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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汉学。
处于汉唐两个盛世之间的六朝，在政治史上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分裂与动荡的时代，是所谓乱世和衰世。与六朝政治史密切相关的六朝文学史，也因此而背负了“八代之衰”或者“八代之陋”的骂名而受到轻视乃至鄙视
。抱有这种先入为主偏见的研究者，好比戴上一副有色眼镜，既无法形成对六朝文学的明晰视野，也影响其对六朝文学文本的解读，这自然有碍于对六朝文学作公正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一方面，政治史并不能完全决定文学史，所以，不能将文学史等同于政治史，更不能以政治史取代文学史。另一方面，六朝文学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上说，正体现于其与汉唐文学有所不同的特殊性之中。因此，要充分认识六朝文学的特殊意义，确立其特殊重要性，需要对六朝文本有新的认识，需要对这种文本有新的审视角度与解读能力。
文本（text）一词源自西方，其内涵丰富，又随其使用情境而意义多变，难以界定。文本与作品不同，作品是一种确定的客体存在，而文本则是指一种话语的存在，其本身未必是“一种确定的客体”
。陈嘉映更进而指出了文本的两大特点，一是时空的间隔，一是缺少直观性，因此，“能够直接理解的不是文本，需要通过解读才能理解的作品是文本。‘文本’是包含各种不同解释的可能性的文著、文化资料。社会组织、仪式、历史遗迹等等都可以成为文本，远古的艺术作品也可以是文本。但物质自然事件不是文本。构成文本的是那些本身带有思想性的、反思性的东西，本身就是心灵的一种表达。这从text这个词能看出一点来，这个词原本表示编织起来建构起来的东西”。“经典作品是文本的核心，我们只有在扩展的意义上才把考古学所研究的物件等等也称作文本。”
由此可见，“文本”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献”以及“史料”一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无疑，“史料”与“文献”都是由众多的“文本”构成的；但“史料”一词更多呈现的是其被动性，是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文献”则偏重于其典籍的属性，强调其文本的完整性而不是片断性：而“文本”一词不仅强调其被编织、被建构的属性，而且强调由于其缺少直观与时空间隔而导致其思想内涵必须经由解读才能理解的特点。文本毕竟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其表现方式与图像毕竟不同，所以缺少直观。在漫长的时空间隔中，文本不断流淌变动，融入了诸多解读者的主观理解，其不稳定性也越来越突出。本文使用“文本”一词，就是为了文本生产者、传播者以及使用者参预文本构造与阐释过程的复杂性，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与观点，是文本解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六朝文学文本，以往我们较多强调的是其确定性、封闭性和局限性。传世六朝文学文献的基本数量是比较确定的，除非特别大的考古发现，否则不太可能大量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六朝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从数量和质量上说，这些文本都是不够充分的，由于材料的匮乏与限制，某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甚至无法得到满意的解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六朝文学文本也有其流动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六朝作家别集为例，经历隋唐宋元诸代，六朝人别集传世无多，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六朝别集，大多是由明人重新编校整理的。其中比较集中的有三次，即汪士贤编纂《汉魏名家集》二十二家、张燮编纂《汉魏六朝七十二家集》和张溥编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人对六朝文学文本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又是建立在此前各种类书、总集的基础之上的。而类书、总集之类的文献，往往根据其自身需要，对诗题甚至诗句进行剪裁，或多或少改变了作品的文本原貌
