜班得二奎为性命，大肆争斗，不能胜大奎，亦乐得吃此快活饭。后并自立一班曰“双奎”，争相听看。自去秋二奎已死，班渐不支矣。二奎之名无远近乡愚，以及外夷皆知，廿余年富厚快意。人云状元宰相天下不必皆知，而二奎之名则远胜矣。

咸丰十年十二月除夕：

张二奎乃直隶衡水人，其父赶车人呼为“车张”，素善交街面上土豪，好打不平事，遇有土棍讹诈，渠到即可解释。在京各部书吏多半浙绍人，尚为官，常弥缝公事，或高下其手，从中想钱，此弊已深，即奏请严办亦不能禁，诚滑而且蠹者也。然地面上无赖常向书吏中大经承及有利者讹索钱财，车张久为各书吏赶车，故皆熟识，每遇讹诈事出，即找渠来解说，因与各书吏交好，遂将其子大奎、二奎送入兵部武库司科房学习，入堂上签筒，可望提升矣。二奎（像）［相］貌丰俊，眉目清扬，且声音宏亮，举止高阔，望而可知为不日必得意者。平日爱唱，乱弹湖广调，都门戏班以湖广调为时尚，余三胜、程长庚正倾动一时，名利兼全，二奎遂亦学其各戏身法、唱法，昕夕慕仿成癖。都门年少素夕好唱，并登台玩票者，二奎唱名日噪，无能胜之者，各名班购请一好脚色即获重利，故老板南北访求，百不逢一，今知有二奎之名，遂有嵩祝班老生丁三者，教其关目大色，日久艺熟，且令在庙中装扮登场，居然可观。斯时四大徽班、四喜、三庆、春台、和春，而四喜多昆戏，无唱乱弹好脚色，因之观者日少，不满数十坐矣，班头乃将二奎请去。是日，四喜在中和园，观者楼上下不能，坐立亦挤满，不能动移，向来戏座茶钱三百文，此日每人要钱一吊，午后来者不能入园半步矣。自此以后，盖有重名，娇妻美僮，华衣鲜食，岁可得两万金者。廿年大奎被革，亦只得乐此富厚矣。二奎之妻精能无比，为二奎好内助，九年死。后至咸丰十年七月，二奎死，八月初七日交午出殡，一切足费三千金，午后即闭各城，城内外乱极，而夷人焚园子进内城矣（灯下无事，记此）。

通过上述记载，张二奎生平可以大致梳理出来：张二奎，号子英，衡水（今河北衡水）人。其父乃赶车人，后因与京城各部的浙籍书吏关系甚密，便送大奎和二奎到兵部武库司学习。大奎资格颇深，将获得经承资格，二奎也即将获得“上签筒”之机会。二奎嗜好戏曲，常以票友身份唱戏自娱，声音洪亮，曾在嵩祝班老生丁三的指点下学习关目，并在庙中装扮登场。此时四喜班与四大徽班的其他三大班相比，既无名角又乏好戏，经营惨淡。四喜班班主便力邀二奎入四喜班登台唱戏。二奎在中和园初次登台亮相即一炮走红，誉满京华。大奎知其登台唱戏，认为有辱家门，责令其不准登台演戏，二奎无法唱戏，四喜班之业绩便江河日下，后执拗不过众人相劝复登台。咸丰十年（1860）七月，张二奎因病卒于北京。

第四，日记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记载甚详，可以补充相关史书记载之不足。

第二次鸦片战争始于咸丰六年（1856）十月亚罗号事件，止于咸丰十年（1860）十月《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历时四年。当战争发生在广东时，由于信息不畅，王锺霖没有及时获知，因而日记阙载。当战事蔓延到天津一带时，已是咸丰十年的七月，王锺霖开始密切关注战争进展，七月廿五日记载说：

上于廿四日召军械及诸王大臣，至酉刻始退朝，即派肃尚书，未去，改派怡王、穆军械同至僧营议战，并闻甚怒。桂相所奏京城各门添兵稽查，各城楼安立（账）［帐］房大炮。顺治门往城上拉大炮用多夫，炮车不动，改用幼丁童子，数人一呼而上，皆称异。午后，予出城，见大兴拿去官车若干，为解军火。到通州一带，内外城人心较前半月倒安静，前门外各胡同堂名更加热闹，卖食物者夜不息，唱影戏者锣鼓喧（嗔）［填］，各饭馆酒楼如常欢呼。

