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关于本人在学习中的心得,我主要以《史记》为例进行介绍。我想这样一部大书,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些基本的问题,也就不作过多的介绍。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三个部分,再加一个前言后语。这三个部分里重点是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之前就是介绍基本的情况。由于我本人研究《史记》,有一些心得,所以今天通过这个讲座,和大家分享。
那么,为什么要拿《史记》作为一个经典著作和大家交流?我想原因很多。那就借着这个题目,阅读《史记》经典,探寻文化根脉。中国文化根脉很深,我们从哪里下手?了解中国文化根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我想,《史记》就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根脉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引言部分我要提出三点:第一,为什么我们要以《史记》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探寻中国文化根脉?因为《史记》这样一部大书,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到今天,有2000多年了,它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经典。不是说所有的书都能够成为经典,一般来说,新颖性、创造性,这是它的关键所在。我们经常也提倡创新,司马迁的著作就是一个创新。由于创新,所以这样一部著作,就有了它的魅力,有了它的生命力。2000多年以来,通过《史记》这样一部书,司马迁这样一个人,还活在我们心中。这就是由于著作有它的魅力,有它的生命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阅读《史记》这样的书和阅读其他书有何不同的地方?我们读这部书可以得到三重效果,这就是文、史、哲。我们阅读比如《红楼梦》等文学经典,得到一种审美享受,这是一种效果。读纯粹的历史著作可以得到历史的一种教益,那也是一种效果。读一些哲学著作,读《老子》《庄子》这些哲学著作,给我们思想会有一些启迪。所以不同的著作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效果。但《史记》这部书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效果,它实际上是文、史、哲三种效果。首先它是史学著作,读这样一部大书,几千年的历史会给我们一种教益。但是这部书又不是纯粹的历史著作,它又带有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所以这部书又带有哲学思想。因此我们说这又得到一种效果。同时这又是文学的经典,带给我们一种文学的享受。所以我说读《史记》,可以得到三种效果,读《史记》这样的一本书,一举三得。
我们的话题是阅读《史记》经典,探寻中国文化的根脉。历史著作,是一个民族历程的写照。一个民族怎么发展过来?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要通过历史著作才能了解。民族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历史著作就是一个载体。《史记》记载着3000年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先得从《史记》去了解,从黄帝开始,一直到汉代,这是中国历史的根源。后来的《二十四史》中,《史记》是第一部,当然也有其他很多史书,《史记》列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我们探寻文化的根脉,就得从《史记》入手。找准一个切入点,从这儿切入,看一看我们的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是纯粹的一部文学经典,又是另外一种效果。我们通过历史著作,看看一个民族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历史就会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应该从《史记》入手,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根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史记》作为一个切入点的原因。
由于《史记》是这样一部大书,作为我个人来说,学习研究也有一段时间,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学习经历,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应该怎样去读书?我们应该怎样去探寻一个问题?今天的总话题叫“读书与治学”,那我们应该怎样去读书?我为什么要读《史记》,研究《史记》?或者说《史记》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着我花几十年去研究它?总结一下,我大体上划了四个阶段,解释怎样去走学术的道路。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本科学习阶段。实际上在本科学习阶段,无论哪一个专业,都应该有一定的学习兴趣;对于中国文化的经典,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分寸。当然,《史记》这样一部大书在本科学习之前,我们在中学也接触到一点点,都是一些片段。比较系统就是在本科学习阶段,4年的大学生活,作为中文系、历史系的同学,《史记》一定要读。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韩兆琦先生说:“如果一个中文系或者历史系的学生不读《史记》,不算是一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确实是这样,我也是在本科阶段对《史记》产生兴趣,而且当时还有老师开选修课,所以慢慢地对《史记》产生兴趣。我本科是1979年进校,主要学习阶段是在80年代,所以这算是一个起步阶段。在硕士阶段的时候,研究的问题基本集中到了《史记》。我是1983年至1986年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以《左传》和《史记》作为课题研究的对象,最终的毕业论文也是《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的发展》。在硕士阶段写这样的题目时,我曾经访学到了扬州大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位很有名的学者——李廷先先生。在硕士阶段,我基本上就有一个集中的目标——史传文学。到1986年硕士毕业后我开始工作。在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重点就是《史记》,所以真正的研究就从工作以后逐渐地把《史记》研究作为一个目标。从一开始就确定自己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现在常常用的一个话语:先定一个小目标。文学的经典很多,作为一个起步,不管抓住哪一部,都是可以的。1990年的时候出版了我的学术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和浙江师大的俞樟华老师合作的《史记研究史略》。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写这样一本书,是把《史记》研究的历史先梳理一下,实际上也是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你要研究什么,你先去了解它的研究历史、学术史。无论你想研究什么文学著作,都一样。要先把研究的历史梳理一下,看一看在学术史上有哪些重要的问题,有哪些重要的著作,这样便于自己开始。你不了解之前的历史,学术研究也就很难起步。这是第一个十年,算一个起步阶段。
