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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爵，翁心存季子。翁同龢称他为五兄，长16岁。五兄并非科举出身，咸丰元年（1851）自家乡到京考试荫生，以主事用，分兵部。同治三年（1864）七月，兵部保举司员，专以道员用，道员是藩、臬两司的辅佐官，正四品。到同治十年擢陕西巡抚，母亲病逝，同治十一年和弟扶母柩回乡守孝。同治十三年服阙回京，九月初八补授湖北巡抚。光绪三年（1877）七月中旬翁同龢请假两月回籍修墓，八月初七惊闻五兄凶耗，初八晚上即带五兄长孙奎保赶赴武昌，扶兄柩归里。兄弟分别期间，通过邮递或折差往返，每月至少要通信二三次，关心着对方的工作、生活、身体，传递有关时政的信息。如果有二十天得不到信，便“望眼欲穿也”。
《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收有翁致五兄信5封，又在佚名函中搜出5封，共10封。翁同爵玄孙上海翁宗庆先生藏翁致五兄函18通，常熟博物馆《翁同龢遗墨》收有6通，合计34通，时间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年，五兄在湖北巡抚任上。今将33通家信释文，考证写作时间，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对信中述及的人和事略加解释。
五兄大人尊前：
前此信至，尚未知摄篆。得闻合署安吉，极慰。
楚中多雨，不独郁蒸，兼虑堤溢，惟仗人力维持耳。滇事何从措手，直是为难，必半年乃有端绪。两篆繁剧，非坐啸可了，固欣峻擢，亦恐劳神。伏惟亲近补卫之药，博收康济之才，以慰人望，是祷，是祷！考试候补正杂人员，各省皆行之，楚中似宜仿照。督篆入款，闻前政代庖时，豪〔毫〕毛无所动，渠亦居之不疑。此次亦必仿照也。
京寓平安，东华门屋暂时留住。安孙感冒，今已全愈。此月便可录遗，寿官在前。刘师亦无更动。
五日阁到批本，逢五、十验收，如是而已。近日有曰陈人材可用者，竟及弟名。其人浮华，无足取，已谨避之。文衡（各种考试阅卷差使）络绎，颇思一与斯役耳。近得草仙丸服之似验，兼服丽参，气稍王〔旺〕矣。余详筹儿禀，不赘。敬请时安。
六月初五日，弟龢 谨启
问全姑娘好。
按：此札写于光绪元年（1875）六月初五。初四《日记》：“得湖北五月十九日函，尚未知署督信。”初五《日记》：“写湖北信。”
本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五月十六日，李瀚章着驰驿前往云南查办事件，湖广总督着翁同爵暂行兼署。五兄本任湖北巡抚，又署湖广总督，就是札中说的“摄篆”“两篆”。翁同爵年已62岁，手颤腿麻，弟体贴兄之精力，代理湖广总督，“萧规曹随”即可。
本年侄孙斌孙（寿官）和长孙安孙都要“录遗”，取得“监生”资格，六月十九，安孙出城，拜六堂老师，安孙和斌孙皆拜吴福田。六月廿六日，安、寿两孙赴国子监录科，寿二十五，安三十二。八月初八，安孙参加京兆试，不售。
同治十三年翁携安孙、斌孙回京后，即请刘永诗（名传祁）为西席，授安、寿读，每月修金十两。
信末“全姑娘”是五兄的妾。
威事（英使威妥玛）未经陈覆固是，然俗眼疑其少此一节。或遇便带叙数语何如？此时难复述，以后似宜斟酌。既有专交，必应专覆耳。滇使有议及大李者，或郭公，甚秘，故前纸云云。滇中必有使，使必以疆臣，以为非此不能填〔镇〕抚也。岑件来，称整军以待，廷中虑其生事耳。
长夏无事，尚清远。开工定八月初三，弟当前往。过此又不必住工，明年开工再往。秋间奉移（送穆宗梓宫至隆福寺暂安处）则必当一行。
久旱，此月十日得雨一寸，麦已稿矣。本欲考差，因办工程中止，安得有衡文之事哉！
张之渊以捐升道员到省，切恳得一薪水较优之差，竹木不敢望，盐局或庶哉？察其人气不甚清，非香涛之比。黄州罢考一年，去岁部驳，未审完结否？英守称廉谨，此却不当于理。邵守超擢，然奉尹非所任。朴翁能发之，恐未能善其后也。蜀星回，有所论，故有是更动。优超曾一条，乞留意。
按：此佚名函是翁谈时事，夹在家信中给五兄的，应写于光绪元年（1875）六月十日后几天内。十日《日记》：“午间疾雷，大雨一阵。”即札中“此月十日得雨一寸”。
光绪元年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要开辟滇缅交通，军官柏郎带兵从缅甸出发，英使馆派翻译爵士马嘉理入缅迎接。马嘉理回云南，被云南巡抚署总督岑毓英暗中派人杀死，把英兵逐回缅甸。
发生了如此重大外交事件，五月十六日，清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亲兄）驰驿前往云南查办事件。英人几兴戎，英使威妥玛和总署谈判，当时的总署首脑是奕和文祥，英国开出的条件很苛刻，谈判很难，故翁得不到什么信息可告知五兄。到光绪二年五月十一日，《日记》记：“闻威妥玛与总署议事决裂。”李鸿章出场了。
岑毓英阴骘沉毅，可谓不世之奇材，以诸生出身平定云南回乱，成“云南王”，以巡抚署总督。此时通中外利病、古今治法的郭嵩焘特起陛见，敷陈时政，词旨剀切，孝钦首肯者再，授兵部侍郎兼总署大臣，疏劾岑只是将弁才，不足当疆寄，意在自罢其职，免外人借口。岑当然派使者到朝中活动，故札中有“议及大李者，或郭公”，以为非岑不能填抚也。
光绪元年二月廿二，翁同龢和醇亲王、荣禄等派任惠陵承修工程。故函中谈及此工程的进度。
张之澜（蓉江）乃张之洞（香涛）兄，五月十二日《日记》：“张蓉江（之澜）观察来。（香涛兄。）”十四日：“张蓉江赠金，却之。”
本年三月廿九日《日记》：“崇实奏结奉天查案，兼尹志和、府尹恭镗交议。”四月十三，奉天兼尹志和降，府尹恭镗革职。十四日，奉天府尹放庆祥，湖南邵阳知府也。翁评论此事，认为邵守庆祥超擢，“非所任”，“朴翁”即崇实，后任奉天将军，以为他“能发之，恐未能善其后也”。
陆晴湖芝祥之事闻甚为张罗。今其弟璿甫秀才荣昉将于秋试后赴楚持丧归葬。欲求向其同乡浙江、广东同年中，似可向首府、县言之，切实吹嘘。其家有老母、寡嫂而无子，其弟又失偶，盖一家而备四者之穷。陆君耿介，可叹伤也。此事同衙门多为言者，张生登灜言之尤切，故覙缕。
按：此札写于光绪元年（1875）七月廿四日。
此日《日记》：“夜，张生海峤来言广西考官陆芝祥道卒，其弟荣昉号璿甫将往楚北持其丧归。其家有老母寡妇而无子，极人世之穷也，托五兄为之吹嘘。”
五兄大人尊前：
顷托解蜡官萨君携一函，计明岁方达。
伏审合署安和，至以为慰。弟入冬体气尤佳。公事大略平顺。前所商之事但速示复。
滇事度未得了，郭公所论，政府极诋其谬，上惟高阳（军机大臣李鸿藻）耳。明春恐有波澜。
近来趋朝极早，寅正事已下矣。弟碌碌班行，绝无建白，闭门独处，秋绪万端。刘永诗（翁家西席）明年南归，推请曾印若（邑人，举人）代之。印若尚未到也。德孙（翁小孙子）师李君课甚严，稍有头绪。上下皆平安。广司马新购其帖邻之屋，弟意俟明年往看，倘能移住较有照应，盖眷属来居，终非长策。
来谕一一敬悉。大堤工程加培为妙。琴西（孙衣言）濡滞，乃名士气。荣侄体子要调息。顷从阁中捧表归，未及覙缕。敬请
春祺安福。
弟龢顿首
十一月廿六日
按：此函写于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廿六日。
廿五《日记》：“以鹿茸一，托解蜡官萨喇图带楚并信三纸。”
第二节中“郭公所论”，郭嵩焘时任兵部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疏劾岑毓英特将弁才，不足当疆寄，意在自罢其职，免外人借口也。遭到军机大臣反对，改任驻英国大使。
广司马为时任兵部尚书广寿，同治年间为同治帝满文教师，和翁同龢是亲近的换帖兄弟。