。因此，明人编纂六朝文学别集，既承袭了前代人处置文本的种种结果，又将自己对这些文本的理解，夹带于经由他们处置而形成的新文本中，一并传递给我们。换句话说，六朝文学文本穿越一千多年时光，才传播到今天，每个时代都在它们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研究六朝文学，离不开相关的史籍。作为广义的六朝文学文本的一部分，这些史籍正是六朝文学文本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尽管经过时间的沙汰，这一时期的史籍仍是杂多的，仅正史就有12部：《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纪传体史书，如18家《晋书》等，还不计在内。这些正史可以有不同的分组：可以分为南朝史与北朝史，也可以分为六朝人所编撰的与隋唐人所编纂的，还可以分为单个朝代的历史与多个朝代的历史，足见其复杂性。这些史籍所记述的内容，彼此之间往往有交叉重叠，对于同一历史人物、同一历史事件，不同史籍的叙述形成不同的文本，这是文本多样性的一种表现。如果放眼至正史以外，那么，情形可能更加复杂。例如唐玄宗时丘悦编纂的《三国典略》，将当时南北方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与梁（陈）三国鼎立的局面，描述成一个新的“三国时代”，就与现有正史留给我们有关这一时期的印象大不相同
。
由于史学大发展与文史分途，私家著述的史书大量涌现。同一六朝人物，往往有不止一篇传记，而且体裁多样，或为家传，或为别传，或为自叙，还有各种史志中的传记。这也是文本多样性的一种表现。例如，南朝作家江淹就有三篇传记，其中两篇见于正史，亦即《梁书》和《南史》的《江淹传》，另一篇则是江淹本人所撰《自序》。《自序》的成文时间最早，又属于自传，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事实上，《自序》中有不少内容被《梁书》和《南史》采纳。《梁书》实际上出自姚察、姚思廉父子之手，其最终成书虽晚至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但其中的《江淹传》早在陈代即已完稿
。《南史》实际上出自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之手，最终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晚于《梁书》数十年。出人意料的是，最为后出的《南史》，却增加了六条轶事及若干史实，故事性最强，利用轶事塑造江淹的形象也最为成功。显然，《南史》中多出的那些轶事，正是来自南朝后期到唐代初年流行一时的文本，而对待这些文本，姚氏父子与李氏父子有不同的取舍眼光，也由此可见。充分认识史籍文本的多样性，并从中解读出新的意义，显然有助于开拓六朝文学研究视野。
六朝是一个泛文学时代，文学对史学、哲学产生了巨大的跨界影响。萧统《文选序》中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界定的不止是当时纯文学创作的特征，实际上也包括那个时代的许多历史著作和哲学论著。六朝子史论著讲究文采（“翰藻”），时或揉入巧妙的用典（“沉思”）。这些文本语言组织密丽，解读这样的文本，无疑需要更加精深的挖掘功力。以收录于《文选》卷五九的王巾《头陀寺碑文》为例，这既是碑文体的文学名篇，也是难得的寺庙历史记述，更是阐发佛理的优秀论文。文中用典既有出自传统经史典籍者，更有出自佛教典籍者，其中多处引用《肇论》，更有独特的价值
。众所周知，先秦时代，文学与史学及哲学之间浑融不分，而自汉末建安以来，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加强，“合久必分”，文学逐渐从史学与哲学中分离出来，这是六朝文学史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就“翰藻”与“用事”而言，六朝的文学与史学及哲学又日益趋同，划出了一条“分久必合”的轨迹。
六朝文学文本的特殊性，有多种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种，就是某些词语的某些义项，仅见于六朝文本中。例如《三国志》卷二一《嵇康传》裴松之注引嵇喜《嵇康传》称康“善属文论”，《后汉书·儒林传下》称服虔“善著文论”，《晋书·郭象传》称郭象“常闲居，以文论自娱”。这里“文论”一词的含义，并非我们今天所习称的“文学理论”或者“文学评论”，而是指论说文，亦即书面成文的论说，是与口头谈论相对应而存在的。在表达“文学理论”或“文学评论”这两个意思之时，六朝人用的是“论文”一词。例如曹丕撰写的是《典论·论文》，而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历叙各家文论著作时，也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总之，“文论”与“论文”意义截然不同
。但这种用法的“文论”“论文”，在六朝以后随即销声匿迹，因此，尤其容易引起错解。诸如此类的例子尚多，值得特别注意
。
在六朝文学文本中，碑志文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碑刻初起于先秦，兴盛于东汉，而历魏晋而至南朝，由于朝廷禁止民间擅自立碑，六朝碑刻数量大为减少，存世碑刻弥为珍贵。与此同时，受制于朝廷的禁令，碑刻转入地下，发展出了新的石刻品种——墓志