第二个十年,是90年代,算是对《史记》研究的探索时期。这个时期我的体验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除了课堂上的学习之外,还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去学习。比如说1992年陕西省成立司马迁研究会,我就加入这个学会。研究会、学会实际上都是专门研究著作或者作家的一个群体,里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可以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在学校期间大家也可以参加学术组织,同学之间还可以搞一些社团等等,这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这是我在探索阶段参加的一个学会。还有就是参加学术讨论会,从1995年开始参加了这个学会组织的一些大型学术会议。不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以后可以多参加一些学术交流,听一听学者们的一些学术思想,这个对于充实自己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年来,参加不同的学术会议,对自己的帮助很大,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由于有这样一个不断的积累过程,从1995年到1998年,我攻读了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样还是以《史记》作为我的一个研究核心,最终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以《史记》作为核心,往前往后再稍微延展,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唐代以前,除了《史记》之外,还有《汉书》《后汉书》等等,整个唐代以前的几部史传著作都进入了研究视野。探索阶段,我以这个作为例子,是为了说明,研究一部著作,开始以它为核心,慢慢地要往前往后稍微拓展一点,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这样视野才会稍微开阔一些。《史记》之前中国也有史书,往前看一看中国的史书是怎么样,然后再往后看一看《史记》以后的史书怎样发展,这样我们对于《史记》的认识就会更进一步。这就是在第二个十年的探索阶段,我有两部著作,《史记与中国文学》和《唐前史传文学研究》。
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开始。这十年的研究,我觉得比前面探索阶段稍微前进了一点,参加了2000年在江苏无锡成立的全国学术组织——《史记》研究会,这个阶段主要是深化研究。因为《史记》研究2000多年了,中国在研究,国外也在研究,现在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写了一部书叫《史记学概论》,为“史记学”提出一个框架结构,就是这门学问应该怎样去建设。同时在这个阶段,我还出版一些其他的著作,实际上都是为了建构一个学科体系,思考怎么样能够使“史记学”在中国发扬光大。这是有原因的。日本人研究《史记》成果很突出,日本人曾经有一些很自豪的话,比如说敦煌学,他们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后来这个神话就被打破了,现在中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已经超过了日本。那《史记》也是这样,他们曾经也说《史记》在中国,“史记学”在日本。我们中国的学者也不甘落后,所以中国学者这些年对《史记》研究的成果也远远超过了日本。怎样建构“史记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所以在第三阶段主要是做建构“史记学”工作,从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年就是一个阶段。
最后的这五六年时间里是一个综合研究阶段。不断地深入以后,就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些比较集中性的综合性的工作,这个时候还是以《史记》为中心。在深入阶段,以《史记》作为核心往唐前史传研究,然后再把这个扩大一下,不只唐前了,也可以是唐以后,所以我就有一部书叫《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以《史记》作为一个出发点,往前往后,这样就对整个中国的古典传记有了一个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进入综合研究阶段,目前主要承担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这样工作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份工作按照计划基本上需要五年时间,从2013年到2018年,如果稍微再延续一下,前前后后也得十年时间。一部《史记》使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探索,这样一步一步,我对于《史记》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再谈一谈读书与治学。读书与治学在本科学习阶段的起步很重要。如果我们选定一个目标,研究一部经典著作,或者研究一个重要作家,确立一个目标以后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再往前往后扩大。比如说要研究陶渊明,一开始肯定先以陶渊明为核心,然后研究陶渊明田园诗,那就可以往前看,陶渊明之前有没有田园诗,是怎样的?然后再看陶渊明之后,中国有没有田园诗,那么田园诗又是怎样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陶渊明同时代的人,他们写不写田园诗?这样的话就有了前后照应,而不是一件孤零零的事。你要研究陶渊明,先得对历代陶渊明研究的情况有一个了解,所以你也可以写一部“陶渊明研究史”,或者现在比较盛行的从另一个角度叫接受史,现在也有陶渊明接受史著作。先了解这些基本的情况,然后再收集资料,如果有雄心壮志的话,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陶学”。这样看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学术性工作。当然《史记》能够吸引我,一步一步不断地去研究它,还由于这部书值得我们去下功夫。有一些作家或者作品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但《史记》这样的一部书,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我们完全可以以它作为一个切入点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根脉。