荣侄是翁同爵仲子，本年二月到鄂侍奉父亲，但本人身体虚弱，故函中嘱其要调息。
此日《日记》：“进长至贺两宫表，丑正至内阁恭捧……出内阁前门，循砖路而北至兵部报房坐待……以表交相国。”即函中“顷从阁中捧表归”。
湖北刻有曾文正公所选古文，便中乞寄一部，名《求阙斋经史百家杂抄》。此间屡求不得也。
魁华峰（户部尚书魁龄）所说本家武官务留意，每见必言之。
新选汉阳通判其昌，系国子监旧属，由笔帖式升助教。人甚平常，然极老实。伊求一言，故及之，此时尚在京也。
张之澜到省否？其人好议论。
彭芍亭当以信慰之，恐尚须一分也。
按：此信附于前札。
彭祖贤，号芍亭。出生于吴中第一世家，父彭蕴章，大学士，翁父翁心存同僚，咸丰六年会试座师。芍亭和翁是不拘行迹的异姓兄弟，翁称彭为“四兄”。彭家有了丧事，告知五兄。“分”是丧事礼金。
五兄大人尊前：
折差甫至，今又得函，敬悉一是。
权篆即真之渐（代理总督，渐即为正式任命总督），政繁地博，百费权衡。幸精神充沛，克勤小物〔事〕，即以宏此远模耳。
书房（任命为弘德殿行走）一节已见明发，受任不辞矣。正如驽骀而涉长道，前望茫然。礼节为难，弗敢轻议。书生抱书，古记所无，未能臆断。明年二月先至内殿熟习，其详尚未闻。
自楚至京，皆无雪，连日殷祷，今乃于晴天洒六出，不足一瞥。滇事杳然，度开河后必有一番饶舌。蜀星引退（四川总督吴棠告病，以李瀚章为川督），亦既晚矣。
扬州祠成（扬州三兄专祠建成），栗主（栗木所作神主）之式当已斟酌妥善。弟意建造既烦官帑，而私家宜出钱稍助杂费。而彼中士大夫名列者一一作谢函致之。书吏亦须酌赏。此事乞审度。好在赵恩（三兄翁同书的义仆）备细，一切可以询之，惟谢函不可滥耳，臧庶常穀必须谢。寿官定随张词甫于正月十一南行，腿痛未愈。事不可迟，族中诸人兄处所寄，大有裨益（斌孙明年回南要参加江南乡试）。京中诸位与筹儿细细酌度有增无减（京中陋习，年底要拜年送礼）。此后仲华处须略丰，当喻此意（仲华为荣禄，和翁已成换帖兄弟）。毕略减，五十；魁未送。一系外官，一则方炎炎也。
鄂刻各籍皆精，胡月樵又寄百种子书，惜乎无地可置。东华门寓厅东箱〔厢〕书架已满，而家中廿匮不与焉。它日若能得数椽，聚书其中，粗足自慰。若起居之适，誓不敢营矣。此来本拟飘萍，不意勿生根蒂。所恨眷属牵连，添一段烦扰而费亦不赀。
廖令润鸿呆而戆直，尚有血性。能予一差俾之归省最妙，否则略调剂之。今春虚约东行，竟无甄叙，歉然于中也。
敬请
福安，问合署好。
弟龢 谨启
按：此函写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湖北折差带家信来见之。”十六日《日记》：“写湖北信。”但此信未发，故未署月日，要和后面几页一并于光绪二年正月初十寄出。
翁同龢三兄翁同书于同治四年十月病逝于甘肃军营，特旨开复原官，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赐恤，谥“文勤”。同治八年二月江苏督抚奏，据扬州士民请立故帮办军务翁同书专祠。四月初七，礼部于初二复奏三兄建祠事，准。本年扬州专祠已建成，翁和五兄讨论如何酬谢扬州列名的士大夫。
李相再晤，威事赖其转圜，申明条约一节，则其硕画。滇李（都司李珍国）虽就絷，然彦公（云南总督岑毓英，字彦卿）若去，何以告万世，曾与李相切言之。
远村（湖北布政使林之望）交御，闻诸何地山（工部左侍郎何廷谦）云，兄许为之设法，并嘱于家言中提及。弟思无法可设，漫应之。
琴西（孙衣言，道光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吏事非所长，文章则盖一世，其人谔谔，必相与有成。
按：此札在《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佚名”目中，写给五兄翁同爵，光绪元年，五兄任湖北巡抚，年已62岁，手颤、腿麻，其仲子曾荣到武昌侍奉生父。翁给湖北写家信，多寄给曾荣，有涉及时政的另写一纸给五兄，故成“佚名函”。此札应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底。
光绪元年发生了马嘉理事件，五月派李瀚章前往云南查办事件，十一月奏马嘉理被戕大概情况，总兵某、同知某皆革讯。
从此札可知，翁同龢对李鸿章处理外交事件的手段很钦佩。九月初八《日记》：“英酋威妥玛与文相国议不合，以去要挟，李相国调和之。”
翁同龢交友之道，“尤重者，谈义理、笃践履之士，此两者皆吾所短也”。孙衣言，文章盖天下，谔谔之士，故翁常向这位前辈请教，“必相与有成”。
五兄大人尊前：
折弁来，得腊月九日函，知近体有瘳。风秘乃寿征，得苁蓉之润必奏效，补药中可否加祛风之品，获益尤多也。
武昌，四达之国，过客如云，士多于鲫，虽陶公远甓，亦搬数不尽，只好付之不见。起跪断勿劳，可属人先告客，客或不从，付之不答而已。
宜昌开办伊始，要在约束严明。宜昌以东，直至黄州，厘卡几何。彼人欲普免厘税，殊费口实。广济之煤果获利？可停即停。淮盐则专待湘抚覆奏，大略部议不复执前说矣。旗昌一举，南洋受诳不少，并北洋官息而减之，孰为此谋耶？德国十七款，闻于廿一日就商，连日未见当轴，未得其详。当轴止有推法，一推再推，彼之气焰日张，则唯命是听。近日袁侍郎建言谓宜辑古今和局之失，汇为一编，伤时之语久惭，置之矣！
立春三日内大雪凝寒，今日晴和无风，滴滴入地。书房须廿八以后方少休，明春正月六日入学，旧例如此。
弟体全愈，安孙已照常，不加督责，亦绝无过失。寿孙来，仍令朝夕同学。
浙案平反，左验明白。问官尚能持平，自州官以上皆谓之误。
西师自玛城复后严寒，不复进取。达阪土蕃，重重坚垒，未易攻克，况八城哉！西林再起，非复豪气，即且将行。蜀帅晤聚，尚有识力。晋则汴生不免耳。
岁月如流，今日午奠，搏膺难及，他日得以无咎之身归依邱垄，幸矣，幸矣！天道十年而小变，长安风气又非往年，朋友寥落又为职事所迫，欲匹马一游而不得，大似樊笼。岁务一切不问。筹儿持家谨慎。辽参不易得，近得两支，内一枝似佳，筹所新购；一枝意态迥出，或非常草耳。九衢泥淖，刻即入城，草草致此。
敬请
颐安，并贺新春大喜，问合署安吉
十二月廿四日
弟龢顿首谨启
按：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廿三日《日记》：“得五兄函，折差来，作函交之。”此函写于廿四日。
翁同龢和五兄同治十一年回籍守孝，十三年六月回京，九月初七，奉恩命翁同爵补援湖北巡抚，十二月二日抵武昌接印。五兄长翁16岁，光绪元年已是62岁的老人，去武昌的路上，家信中说“唯大便干燥，手仍颤耳”。“风”中医指寒热、偏枯等症，和便秘是老年病，故翁美名之为“寿征”，当地方长官，应酬繁忙，翁体惜兄的精力。
第三节讲湖北的政务和当时的外交。弱国无外交，“当轴止有推法，一推再推，彼之气焰日张，则唯命是从”，将其时的外交刻画得惟妙惟肖。袁侍郎为袁保恒，袁甲三子，道三十庶，同治十三年八月廿五日，左宗棠以钦差督西征转运，袁保恒为帮办，十月袁授户左，光绪元年七月到京，是当时的名士，翁的好友。杨乃武案平反，遭到地方大吏的反对，此案充分反映出中央和地方督抚的矛盾。
第七节中的“西林”指云南巡抚兼总督岑毓英（字彦卿），西林人，此人阴鸷沉毅，可谓不世之奇才。以诸生起，同治年间平定云南回乱，攻克大理国，全滇肃清。光绪元年，在他指使下，发生了“马嘉理事件”，制造了严重的外交事件，五月朝廷派两湖总督李瀚章到云南调查该事件，岑毓英本拟革职（前文中有“彦公若去，何以告万世”之语），后又复起。从此信可知其时岑毓英在京城，并和翁见过面，但《日记》中均无记载。《日记》中记翁和岑会面在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答岑彦卿中丞，其人渊然有学问之意，对之生愧。”本年十二年十九日《日记》：“吴棠告病，以李瀚章为川督，命臣兄兼署湖督。”信中说的“蜀帅”，即李瀚章也，但他没有去上任。文中的“汴生”为邑人邵亨豫，字汴生，道三十庶。同治十一年翁同爵在陕西巡抚任上丁忧回籍，邵接替任陕西巡抚，光绪元年病免，而任吏部左侍郎，故信中说，“晋则汴生不免耳”。“免”指免职。