战火马上烧到北京，皇上与众大臣开始坐不住，君臣为守住帝京，群情激愤，纷纷献策，积极备战，笨重的大炮被安置到城墙上，战事一触即发，但过惯和平生活的京城百姓，初虽不安，但很快平静下来，生活依旧进行。八月初七日，王锺霖正常上班，在兵马司听堂官论及前线战事，清军在通州失利，究其原因，十分可气：

蒙兵竟多愚者，驱之对敌，见前军放枪毕回头，则以为兵败，皆纷纷四散，僧邸从后严督，且立刃退却者。蒙兵则一气直前奔，过夷营尚多不知，如一经夷放炸炮有受伤者，则众蒙兵俱胆怯。

蒙兵指挥者僧格林沁与咸丰帝是表兄弟关系，掌握清朝精锐部队的军权，“朝廷倚为长城” 。面对外敌入侵，他回到蒙古草原，召集六七千蒙古兵，但今非昔比，曾经以弯弓射雕著称的蒙古将士竟丢盔弃甲，在英法联军枪炮下，溃不成军，以此众战，焉能不败？更有甚者，朝廷如此倚重的蒙古兵面对入侵者束手无策，对普通百姓却毫不留情，王锺霖于八月十二日记战败的蒙兵说：

蒙兵纷纷奔逃，既不敢回营，又不能回京，遂至各村庄强入民家夺食而睡，民间妇女见而生惧，多有弃家而逃者，或遇村人约众向阻且吓，以此地有官兵，或云王爷来了，蒙兵即抱头而去。

用如此之兵抵抗强敌，胜败可知。是月廿九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城，接下来只能是令清朝蒙羞的议和了。《日记》于议和一事记载较多，可窥个中细节。

七月廿一日载：“闻和议将成，然据该夷所开四十馀条，各条，如令我三品以下皆属伊管辖，京城另造夷房官舍，并要僧王云云。三岁小儿亦气愤不已，不加痛打如何能和？”廿五日载：“该夷所要四十馀条欺我太甚（如须百官听夷管辖，摆队接伊入京，另送夷馆、夷衙，令僧王去赔礼，令亲王为质等语，直是犬吠）。”侵略者所列和约如同狮子大开口，视我中华如肥肉，一介微官王锺霖尚且义愤填膺，可以想见咸丰帝该如何恼怒。

议和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英国和谈大使巴夏礼和魏妥玛居然被清廷扣留，作为人质关押起来，一时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咸丰帝处决巴夏礼，咸丰帝一再犹豫，最后放了巴氏。这中间甚为蹊跷，是谁做的幕后工作？《王锺霖日记》则解开这个谜团，八月十九日记述说：

吧哑哩（音译，即巴夏礼）等在监为粤海监督恒祺一味善劝，因窥透我皇上北行，并非向蒙古借兵，吧哑哩遂逐日肆骂，摔碗拨食，不逊已极。诸大老及愚民人等皆知巴夷等万不可放出者，如夷兵攻城，计将巴夷绑至城上，令夷人共见，一攻即杀，计非不善。而恒粤海力劝不可，又恐巴夷日久肆闹，致刑禁多囚炸狱而逃，业有此言，恒某、巴夷誓约以全家性命保放巴夷等，吧夷亦许恒某云“如获得出，总可对的起你，不叫你落骂名”云云。恒某因力请将吧夷安置后门外十义海积水潭中高庙内，仍环守五十馀人，看守伺候外，设众兵而供给吧夷等饮食愈加丰厚矣（恒某在粤海关监督任六年六月间，回京大小车百馀辆，人云其赀百万两馀，此时一力与吧夷讲好主和，多半为己也）。恒某劝吧夷写信致众夷退兵，闻朱调元同司云，吧夷所写四句云：“中国以礼相待，恭王大人甚明白，勿攻城，且退兵。某二千岁百几十年吧哑哩亲笔。”遂将此书飞送夷营，众夷系汉字，不认识，打回云：“须要写夷字方能识。”因又令吧夷写出夷书，而我四夷馆翻译生皆不识，乃中止。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恒祺这个并非中枢权臣的满洲正白旗人，从粤海关监督任上卸任后竟然一下子跳到前台，挟洋自重，不但放走被监禁的巴夏礼，还力主打开城门，延请外敌进入北京城，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有研究者指出，恒祺所为，是因为他“在广州的媚外活动，赢得了侵略者的欢心，他和巴夏礼关系甚为密切，两人还有‘结盟之好’” 。而读《王锺霖日记》“恒某在粤海关监督任六年六月间，回京大小车百馀辆，人云其赀百万两馀，此时一力与吧夷讲好主和，多半为己也”一语，这就解释清楚为什么恒祺一意奉承洋人了。不过，王锺霖对于恒祺的记载尚称全面，八月廿九日说，当巴夏礼率兵进城，肆意烧杀，不守合约时，“恒公大恚，在北城外某寺投经”，后经从人解救，可知恒祺并非良心坏透。

