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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古籍目录版本学、四库学和山东文献研究。
“校读法”是传统上提倡的治学读书之法，主要是指三种情况：一是同一部书内部前后上下相关内容或文字的相互对照。二是指不同典籍之间相关内容的相互对照。三是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的相互对照。这三种对照，陈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归纳为三种校勘方法：（一）本校法；（二）他校法；（三）对校法。不过，陈垣先生讲的是校勘之法，校勘学固然属于治学，而治学不止于校勘学，而是包含一切旨在探索真理、探讨问题的读书或调查研究工作。从治学的角度讲，一书之内相关内容或文字的对照，不同典籍之间相关内容或文字的对照，其范围或空间就大大扩充了，目的也有了较大的差别。校勘学旨在发现并改正文献的文字讹误，以图恢复文献的本来面貌。校读法则是为了探索真相。这个真相，当然包括文献的文字原貌，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广泛涉及一切历史的真相或含义的真解。因此，校读法似乎是包含校勘法在内的用对照手段治学读书的方法。校读法在寻求可资对照的材料方面，比校勘法要广，目的也比校勘要宽。总体上看，校读法比校勘法更复杂。
例一：
《礼记·礼运》：“言偃（子游）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我们可以发现《礼记》当中《礼运》和《中庸》在转达孔子的一段话时，出现了分歧。《礼运》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中庸》说：“吾学殷礼，有宋存焉。”这个问题涉及《论语·八佾》，下面再讨论。
例二：
《史记·齐世家》：“（齐顷公）六年春，晋使郤克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
《史记·晋世家》：“（晋景公）八年，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魏文子请老休，辟郤克，克执政。”
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叙述的是同一件事，却有了较大的不同。（一）使者的人数，《齐世家》只有郤克一人，而《晋世家》有晋、鲁、卫三国使者。（二）使者的身体缺陷，《齐世家》不载，而《晋世家》说：“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三）偷看的妇人表现不同，《齐世家》说“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晋世家》则说“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四）郤克愤怒的话不同，《齐世家》为：“不是报，不复涉河！”《晋世家》为：“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这个问题涉及《春秋》经、《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下面再讨论。
例三：
贾谊《新书·等齐》：“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称陛下。”
卢文弨校《贾子新书》，认为下句“称”字上脱一“皆”字，遂校补为“诸侯卑号皆称陛下”。他是用上下两句对照，发现两句句式相同。既然上句是“皆称”，传世的文本下句都没有“皆”字，所以他判断为脱文。卢文弨的行为属于校勘，就是陈垣先生说的“本校法”。但是，我们对《新书·等齐》中的同类句式做更广的对照，却发现卢文弨的结论是不成立的。下面开列《等齐》中的四小段话：
1.天子之相，号为丞相；诸侯之相，号为丞相。
2.天子卫御，号为大仆；诸侯之卿，号为大仆。
3.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
4.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
我们通过对照可以发现，《等齐》篇的句式可归纳为：天子之某，号为某某。依此句式，则上面那两句的第一句“天子卑”应当断句，“号称陛下”应当断句，“诸侯卑”应当断句，“号称陛下”应当断句。“号称”与上四句的“号为”“号曰”“号云”同式。那么“诸侯卑，号称陛下”，是完整的句子，与“诸侯亲，号云太后”一样。相反，上一句“天子卑，号皆称陛下”中的“号皆称”，就与众不同，应当是多出一个“皆”字，“皆”字是衍文。
那么卢文弨为什么作了相反的判断呢？那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利用“校读法”，寻求一部书内部（其实是一篇内部）可资对照的材料不彻底，只把上下的两句作了对照。
应当指出，卢文弨的这一误判似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加上一个“皆”字，使得两句的读法产生了变化：“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这就产生了一个似乎存在的词“卑号”，并且很明显“卑号”就是“陛下”。大家都清楚，“陛下”是尊称，怎么就成了“卑号”呢？这个问题摆在那里，成了不可回避的难题。
刘师培《贾子新书补释》提出了解决办法：“案：‘卑号’，义不可通。或卑含尊、卑二义，与乱之训治、臭之训香同例。或卑为埤之借字。《说文》：‘埤，增也。’《尔雅·释诂》：‘埤，厚也。’故尊大之称曰埤号。”
《汉语大词典》专门立了一个词条“卑号”，解释说：“对天子、诸侯，不能直接交谈，须由其陛下之卑者转告。后遂以陛下称天子、诸侯。此类称呼皆属‘卑号’。”