。墓志既有物质（石刻）的属性，又有文本（文体）的属性，其文本背后的物质形式与物质背后的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亦即这两种属性之间的互动，更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围绕王羲之《兰亭集序》真伪而展开的那场引人注目的论辩，实际上是由当时在六朝古都南京出土的几方东晋墓志引发的。首先是1964年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出土的《谢鲲墓志》，墓主谢鲲是谢尚之父、谢安之伯，刻石年代是泰宁元年（323）；更重要的是1965年在南京象山一号墓出土的《王兴之夫妻墓志》。该墓志正反两面刻字，正面是《王兴之墓志》，刻于咸康七年（341），反面是其妻墓志，刻于永和四年（348）。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王羲之的从弟，墓志年代与写于永和九年（353）的《兰亭序》特别接近。然而，王谢墓志中所用字体，都是比较稚拙、带有隶书笔意的楷书，与《兰亭序》中流利妍美的行书迥然异趣。所以，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以此为据，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由王谢墓志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后人的伪托。其后，《光明日报》转载此文，遂引发这场有关《兰亭序》真伪的争论。很多学者与书法家，包括高二适、章士钊、启功、徐森玉、赵万里、史树青、沈尹默、商承祚、严北溟等，都先后介入这场争论。本文无意评说这场争论，只想强调一点：在对读王谢墓志与《兰亭序》这两种文本时，我们不仅要注意文本的内容，更要注意文本的类型与形式。两种文本虽然处于同一时代，但是物质媒介不同，一个刻于石，一个写于纸。两者的用途也不同，一个作为丧礼器物，讲究肃穆庄严，故用楷体；一个是草拟文稿，讲究便捷随意，故用行书。要之，解读这类文本，不能脱离其物质媒介与礼仪背景，易言之，就是要充分考虑这类六朝墓志文本的复杂性。
六朝墓志文本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流传纸本与出土石本的不同。《文选》卷五九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是《文选》选录的唯一一篇墓志文。其文云：
既称莱妇，亦曰鸿妻。复有令德，一与之齐。实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负戴，在冀之畦。
居室有行，亟闻义让。禀训丹阳，弘风丞相。藉甚二门，风流远尚。肇允才淑，阃德斯谅。
芜没郑乡，寂寥杨冢。参差孔树，毫末成拱。暂启荒埏，长扃幽陇。夫贵妻尊，匪爵而重。
这篇墓志的墓主，是齐梁时代著名学者刘瓛的夫人、王法施的女儿。概括此一墓志文本的特点，大致有三：第一，篇幅方面，全篇只有96字，可谓短小精悍。第二，语言形式方面，全篇由三段各为八句的四言韵文组成，整齐划一，并无其他非韵文部分。第三，内容方面，只有对刘先生夫人的概括性赞颂，并无一语涉及刘先生夫人具体的生平事迹。在传承至今的齐梁名家如谢朓、沈约等人的文集中，也不时可以看到与此类似的墓志文本。这容易使人形成这样一种错觉：六朝墓志文标准格式就是如此，而《刘先生夫人墓志》之所以被选入《文选》，就因为其足够作为南朝墓志文的典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错觉相当流行，甚至成为清代学界的主流看法。实际上，近几十年南京地区六朝考古中发现的诸多墓志表明，这些六朝墓志文原来都有非韵文的段落，较为详细地记述墓主的家世生平，因此篇幅并不短小，甚至有些长，只不过在被收入《文选》之类的总集或者《艺文类聚》之类的类书时，这些非韵文段落大多被删节了，甚至某些韵文段落也遗落不录。前人对此类文本在流通过程中经历的“瘦身”过程毫无所知，因此受到了误导
。
六朝是墓志文本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墓志文本，不仅有韵的铭文部分与无韵的散文部分可以相对独立，位置也比较灵活。就记事而言，质实无韵的散文部分显得更为重要；就文采而言，有韵的铭文部分则更受重视。所以，《文选》与《艺文类聚》只取后一部分。另一方面，在讨论墓志起源的时候，学者们众说纷纭，至今无法达成一致。盖因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人看重这种文本的文体属性，有人强调这种文本的物质属性，有人侧重其体，有人侧重其用。很多时候，体用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墓志的材质形制与纹饰图案虽然是属于物质的，但也赋予文本以更多意涵。总之，六朝墓志文本既有作为石刻文本的物质特殊性，又有作为六朝文本的时代特殊性。
所谓文本的流动性，指的是文本在流通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亦即具有产生各种歧异的可能性。抄本时代文本的流动性，早已广为人知，其中最传闻遐迩的讨论，是围绕陶渊明《饮酒》其五“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的异文而展开的。这场自宋代开始，有许多名家参预的讨论，至今已持续近千年，大多数人似乎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悠然见南山”是较好并且较接近于陶诗原貌的文本