这次议和拖延时间太久，各类史书记载较多，但多忽略议和过程中的细节，《王锺霖日记》九月十七日记载说：

知京中初议。初十日各位相卿在礼部设宴，奉恭王与吧哑哩等各夷见面议，不许一官不到。乃是日，各夷不到，闻恐我有伏兵也。天津大盐商张锦文者，俗名海张五，亲领团勇数千暗扎前门外东西荷包巷，伊亲为恭王作顶马，并有张子青、焦桂樵两先生团勇及僧王兵驻京城内外，以备不虞。我恭王镇静稳重，体具阔大，于十一日先率各大老至礼部大堂。正面设一席；南面设十馀席，以待各夷；北面十馀席，为我诸公之座。各夷鼓乐肩舆而来，一见恭王摘帽抓发，云系大礼，其畏惧之心见诸容貌，中席空设，该夷主北向座，馀夷升桌持刀环护。我恭王与言皆得大体，众夷颇服，因议定各条，至晚方散。

文中的“恭王”指奕，“一个是真正掌握国家的亲王” ，咸丰出逃后，他奉命为全权大臣，代表清廷与英法议和的主要人物。奕参与议和一事，史者评价不一，有的批评说：“代表清朝政府与侵略者进行议和谈判的恭亲王奕，目睹敌人这种凶恶的行径，吓得目瞪口呆，不敢继续出面交涉……年方二十七岁的这位‘御弟’奕，既没有政治经验，更缺乏外交才干。由于他眼见形势如此险恶，正处于惊恐之中，也自觉走投无路。” 还有学者认为奕“受命于危难之际，明知咸丰帝和肃顺等人，留给他的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使，但凭着他的过人才干和自己对皇室的责任心，还是勇敢沉着而自信地担负这一重任。在同英法侵略者议和过程中，态度不亢不卑……终于签订了《北京条约》，完成了咸丰帝交办的议和任务，结束了拖延三年的对外战争，挽救了清王朝的危急命运” 。两种观点正好相反，孰是孰非，读过《王锺霖日记》，可知奕谈判中并非“吓得目瞪口呆”，而是“态度不亢不卑”，这对于认识奕其人，纠正沿袭已久的错误认识是有很大帮助的。

《清实录》《清史稿·德宗本纪》等正史，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战后京津一带的形势，只按时间顺序做了粗略的记述，特别是对列强的烧杀抢掠没有细致的记载，而《王锺霖日记》记载较为详细。如八月廿九日记英法侵略者入城情形说：

夷人耀武入城，城上满布夷兵将，我们炮械全行掷下，另安伊之大炮，皆向城内。声言恐开炮伤人，官民其各逃生云云，所以内城满汉人等逃者愈急。吧哑哩进安定门，绕大街出德胜门，当令夷兵将安定、德胜两门，把住不许我们出入，云是他们的地面也。……吧夷及各夷人在内城穿街游巷，并入殿廷窥探，闻并至内里步行。满官各家不能搬出者，家家惊慌，矢之以死而已，闻宫内皆设法避之。夷人从齐化门内迤北安定门内迤南，将城墙扒开，为伊等出入便当也。安定、德胜、齐化等门皆不闭，外城尚未惊扰，各街居者十不过一二家矣。夷人占住怡王府、肃王府、景公府。

联军进城，如入无人之境，他们首先军事威吓，在城墙上架设大炮，炮口对准城内，然后把持城门，不许官民出城，又扒开城墙供自己自由出入，最后坦然出入宫殿、王府，以胜利者身份在北京城肆意妄为，耀武扬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在北京肆意抢掠、焚烧，《王锺霖日记》八月廿五日记载说：