十二年廿三日是翁母诞日，廿四日是母忌日，廿四日《日记》：“此两日皆午设奠，摧痛欲绝。”
今日之会，殊形怚制，不一而足。就中威与赫难驭。余不过庸奴耳。相见拱手，渠免冠。入坐劝以酒果。堂中席二，客与邸南向，总署诸君环之。每国来者不止一人，或五，或三、四。或佥坐，或否。大略言此会难得，或盛称机器之长。一国退则一国来，若相避然。余等旁坐东南向。未交一言，亦未沾其一滴酒，尝一脔肉也。有午至申，极乏。是日部院中未到者十一人，临时请假崇文山也。
禹铸大鼎，使民入山林不逢木，若今日正是此意。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正月初十。记当天在总理衙门和各国使节贺新年的情况。
是日《日记》：“饭罢即同诣总理衙门。邸及诸公先在，堂中设果席二，左右设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怚制者陆续至，凡八国，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二三刻，后者至则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沉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总署诸公环坐，通事等或佥坐或否，余等两旁坐，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一一通姓名，拱手而已。”
翁同龢是儒家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书生，又经两次鸦片战争，视洋人为仇敌，对外国使节不友好。未接触，不了解西方文明之故也。
十一点钟 英国威大臣 妥玛 沉鸷
十一点半 俄国布大臣 策 滑
十二点钟 美国何署大臣 天爵 稍老实
十二点半 德国巴大臣 兰德
一点钟 奧国史大臣 福礼
一点半钟 日本森大臣 有礼 静
二点钟 秘国爱大臣 勒谟尔
二点半钟 法国罗大臣 淑亚 谲、有病
三点钟 赫总税务司 德 滑而傲
三点半钟 丁总教司 韪良 呆
四点钟 田主教 壘思 未见
按：此页附前札。
鹅生一案，数语即折其深，幸甚。法使罗淑亚之来必有饶舌，其人狂絷。今年持杖到总署与吾侪折让者也。朱邸见之，答不容口，称之曰、大人曰，真周到，真成白云、白云。此当面寒暄，原非衷论，然推服者深矣。铁路、电线，彼族一口不忘。吴淞一路，冯道竭力办驳，至以照会数则刊成一专寄示。其实沈君许之于前，冯道含糊于后，京师早有所闻也。
昨西藏来报，希尹开缺，其印度铁路将次通至前藏。总署阳为搁阻，恐覆水难收矣。滇事如此脱空，总署必大受累，恐案未结而通商、铁路先成。此中原一大干系，如何、如何！
按：此页谈时事，亦和正月十日信一起发。
“鹅生一案”日记中未记，应是鄂中之案件。总署王大臣应为恭邸，不知为何写“朱邸”。
此页谈到列强索中国利权。法国要在吴淞筑铁路，英国铁路要从印度通至前藏，滇案未结，英国已先开出通商、铁路等条款。
堤工实力讲求，卓然有效。江水、襄水情形不同，弟于此事懵然莫识其形势，若有分图，便中寄示一分。
广济开煤，利弊何若？洋人机器毕竟如何？
口匪解省，诚慎重刑。弟在刑曹以为强盗之例未可遽改，而就地正法必当审慎，正与楚北现办相同。直隶办案，往往不取供，即正法，此正军营习气耳！
潘椒坡 求署缺 郑盫（潘祖荫）屡切言之
汪祖龄 两淮候补大使 同年汪汉青之侄，本在淮上，因今有差来楚，欲求留在湖北委差使。不知可行否？名姓并上。
按：此页亦于光绪二年（1876）一月初十寄出。
此页谈湖北政务。刑部强盗之例要区分主犯、从犯，罪有重轻，不能一律正法，草菅人命。
洋款南洋深非之，左军改需四百万，盖不欲借。而廷谕却仍予千数。内仍借五数，提部中四成，税二数，严催协饷三数。如此措置真不可解。且洋人有不欲借之语，何必负此不能了之款，填彼无底之壑耳！
南洋所陈海防经费、滇黔协饷悉供西用，部议驳之。以既筹此整款，何须枝节也！
闽抚力言洋债之弊是矣，而先挪六十万数速供西饷，其词甚鄙，有破其一人一家不足道云云。故此次谕中有褒词，以为急公，能顾全大局也。卧雪有才，所持过刻，弟断不效其多事。
按：此页谈左宗棠西征新疆回乱军饷事。约写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
光绪二年二月廿九日《日记》：“始见总理衙门议拨左宗棠饷折。借洋债五百万，拨部库四成，洋税二百万，催提月饷三百万。”
三月初二《日记》：“左帅复奏，暂借洋款，但得四百万，即日出关。丁日昌亦力言洋债之非，拟令各省协饷一年另四个月筹借，即是千万之数。奉上谕，仍照前议千万之数畀之。内借洋债五百万，提部款二百万，催各省三百万，盖适如总理王大臣等所议也。此事窃所未喻。”
札中“南洋”即指福建巡抚丁日昌，札末“卧雪”应指袁保恒，时任户部左侍郎，用“袁安卧雪”典故，翁任右侍郎，本年四月袁改刑部左侍郎。
五兄大人尊前：
一月来又盼南音，得函始慰。春阴酿雨，秧水未充，较之北方，已称时若。
体中安善，惟便秘手战，究系肝血稍亏，必当进和柔之药。伏案时多，散步时少，亦需抽空勉强行。“饭后百半法”，幸识此语。
西征协饷，急如束湿，倾天下以事边陲，古人所戒。今内外上下并为一谈，急切未能破却。楚中已筹廿万，不为少矣，彼十八万者喘定还当继之耳。综计去岁部库出款凡一千二百余万，所入只一千万。今正款待立者止五十余万。求其何以糜费，则亦实无可指，惟工程（惠陵工程）杂款共用二百四十万为最巨，吉地、陵土不在内。余则各项练饷而已。从前尚有强干弱枝之议，今枝弱而干不强，中外交困矣。
部中公事皆纸面搪塞。堂官号为精明者就纸面挑剔几处或无理驳诘数话，便为得计，卧雪辈是也。易地而处必将大哗矣。今卧雪去而来者并无此气概，其事可知之。就外省言，曰西师，曰洋防，曰练军。就京师言，曰工程，曰杂项。以数者若不裁节，数年之内必不能支也。
弟趋直如常，圣性近书史，不甚拘泥。书斋不可作颂扬语，前于召对时亦陈之矣。廿一后须午初方退，亦冀为时稍久，其中尽可闲谈、闲坐，不要做成拘苦局面。至于近习之渐染，耳目之交引，则非所敢保。天日在上，惟谨持此一片真诚而已。弟体不耐劳，近来尤甚。去年策骑，今则不能。衙门隔日一去，诸曹画稿，立谈必一时许，亦颇不堪。回寓稍事笔墨，得闲即卧。
筹儿竟无进士之命，得官为喜，负此二十年小楷功夫。同邑竟中四人，从来未有，庞（庞絅堂）、殷（殷厚语）其表表者也。李玉舟己订来吾家授读，今得中，遂不就馆。欲请管近仁来此，尚未定局。安孙虽安静，然文章喜抄撮，仍是故态。须得严师终日督责，方能有成。弟既无闲暇，近又早睡，晚间仆人陪之，颇不放心。且看新先生何如。
旱荒已成，毫无储备。前日五更，前门荷花巷公然抢劫，趋朝之车马正在前门，可怪也！
寓中皆好，今日意致极烦冗，不能一一。敬请近安，并问合暑安好！
四月十三日
弟龢谨启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四月十三日。此日《日记》：“得湖北三月廿七日函。”
这年正月翁同龢任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第三节谈清政府财政的窘迫，因此他从经济角度对左宗棠西征有微词。第四节谈户部的官僚作风。
适读三月廿六日函，益详悉。
小宋因卜地未就，迟迟我行，中旨敦迫，闻诸道路，要人固未之及也。
义田事大伙望次弟渐筹腴田不易得。若一哄之集，必多欺诳。朗生（翁本家，翁府账房）于田事非所习，望留意。
鹅案饶舌，未始非尝试之渐，幸坚持之。