。但是，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讨论，学者们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促使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如何认识文本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除了带给我们不稳定性的困扰，是否也给我们带来了多样性的好处？这种难以把握甚至不可捉摸的文本流动，有没有必要终止？在文学史中，某些流动的文本停止了流动，稳定为某种特定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名流大家如何发挥其影响力，彰显其话语权？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六朝诗篇的正文，六朝诗文的篇题也存在文本的流动性问题。很多六朝诗作，尤其是魏晋时代的诗篇，最早并非见于文集，而是出于其他史书、类书或其他文献，原先并无题目，在流传过程中才由后人代拟诗题。从理论上说，每个后来的读者都有权力为这些诗篇命题，这就可能产生诸多诗题异文。但事实上，一旦某一名家或某种权威别集或总集为诗篇确定了题目，那么，这一诗题往往凭借名家名集的影响力，容易被较多读者接受，从而使流动的诗题趋向稳定。例如，原载于《真诰》的道教神仙诗，本来并无题目，明人冯惟讷将这些诗篇编入《古诗纪》时，才为之代拟题目。今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盘接受《古诗纪》的拟题，使这些无题诗篇从此有了固定的题目。又如，东晋诗人谢混的《诫族子诗》，初见于《宋书·谢弘微传》，其时并无题目。冯惟讷按照史传前后文意，代拟《诫族子诗》之题，并据此著录此诗于《古诗纪》中。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采用此题，进一步确立了此题的地位。对于名家名篇来说，文本流动性的终止，或者说稳定性的确立，从某一角度来看，就是其经典性的确立。怎样为一篇无题诗作拟题，拟题侧重点如何措置，都足以反映拟题者的立场与观点。这种文本的流动性，应该成为文学接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此外，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文本理论研究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在文本之外，包括题目、序跋、插图、题记等在内的“副文本”概念亦应运而生
。诗题作为最为重要的“副文本”之一，其流动性也可以说是文本复杂性的一种表现。
六朝文本的流动性，还表现在那些与“语”相关的文学文本。所谓“语”，既包括有关小说的原始定义中所称的那种“街谈巷语”，也包括与书面文字相对应的口头表达方式或言语传统。关于六朝“语”文本最为典型的例子，无过于《世说新语》。在传统目录学体系中，《世说新语》通常被置于子部小说家类之下。书名中的“说”，已明确表明其与先秦两汉小说传统的关系。书名中的“世说”二字，即来自汉代刘向。《四库全书总目》云：“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从《世说新书》到《世说新语》，盖因后人认为此书性质更靠近“语”，一字之改，便更加突出了此书与言语传统之间的关系。这种言语传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的《论语》《孔子家语》
，经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语林》《世说新语》，可谓一脉相承，历史悠久。正如四库馆臣所言，《世说新语》所记“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汉末魏晋正是清谈玄言盛行之时代，人物品藻亦蔚然风行于世族之间，清谈玄言与人物品藻都离不开言语。《世说新语》全书1129条，绝大多数条目皆由言语组成。在全书三十六个门类中，《言语》《识鉴》《赏誉》《品藻》诸门，不仅标题紧扣言语这个核心，而且几乎没有一条不是载录言语。显而易见，言语是《世说新语》一书的重要文本特色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言语对于六朝文本的重要性，应不下于先秦或者秦汉之际。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其《文选序》中，已经注意到先秦到秦汉的这一言语传统，但却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萧统此处所指，主要是《左传》《战国策》《国语》等书中所记的行人言语、辨士说辞。尽管“事美一时，语流千载”，但萧统仍然认定这些文本的实质是言语，“事异篇章”，流动不居，故而将其排斥在《文选》之外。基于同样的理由，《世说新语》之类的文本，也不可能进入萧统的文学视野。这是令人遗憾的。居今之世，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言语传统，非但不应排斥这类流动性强的文本，而且应该另眼相待。