一早，见纷乱逃来者，云是夜西直门外土匪放火，夷人又放火烧圆明园及海淀南北街，乘火大抢，无家不搜括银物。更可恨者，夷人喝令土匪肆抢，黑白夷人按人家持刀强逼要金银财宝，无论少妇闺女必遍身摸到些须银器，亦必抢去。其馀喝令土匪争抢，粗重贵贱各物不能拿者，用刀石（坎）［砍］坏，付之一炬。圆明园宝器尽为夷人、土匪所抢。向闻有大自鸣钟一座，想亦为夷匪打坏，一切细毛皮衣、细缎衣料、字画古玩……闻南北海淀街上掷满，尽为人马践踏。盖至天明，土匪不敢明拿矣。海淀以及西山所有避难富绅、王公大老家私，全归乌有。闻夷人中多有广东口音者，黑白夷多有用汉人装束者，官民人等焚死者无数，火光逼天，喊声震地，千古大变，惨不忍言。

最为惨痛的是焚毁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王锺霖在此日日记眉批上不无沉痛地写道：

圆明园本前明太监花园，我朝又掘得藏银巨万，因修宫殿坐落，一切极为宏阔。挖昆明湖泾玉泉山水，湖山苍翠，亭台阁榭，画图所不能绘。入夏，芰荷稻田，树色浓蔚，王公百官，轿马穿林而行，官民人等，车行湖堤，远近相接，到此者真升平神仙福分。挖昆明湖之土堆栈为山，缘山坳皆词林直庐，俗呼为“翰林花园”“富贵神仙”，诚非虚语。恨予差此一步功名，望而难即，二百年胜地，不意为此黑白夷鬼一炬为墟，令人愤极而悲而已。

圆明园被焚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极具标志性的国耻，如此惨重的国之大灾，在《清史稿》中仅有一句“圆明园灾” ，轻描淡写，似乎是别人家园子被烧一样，无关痛痒。由于史书缺载，其中诸多细节已难悉其详。王锺霖以一介微官，亲历其事，不惜笔墨，一一载述，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晚清以来，许多学人积极从事日记的撰写，内容以庞杂见称，举凡朝政、风俗、战争、灾荒等靡所不载，成为正史、野史之外的又一种史料。《王锺霖日记》所载史事，多为作者目见耳闻，“可以据此观一代政风民情” ，史料价值很高，既可证史，又可补史，当为治史者所用。

《家言随记》作者王贤仪，是王锺霖的父亲。王贤仪（1798—1854），原名贤裔，字公垂，号麓樵，又号退斋，行一。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成童，将应试，未入籍，阻。年十八失怙，母抚诸孤守志，艰食，日饮泣。贤仪为之心伤，于是偷偷离家，出居庸关，后因母念子心切，辞归，从沈藕堂先生于臬幕学刑名，苦攻两年，即应聘知保阳谳局，后又依其表兄金文波太守于保定署者一年，东省当道争迎之，如琦侯、恩朴庵、钟云亭、杨镇等皆倚重之，尤其见知于李复斋、陈慈圃两先生，先后在青州、历城、武城等州县理刑名，与济南文人何邻泉、花寿山、谢焜、李廷芳等或为亲戚，或为知交。咸丰三年（1853）冬，应胡星垣明府之聘馆于招远。咸丰四年二月初，王贤仪在从招远回济南时于邹平西郭，“驻车拟食，忽逝于车”。

在保定时，王贤仪获安素徐致初所刊萧山王焕增先生《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曰“道在是矣”，于是奉为性命，默而依之，之后四十多年做幕府，无不慎人命，顾名节，刻刻念子孙，尝曰：“佐治为人，己无与，不可见功，然不可有过。”又作《申韩论》，撰联于座右，云：“眼前常思立鬼，身后莫忘有儿。”

王贤仪一生阅历随处志之，结集为《家言随记》一书，子王锺霖曾持之求序于曾国藩，文正公称之为“有用书”，天津沈文和公亦谓该书“大端有四：择术，存心，主品，博学”，所论精当。

《家言随记》共分四卷，卷首有曾国藩所作《序》。另有湖北钟祥张应翔《序》，作于同治二年夏日；历城毛鸿宾《序》，作于同治五年春日。卷一包括《申韩论》《〈佐治药言〉摘要》《〈张文忠公为政忠告〉节钞》《阅历偶谈》《王氏说》；卷二为《稽古略论》；卷三为《辙环杂录》以及王锺霖撰《历下四美蔬咏》《历下七十二泉考》《第一泉记》；卷四有《交际心殷》《尚论景行》《梓桑敬止》《亲戚情话》《骨肉心关》《先祖妣赵太君遗训志略》《先妣谢太君志略》，末附《退斋遗稿》，内收王贤仪诗作12首。