闽中电线，吴淞铁路皆滇事外之波澜，料罗酋（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此行为必将垂涎。沿江煤利，若宜昌马头，当英持其议，无需法与也。袁廉叔片纸，想见嚣嚣如故，所权何篆耶？
承寄汉砖及壶，当试之。湖目，日日煮食一盂，得此果能扶老乎？
入学期近，诸事慎持，勿念不一。
龢 谨启 十四日
按：此页写于十四日，和上札一起寄出，此日《日记》：“又得楚北信，此信在前，作家函交折差。”
札中的“小宋”指何璟。何小宋要到本年九月到京，九月十一日《日记》：“何璟到京，以为闽浙督。”十三日《日记》：“拜客晤何小宋……小宋老矣，其言居乡觅地，短衣草屦，与余相类也。”
前寄董（董其昌）画《听松》，叹为奇笔。弟意亦谓非四王所及。若麓台（王原祁）犹可仿佛，已近迹象矣。
京师妙迹，日出不穷，价则奇昂，故不敢过问。昨见麓台画册十二帧，索四百金，其余略可品次者即无价之宝。
石谷有所谓《访道图》者，纸本，数丈，老年奇迹。
按：此札和五兄谈画。《日记》中未记五兄寄董画《听松》，记麓台画册则在光绪二年（1876）四月十九日。此日《日记》：“得见麓台仿古十二幅，名曰‘夜萃’，即前日永宝斋所见也（其详在《过眼录》中）。再观董画亦绝品也（即仿米元晖画），气势浩荡如一笔画，太仓陆润之印记。”则此札应写于光绪二年（1876）四月廿日，附在家信中寄去。
翁同龢不仅是书法家，也是位业余画家。山水画最推崇王原祁（麓台）和王石谷（耕烟）。清初娄东派王原祁笔端有金刚杵，笔性好，气息高，提出“气韵生于笔墨”之说，正切合翁同龢的审美趣味，故他平生谈画，“麓台是宗”。
监利一事未详颠末，果尔则措置不易矣。先散其众，次安其志，然后攫其首伙一二人，何如？若事竟实而措置太迟，又恐流闻口语，他人先之耳。
龢
按：翁在《日记》中首次记湖北监利群体事件在光绪二年六月廿九日。是日《日记》：“得五兄六月十五函，折差来。监利令傅某以堤工劝捐，几致激变，以兵临之，得从伙五人，而县令亦撤办，外人谓县令被戕，盖妄传也。”则五兄已处理完监利事件。
此札应写于翁初闻该事件时，也许在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
五兄大人尊前：
正盼信，得闰月廿三函，来差于汤阴遇雨，故稍迟耳。
体气安和，隆暑不知其倦，甚慰。荣侄抵里，虽无信来，里人家信中及之，计还楚当在秋初。一切俗务，够伊忙也。祥侄（五兄长子曾纯）却有字（信）来，在藤溪前。扬州（二姐）则未通问。寿官（斌孙）归时往省，云目疾增剧也。家乡均有寄惠，想见措置之细。仲渊（小状元翁曾源）信札较前清楚，其疾未见增损。寿官笃志下帷，足疾已愈。京寓事事如常。
书斋日课一切顺手，《大学》读毕，故事记数十，能举地名时代，字迹迥非蒙养之比，盖天姿诚高出一等耳。退直在巳正。隔日到署，即堂稿已堆案不了。董公（户部尚书董恂）熟习，贰卿（侍郎）拱手受成，大致挈瓶不假，亦无不是。至照例驳查，且明知此事不能照办而姑为激宕之词，则各司具稿，董公亦拱手受成。近日论两淮引地，其一也。川盐入楚，当时赖以济军，今日何尝不赖以赡国。论地势则川顺淮逆；论物价则川平淮贵；论人情则川习淮生。况封井疏引，固川所做不到者乎？疏引未尝不可。減盐一节，湘中似当详覆，此例上所无言者，忘其所以矣！近日部中附件一片，想数目小有舛错，亦将原底一并寄呈。
八条之约全仗中堂（李鸿章）转圜，楚之一凤昨有章诋之。凤固迂，然论正，正胜吾侪仗马矣。嗣是德约将行，俄志无极，悠悠苍天，将何所届！
雷火一事，何啻鲁树，殊可隐忧。朱邸各有意见，近日将滇事全案交醇邸阅看也。
暑甚，汗沾衣，正在觅线衫不得，而惠穿之衣从四千里外递至，兄意可知。筹儿体尚耐劳。松侄（翁曾桂）问案，从朝抵暮，粗有条理，上半截实寔。安孙脾不健，秋凉必须大补。
兵部整顿选事居然造册行文，按名声署，但投标与否，部中不知，且容有行厅历而部中捺阁者，乞速速覆之，兵部得兄言而查出者也。广，夏两公（兵部侍郎广寿、夏同善）主此议。方略（指“方略馆”）谢折似尚未到，何以迟迟。
捐赈蒙优叙，非本意，而朝廷将以风励诸臣，不得不尔。此月暑热不异南中，握管即汗如雨注。晚谷得烈日曝之，浡兴尤易，粮价不至大涨。银价则十四千有余矣。草草。敬请
日安，问合暑好。
六月十三
弟龢谨启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六月十三日。
十二日《日记》：“得五兄闰五月廿三日函。”十三日《日记》：“写鄂中家信。”
第二节谈家事。五兄仲子曾荣光绪元年二月十三到鄂，侍奉父亲，本年闰五月归家。
第三节谈淮盐事。太平天国军兴，道路梗阻，湖北湖南用川盐，盐厘是各省财政的重要来源。本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和户部议，以淮盐代川盐，对湖北的财政收入不利。翁持反对态度，后四川、湖南、湖北地方官反对此议，才撤销。
李鸿章和英使威妥玛谈判订了八条，解决了马嘉理事件，但八条损害中国权益，必然会遭到非议。“鄂中一凤”不知指何人。
“雷火”是自然灾害，六月初八《日记》：“今年福建省城暴雨大水，平地水一丈，五日始退。近日江西又报雨水成灾，南丰县城垣冲塌，省城城垣亦冲坏。”故“殊可隐忧”。
烟事以杯酒合欢，竟作一小结束，遂熙然无事矣。如何条目尚未宣露。或云并前八条可删减。或云八条外尚添议，看交情何如耳。倒却架子不足道，果然不增条款，自是伟绩。
郭公再起，崇奖备至，朝论大半波〔披〕靡，此后来往定多一番亲热，拟以“鬼伯”呼之。
按：此页为写给五兄的密信，未具名，亦未具月、日。
“烟事”指《烟台条约》，即《滇案条约》，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会谈历时一年半，于光绪二年七月，公历1876年9月13日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烟台签订。此约扩大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特权，使英国得以侵入云南、西藏地区。
光绪二年六月廿日《日记》：“又闻烟台威与李不见，令梅酋传话，且拟于八条外别有要挟也。”六月廿三日《日记》：“以第二起入对于养心殿西暖阁，先论书房功课，极奖以为得宜……最后及烟台事，云威夷尚有新鲜条约，李某已将许之矣。”故可定此札即写于光绪二年（1876）六月廿三日。
第二节谈郭崇焘。光绪元年以特起陛见，及入对敷陈时政，词旨剀切，孝钦首肯者再。奕言其洋务精通，遂授兵部侍郎，兼总署大臣，马嘉理事件，郭劾岑毓英。一时士论大哗，谓其媚外，用不自安。李鸿章举其使才，得旨令充英、法、比、意四国出使大臣。
翁同龢对他推崇西方文明不以为然，但对他的才华，办事能力十分钦佩，两人私交甚亲密。郭出使英国后写信给翁，翁视之为宝。“鬼公”之称，调侃也。
五兄大人尊前：
此次面见折弁，询悉一切，远怀甚慰。
衙斋寂寞，计此月内荣侄必到也。荣侄来函，措置家事皆有条理，其天性本厚，即识见亦甚靠实可取也。义庄事大，须缓缓兴办，祠宇兴工，春秋致祭，得复旧制，先人庶几安之。此两事，弟所日夕属望，一旦得慰，以为吾生遂无事矣。
自问受国重恩，无可补报。书斋巨任，力所难肩。数年之后若精力不能支持，便可退休。藏拙不能则止，犹胜危不持、颠不扶也。近状一例浑浑。朝房所谈大都不着窾要，推而言之亦莫不然。而一二贵人非私则讦，何以维此危局，浩叹而已。明日恭上两宫徽号，典礼极崇。龢蒙派捧册宝，敢不祗肃将事。今日浓阴，必有大雨，丑刻即到班也。此次有非常理所能该者。盖一分系先帝御名，故有宣读不宣读之别。执事者不得不倍于寻常耳。大学士须用十六人，不足则尚书承之；不足，当及侍郎。穆宗诗文集闻颁及各省督抚，若奉到，自当具折陈谢。
