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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儒学思想史、经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研究。
说到孟子、荀子的人性论，学术界最流行的说法是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但这种看法实际是有问题的。
孟子认为，人性之中至少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味、色、声、嗅”等生理欲望，一方面是“仁、义、礼、智”的道德禀赋，孟子主张应将后者看作真正的性。正基于此，我将孟子性善论称为“以善为性论”。孟子性善论的核心不在于“人性为什么是善的”，而在于人是否有善性，为什么要将善性看作是真正的性，以善为性对于我们生命的成长以及发展有何积极的意义。将孟子的性善论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汉代以后才形成的，并不符合孟子的思想。《孟子》一书只讲“道性善”“言性善”，“道”和“言”是动词，是指宣传、言说关于性善的一种学说和道理，而这种学说和道理是不能用“人性是善的”这样一个命题来概括的，至少需要三个命题：人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实现他真正的性。
通过孟子的性善论，我们发现，一个完整的人性论至少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实判断，即人性包含什么内容？二是价值判断，人应该追求和选择什么？中国人讨论人性问题是要给人生指明一个方向，借人性问题解决人生问题。所以，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内容，才可以称作是一个完整的人性论。我们想一下，如果荀子主张“性恶”，那么它可以算是一个完整的人性论吗？显然不是。“性恶”只是对人性作了个事实判断，认为人性中有恶。“性恶论”并不是完整的人性论，把荀子的人性论概括为“性恶”是不准确的。
为什么会有荀子主张“性恶论”的说法呢？最直接的原因是《荀子》三十二篇中，有一篇就叫《性恶》，人们由此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就是“性恶论”。然而我们都知道，《荀子》的篇名往往只有两个字，用两个字概括一篇文章的内容，肯定是不全面的。《性恶》篇开篇第一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是荀子对于人性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全篇中反复出现，共有八次。荀子没有一次是说“人之性恶”，相反都是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关于人性的主张实际有二：一是说“性恶”，一是说“善伪”或“伪善”。一方面说恶来自性，另一方面又说善来自“伪”，解释人为何有善，这才是荀子对于人性的完整表达，或者说是他完整的思想。所以，仅仅用性恶概括《性恶》篇的主旨是不全面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可是由于篇名的原因，人们往往只注意前半句，忽略了后半句，这就造成对荀子人性论的误读。
另一个误读的原因是，“其善者伪”比较费解，曾有学者注意到，荀子不仅谈性恶，也谈善伪，但善伪是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清楚。“伪”的字面意思是虚伪、不真实，若按照字面理解，则“其善者伪”就是善是虚伪的。当然很少有人这样去理解，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蜀学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说按照荀子的说法，桀、纣是本性、性情的流露，而尧、舜反而是虚伪的，所以荀子的看法是不对的。民国学者中也有人这样理解，但大部分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将“伪”等同于“虚伪”。一般人们是将“伪”理解成“为”，即作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说，人的恶来自于本性，善则是作为的结果。这种解释初看好像说得通，矛盾似乎消除了，但是仔细一想，还是有问题。人的作为有各种形式，最多算是中性的，怎么能必然导致善呢？因此，作为并不能导致善。相反，作为以什么为动机反而决定了作为的结果，出于善的动机可能导致善，出于恶的动机则可能导致恶。所以说用作为来解释善，是说不通的。其实稍稍追问一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但是，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一旦约定俗成，人云亦云，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后人的理解。
我们来看看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有“好利”“疾恶”“好声色”之性，“顺是”就会产生争夺、残贼、淫乱，导致辞让、忠信、礼义的消亡。这是荀子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也是其对性恶的基本理解。关于这点，分歧较少，暂不讨论。我们主要来看“其善者伪也”。关于“伪”，杨倞注：“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按杨倞的理解，伪就是为，是一种作为，但不是一般的作为，而是圣人、先王教化民众的行为，具体说就是圣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善是来自师长、圣王的教导，这种教导就是伪。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是日常经验的，而不是哲学的。从日常经验看，我们的善当然最早都是父母、师长教导的，但如果追问一下，父母、师长的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样就推到了圣人、先王，再推下去就产生了荀学研究中所谓第一个圣王是如何出现的难题。如果说圣人与常人不一样，圣人性善，有独特的禀赋，可以教化大众，引导大众，这样当然可以讲得通。但荀子恰恰不是这样主张的，在荀子看来，圣人与常人的性是一样的，“圣人之同于常人者，性也；圣人之异于常人者，伪也”。所以，圣人不是特殊的人，他们在本性上与常人是没有差别的，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在于伪。这个伪当然不是被动接受教化，而是“起礼义”“制法度”的创造活动。但是圣人为何又能“起礼义”“制法度”呢？按荀子的说法，这就是因为伪。所以伪不仅仅是矫或者教化，还是道德创造活动，是与人的道德主体联系在一起的。