王贤仪撰写《申韩论》，目的在于建议地方官施政时，以仁义为主，刑名为辅。诚如文前小序称：“治乱由于州县，州县所重，尤在刑名。余由左佐治将四十年，恤民隐，重人命，慎名节，兢兢然无敢率意焉，又必视主政者之刚柔厚薄而襄之以道。阅历既深，恐惧益甚，爰为此论，以质同人，并告诸从政者。”对于他的观点，时人赞同者众，短短七百字小文，引来好友李文耕、钟祥、恩特亨额、杨镇、张应翔、厉秀芳、陈宽、陈庆偕、董舒亭、花寿山等人撰文表彰。

《阅历偶谈》为王贤仪日常随想所记，并无固定顺序和格式，类似于随想录，但看似“偶谈”，却处处闪耀处世智慧和交友心得，如论为官之道说：“居官只一个快性，自己讨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负累，百姓省了多少费用。佐治者，亦当然。”又说：

官一到任，惟我独尊，往往任性使气，上司不及知，同寅不能劝，百姓不敢言，吏胥转得，乘其喜怒以施其伎俩，受害最深。惟良幕友昕夕相处，可以善导，使去其不善而渐为善焉。州县为亲民之官，不可有小人之行，然不可不知小人之心，不必皆循良之选，然不可不知循良之道。

此段文字，当为作者多年跟随地方官出任，眼见耳闻太多之后的总结，乃智者之语，为官者不可不知。当然，王贤仪不忘自己的职责，他一直深思如何当好幕僚，说：“主人去官有美声，佐治者无与也，若有荣焉；主人去官育恶名，佐治者无与也，而与有辱焉。宾主固相关，不可以势利交视也。”

对于如何使用“无材之君子”和“有材之小人”，他说：“多事之秋，用无材之君子不如用有材之小人，亦见到之言，然既为君子，未必果无材也，既是小人，有材亦当驾驭之也。”可见他看问题是辩证的，眼光是发展的。

《稽古论略》可看作读书杂抄，王贤仪在阅读古书时，遇有价值之言论，随笔记下，长短不拘，十分随意。如云：

世人多重汉玉，汉之为言“含”也，古人死必用玉，而以美者含之。庄子所谓“死何含珠？畏也”。或曰：“汉也。”玉入土久，则汗出而多斑。今讹以为“汉”，岂非汉则无玉乎？凡出土之玉，多得自葬处，人乃以为古而宝之，抑思皆秽物乎？夫何如古书之可宝乎？

考证“汉玉”为“含玉”之音讹而来，十分有说服力。

《辙环杂录》以记载济南乡土遗闻、风俗掌故为主，兼及作者做师爷的古迹风俗，如京、津、山东各州县等。书中对济南地理、山川、饮食、交通、歌谣等习俗记载尤为详尽，为研究清代济南民俗的珍贵材料。

如记济南之泉说：“济南随地皆泉，南关黑虎泉旁数泉喷涌，西关五龙潭之潭西精舍泉喷尤高，虽皆不及趵突之淜湃矗激，然砌而治之，皆可作趵突观也。李格非，易安之父，尝著《济南水记》，今不传。别有《名泉碑》，不知何人作，总记七十二泉，远叙中宫、灵严诸泉，而华不注之华泉见《左氏传》者竟遗之，又名多不雅，后人因七十二泉之名难以悉考其数，第诿之于日久湮塞，殆为碑所误耳。”济南自古以泉多而著称，王贤仪多方考证古籍，试图将济南之泉一一考证出来，但此事不知何故而停，不过，好在王锺霖后来撰写《历下七十二泉考》，弥补父亲这一缺憾。

王贤仪十分热爱山左，对于齐地风俗人文多有论及，如言：“古言齐俗功利夸诈，以今考之，山东东府风土最厚，初不见有并躯从狼之习，或今昔不同耳。天津五方杂处，好盛俙富，霸政馀习，或指此地齐饶鱼盐之利，今渤海间此利仍溥，齐桓公伐山戎即今永平府北山间也，山民居近边墙，仍有犷悍之习。”“风土最厚”一句，正为齐鲁百姓之真实写照。

文章还记载郑板桥在潍县传说：

潍县富庶甲于齐鲁，科第之盛，咸言郑板桥先生振兴之也。东门为潍水，一名白狼河，韩信囊沙为阵处。东南城上文昌阁旁生文官果一颗，结果多寡可验科第，诚信。城下有发科泉，板桥先生所甃也。