《史记》这样一部书,我们刚才说从它入手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根脉。既然是根,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从这儿出发?就好像山西的大槐树一样,人们现在要谈一些根的时候,包括姓氏、家族来历的时候,往往是山西大槐树。那么《史记》是不是这样一棵大树?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在我这儿用的一个标题叫“史记之魂”,因为这本书里边是有许多内容,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内容。这个内容很多,我特别强调五个方面,看出《史记》这本书它的魅力在哪里,为什么能够使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去学习它,去研究它,甚至于形成了一个学问——“史记学”。
(一)第一个是文化丰碑。我们先说它是一个丰碑,然后再往前看它是一个根。第一句话,它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汉代的,那么汉代之前的中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史记》就是一个集大成。文化的集大成我们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去看。第一个从文化渊源上看,《史记》是先秦以来巫史文化的系统综合。大家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实际上,不仅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一开始也都是巫文化。这个巫文化实际上是以神为核心的。所以不管中国也罢,西方也罢,一开始的文化都是神话,神主导着人。随着时代慢慢地发展,史的文化就替代了巫文化。所以史的文化是以人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强调人的作用、人的地位,史的文化和人的地位的提高很有关系。人的地位没提高,总是神主宰着人,这个文化永远是不可能把人作为主要方面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匹马束丝”,一匹马一束丝就可以买五个人。这样一个时代,人的价值连马都不如。所以这就不可能把人作为主导。但是中国文化发展,慢慢人的地位提高了,从西周以来发生变化,到了春秋时代,逐渐地突出了。同样是人和马,《论语》记载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说:“伤人乎?”不问马。到孔子时代,人的地位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的渊源,从先秦以来,先是巫文化,然后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逐渐替代了巫文化,或者覆盖了巫文化。《史记》就是先秦以来这两种文化的一个集大成。《史记》里有一句话,它的创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实际上天就是巫文化的代表。同样还有天和人的关系,像《左传》里边记载历史,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然《左传》已经把人放到突出的地位了。到《史记》这儿,纪传体完全就是以人为核心了。所以这样的发展历程,我们要去探寻这个根,应该以《史记》作为一个切入点往前去看,所以《史记》就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
从文化的时间流程上看,没有哪一部书像《史记》这样把3000年的文化纳入了一个大的系统。从上古以来的黄帝开始,然后到了汉武帝、司马迁的时代,这3000年历史的流程是怎样的?《史记》给我们体现出来。其他的书根本没有这样的历史记载。《史记》之前,各种各样的学派,儒家、法家、道家都已经存在,《史记》是要整齐百家杂语,是要对先秦以来的各种学派思想进行系统的总结,所以司马迁说要“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综合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然后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家。这就是从派别文化上来说。
如果我们再从文化板块结构来看,《史记》又是一次区域文化的大融合,或者说是民族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因为《史记》所记载的地域不只是限于汉王朝所统治的这些地区,它还涉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地区,甚至远至今天的中亚、西亚一带。所以这个板块也很大。从文化层次上看,那就是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大融合。因为《史记》这样的一部书,既有用官方资料,一些主流文化的东西,同时还吸收了许多民间文化,包括民间的语言等等,即非主流文化。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或者就是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史记》里面有些故事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写刘邦的一些故事,有许多就是民间传说,都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所以不论从哪个地方去看,《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或者反过来,要了解先秦文化,就必须从《史记》这儿入手,去看一看我们以前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把这个根脉能够了解清楚。这是第一点,《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