作为言语传统在六朝时代的重要代表，《世说新语》的文本是富有特色的。一方面，它与纯粹的口头文学有所不同，它经过文士的加工与整理，最终成为一种特殊的书面文本。另一方面，它又与纯粹的书面文本明显有别，它毕竟源自言语表达，仍然保留言语的一些特点，例如多用口语，即兴而发，没有事先准备的稿本，只能事后凭记忆追录，在记忆、纪录与流传过程中就容易产生歧异。细读《世说新语》，尤其是对读《世说新语》本文、刘孝标注所引相关文本以及唐修《晋书》中的相关段落，就会发现，同一故事或同一段言语，常有各自不同的细节，或者以不同的主客体形式出现。《世说新语·赏誉》第69条记一事而有二辞，主（说者）客（被说者）易位，即是一例：“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稚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
又如《世说新语·品藻》第35条：“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宋人刘辰翁已经敏锐地指出，面对桓温咄咄逼人的挑衅，殷浩答语中暗含“不肯逊，又不敢竞”之深意。而当此段文本流到《晋书》卷七七《殷浩传》中，却变成了：“浩少与温齐名，而每心竞。温尝问浩：‘君何如我？’浩曰：‘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也。’”不仅“有竞心”的主体由桓温变成了殷浩，而且殷浩答语中“我”改为“君”，一字之差，遂使殷浩“不敢竞”的深意丧失殆尽。这类文本的流动性，就是由言语不稳定的特点所造成的，其文本流动性自具特色，亦别有深意。
言语表达与书面写作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二者之间常可相互转换。《世说新语·赏誉》第72条：“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同书《品藻》第10条：“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在这两个例子中，口头的人物品评，被移入后来的碑文创作，亦即言语表达进入了书面写作。与此相类似的，是袁宏作《东征赋》的事例。据说，袁宏始作《东征赋》，没有提到陶侃、桓彝两位名臣。于是，陶侃之子陶范以白刃相逼迫，袁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而桓彝之子桓温也愤而责问，袁宏则以“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回答，并当即口诵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东征赋》中关于陶侃、桓彝的这两段赞辞，是以言语方式临时添补的。袁宏本来擅长人物品评，临时作此两段即兴发言，并不让人意外，意外的是这两段言语以这种方式加入《东征赋》这一书面文本。因此，当我们看到《文选》卷四七的《三国名臣序赞》，亦同样出自袁宏之手，应该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晋宋之际的谢混也是人物品评行家，前文提到的《诫族子诗》，实际上就是他的口头品藻的写定本。总之，上述这些例子表明，言语传统在六朝文学史上有非常活跃的表现，其口语形式与即兴创作的特点，不仅使这种文本表现出特殊的流动性，也使这种文本呈现出新鲜、灵动、活泼的风格特点。
新时期以来的六朝文学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观念的囿限，研究视域日益开阔。以前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六朝若干重要作家及其诗文作品，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则将研究对象扩大到“百三家”以外的作家作品，扩大到诗文以外的各种文体。研究领域的拓展过程，既是一个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的过程，也是一个发掘新文献、解读新文本的过程。解放思想，不只要解除旧的观念束缚，还要特别注意破除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发掘文献与解读文本，尤其要摆脱常规思路，在细读中涵泳体会，发现文本的新涵义，进而从中提炼新问题，开拓新视野。文本对于视野的规定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突破的，这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包括观察文本的新视角。文本也有可能开拓视野，这既依赖文本收聚的完备程度（数量），也有赖于文本处理的深细程度（质量）。要之，文本与视野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二者的良性互动，才能将学术观察引向开阔，将学术思考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