板桥先生诗字皆争宝之，时画竹兰题句寄意，与先祖克传公交契。先生宰潍县，所判讼词片纸只字，后人悉易尔裱成册卷。相传先生恶富豪，辄骂为“驼钱驴”，好骑羸调帘入省，帖“回避”封条于羸鞍上。

两则史料饶有风趣，极力颂扬郑板桥振兴潍县文教之功绩，又述其轶事，可为研究郑氏者借鉴。

《交际心殷》乃王贤仪追记朋好之文，每人着墨不多，但能够抓住人物主要特征及交往经过，许多史料不见载他书，可补史志之不足。如清人李文耕（1763-1838），字心田，云南昆阳人。进士，两任邹平知县，政绩卓著，清帝闻其政绩，后升任泰安知府、山东兖沂曹道、浙江盐运使、调任山东、转任湖北按察使、调任贵州等，道光十三年（1833），致仕归乡。清人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八《李文耕论世局世态世味世情》，对李文耕生平亦有记载，但为泛泛而论，而王贤仪因为与之交往过多，记其说：

滇南李复斋先生文耕，字心田，昆阳进士，两任邹平，有硕儒名臣之概，书法似朱文公。修范文正公祠及黉山遗迹，振文教，彰节义，治水利，邑人立位以祀。陟东臬，修景贤书院，祀张蒿庵先生，纪事泐石。邀余至邹襄理刑钱，相交以诚，劝余谋仕，云：“有作为，奚为人做嫁衣？”噫！愧甚，感甚。

相较而言，王贤仪记载注重细节，李劝王之语“有作为，奚为人做嫁衣”，正戳到了王氏的痛点，非深交不能有此语。

《尚论景行》是作者根据各种史料和传说，梳理古代山左为官的官员，或游学东省的学者文人事迹，重在突出他们在山左活动的轨迹或言行，可称寓贤小传。

有记前人轶事者。如云：

刘金门先生凤诰，字丞牧，萍乡人。乾隆己酉探花。典试山左，授学政，尚实学，为伏生请博士，又为左氏郑康成请，未允。著诗文集若干卷。视学浙江，与中丞阮芸台先生因公至台州，偕游天台，记石“刘阮重来”。

刘凤诰（1760—1830），字丞牧，号金门，江西萍乡人。进士，授编修。超擢侍读学士，提督广西学政，官至吏部右侍郎。此则资料言其“典试山左”，不见载史书，且与阮元偕游天台山轶事，可称美谈。

又如记栗毓美说：

栗恭勤公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人。州拔贡。官山左粮储，进擢河督。与黎河帅世序先后为河神列祀兴。黎河帅，河南罗山人，名进士，世比之包龙图。

恭勤公幼孤贫，师同邑，某师子不慧，与公恒同榻。师拟以女妻公，同学某知之，买盗夜刺公，误杀师子，刑公待决。同学某得娶师女，合卺夕，醉告曰：“费如许心，今乃谐。”女佯欢，益使醉。曙奔控，并盗抵罪，乃释公。女怀刃县堂曰：“误坠奸谋，今冤明，而首夫罪也。”自戕死，公哭之痛。为女立位，终身拜之，养师夫妇老。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又字友梅，号朴园，又号箕山。清嘉庆七年（1802）以拔贡考授河南知县。以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此则材料中栗毓美与同学争妻一事，情节曲折，为小说、戏文之绝好材料。

与《尚论景行》之记外来官宦学者不同，《梓桑敬止》所述全部为山左先贤，以清代人物为最多，清代以前人物主要有娄敬、伏胜、公孙宏、邹长倩、董仲舒、东方朔、公玉带、崔不意、终军、王贺、王君公、祢衡、管辂、崔季珪、崔景真、刘峻、房豹、房玄龄、秦琼、罗士信、员半千、何彦先、魏花、张掞、李定、李格非、辛弃疾、王泉、杨宏道、周密、张养浩、边贡、李攀龙、尹同仁、殷士儋、张潭、张茂兰、王道定、邢侗、李纲、张尔歧、康丕扬、蔺刚中、王士祯等。