京寓平安。三嫂屡屡感冒，大是老境。浙江一案，松侄主其事，甚难收束。安孙近已复元。其所作大段去得，为人驯谨无过。汤伯述住此，吾却虑其（指安孙）染彼傲气。管近仁先生则太秀气，且时文外无所有也。南信来，寿官已愈，余详筹儿禀，不赘。敬请
福安，问合署好。
七月初二辰刻 龢礼启
今明皆不入直
按：《日记》中未记此发给五兄的信。但光绪二年七月初三记载了信中所说给二宫上徽号事：“丑初起，盥漱毕即入，待于隆宗门外朝房。寅初二刻上御太和殿阅册宝，随行至慈宁门，大学士等八员（递者）恭捧宣读册宝，由中阶升陈于东階黄案上。礼部官请上升阶，西向立。大学士（接者）等八员由东西升阶，升立于东西檐下（维时捧玉册玉宝之大臣各捧册宝由中阶升陈于正中四案上），上就拜褥跪，大学士（左恭邸，右伯王代递），陈于正中四案（龢在西边恭接昭豫宝），各退俟于阶下鸣赞，鸣赞宣读，宣读讫上一跪。兴内监以黄案入陈于宫槛外鸣赞，鸣赞三跪九叩礼，礼成退。是礼也有宣读者，有不宣读者，宣读者今上所上徽号（庄敬、庄诚）二字也；不宣读者乃穆宗疾时所上（昭和、昭豫）二字是也。于礼为变，于情则有未安者矣。”可知此函写于光绪二年（1876）七月初二七时。
荣侄（曾荣）、筹儿（曾翰）是翁同爵的二子和三子，荣侄过继给音保，曾翰则为翁同龢嗣子。光绪元年二月荣侄到湖北侍奉养父，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十归家两月（将纳妾）后再回湖北。将近两月，故文中说：“衙斋寂寞，计此月内荣侄必到也。”这年六月廿五日得荣侄函，论祠堂、义庄事极当。同治十一年翁氏兄弟扶母柩回乡守孝。翁同爵出资修复了石梅翁氏祠堂，又在西乡买田建义庄，所以翁同龢在信中谈祠堂、义庄事。翁同龢是孝子，故说：此两事成，“吾生遂无事矣”。
翁同龢对光绪初的朝政很悲观，用“浑浑”二字概括，曾有引退之心。
末段讲家事。三嫂，三兄翁同书夫人，同治八年六十寿，则本年已六十七岁。“浙江案”指杨乃武一案，本年四月初三《日记》：“得见葛毕氏一案卷宗（前三日解到，杨乃武尚未到），因松侄派审此案也。”松侄为翁同书第三子，同治十二年四月初二，引见，补刑部湖广司郎中。“郎中”是部中最高中层官员，再上去便是部级官员侍郎了。此案涉及面大，许多地方督抚竭力反对重审此案，非常棘手，所以翁担心“甚难收束”。汤伯述乃翁同龢妻弟，住在翁家，八月和安孙一起参加顺天乡试。五月廿五日《日记》：“伯述著《意林》一书，自理学至训诂凡十余卷，博而能精，后生可畏。”伯述才高气傲，而安孙仅“驯谨无过”，故恐他沾染伯述的傲气。
本年二月邑举人管近仁（辰熙）来京参加会试，落第，五月初六《日记》：“是日请管近仁开馆，授安孙经。”
监利一事，讹传该令被伤，未几即殒。今乃知不然。既已解散，又已获犯，分别撤办，则大体已妥，极慰，极慰。闻传令蜀人，平日办事本刻薄也。
轮船船价驳减数千，乃极平允、公正之举。主其事者必不乐，此等浮华少年，它日必偾事，幸善驭之而已。
大李翩然，无人过问，亦一奇也。姑勿论鞠事，即此自去自来，置两川重镇于不顾，可乎？
李子和（闽浙总督李鹤年）来都，有引退之意，与文（文祥）、丁（丁日昌）皆成冰炭。此人粗疏，刚悛〔愎〕有之，却不诡谲，操守亦好。
按：此札附在家信中和五兄谈时事。写于光绪二年（1876）七月十二日后。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日记》：“得五兄六月十五函，折差来。监利令傅某以堤工劝捐，几致激变，以兵临之，得从伙五人，而县令亦撤办，外人谓县令被戕，盖妄传也。”
七月十二日《日记》：“李子和制军、李兰荪来。子和伉直，稍粗疏，与雨生大不对意。”“雨生”即福建巡抚丁日昌。
“大李”为李鸿章哥哥李瀚章。光绪元年五月十六日，朝廷命李前往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由翁同爵兼署湖广总督（实为两湖总督）。十二月十九日李改任四川总督，却不去上班，到光绪二年九月十一日，重新任命湖广总督，才接任。翁同龢在札中提到这种“奇事”，在《清史稿》中是看不到的。
五兄大人尊前：
折弁张某来，得手函，欣悉一切。
荣侄挈眷同来，未免迟滞，然此月必达。楚中秋稼早收，果得七八成，足矣，恐他省皆不及也。监利案备悉源委，不发兵是深识。荆堤稍有漫决，而江防屹然，即讲求揵筑之实效。愚意度之，楚中难办事有三：
一曰洋务。宜昌设马头，轮船既不能到，不过用华商之船装洋货卸载。第一恐民情不顺；其次则于厘局大不便也。
二曰盐务。淮南章程咨商未协，而江督遂从部议，据为铁案。其实中外皆一手所成。谕旨中既有极是之褒，部中本无举正之意，不过将川厘不止九十万申说明白，又将淮厘每年约六十万，川省自抽之数又不下三十万，统计约二百万，不得以九十万包课，遂足相抵。用咨文询两淮而已。此议江楚相违，则诸务掣肘。若竟迁就，则鄂中巨款授权于淮，且为数又不足。两项抽厘之款意，必有绝大文字彻底议论，或可转圜乎？然未敢遥度也。
边事扫地，沪渎精华拱手送去。滇中既开捐，又催新饷，鄂中每月六千，亦不支之势。潘琴轩（潘鼎新）此等举动，不仅饷源难继，窃恐边患方兴耳。
弟身体支持，隔日入署尚嫌太疏。今三日内间一日，不知所办何事。然亦推不开，其中缘故，非笔所能罄也。
上性聪敏，古事记至百条，《中庸》半本，字号二千，诗句数首，倍〔背〕诵者不遗一字，古事历举朝代人地，若指诸掌。岂独诸臣之福哉！内直兢兢，尚无失坠。子松（夏同善）仁而寡断，终是良友，终是善人，极相得也。
寓中无事，安孙全愈，方料理入场。余具筹儿禀中，不赘。敬请
福安，问合署安好。
七月二十日灯下
弟龢谨启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七月二十日
荣侄于本年二月回家乡，秋天回鄂。廿一日《日记》：“荣侄到家后患腹泻寒热，今已愈，拟中元后赴鄂。”
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懿旨派翁和夏同善于毓庆宫授皇帝读。只半年多，小皇帝已取得札中列举的成绩，令翁高兴不已。
安孙于八月十六日出场参加顺天乡试。
景剑泉身后萧然，其子不甚安静，但全家漂泊，亦属可怜。今各处为伊写信、吹嘘。
兄可从厚助之，且湖北己酉（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壬子（咸丰二年）进士数人，似亦可为之一言也。
文秋山（文俊，满镶红旗，曾任刑部右侍郎，西宁办事大臣）见时，必谆托其胞侄□明者。此公以失守去官，捐后在省。治贝勒所托何人，弟亦忘却，见时必问，含糊应之而已。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七月二十二日。此日《日记》：“为景剑泉家写信十函告帮，交子松分寄。”
景寿字剑泉，满正黄旗人，毓庆宫书房谙达，即光绪帝的满文老师，三月十六日《日记》：“是日景剑泉物故，家有老母，可伤，可伤！”
景寿担任过拔贡考试和会试的考官，科举考试时代，座师有难，门生要出手相助。景寿也是翁拔贡座师。
五兄大人尊前：
七月廿七日函至，敬悉一一。
苦热多汗，冠带（官场应酬）、案牍，两者兼劳，至以为念。入闱，百务丛集，又当讹言繁兴之时，一切以安静驭之，而仍不疏于备御，实已周妥。长江数千里濒江之处，皆有教匪，意必散勇等所为。前年赣州，近日温州。
□□□□
公事稍冗，肝气微不调。入时过早，书房须卯正以后，而叫起却在寅正，内廷者不得不听起。归而倦息，不尽一一。敬请
近安，并祝閤署好。
八月十二日
弟龢谨启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八月十二日。此日《日记》：“得楚中七月廿七函，平安，即写数纸交折差。荣侄于廿六日到鄂，未携眷属。”但此札已失一页。
八月乡试，考官进内闱，地方官则进外闱，负责保卫、安全等。
杨穀者，茹香之子，闻尚老苍，无所求，但请知其人耳。