第二句话,《史记》是汉代文化的代表。它在汉代作为标志性的一部著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汉代文化,人常说是一种风貌,就是大而全。大而全,气魄都很大。我们读司马相如的赋,就产生在这个时代。董仲舒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也是大一统的思想。再像当时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政治上也是要大一统。汉武帝时代,把诸侯的权力削弱,然后建立大一统的中央。作为一个国家的疆域来说,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是大国外交、大国军事。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古今都包含在里面,也是一个大而全的一部著作,所以说这是代表着汉代的一种气象。这样一种气象正是和汉武帝的那样一个时代相适应,它是汉代的一种风貌,《史记》就是一种体现。《史记》代表了汉代文化。
第三句话,它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不只集先秦之大成,还影响了后代。后代的中国文化也从《史记》这儿作为一个开启。清代李景星《史记评议》的序言里面一段话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所有的一切最后都汇集到《史记》,百川归海。然后他说:“《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那么《史记》以后,中国文化不管官方的私人的,你不管怎么样去变,都是从《史记》开启。这是说《史记》就是中国文化的根。你后来的都是从这儿所开启,它开启了中国文化。以上所说,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样一部大书,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丰碑,集先秦之大成又代表当代,又影响后代。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一部大书一个总的认识,这是第一点。
(二)第二点是思想高度。进一步说,它的思想很重要,是《史记》之魂,思想就是灵魂。《史记》这部书的思想是它的核心所在。所以鲁迅先生说它是“史家之绝唱”,绝唱,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才叫绝唱。司马迁这样一个思想高度,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这种思想高度,简略地归纳几点。第一个,突破传统。它对前代一些史书,一些传统有突破。司马迁之前中国有没有史书?大家比较熟悉的,先秦典籍里,《国语》是国别体,《春秋》是编年体。但是它们有基本的一些传统,比如说最基本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要避讳,为贤者要避讳,也就是说对一些尊贵的人要避讳,他们有什么弱点,有什么不足,就不要写,要隐瞒。司马迁突破了这个传统,比如说当朝皇帝汉武帝,司马迁并没有避讳他什么。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也没有避讳他什么。读《高祖本纪》,可以看到刘邦年轻时候许多事情,甚至在楚汉战争当中,为了自己逃命,把自己的儿女推下车去,别人拉上来他又推下去,再拉上来又推下去,光顾自己逃命,连自己儿女都不要了。比较重要的一些人物,像李广是他心目当中的英雄,但是也没有避讳李广的一些弱点,将军打仗也不是百战百胜,也有失败的时候。李将军也有气度狭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晚上喝酒回来,晚上人家没让他从这个地方过,他就很生气,后来把这个人给杀了。这就突破了一些传统史书里边的基本写法。再比如说传统史书对下层人物写得很少,从《尚书》开始都属于政府文告,都是政府机关里面的人,然后《左传》里面下层人物开始有了,《战国策》也有,到了《史记》这一方面更突出。对下层人物的重视,是它突破传统的一个地方。过去传统的观念,比如义和利的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司马迁既重义,也不轻利。所以《史记》有写商人的传记。义和利用现在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义是精神文明,利就是物质文明,司马迁是既重义也不轻利的思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
司马迁的三句话是他思想的核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天人之际来说,一个社会主要是人的问题。在《史记》以前,还没有哪一部书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人物写进史书,我们刚谈到商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游侠、刺客等等,把各种人物载入史册,在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天和人的关系首先要从人这儿开始,只写帝王反映不了一个社会。这些各个阶层的人,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游侠、刺客,这才展现出一个全面的人的社会。有学者指出,只要人间有特殊的生活现象,他都把它叙述出来,描写出来,而且是分类的叙述或者描写。这处处表现着司马迁不偏重帝王的精神,表示《史记》不是帝王的、伟人的记载,而是以整个社会生活为对象,用平等的眼光来叙述整个社会人生,以平等的眼光来做价值的叙述和描写,所以《史记》一书可谓是具有社会性的大众生活的历史。若以现代文化而论,以大众生活为主的眼光关注,则《史记》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然后再进一步看这么多的人,他们的生活和天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是天支配人,天支配社会,还是人支配社会?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思想,得天下靠什么?比如刘邦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虽然是刘邦的话,但是实际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个认识,刘邦得天下是靠人,而不是靠天,这是通过历史得出的一个结论。那么相反,项羽失败的时候,多次叹息说:“天亡我,非战之罪。”项羽这样一个霸王,24岁起兵,然后南征北战八年,最后乌江自刎。这样一个英雄,他最后叹息“天亡我,非战之罪”,司马迁最后说:“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是司马迁的理解,项羽自己失败,把它归之于天,这岂不是很荒唐的。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得天下靠人,失去天下也是由于人的问题,而不是天。所以天人关系,我们通过司马迁的著作可以看出来,就刘邦、项羽这两个人就已经很明显看出来了,何况《史记》里面那么多的人和事,所以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同样《十二本纪》里改朝换代也都是由于人的问题,一个帝王执政是否顺应民心,是否能重用贤才之人,这都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得天下失天下也都是由于人的问题。