1998年，我国公布了一批竹简，这就是著名的“郭店竹简”。在竹简当中有一个字：
。它是个会意字，或者说会意形声字。庞朴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个字，他说“‘伪’字原作上为下心，它表示一种心态，为的心态或心态的为，它不是行为而是心为”。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心态的为。值得注意的是，郭店竹简中也多次出现“为”，但没有心旁。这点裘锡圭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他说在郭店竹简中，表示一般“作为”义的“为”字极常见都不加“心”旁。“
”显然不是用来表示一般“作为”之义的。
郭店竹简公布后，庞朴先生有个天才的猜测，他说《荀子·正名》篇“‘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句中的‘伪’字，本来大概写作‘
’，至少也是理解如‘
’，即心中的有以为……只是由于后来字消失了，抄书者不识‘
’为何物，遂以‘伪’代之”。庞朴先生的这个看法非常重要，尽管只有短短几十字，但却是打开荀子人性论之谜的一把钥匙。荀子“其善者伪”的“伪”确实应当从“
”去理解。首先，荀子明确将“伪”定义为“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这个伪当然不是一般的作为，而是心的思虑活动及其行为，是心为而不是行为。其次，在《荀子》一书中，“伪”用作“诈伪”，是负面的，需要禁绝的，与荀子正面主张的伪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荀子不可能用同一个字去表达两个相反的概念，既表示虚伪、诈伪，又表示“其善者伪”。合理的解释是，两个概念是用不同的字来表示的，用“伪”表示虚伪、诈伪，用“
”表示心经过思虑后做出的选择、行为。这不仅于文字有据，也符合荀子“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的定义。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理解为：人的性是恶的，善则来自心的思虑及行为。简而言之，荀子的人性论便可称为“性恶、心善”说。
荀子的心首先是道德直觉心，在荀子看来，心好治恶乱，好善恶恶，具有道德判断力，这是心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荀子对于心的一个重要规定。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凭借着这种心，人类才走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而导致的“偏险悖乱”，走向由礼义法度之“正理平治”。人之所以为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在哪里？荀子说“辨”也，即辨别是非善恶，也就是辨“礼义、辞让、忠信”之是，辨“污漫、争夺、贪利”之非，这显然是心的作用和能力。这种“辨”是人的族类规定性，是“人之所为人者”，所以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孟子的心和荀子的心有区别吗？
当然是有区别的，孟子的心是有具体内容的，具有善端，所以是四端之心，可以由内而外表现出善的行为，故我称为“实心”。荀子的心虽然有道德判断和直觉，但没有内容，我称之为“虚心”。荀子所谓人有辨，更像是语言的能力，人生而具有使用语言的能力，但并不意味人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人真正掌握语言，具有表达能力，还需要经历一个后天的学习过程。虽然从根源上讲，语言是人的创造，是心的产物，但语言并不是从心“扩而充之”的，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创造发明的，经过千千万万的人的共同努力，是千千万万个心灵探索、尝试的结果，是自生、自发形成的，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杰出人物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规定了以后语言的发展方向，但归根结底，语言的产生是由于人具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还需在后天的实践中得以实现而已。对于荀子的“辨”也应当这样去理解。明白了这一点，荀子研究中所谓的“第一个圣人如何制作礼义”的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如果说荀子通过“性恶”揭示了人性中的一股逆流的话，那么又通过“心”发现了人生的一座灯塔，引领人生的航船逆流而上，抵达善之彼岸。所以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实际揭示了人生中的两种力量，一种是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的力量，一种则是以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力量。由于荀子主张性恶、心善，一方面性有恶端可以为恶，另一方面心好善、知善、为善，二者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因此当人们“从人之性，顺人之情”滑向恶时，由于心好治恶乱、好善恶恶开始发挥作用，“欲为善”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荀子提出“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这就好比，学生都希望有好的成绩，当考试失误，成绩不理想时，必然会促使其发愤为学；相反，当成绩较为优异时，反而会有所满足，不思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