景剑泉家意在告帮，请酌量送分。文相分极合，极合，其友经纪其事者颇着意计较也。
赵恩已吸芙蓉，恃才傲物，不及沈多矣。刘玉随湘学使过鄂，当叩兄。养其疏懒已一年，此行不知讨好否？
按：此页附在上信中。
杨茹香，名先棻，同治元年翁当会试同考官时所荐之士，“余所荐八士，杨先棻最快意”。但很不幸，同治九年九月廿七日《日记》：“吊杨茹香太史，遗孤二人，一人成立矣。”札中提到的“杨穀”应就是已“成立”者。
札中的“文相”指文祥，卒于本年五月初四。五月初五《日记》：“荣仲华来，知文相国竟于昨日申时星殒，不觉惊呼，盖为国家惜也。此人忠恳，而于中外事维持不少，至于知人之明则其短也。”“分”这里是吊丧的礼金。
最后谈翁家的老仆。赵恩是跟随三兄的义仆，懂书画，也许在做书画生意，但已吸上鸦片。刘玉懒散，八月初三，翁将他推荐给二位将到外省当学政的门生，朱肯甫和张海峤，朱不留，张勉强留下。
五兄大人尊前：
秋闱安谧，士林称诵。鹿侄信来，知右足微觉麻木，必是湿气袭寒，亦缘气血不调所致。当以补药入黄酒渍之，每日少饮而多步，使和于身，虽事繁，幸拨冗行之。此老年第一段功夫也。
弟两署奔驰，特是余事。全力用在书房，口讲指画，心德交孚。不敢言劳，亦无所谓劳。钱局以滇铜初到，稍费口舌。部务有主之者，半年来微得其概，尚不为人所厌而已。
两楚之事，曰盐，曰洋。盐则笔舌互用，洋则刚柔兼施。卸货之口岸愈添，居民之交涉愈众，防不胜防也。伤官一案（即监利一案）不日即当入奏，似以速为妙。幕府文书山积，曾得英妙之材佐理一二否？此难于物色者也。
京寓皆安，南中无信。安孙稍不适，服宋医药见效。现令静养。季士周之子年十六，诗文字皆佳，欲与祝官议姻。弟意以为甚好。户曹饭银优厚，复蒙赐多金，亦太康矣，敬谢。敬请
时安，并问合署好。
九月五日 弟龢谨启
妾陆氏随叩
按：此函写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初五。
初四《日记》：“得荣侄八月十八日函，楚闱一切平安，士子称颂临监不置也。五兄右足麻木，发信时尚未出闱，须廿四方出。”
函中提到孙女祝官的订姻事。本年十月初七《日记》：“是日孙女祝官订姻季氏，君梅之孙，士周之子，年十六，甚颖悟也。大媒曾印若、杨振甫（杨崇伊）。”季氏亦常熟大族，季君梅进士，季士周官至福建布政使。
“饭银”相当于今天的奖金，户部最优，五兄又寄给多金，因此翁说“太康矣”。
其显著者矣，监利以轻笔扫之，遂成案，堵消此无形甲兵。至淮盐一事，部议与江督互相表里，鄂实受其削，写实受其忧，当有大文字撑住，非轻笔所可，如何，如何。
烟台之会，合肥不可谓无劳。疏中将总署己应各节，尽情掀露，不免拂当轴之意。新定条约已有刊本，今先寄去，不日即知照各省也。
京官往来，已成铁铸，要做此官，即行此事，司空见惯，不必惊疑，亦惟以豁达，缜密处之。
弟日直无他长，但能事事应手，现在一人承值亦无所苦，两署隔日一行。堆在身上，惟填铜创办，大费唇舌，不啻以龙象之力扫除积习。局中尚能听指麾，部中动至乖违。幸体中尚好，每日亥初必睡，食亦稍增，俗务一概不问。用度日消，后难为继，常切儆省耳。
安孙头场出场尚早，文字粗望肤廓，不得虚神曲折，难以望中，身体却好。今年早寒，竟须皮衣，且遇大风。南皿（清代科举北闱乡试朱卷，贡监生编“皿”字号）一千一百余，共到一万二千六百余号，已占满矣。
闻督与丁公交垢，督竟左迁，然无众著之过，而隐挤之于散地，恐不足厌人意。此缺又悬殊，未喻亦新样也。
谭文卿（翁会试同年，时任陕西巡抚谭仲麟）久无信，闻教匪甚多。祥侄（翁同爵长子曾纯，字子祥）书再通音信。荣侄（翁同爵仲子曾荣）未挈家眷同行，具有斟酌。一鹤高飞，不愧学道人气概，真下视人间尹与邢哉，一笑。
连日烟台事，合肥力任其难，濒行有章，请分别孰者当许，孰者当拒。次日枢廷与总署封事，盖恐枢臣中有鲠之者，故先持此左劵耳。平心而论，合肥弭兵之论确不可易，但八条皆许，此后何以当国？合肥平日谓抚驭之术宜落落大方，不宜琐碎饶舌，今日证虑太大方不计较矣！许道，俭人也，此行实左右之，噫！闻廿八日启行，许道及随员五十人一船，另船二，以二三百人往。又闻现有护货夷艇二泊津、沽口外。
按：此佚名长函写给五兄翁同爵，所谈事最迟在光绪二年（1876）九月，九月六日《日记》：“写楚信。”即此信也。此信较长，故分节解释。
第一节谈湖北大事：监利民变处理得很好；禁川盐助淮盐湖北受其害。要写大文字申述。
第二节对李鸿章公开和总署的分歧，不以为然。
第三节，禁止京官往来，怕结党营私，是明规则；但中国靠人治，若京官不往来，没有关系网，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这是实际运行的潜规则。
第四节讲自己工作、生活。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三，翁氏由刑部右侍郎调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翁负责运滇铜到部铸钱，至七月二十六日。滇铜委员潘志平报铜已全抵局。
第五节讲光绪二年北闱乡试。翁同龢长孙翁安孙本年以监生参加考举人的乡试。参考人数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三人，须搭席筵。从中选出二三百人，三年一次的乡试，其竞争之激烈，够“残酷”了。八月十六日《日记》：“安孙于早间出场。”
第六节评价浙闽总督和巡抚丁日昌闹矛盾而左迁，丁日昌是一位能干的人才，又是翁的换贴兄弟，但翁评价对事不对人。
第六节谈到荣侄，光绪元年二月十三日到鄂，侍奉父亲，但本年闰五月归家，将纳妾也，信中似在笑话他。
此信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末节，表明了翁氏对李鸿章外交政策的态度，其时翁尚未进入枢延，官职为内阁学士，户部右侍郎。
李鸿章懂洋务，擅外交谈判，遇到外交纠纷能力任其难，翁氏表示钦佩。但为了“弭兵”，列强开出的条件“有求必应，一了百了”，翁提出了质疑，这些条件许多是侵犯中国主权，将“何以为国”？
五兄大人尊前：
前折弁来，奉到八月廿八日手函，敬审科场事毕，一切平安。极慰，极慰。左足麻木，系积受风热，药用暖剂，已见奇功，似宜常服，盖丽参素投，即此可徵寒体耳。
鄂帅还辕，盖曲徇乃弟之请。滇固措置未宜，蜀又非所愿也。
淮盐一事乃鄂饷关键，即使改拨九十万，而鄂失此二三十万来源，何以为国？况平江一坝安能截流而渔，南则施南（今贵州思南），北则酉阳（今属重庆），陆路丛杂，又乌能遮尽夔巫之辈，出无穷之患矣。此事此时皆可稍微斟酌万全而出之，何如？
（阙）湘省有教民互哄之事，数日寂然，想非的耗。豫章（阙）勇滋事伤官，亦办理不善所致。仲良（刘秉璋，时任江西巡抚）裁水师过骤。（阙）何必裁，实所未喻。皖中汰勇五千，将来（阙）。
弟体中极好。安孙不中，且令勤学。伊干咳少食，近来请宋欣伯诊，颇得药力。寓中皆佳，南音时至。寿孙场作停匀，尚属可望。洋务已过，举朝熙然。书房无事，子松出闱，稍释仔肩。部务则大农在前，有司在后，小侍郎不置可否也。折弁即行，草此。敬请
福安，并问合署安好。
九月十三日 弟龢谨启
按：此函写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十三日。九月初四《日记》：“得荣侄八月十八日函，楚闱一切平安，士子称赘。五兄左足麻木，发信时尚未出闱，须廿四方出。”九月十三日：“筹儿来，得五兄八月廿日函，外簾已毕，左足麻木，服桂附稍愈矣，即以函交折差。”
古代医疗条件差，读书人多读医书，翁也懂医，中医药方分凉药、温药、暖药，不能吃错，翁劝兄长服暖药丽参。
光绪元年五月十六日朝廷派李鸿章兄两湖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处理“马嘉里事件”，由翁同爵兼署两湖总督。十二月十九日李改任四川总督，却不去上班。本年九月十一日仍以李瀚章为楚督，以丁宝桢为川督。从信中可知，乃朝廷顺从李鸿章之请也。