当然在某些地方,司马迁也流露出一点天人感应思想,这也很正常。董仲舒是他的老师,董仲舒就讲天人感应,所以司马迁受一点影响,主要在《天官书》里面,这个也不奇怪。所以我们说主体上它是以人为核心的,达到了一个思想的高度。天人关系,这是哲学家要探讨的问题。先秦以来,常讲天人合一思想,在先秦时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天人合一的思想。荀子专门有一篇就叫《天论》,最后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我们后来发展到人定胜天。人和天的关系,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去探讨人和天,无疑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一个思想高度。所以我们说司马迁,人们评价说他是史学家,然后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有那么多的史书,别的不说,一个《二十四史》,那些人都可以说是史学家,但不一定是思想家。所以司马迁的这部书思想高度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通古今之变”,这是先秦易学思想的一个发展。《周易》里边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把这样的思想用来探讨社会的发展,因为社会也是处在变化之中。通和变两个字很重要,刘勰《文心雕龙》也把这两个字用过来,《文心雕龙》里面专门有一篇就叫《通变篇》,通和变这两个字是谈文学的发展变化问题。我们说司马迁就是通古今之变,3000年的历史整个通下来,看社会是在变化。这种变化,我们举一个例子看。司马迁眼光很独特,从秦末农民起义到刘邦建国,前后八年时间,司马迁看得很清楚,三个关键人物,“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三个人,次序是不能变的。陈涉是第一步,然后是项羽灭秦,最后是刘邦做皇帝,八年时间。历史的变化,司马迁看得很清楚,它是在变化当中。大家去读《史记》的时候注意,世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表,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比如说《三代世表》从黄帝开始,然后到西周共和。中国历史上西周共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然后《十二诸侯年表》就等于进入春秋时代,从西周共和开始,到孔子的死,把孔子的死作为一个表的截止,可见对孔子的重视,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到前479年,可见孔子在司马迁心目当中的位置。再比如说《六国年表》是战国时代,截止到秦二世灭亡。《秦楚之际月表》从陈胜起义开始,到刘邦称帝,是我们刚才说的八年时间。所以都是很关键的时间节点。他列这个表的时候,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在变,人也在变。这些人物的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生命的一些关键点上也都有变化。比如说陈涉、刘邦、李斯、项羽、韩信等等。就拿项羽来说,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他活了30来岁,24岁起兵,跟他叔父项梁和江东子弟8000人起兵;然后不断地发展,经过一场大战,破釜沉舟,灭秦以后实力逐渐强大;到了鸿门宴之前达到了40万大军。从几千人一下发展到了40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势?但是这40万以后不断地在减少,然后到了垓下之围,关键的时候剩下800人。这800来人战了几下,最后剩下28人。这28人再战,损失了两个,然后再战,剩下他一个,最终连他一个也没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变化。司马迁要通过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出他的思想。项羽为什么大起大落?那就要总结经验。李斯也是一生追求一个目标,达到了作为臣子的最高极限,做到了丞相。然后走下坡路,最终被斩咸阳。所以我们说这些人的命运也在变。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司马迁对历史、对人物的分析,超过了一般史学家的眼光,因此具有独特的思想高度,它不是一般的事情。这些人的变化,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去看一看,从它的变化当中仍然要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教训。
第三句话“成一家之言”,这也是司马迁思想灵魂的一个关键。他要继承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的思想,所以司马迁思想里,儒家的也有,道家、法家的也有,它是融合了各家的长处,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家。这种独特的一家,对历史的认识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这三句话并列,汤武作,《春秋》作,陈涉发迹,把陈涉起义和汤武革命和作《春秋》并列。这和别人的眼光不一样。别人把这些农民起义往往称之为贼寇,司马迁对他们的看法很高。还有经济问题。司马迁《平准书》里边记载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包括《货殖列传》里面写商人,这都表现出他独特的思想。还有《史记》除了记载中原民族以外,记载了周边的少数民族。这样一个独特的眼光,达到一个思想的高度,也是我们探寻我们民族之根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匈奴民族是怎样一回事?东越、南越等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看《史记》。再比如说跟别人不一样,秦王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所以汉朝建立以后,刘邦给大家出了个题目,秦为什么灭、我为什么兴?实际上就是让大家表扬自己。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言里面说“秦取天下多暴”。很多的地方确实很残暴,杀人,但是秦王朝在历史变化中功绩很大,毕竟它一统天下,功劳是很大的。汉朝建立以后,学者们受见闻的一些限制,看到秦王朝时间不长就不仔细考察,不好好去探寻一下秦王朝的始和终,全国都在讥笑秦王朝,不敢称赞秦王朝。司马迁说这样的话,简直和耳朵吃饭没有区别。所以汉朝一开始写的文章,比如说贾谊《过秦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都对秦王朝指责。但司马迁说如果那样去看秦王朝,简直是和耳朵吃饭没区别,耳朵吃饭两种意思,一种是说口耳距离太远,你要用口吃饭,却用耳朵吃饭。口耳之间距离太远,这个意思说对秦王朝根本不认识。或者就说应该用口吃饭却去用耳朵,那是不知其味。不知其味,意思说你还是认识不到位。就说你这样去看秦王朝,那简直是用耳朵吃饭。看看司马迁,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讥笑秦王朝,我要夸他们功绩大,这些都是独特思想的一种体现。