有的史料十分罕见，如记毕世持时顺带记其弟世济说：

弟世济，同借书，随月照读，每将入闱，倍食干，饮三日水，文笔如飞。春官不第，遂止。著《古本大学释注》《大学衍例》《政治三篇》，尤邃于《易》。卒年八十七。或赤身夜雪，曝背烈日，时人莫之测。

毕世持与蒲松龄是文字之交，是《聊斋志异》中《马介甫》的作者之一。蒲松龄在小说结尾处写道：“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这表明这篇小说是蒲松龄与毕世持共同写作的。关于毕世持生平，王士祯《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及赵执信《怀旧集》皆有较详记载，而其弟世济生平则鲜少记载，此则材料弥补缺憾。

同样，文中也有清代历城诗人周乐的生平资料，云：

周乐，字二南，历城人。宏才富学，久困场屋，乙卯科，李复斋先生力荐未售，弃举业，以贡就教职。依李馀堂司马有年，梓诗文集，同里张北麓、谢问山、范伯野、郑苹史、何岱麓、王秋桥，皆鹂社诗友。晚主景贤书院。与人交，无城府，而出语成趣。诗多新颖句，如《宿齐河》云：“铃铎搅残孤客梦，琵琶拨碎壮游心。”《风筝》云：“尚留一线青云路，未免群儿白眼看。”惟咏《春雪》“半天兼雨落，到地一花无”，为无儿女之谶矣。《与家敬修论事书》，知非诗人胸襟。

周乐为大学者周永年侄，与金洙、李肇庆、翟凝、周奕黉、余正酉和文安纪淦等人被目为当时的“明七子”，其诗激宕豪迈，有《二南文集》《二南诗抄》等著作。但是相关著述记载诗人生平只言片语，此则史料可谓丰富，当为研究者采用。

《亲戚情话》则为追忆戚友之文，王氏亲戚大都为人忠厚热情，充满情谊，无论耕田还是耕读，总是积极生活，坦然面对困难，可谓晚清普通中国家庭之真实写照，于晚清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史料。

王氏亲戚中有廉直的官员。如其表舅尹竹农：

尹竹农表舅，讳济源，字东沇，历城望族。先母赵中表弟，戊辰进士，庶常主政，祠曹御史，视学云南。辛巳，典试中州，得士最著。出守建宁，秉臬楚北，爱民恤狱，称清惠。晋山西，调湖北，以疾归乡居，以史书自娱老年。少读书古诗循廊步诵，每至夜半，以暖四体，薯饭青羹，恬如也。不忘寒士苦，恒施衣粥于里人。修近旧居路崎岖者，云少苦经由，欲人不碍足也。训子孙云：“无关荣辱者功名，有益身心者学问。”

亦有善良的农妇。如王贤仪记其姑母云：“先姑母最仁慈，念狱囚苦，夏施药，令除虫秽，冬施大被厚褥，使鲜冰冻。清苑多系贼，念因惰无业，命文波兄令各习糊口手艺，怠则责之，艺熟案结，相劝谋生，不再入捕房，于官升去，众泣，叩于路曰‘太夫人活我。’先姑母每语亲丳子，为前驱采仗呵殿远迎入署，思篝灯纫针，视读至三鼓，差不负也。”

有著名学者。以王贤仪内兄谢焜为代表，他说：

谢问山内兄焜，自浙江山阴占籍历城，与弟照皆名庠序。家贫，诗酒自乐，各无宿粮，弗计也。诗宗少陵，奉戴笠小像，举觞必祝。每四月十九，仿浣花故事，集周二南、范伯野、何岱麓诸诗友为少陵寿，时相酬唱，联湖千鸥社。租居近水，引泉绕屋，叠石杂花，水作隐趣，名鹪园，赋以志之，有《绿云堂稿》行世，为文务坚卓。乙卯不第，坐独轮车，敞衣竹笠，游齐鲁间，玩佳山水。搜今昔人诗歌，辑《海岱英华集》十二卷，无力付梓为憾，刊《心仪》《停云》两集，皆海内诗老之诗。《停云集自序》：“一卷残编，读当晚照，数行老泪，洒向秋风。”人谓不减魏武《短歌行》也。目损于酒，年七十不见物，日犹吟哦，令孙为书。将易篑，云：“未为陈元圃作传，歉事。”撰痘神祠联：“体谅人间慈父母，保全天下好儿孙。”人多诵之。