太平天国军兴时，道路断绝，湖北用川盐，现朝廷命湖北改用淮盐，盐是古代重要税源，湖北将失去二三十万饷银。在平江筑坝设关卡，可截四川盐进湖北，但陆路丛杂，四川私盐进湖北，将扰乱市场，故请五兄斟酌万全之策后上奏朝廷。
第四节谈湖北周边各省社会不稳定情况。
第五节谈家事。翁有孙二：安孙和德孙。安孙尚能读书，本年六月初六在国子监录遗，取得了参加奉天乡试的资格。八月初六入场，但未中。不幸的是安孙已得痨病，此后没几年就早逝了。寿孙是小状元翁曾桂长子翁斌孙，翁侄孙中最优秀者，本年江南乡试中举人，年仅十七岁。明年中进士。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懿旨，翁同龢与兵部侍郎夏同善在毓庆宫行走。夏同善字子松，和翁为咸丰六年会试同年，本年奉天乡试同考官。信中说“部务则大农在前，有司在后，小侍郎不置可否也”，是自谦。其实翁非常敬业，在担任刑部右侍郎几个月中，复查杨乃武一案。此案中“疑窦甚多”，草折陈奏，驳令重审，在其坚持下，杨乃武冤案最终得以平反昭雪。任户部右侍郎管钱法堂事务，滇铜初次来局，积弊甚多，竭力剔抉之。
五兄大人尊前：
鄂节已归，妙在萧规未改，然其中小小更动，谅所时习，未能除度。
鹾务改弦，关系甚巨。此时似不值任此，且俟旧政专之，况撤局减厘，彼固原议，并有成见也，一奉则后难转语矣。监利事，或催令速详，早早入告为妙。此中无事，晚谷登场。八月早寒，籽粒不足，连日却甚暖也。
程观察（给五兄诊脉者）方须常服，饭后尤宜多走。此间觅得好葠，寄一、二，专此。敬请
近安，问合署好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十三日，和上函一起寄出。此日《日记》：“得五兄八月廿日函，外簾已毕，左足麻木，服桂附稍愈，即以函交折差。”
鄂节指原湖广总督李瀚章，上年十二月任命为四川总督，却不去上班，经其弟李鸿章向朝廷游说，九月十一日将湖广总督仍给了他。
湘中士风本劲，近日喧传郭家庙被毁，小子侯亦被痛摈，而遮抚军令，出示“格杀彼族勿论”云云。倘将来议及岳州通市，则多事矣。
又闻八、九月间有民教互斗之案，湖南无教，或讹传也。因此想楚中新立口岸，必费安顿，宜（宜昌）乃泊舟，商民多不便处，如何？
西饷急如星火，昨见催折，楚饷尚欠五十八万，而部议为提年终满，约三万，总计在五十万，楚乌能支。
按：此页附在九月十三日信中。
郭嵩焘是清末最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尚笼罩在狭隘的“爱国主义”中。当时只有郭一人指谪岑毓英制造外交事端。后又出任驻英大使，被湖南士大夫目为“汉奸”，至有毁郭家庙、遮掩巡抚布告、出示“格杀彼族勿论”这种极端行为。这是先知者的不幸，郭氏的不幸。郭死后，在庚子事件中，极端排外、仇外的义和团运动中，端王之流甚至下令将郭开棺鞭尸。
而湖北要开口岸，要和洋人通商，令翁为五兄担忧。
五兄大人尊前：
信至，敬悉种种。体气虽充而足疾犹未脱然。暖药得力，即当常进，勿以为疑。看字迹，无手颤痕，荣侄来函却云手颤。总之是肝血不足，必须大补也。
临淮回节，自是当轴一番作用，东阁诗人亦不愿与令威共事，极悒怏，而令威来函则云决意引疾，真短长家言哉！青莲此来，极诋令威，至逢人便说，果得宣房而去，惟蜀帅尚称得人，余皆不解何意。
淮盐一疏中一段未能一览即了，余极透切。此事定费口舌，即蜀中岂能失此巨款，增彼大患耶？
弟极平平，部务无可着力，自问亦无此材力。内值则专任之，一切敬事而和衷，自审尚无大过。近来进见日稀，侧闻委任不疑，无可诰诫耳。
安孙渐愈，场后久住城外，便于调理。德孙请俞幼兰课读，尚未开馆，余均平安。汤伯述落第未行，管近仁在此，不至寂莫。弟本欲住头条胡同汤屋，以稍远不复措意矣。南榜尚无消息，惟寿官有几分可望。宗兄卧病，老态可虑。江乡讹言多，又稍旱，亦恐不靖。弟退耕之志一日不忘，南望楚云，怀思尤甚。终日碌碌，独居少欢，醉中握笔，不尽缕缕。敬请
福安并问合署均好。
弟龢谨启
九月廿三戌正
按：此札写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廿三日。此日《日记》：“得五兄函，并驳淮盐复地折稿……作楚中家函。”
信中第二节言朝中官员不和，用的不是姓名或字，而是绰号，仔细揣摩，恐指前信中提到的丁日昌和李鹤年闹矛盾事。李鹤年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任闽浙总督，丁日昌光绪元年以服阙江苏巡抚授福建巡抚。信中的“令威”指丁日昌，“青莲”指李鹤年，“东阁诗人”指左宗棠。丁日昌慷慨任事，操守耿介，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翁氏《日记》中记左宗棠诋毁丁日昌为“小人”。九月十七日《日记》：“得丁雨生书，引疾将退。”即函中“令威来函，则云决意引疾”。翁氏评他“真短长家言哉”。唐赵蕤撰《长短经》，谈王霸经权的要略。李鹤年改任河道总督，即函中所说“宣房”。蜀帅则指四川总督丁宝桢。
末节中提到的“头条胡同汤屋”，是翁老丈人汤修在北京的住房。汤修逝于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二日，七月翁出面将此屋典给同僚孙诒经（子授），屋估价八百两，子授再加八百两修理费。以修为典，十年为期。
在侄孙辈中，翁最关心寄以期望的是翁曾源长子斌孙，小名寿官，今年十七岁在江南应乡试。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九月初九《日记》：“昨夜梦有人告余以吉语，大略谓文勤兄未光显，当食报，其信然耶？”廿一日：“梦斌孙得隽。”
九月廿日《日记》：“晤俞幼兰（钟颖），延其课德孙也。”俞钟颖，邑人，字君实，号佑莱，翁外甥俞钟燮、俞钟銮的堂兄弟，后任总署章京。
“宗兄”属常然翁氏老大泰封一支，父翁人鉴，是翁的堂兄，长翁27岁。
管近仁是邑人，安孙的老师。九月十五日《日记》：“近仁言家乡人心颇不定。”
五兄大人尊前：
手函周匝，知所患渐减，唯病根未拔，而案牍劳形，人事坌集。温补药虽效，终须气血调和，思之彻夜不寐。病加于小愈，不可不慎，此肝肾之病，心气亦亏，六十以外人非少年可比也。葠枝以家中旧有者寄一两，当向吉林人一觅，然真者难遘。鹿茸则不难得，然祛风之药亦宜蓄，如蕲蛇酒，似亦可服也。
斌孙得隽为数年第一快事，特虑其身体太弱，得名太早，曾两次谕以去矜自克，与兄所谕略同。吾乡陋习今其一概谢绝。今得寄赐之件，当不致渐染。
太仓一粒弟亦前后筹给十金矣。安孙服邵辛卿方甚效，干咳已稀，饮食亦可。现住城外调理，万万不督责其用功，唯教以静养之法，当从方寸观起，不特去疾，兼为入德。此少年一大关键，不得不谨持之。
弟近无病，新于城寓作暖室，起早不致受寒。书房日日进，即如前日圣寿节三日无书房而上仍自读书不辍，且颖悟非常。意者圣人出矣。曹事不能着力，自问亦不长于此。寓中一切平善。
淮盐折极透彻，且待蜀奏再议。江都（户部尚书董恂，江都人）沉深，未测其意。汴生销假，欲改京秩而杳然无信。闽抚（丁日昌）固引疾，恐承其缺。西师得乌恒，得顿兵于噶逊。吐蕃未易攻取，而元老（左宗棠）方气吞全虏。不知于何取给。洋务已无人谈，星使联翩。好事者扼腕而言电线、铁路矣。
方搦笔而广司马来，比去亥初，欲睡。总之作此，敬请近安，此意已在武昌柳树边，唯珍重千万，问合署好。
十月十三日 弟龢谨启
按：此函写于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三日。九月廿九日《日记》：“得楚中函，兄左足麻木渐愈。”此函是回信。