再一点就是民族。《史记》里面记载的几个民族都非常重要,重要性在于首次体现了大一统的思想。他创立的这些列传,把整个周边的这些民族纳入华夏的版图之内,这体现了大一统思想。《史记》之前没有把哪个民族放到一个系统的传记里面去写,所以这就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司马迁之前,人们对少数民族一直都是歧视的。比如《孟子》,把南方那些民族称之为南蛮 舌之人,包括《公羊传》《左传》等等都是如此。司马迁突破了这样的观念,通过一些民族传记,首创了我们民族的谱系。这是我们探寻中华文化根脉的一个关键。中华民族从哪来的?祖先是谁?《史记》从黄帝开始,黄帝下来其他的四个帝王之后,然后夏、商、周、秦、汉一直就延续下来。所以今天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现在每年清明节都要祭黄帝,实际上从古代就开始祭祀黄帝。这样一种凝聚人心的思想观念,就从《史记》开始,所以我们探寻中华民族根脉的时候,《史记》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谱系。就好像一个家有家谱,我们民族的谱从黄帝开始。所有民族的根都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等。比如说到夏王朝和黄帝还是有关系,黄帝的玄孙;《殷本纪》也和帝喾有关,《周本纪》也和帝喾有关。甚至于楚这个民族,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那么高阳也是黄帝之孙。根都在哪里?帝高阳之苗裔,根都在黄帝。所以《史记》就已经给我们把民族的谱系奠定下来,我们民族的根就在这。不管怎么样去追,追到根上都是和黄帝有关。这就是民族列传。这些民族列传还都记载各个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每个民族有它特殊的一些风俗习惯。比如说《大宛列传》,这个地方在汉正西区,有万里之遥,大概今天的西域一带。说其俗土著,这个民族是土著,它有固定的一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和游牧不一样,还种水稻麦子。有葡萄酒而且多战马,到最后还说多玉石。今天新疆一带盛产和田玉。很简单的一段话,就把一个民族的特性习惯风俗物产都给作了介绍。所以要探寻中国文化的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从体例上来说,司马迁创立了历史编撰的一个新的体例。《史记》之前的史书,没有给哪一个民族单独地、细致地去写一个传记,个别的只有零散的一些片段。《左传》里面记载的一些民族很零散,《史记》专门有《匈奴列传》等等。《史记》之后的史书都有记载每个民族的特殊情况。这说明《史记》开创了一个新的体例,后来的史书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体例。这个功劳很重大,《史记》本身就成为民族传记的一个根。后来的史书都模仿它,肯定后面还会不断地发展和延续。
这样一部史书,它的思想达到了一个高度,去思考社会问题,我们从五个方面做了一个提示。梁启超的一段话非常的精彩,他说: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和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的性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要发表一家之言。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史记》实际上和《荀子》《春秋繁露》是一样的,是要表达思想。只不过他的思想没有直接去表达,而是借历史的外壳去表达。比如说《荀子》里面有《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要制天命而用之。司马迁没有直接那样说,是借其他人的故事,比如说刘邦、项羽给表现出来。所以你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非能知《史记》者也”,意思说只是从史的方面去看《史记》,还不能真正地了解《史记》,真正了解《史记》,必须知道它是带有哲学思想的。而且这种思想借了一个历史的外壳,这样我们去读《史记》才能感受到它深刻的地方。这是《史记》之魂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丰碑,二是思想高度。
(三)第三个是百科全书。和其他的史书相比,它又有很独特的地方。第一,时间长度上,上起黄帝,下到汉武帝,3000年历史,贯穿古今。从时间长度上来说,已经使人震撼。第二,空间地域上,《史记》对于汉王朝以及周边民族的记载,远至今天的西亚一带,这就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比如说《大宛列传》写到张骞通西域,这实际上就是丝绸之路的开始。张骞是陕西汉中人,所以申报世界遗产,整个丝绸之路的陕西部分,其中就有张骞的故里,今天陕西汉中的城固县有张骞墓,这样一个人的故事不只是在中原,他要走的地方已经打开丝绸之路,到了西亚一带。这是我们说第二点。第三是立体社会。它所记载的社会,我们特别注意刚才说的以人为核心。一个社会除了人,那么首先和它对应的就是自然,还有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制度,上层建筑这样一些东西,所以《史记》是立体社会,由于《史记》里面还有八书,《礼书》《乐书》等,这八书使得社会变得立体化,像一个教室有许多的侧面,这就立体化了。如果没有这么多侧面,那就是平面化。《史记》如果只写人,我们对这3000年的社会还是了解得不太清楚,通过社会的这八个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才得到了体现。比如说第一书就是《礼书》,一个社会总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礼就是处理关系。《史记》有《河渠书》,河流是自然;《天官书》是天文自然。一个立体化的社会,使这一部书又增加了它的含量。如果没有这八书,比如说汉王朝,我们只知道刘邦、项羽,一直到汉武帝有这么多的人,但这个汉朝还不清楚,我们光知道有这么多人,汉朝的法律制度是什么?汉朝的经济基础怎么样?我们不了解。所以书非常重要。这样的话,一个立体化的社会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是不同寻常的一个地方。包罗万象,我们说它是百科全书,里面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等,所以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读《史记》,这3000年的历史里边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这才体现出一个全面的社会。要了解中国3000年的历史,必须要通过《史记》去了解,从远古时代,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这3000年历史到底怎么样?从时间上空间上,从社会到其他方面去认识。《史记》从黄帝开始,这是有它的原因。把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根,这是司马迁的一个创造。后来有些人不理解,比如说唐代司马贞给《史记》做注释叫《史记索隐》,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三皇五帝,司马迁没写三皇,所以司马贞就补了一个《三皇本纪》。司马迁没有写三皇是因为他就是认准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主线。所以三皇这些都不用写,那根就在黄帝上。我们今天仍然认可司马迁的这样一个观念。