近年来出版的《新书》各种本子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跳出“卑号”连读这个误读。
既然“天子卑”“诸侯卑”与“天子亲”“诸侯亲”同式，而“亲”是指母亲，那么“卑”当然也是一个角色。《说文》：“卑，贱也；执事也。”这是两个义项，一是贱，低贱；二是执事，也就是手下办事的人。顾炎武《日知录》“陛下”条引蔡邕《独断》说：“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义也。”蔡邕对“陛下”的解释一直沿用至今，顾炎武也据此认为：“后人相沿，遂以为至尊之称。”也就是说，对手下人的称呼，变成了对当事人的尊称。近人写信给一些有地位的人，也经常用“某某先生执事”这样的格式。“执事”就是手下办事人员，我对您的办事人员说，让他转达于您，这样我的地位相当于您的执事，自然比您低。所以对于对方来说，称人家为“执事”，是尊大之词。对于写信一方来说，则是有意压低自己，成了自谦之词了。中国的尊称如“足下”“阁下”都是这样。《说文》说“卑”的意思是“执事”，明确了那是一个角色，也就是蔡邕说的“执兵陈于陛侧”的“近臣”。那么，《新书》的“天子卑”，就可以译成“天子执事”“天子近臣”。这些人拿着兵器站在陛下（台阶下）担任保卫工作，他们是真正的“陛下”。你要对天子说话，地位低，只能对那些手下人（“陛下”）说，让他转达，所以称“天子陛下”“国王陛下”。当然这都是虚套子，根本不需要手下人去转达。《说文》“卑”字有一个义项“执事”，从来没有找到文献中的用例，其实就在《新书》中。《说文》中还有一个“俾”字，许慎解释说：“俾，益也。一曰：俾，门侍人。”第二个义项“门侍人”，就是守门的人，这个义项没有找到用例。其实俾、卑二字同源，门侍人就是手执武器立于台阶下的“陛下”，和“天子卑”“诸侯卑”的“卑”同义。当然“婢”字作为女性侍从，也是卑、俾的同源字。
以上三例是同一书甚至同一篇相关材料或文字的对照，是“校读法”中材料来源比较单一的，也是特别要细心体察的。因为一部书内部的用字用词习惯、句法特点往往较为一致，更具有说服力。
例一：
《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论语》“道之以德”的“道”应读作dǎo，通“導”，即简化汉字的“导”。虽然从上下文义，从“道”和“齐”的联系可以推测出来，但与《礼记·缁衣》对照，就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理解。因为《缁衣》中相似的话，“道”字已替换为“教”字，当然我们也不难想到“教导”二字可以联合为一个双音词，二者的关系当然是同义联合。那么，“道之以德”的“道”解释为“导”，就没有什么障碍了。还有“有耻且格”的“格”字比较难解，但在《缁衣》中“格心”与“遁心”对比，意义相反。“遁心”是逃离之心，那“格心”就是归来之心了。“格”训为“来”，还有别的证据，但通过《论语》与《礼记》类似的句子的对照，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例二：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礼记·礼运》：“言偃（子游）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以上三段，《礼记》的二条前面已经列过，但没有分析对比。这里作对照分析。首先《论语》的“夏礼”的“礼”字，如果理解为今天的“礼貌”的“礼”，就不准确。为什么呢？从《论语》文义看，是治理国家的方略，层次比较高。对照《礼运》“我欲观夏道”，就可以发现“夏礼”换成了“夏道”，“道”就是“文武之道”的“道”，指的是治理国家的制度、方略。第二个问题前面提到，那就是《中庸》对待宋国的态度似乎与《论语》《礼运》不同。一个是“宋不足征”，一个是“有宋存焉”。孔颖达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他在《礼记·中庸》的疏中这样解释：“‘吾学殷礼，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礼，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其赞明殷礼，亦不足可成。故《论语》云‘宋不足征也’。此云‘杞不足征’，即宋亦不足征。此云‘有宋存焉’，则杞亦存焉。互文见义。”
“互文见义”，是孔颖达采用校读法的实例。我们按孔颖达的意思直观地列表如下：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按孔颖达的意思添进去的，可以说《中庸》是上下各省略一句，上下互补，就形成完整的意思了。不过，孔颖达的这一理解并不圆满，他不能回答《论语》《礼运》《中庸》三处孔子的话为什么不同，难道孔子说过几遍？即使说过几遍，也不能回答两处措词正常，一处却用“互文”这样迂曲别扭的表达。孔颖达是在变着法不让圣人自相矛盾，他的解释更像“圆场”。
清代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又续》“有宋存”一条说：“忽忆《孔子世家》末言：‘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不觉豁然以悟，起坐叹曰：‘《中庸》既作于宋，易其文殆为宋讳乎！’”阎若璩认为子思作《中庸》的地点在宋国，所以不便直斥“宋不足征”，而改写成“有宋存焉”，是回避宋的短处。我认为这是误读《史记》。《史记》原文：“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如果“困于宋”和“作《中庸》”相承，那么“子思作《中庸》”的“子思”二字是不应该加的。司马迁加上这两个字，正是怕后人连读。“困于宋”和“作《中庸》”是两件无关的事。子思的事迹太少，司马迁只能这样勉强罗列了。阎若璩的解释不可从，但至少说明他认为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互文”说不可从。2002年在威海参加中国诠释学会议，我谈了“宋不足征”和“有宋存焉”的问题，余敦康先生鼓励我：“你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两年。”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有答案。当然这说明余敦康先生也认为这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例三：