翁同龢重亲情，重家教。五兄病根未拔，“思之彻夜不寐”，为治兄病谋划。九月廿六得知斌孙江南乡试获隽，名在二十九，“狂喜”，“告于祠堂，涕泣不能收矣”，“夜作函”，谕斌孙“去矜自克”。长孙安孙服良医邵辛卿（增）方，有起色，“教以静养之法”，在“正心修身”上下功夫，“不特去疾，兼为入德”。函中“太仓一粒”不知指何，也许是治病之丸药。
上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懿旨，派翁和同年夏同善于毓庆宫授皇帝读。同治帝聪颖却厌学，光绪帝身体孱弱却记性好，有着本心向学的志趣，一上手就很顺利。十月初八《日记》：“上于是有日新之功，且于是非之界判之极严。如某号书几遍未善，某字某笔不到，历历言之，不肯迴护也。”十月十二日《日记》：“中官备言，每日黎明，上到书斋朗诵书史，作字一叶，未尝间断，可胜喜忭耶！”所以信中会有“意者圣人出矣”的惊叹，从此他倾全力于书房，期望把光绪帝培养成有抱负、有作为、能忧国忧民的明君。
翁同龢是儒家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又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因此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士大夫一样，从本能上抵制西方文明。同治年间同情、支持反对设立同文馆的同为帝师的大学士倭仁。光绪初年反对李鸿章建京津铁路，所以在信中将“言电线（电报）、铁路”者称为“好事者”。但翁的思想能与时俱进。光绪十五年九月回籍修墓后返京过上海时愉快地参观了洋人的天文台，天主教堂办的育婴堂、义塾，又参观了招商局的铁厂、洋枪局、船坞、织布局、造纸机器局，和光绪初年的思想境界已不可同日而语矣。
信中提到的“广司马”为广寿，字少彭，同治年间任同治帝满文师傅，和翁是亲密的换帖兄弟，时任兵部尚书。
五兄大人尊前：
久未接家言，想望殊切，盖自杨弁一函之后已一月矣。侧闻体中渐和，销假有日。此恽松云（时在湖北当观察，即道员）来函云然。想确凿可据，下情稍慰。杨弁携来上林铜壶、麓台画轴，摩挲展对，如侍左右，不独二物之可珍，况此（阙“壶”字）并此图亦不易得者乎。欣喜无量。湖目亦多，且好，弟常煮食，今源源不穷，尤济所需。弟自服邵方，旧疾渐愈，惟齿龂肿处结硬不化，他无所苦。会议尚无就绪，诸邸皆持增室之议，其实恐非神道清静之义。前日集议，或主世室，或主别殿，或于殿后再添一后殿，或主增室，所增之数或一楹，二楹，或四楹。礼部主两楹，具稿尚未商酌停当也。
西师连捷，达阪已通，白酋及哈萨克皆主获，现尚进图喀喇沙尔一城。左公请部款二百万，拟借百二十万应之，此真无底之壑矣。
寓中平安。斌孙朝考腾跃，其诗实足冠场。称誉者多，忌者亦复不少，江苏馆选九人。已严督其收敛用功。安孙将考荫生，并不令其当差，以期稍有成就。管师馆选，潘幼南分部，曹蕴生即用。惟管少侯向隅，竟归班矣。汴生颇牢落，云生还馆职，颇费龙象之力，而彼却萧然。
稍旱，闻雷极盼雨也。敬请福安。适欲寄函，闻轮船甚便，因寄此数行不具。
五月十三日
弟龢谨启
按：此函写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二日，为穆宗升祔太庙，诸臣诣内阁会议。函中介绍了讨论情况。
本年四月翁侄孙翁斌孙考中进士。四月廿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斌孙一等十六名。翁家西席邑人管镜人（近人）一等四十名。五月初十《日记》：“斌孙、管师皆馆选。同邑潘幼南主事，曹蕴生知县，管少溪归班。”邑人邵亨豫，字汴生，光绪元年在陕西巡抚任上病免，回京后又任吏部右侍郎。邑人陆云生，咸丰进士。同治十二年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违反考场规则，革职。陆在翰林院是翁的教习门生。本年翁为他恢复馆职奔走。四月廿八日《日记》：“云生来，榻于此。”廿九日《日记》：“访兰孙，为云生事也。”
五兄大人尊前：
正在盼信极切之时，手函适至，喜可知也。
伏审销假，视事如常。大约休沐时多，则体气易弱，数日运动则精神必健，但勿过劳耳。感冒由于肺气不足，暖药断不可间断矣。来谕字小而笔头着力，迥非前函之颤笔可比，此足征向愈。汗体怕热却慎风寒，难于将息，千万珍重。荣侄调理复原否？亦甚念之。
京寓均好，昨从轮船寄一函，亦缘盼信不来之故。以后愿频寄函也。连夕雷雨，环京城者已足。闻江北旱且蝗，仪扬间皆有之。吾乡亦微伤旱，未知楚境如何？天门案结，监利想亦早结。此间却无闻见。枫江行迹太热，惜乎并局撤去，何不留此一二千金之款，毕竟于经籍有传布之功也。
宜昌无事即好，广济果有效否？郭公《记程》，言之娓娓，为台官所劾，原折业已淹矣。德国巴使拂衣径去，总署致书节相（李鸿章），俨然壶卢旧样，尚无眉目，所争者十七条中一两条耳。招商之利，害多荇少，不过抛此数十万国帑，何利之可言？台事如火如荼，亦只开鸡笼一处。西师进图喀喇沙尔，借部帑二百万，不敢不许，速拨一百万洋税、二十万漕折以应之，八成协饷，羽檄飞催，如何是了。
庙议（太庙扩建事）未定，昨闻贵邸主八楹之说，果尔，又将筹巨款矣。
内直如常，体中支持，大略亦有为难处，非言可罄。安孙今日考荫，其验放约在月底。验放后再具折陈谢。斌孙拜客稍多，便觉劳倦。安孙则大胜于去年，其志趣亦颇不俗。退直后乐与两孙闲话，销此永日。斌孙报到，费用得此接济，成全者大矣。敬请日安，问全姑娘好。
五月十五日，弟龢顿首
妾陆随叩
按：此函写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十五日。此日《日记》：“安孙考荫生，丑初即往……未初多安孙出场……作楚信。”十四日《日记》：“得五兄四月二十九日函，字迹稍好，定于初二日销假视事，惟自十三以后感风发热，大便秘结耳。”
信中“枫江行迹太热”“枫江”不知指代何人。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和总署议订十八条，而“拂衣而去”，《日记》中亦无记载。
斌孙选庶吉士，到翰林院报到，要一大笔费用，赖五兄支持接济，故“成全者大矣”。
燕园已为顾氏所得，价值甚廉，而吴门刘园归盛氏（盛宣怀家族）久矣。归田以后，固不必觅好园林，似宜有疏野之趣。柏古轩太庳隘也。山塘戴家屋基托次侯（翁邑中密友赵宗建）谋之，已成画饼。若得五亩种竹，杂莳花药，亦足乐也。
太庙已定，照道光元年奉先殿并龛成案。弟意本拟别建，今观此说尚通，遂即画稿，不欲纷纭也。
俗事日不暇给，而内直亦有难处，笔不能述，急欲抽身，而系牵，不得去。
旱情恐为灾，江南罕觏此物。晋荒成靡有孑遗，苦疏后拨仅许二十万，其何以济乎？
按：此札未具月、日。札中谈到“太庙已定”，此事发生在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九日《日记》：“访兰孙……乃长谈……为庙事也。大抵增一室而别建殿为将来亲庙。”
十一日《日记》：“偕子松诣内阁会议升祔典礼规制，递说帖者十余人。……余力驳三昭三穆，它日难于安奉，两邸然之。”穆宗神主要升祔太庙，讨论规制，定奉先殿并龛。
故此札应写于五月十五日，此日《日记》：“作楚信。”此页应附于正信。
燕园是常熟著名的私家园林，清初为蒋氏所有。同治十一年翁回籍守孝，八月十日《日记》：“诣燕园……主人归士瀛者，赓九之子，尚秀发，未知所学何如耳。”至光绪三年，五六年中又易主人了。至清末为张鸿所得。
翁同龢授读光绪帝，总体上很顺手，书信中也常有喜悦之情，但有时也很棘手，如此札中有“急欲抽身”的想法。
本年山西严重旱灾，至人吃人，“靡有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