还有王贤仪姻丈魏正和之类的能工巧匠，他记载说：

魏正和姻丈详，自章丘居历城。家寒微，弟祺，各谋食，性孝，奉母，托人宇下，仅蔽风雨，贾力承欢。随圬者修抚署澄虚榭，武骏亭中丞欲因泉竹结构，退食，观金碧巨鱼，环沼群戏，匠首拟式不合。丈最勤，每散食，先回操作，知匠式未善，画地自拟，抚见其勤，且察所画颇合，即令承工，遂名良圬。幼未读书，而匠心独运，经营缮者弗逮焉。乾隆丙戌，巡监使令修各行宫及天津柳园。适宫门外赐安南国王宴，直隶制军令一夜结绮楼，以壮体制，名因大噪。恭办山西五台山行宫，邀六品职。修曲阜圣庙林门、邹县孟庙各大工，清勤一如微时。修岱庙，一时巨公赠之篇什，镌石，留雨花道院，泰山刻《靠天吃饭图》，跋皆本诸身语。济南府县学宫，亦其经画。修贡院号舍，永无雨患，留雨龛，增以仰板，试便庋物，且弗致污卷，无不叹其以门外人而能体试者之心细也。修泰山盘路，就堆山石，每半里作男女厕，终年香火，妇女颂便不置，虽小节而廉耻关焉。尤善居室，能于窄处觉宽。治家有法，子弟日蕃，孙、曾继起，名重当时，多乐与交，自筑别业娱老。钱润济中丞臻、济阳阎军门后烈，时相快谈，又代章直斋明府完亏释罪，义声愈著，殁载郡志。或曰明匠蒯详、陆祥堪鼎足，余谓名似而行过之。子治淳，贡生，官广文；从子治邦，武举；治勋，诸生。济南名胜及寺宇多制柱联，皆汪东川代笔，督娱、城隍庙门悬大算盘作额，一书“不由人算”，一书“总归一算”。

《骨肉心关》主要追记过世的母、弟、子、孙女诸人，文虽短，但娓娓道来，深情绵邈，如记痘殇之次子云：

少从学沈藕堂师于臬幕，暑深多柏，夜森森，尤可畏。家贫鲜仆，母命仲选五胞弟贤登送衣物。年十一，初入官府，罔知所询，（次且）［趑趄］森柏间，久且饥，堂鼓冬冬，狱号声怪，风飕鸟啼，栗栗掩泣，巡更者欲执之，乃向言，引入署，手足情切，终身难忘；或过臬署，犹若五弟之在相问也。余次子小名二桂，少锺霖一岁，颖悟可喜。余馆省东，母命两孙送至东郭三皇庙前，止之，车行回顾，犹见在树间并立。是冬，二桂出痘，殇，甫四龄，甚伤母心，后经其地，犹若二桂树间依依也。

又记早夭孙女道：

余长孙女琪，戊戌九月生，甫步，识人意，数龄聪而庄，认字，或言古今事弗忘，针黹亦可观。幼即留心家事，或事有忘，询无弗记，客至留言，仆述恒讹，能旁听而传客意以白，八九岁若成人，凡事识是非而不妄语。余性急，或甚怒，逡巡绕膝，余颜为之解，伺左右，体余夫妇意，先事以承，可兼众职。游明湖、佛山诸胜，必扶为杖，随言随憇，倦而弗露。字于金三表侄孙绍甡，为文波表兄孙妇。将娶，会谢室丧，哀成疾，患胯疽若斗杯，呻吟一年，死于潍县寓中，年十五，余颇达观，乃时凄然，为之不到湖山者数年。

若将之叠入《归玄恭文钞》，真真如作于项脊轩中，骨肉心关，诚哉斯言！

《家言随记》为作者随想随记，并未成书，王贤仪去世十六年后，即同治九年（1870），王锺霖分判蓟永，公馀开始整理该书，并在整理过程中，撰写了大量补注，可与王贤仪原文对照阅读。书成之后，孙寿恩为之详细审订，又寄给远在河南息县的王宝霖审定校阅，在请长者作序后，往京城觅专事刻板者上板，因王氏家祠名“素风堂”，故以之名板，刻好后，板暂寄京都琉璃厂中间路北翰茂斋。1997年，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库未收书辑刊》，该书被收在第五辑，本次整理即以之为底本，硕士研究生徐红梅、丁春林、汪凌峰、武雷、路璐等参与整理。在整理过程中，王氏后人、河南工业大学王庆斌教授与笔者联系，将其所藏《王氏家谱》部分内容拍照发来，对了解王贤仪和王锺霖生平添一有力史料，在此一并深表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