《左传》：“（鲁宣公）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公羊传》：“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归，相与率师为鞌之战。齐师大败。”
《穀梁传》：“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
《史记·晋世家》：“（晋景公）八年，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魏文子请老休，辟郤克，克执政。”
《史记·齐世家》：“（齐顷公）六年春，晋使郤克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
这五段文字涉及同一件史事，那就是晋国大臣郤克出使齐国，齐国无礼冒犯，结下怨仇，导致后来著名的“齐晋鞌之战”。但是，事件的过程、细节却各不相同。第一是出使齐国的使者人数，有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之不同，第二是他们的身体缺陷各不相同。列表如下：
第三是齐国妇人齐顷公之母名叫萧桐侄子（萧桐叔子），偷看使者并且取笑使者的细节不同。《左传》是“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公羊》是“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穀梁》是“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晋世家》是“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齐世家》是“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第四是郤克发誓报仇的话不同。《左传》是“所不此报，无能涉河”，《公羊》《穀梁》无发誓语，《晋世家》是“不报齐者，河伯视之”，《齐世家》是“不是报，不复涉河”。
从细节看，从《左传》到《公羊传》，再到《穀梁传》，使者人数越来越多，细节越来越丰满，故事越来越完整、生动，很像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层累”的效果。这让我们想到《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作者所见到的材料不同，只能各自选择。按照顾先生的“层累说”，《穀梁传》的可信度似乎低些。可是我们回头看《春秋》经文：“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说明鞌之战的参战国有五个：齐、晋、鲁、卫、曹。按照《穀梁传》，这五个国家参战的理由都有了交代。至于《左传》说卫孙良夫、鲁臧孙许“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郤克）”，原因没有交代。根据《穀梁传》，结合《公羊传》，可知他们一起出使齐国，一起受到齐顷公母亲的嘲笑，并且密谋报仇。这就说明了孙良夫、臧孙许为什么到晋国搬救兵要走郤克的“后门”，并且他们一拍即合了。如此说来，《穀梁传》也未必无根。
至于《史记》的《晋世家》《齐世家》记载同一件事而明显不同，并且与“三传”也不同。例如使者的人数，《齐世家》只有郤克一人，而《晋世家》有三人。使者的缺陷，《齐世家》不载，《晋世家》则说“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妇人的表现，《齐世家》“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晋世家》则说“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郤克发誓的话也不同。大体看来，《齐世家》近《左传》，《晋世家》综合《公羊》《穀梁》二家，而使者缺陷却与《公羊》《穀梁》全不同。这令我想起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话：“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这是司马迁对壶遂的夸奖而表示谦虚的话。他的真话是什么？“成一家之言”“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从上面对待郤克出使齐国这件事看，司马迁“整齐其世传”的任务十分艰苦，他像历代修史的专家一样，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他在《晋世家》和《齐世家》中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导致同一部书对同一史实的记述发生内部矛盾。有的研究者会说这是司马迁有意为之，是什么笔法。我们不能去问司马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戴逸先生主修的新《清史》发生这类内部矛盾，学术界会认为是有意为之吗？校读，让我们明白了《公羊传》所说的“传闻异辞”，司马迁所说的“整齐其世传”。这些话的深层含义，当然也启示我们，学习历史，不能孤立地使用材料，要尽可能把同类材料加以对比分析。