(四)第四个方面,民族精神。我们说《史记》之魂,它还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3000年历史,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生命的发展历程,是民族生命的一个载体。我们通过这3000年历史,看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比如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追求精神,坚韧不拔、战胜挫折的不屈精神,勇于革新、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像忧国爱国的精神,还有像崇尚德义的高尚人格,这都是从《史记》里边体现出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革新革命,我们今天搞改革,在古代也搞改革,但是改革很不容易。有时候胜利有时候失败。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中国骑兵史上的一次改革。他作为一个君主,改革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首先朝廷里边的那些大臣们就坚决反对。但是赵武灵王还是坚持这样做,最后成功了,赵国变得强大。这个是成功的例子。但是更多的改革后来都是失败的,商鞅变法等等,最后都失败,是悲剧。举一个汉代的例子,汉初晁错的改革。在文景时代,诸侯王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所以晁错提出要削弱诸侯王的实力。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诸侯王起来造反。当时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来,劝自己儿子千万不要这样做了。结果晁错说我不这样做,天下不能安宁。老父亲说,你这样做,刘氏安矣晁氏危矣。刘氏天下是安宁了,但是咱们家要遭殃。晁错还是要坚决改革。老父亲一看劝不动自己的儿子,回去就喝药自杀。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将来不会成功的,而且可能还会牵连到自己,与其那样,还不如早一点自杀!这个时候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打出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景帝被逼得没办法,最后把晁错杀了。但是七国之乱照样爆发。所以晁错在当时的改革也成了悲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说这些人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却成为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敢于改革的精神,一直流传下来。包括商鞅,商鞅变法虽然失败了,自己落了一个悲剧结局,但是他那种革命革新的精神却值得后人去尊敬。《史记》它就体现了这样一些精神。大家读鲁迅的著作,其中有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其中就说到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等等,最后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也就是说《史记》里面记载的那些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的虽然是个体,但是他们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一些脊梁,那一个民族就垮了。这些人身上的这种精神给《史记》带上了一种深沉的色彩。所以要探寻中国文化之根的时候,《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五)第五个是情感的魅力。这部书之所以有魅力,还在于它有一种情感,这和别的史书不一样。史书本来是不应该有个人情感的,要客观地去记载,司马迁确实也做到了客观地去记载,所以古人评价说“不虚美,不隐恶”。但是他又把个人的一些情感融入进去,所以鲁迅说他是“无韵之《离骚》”,实际上就是个人的情感在里面。这种情感的产生缘于他的人生经历。遭受宫刑之后,他写的《报任安书》说道:“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最下腐刑极矣!”一个人遭受的耻辱,最下的莫过为遭受宫刑。士可杀,不可辱。但是司马迁硬是隐忍苟活,之所以要活下来,目的在于完成《史记》,“恨私心有所不尽”,实际上就是《史记》没有完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它带有个人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这也很正常。这种情感色彩以至于形成了《史记》各种各样的风格,就像宋代人给《史记》总结的一样,这些风格也都带有司马迁的个人情感。举一段例子,读《史记》里管晏这一段,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做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救出来,并把他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鲍叔认为管仲是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这样的一个知己,最后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他虽然写的是一个历史人物,通过历史人物的话,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情感,鲍叔后面所说的他不羞小节等等,这实际上正是作者自己的一个化身,自己遭受奇耻大辱,所以说《史记》字里行间都有情感色彩,读起来就很有一种吸引力。有时候也用直接抒情的办法,如《屈原列传》,司马迁把冷冰冰的资料变成一种鲜活的生命,这种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产生一种感染力。我们读《史记》就和读后来的那些史书不一样,后来的史书,尤其是唐代以后那些集体编撰的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情感色彩,所以慢慢人们都不大愿意去读了,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史料,进行采用。而真正的有情感的确实就是《史记》这样的著作,所以它和一般的史书不一样。它引发读者的共鸣,具有一种感染力。以上是我们所说的第二部分《史记》之魂,《史记》的魅力吸引着千百年的人不断地去阅读它,去研究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说我们探寻中国文化的根脉,从《史记》去切入,可以看到《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多么的重要。比如说史学方面,清代赵翼所说“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光从体例上来说,这已经是史学家编撰史书的最高的一个法则。所以中国古代正史全部用纪传体,这就是《史记》的文化价值。《史记》开辟了史学的新道路,后来的史书,都是以《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作为榜样。这就是《史记》在史学上作为文化的根,后来的《汉书》《后汉书》都是以《史记》作为法则。从史学上,如果要研究中国的纪传体,《史记》是一个根。在文学上《史记》同样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从不同的文体来看,比如说传记文学,《史记》是一个根。其他的比如说散文,后来讲中国古代散文的时候,唐宋古文运动,明代复古运动前后七子,口号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同样来自《史记》。再比如小说大部分也用纪传体。《水浒传》《西游记》等,《红楼梦》原来是《石头记》,以至于《射雕英雄传》《鹿鼎记》这都是传记,所以《史记》对小说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戏剧,根据《元代杂剧全目》的统计,元杂剧里边有180多种戏剧均来源于《史记》,这也是由于《史记》本身具有戏剧性。有一些题材也受到后来作家的推崇,比如说《赵氏孤儿》,18世纪就传到欧洲。所以《史记》和戏剧也密切相关。就诗歌而言,后来的咏史诗,大量从《史记》里面取材,赵望秦老师编的《史记与咏史诗》有厚厚的两册,里面就有3000多首咏《史记》里边的人和事,我们今天的成语里大约有300多条来源于《史记》,就一个《项羽本纪》里边就有好多,“破釜沉舟”“作壁上观”“垓下之围”“霸王别姬”等等都成为典故成语。所以《史记》在文化史上,对史学来说是根,对文学也可以说是根,各种文体都从这儿受到启发。由于《史记》是百科全书,所以其他学科也都从《史记》里学到许多东西。比如说政治家,从《史记》里边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因为司马迁本身就是思想家,所以哲学家也从中学习。军事上,《史记》3000年的历史,写了非常多的战争,军事家从里边学到军事方面的一些思想和战略战术。其他的也都很多,像《扁鹊仓公列传》写的医学家的故事,还有天文学家、教育家等等。所以我们说《史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确实是有许多教益的。
这个价值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就是“史记学”的建构来分析。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学习研究它,形成了一个“史记学”。这一个学问的形成,反过来说明《史记》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经典。这样一个文化经典著作,或者作为一个文化链条,有传播者、接受者、研究者,历代研究它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学问。这个学问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史记》文化价值不断扩大的过程。2000年来人们一直在做研究性的工作,基本上从汉魏六朝之后就开始,一直到今天,这就说明它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这是一个方面。
最后一点就是走向世界的《史记》。《史记》不仅在我们中国,它还走向世界,这反过来更进一步说明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一位苏联学者说过,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也指出,当《史记》出现的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史学最为发达。和希腊史学相比,《史记》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中,是政治军事。思想家、科学家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字提到,也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的整体传记。这个话实际上概括了在当时《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与那些外国的史学相比,《史记》的史学特征非常的明显。所以《史记》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大概在南北朝时期就传到了朝鲜半岛,隋朝的时候传到了日本。后来18世纪传到了俄国,19世纪传到美国等国家,他们基本上对《史记》都是比较重视的。一部中国的史书进入到了世界的行列,成为全世界的文化代表,足以显示它的文化价值。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所以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也就是由于《史记》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它所体现的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文化的根等等,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
这样一部大书,需要我们好好地去体悟它。总的来说,第一,《史记》思精体大,魅力无穷。思指它的思想,它的精神,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三千年历史的载体,是魅力无穷的。第二,这样一部大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古今。第三,它所体现的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将会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史记》这部书会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所以希望你们对《史记》能够产生兴趣,能够好好地去阅读它,研究它,从它入手,去探寻我们中华文化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