刘向校书，有所谓“中书”“外书”“臣向书”“臣参书”，属于不同的写本。他说“中外皆有以相定”（《晏子春秋叙录》），这就是用不同文本来互校。郑玄注《仪礼》，对当时流传的古文本、今文本进行了互校。《四库全书总目》说：“玄注参用二本，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我们看《仪礼·士冠礼》：“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郑玄注：“古文‘旅’作‘胪’。”又：“宾受醴于户东，加柶面枋。”郑玄注：“今文‘枋’为‘柄’。”宋代晁公武在四川做官，曾用那里的蜀石经校国子监刻本，发现《论语》“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石经作“举一隅而示之而以三隅反”，多“而示之”三字（《经义考》卷二八九引）。这些也属于不同文本的互校。不过郑玄、晁公武这些例子并不能判断是非，只是供读者参考的。
清代校勘学发达，顾炎武即已利用西安的唐石经校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写出《九经误字》一卷。他在《日知录》中还特别举出一例：
《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原注：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簟，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
顾炎武用唐代刻石本《十二经》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校读，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北监本的脱文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查北监本的前身明嘉靖李元阳刻本，发现脱文一样。又查李元阳本的前身明代陈凤梧刻本《仪礼注疏》，也同样脱这些文字。可见，至少在明中叶陈凤梧刻书时，《仪礼》已经脱去这些文字，万历北监本不是脱文的制造者。另外，传世影刻宋板《仪礼疏》单疏本，虽有残缺，但这几篇是全的，却没有为以上几段文字作疏。既然贾公彦《仪礼疏》没有这几节文字的疏文，那么顾炎武说的“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就不成立了，不存在“疏”，就不存在亡的问题了。这是顾炎武受到条件限制，不能在一部书多个版本互校方面刨根问底，也就是校读法使用不彻底，从而得出了不甚确切的结论。至于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对上面几条脱文，只说毛氏汲古阁本脱，连北监本脱文也没指出，更较顾炎武倒退一步，因为汲古阁本的脱文又是从北监本继承来的。阮元明明是校过陈凤梧本、李元阳本、北监本的，却全部漏掉信息，比起顾炎武来说，尤为不可原谅。
我和门生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希望补阮元之未备。在《尚书注疏汇校》中，就有不少值得称道的例子。
例如：《尚书·盘庚上》北监本卷九第8页经文：“乃不畏戎毒于远迩。”伪孔传：“言不欲徙，则是不畏大毒于远近。”疏：“远近，谓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徐促”，宋刻单疏本、宋刻八行本、宋魏县尉宅刻本、蒙古平水刻本、明永乐刻本作“賖促”，毛本、阮本作“赊促”。阮元文选楼本《尚书注疏校勘记》云：“十行本亦作‘赊’。”今检元刊明修十行本（刘盼遂旧藏者），此页版心上刻“正德十二年”，为明修版，作“徐促”。明李元阳刻闽本、明北监本从十行修版作“徐促”。毛氏汲古阁本改“赊促”。殿本不从毛，而从监本作“徐促”。泽逊按：“賖”“赊”通，南北朝、隋、唐常用之，本义为借贷，引申为缓。赊促，即缓急，即远近。沈约《宋书》引博士司马兴之议云：“人君之大典，今古既异，赊促不同。”“赊促”为魏晋隋唐时期俗语，孔颖达疏偶用俗语，不乏其例。宋元以后，“赊促”这一俗语很少使用，所以许多人不知其义。十行本明正德修版改“赊促”为“徐促”，即是明人误解“赊促”之证。毛本从北监本出，而改“徐”为“赊”，殊为可贵，殆见宋本也。殿本不从毛本，而从北监作“徐促”，浦镗《正字》谓“徐，毛本误賖”，皆不解“赊促”之义。卢文弨《拾补》谓“改‘徐’非”，良是。日本山井鼎《考文》云：“‘賖’字，崇祯本与宋版同，其余注疏本皆作‘徐’。”阮元《校勘记》仅引山井鼎《考文》，而于“赊促”“徐促”之是非未下判断。原因应当是他没有见到年代较早的宋刊单疏本、宋刊八行本、宋魏县尉宅刻本、蒙古平水本、明永乐本，不知道在宋、元、明初时期各本都作“赊”，到正德修版才改为“徐”。阮元见到的作“赊”的版本只有早期刷印的十行本、明毛氏汲古阁本，间接知道作“赊”的本子是日本山井鼎校的足利学校藏宋刊八行本。而阮元之前就这一问题表态的浦镗认为“赊”字是错字，卢文弨认为“赊”字正确。面对这样的局面，阮元《校记》不表态，也就可以理解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点校本《尚书正义》，用宋刻八行本作底本，而改“賖”为“徐”，校记云：“‘徐’原误‘賖’。”亦以不误为误也。版本对校，有赖于多见旧本，这是不能改变的法则。
以上从三个方面列举了一部书内部的校读、不同典籍之间的校读、一部书不同版本的校读，各式各样的实例，证明“校读法”这一传统的治学读书方法，能够让我们全方位地利用文献，更准确地理解文献，发现文献内在的牴牾或讹误，进而讨论其是非，或暂不能定是非而存其疑，或义可两通而并存，从而有效地避免偏信偏疑，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错误的结论所左右，而不自知其不可。“校读法”是行之有效的传统治学读书方法，在信息化、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校读法”不但要得到继承，而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