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从事专职写作，倏忽五载。长篇历史小说《大明首相》已出两版，加上2021年春出版的两卷本《大宋女君刘娥》，共计已达200万字。近两年来，除了必要的遗迹寻访，我基本上处于闭关写作状态，全部的精力投入了《范仲淹》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所谓呕心沥血，此之谓也。

为什么要写范仲淹？

近年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流行一时。且不论这个说法的动机如何，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宋亡，中华文明遭受了重创。可以说，现在的中国人，与宋朝的中国人，观念、性格、处事方式，已然发生很大变化。学者陈演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曾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那么，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这就要回到宋朝去寻找。所以，写宋朝人物，一直是我的夙愿。

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女君刘娥》时，写到范仲淹做的一件事，颇感他的与众不同，当即就有了写范仲淹的强烈冲动。

提起范仲淹，读者大都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但对范仲淹的了解却普遍停留在表面，差不多只是一个概念或符号。许多涉及范仲淹的著述，基本上没有摆脱这个束缚。通读了范仲淹的全集，浏览了他的“铁杆粉丝”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的有关记载后，我对范仲淹有了全新的认识。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只有真实，才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所以，我写《范仲淹》，就是要填补空白，将一部真实、立体、全面反映范仲淹一生的历史小说呈现给读者。

确定要写范仲淹，接下来，就是如何去写？

历史小说涉及的人物、场景、风俗，都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在我看来，写历史小说，必须把握好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也可以说是支撑这部小说的四梁八柱。

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从古至今，变化最小的是人性。不管我们是否认同他的话，有一点无可置疑：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纠结甚至是挣扎。即便是公认的圣贤，也不是从一生下来就伟大，也有凡人的七情六欲；就算成为了圣贤，也还有凡人的一面。因此，所有人性中本质的东西，都可用以观察那些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对于范仲淹当然也不例外。不妨看看他写的一首《咏蚊》诗：

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

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

他的意思是：我好羡慕蚊子啊，吃饱就走，不必为前程烦恼。职场上的人天不亮就爬起来去上班，看到猫还懒洋洋睡着，就会说：猫多好啊，不用为衣食住行奔波。范仲淹当时的感慨，大体如此。人到中年还在为前程而烦恼的范仲淹，和当今亿万职场中人，又有什么大的区别呢？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遭。只不过，因为他的修为，留下的痕迹比普通人要多一些，可供后人寻着这些痕迹去捕捉历史真相。

打通历史　历史小说的主人公生活在特定时代，只有对那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政治生态乃至世道人心都有深入研究，才能对人物有精准把握；只有打通历史，方可直抵人物的精神世界。打通历史的前提，是对当时的制度和运作规则要熟悉。总体上说，宋朝以儒立国、优待文士，许多制度安排都可以维护士大夫的尊严。比如，今人一听到贬官，就觉得是很重的惩罚，至少会令人颜面尽失吧？其实当时的人未必这么看。宋朝实行官阶与差遣分离的制度，对一些才俊还授以馆阁之职。简单说，官阶表示级别，照此领取俸禄；馆职表示具有天子近臣身份；差遣是行使职权的实际职务，没有固定任期。所谓贬官，多数情况只是差遣的变化。比如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知邠州；可他的官阶却由从四品的谏议大夫升为正四品的给事中，馆职也由枢密直学士升为资政殿学士。从这个角度说，他升官了。况且，既然是差遣，随时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常事，几乎所有宰执大臣都有被贬的经历，仅解除参知政事差遣本身，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再比如，范仲淹因何作《咏蚊》诗，为前程发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的制度，进士及第先做选人，选人只能在规定的官阶内升职，最高升到八品。只有改京官后，仕途才算展开。改京官不容易，多数进士终身都未脱离选人身份，在“选海”挣扎，沉于下僚。当时范仲淹做了很多努力，却尚未成功，对前程十分担忧。二是他复姓归宗，籍贯改成了苏州人。当时的朝廷大老轻视南人，说南方下国之人奸巧，不可重用。范仲淹入仕十年了，却还在海角一隅做一个监盐仓的微官，他很苦闷。所以他羡慕蚊子可以不必问前程。又如，因范仲淹四子范纯粹之母张氏墓志铭的出土，一些研究范仲淹的专家就想当然地说张氏是范仲淹的续弦。其实，如果熟悉当时的婚姻制度，再读张氏的墓志铭，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再比如，范仲淹是在20岁以后才知道自己身世的，揭开这个秘密的是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哥哥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揭秘？了解当时的遗产继承制度，就可以解开这个谜团。

杜绝凭空虚构　历史小说要写有血有肉的人，需要大量细节，而这恰恰是史料中最欠缺的。怎么办？有人说，小说嘛，虚构吧！我反对这样做。我在《大明首相》（修订版）和《大宋女君刘娥》的自序中系统谈到过自己的历史小说观，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我投入历史小说创作的初衷，就是向随意编造历史、误导受众的戏说之风宣战。这个出发点决定，我的历史小说，将真实性放在第一位。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乃至细小的情节、场景，都力图确保真实性。对于史料中缺失的历史，也不做凭空编造式的虚构，而是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结合典章制度、人物性格等作出推理。这部小说中的小鬟张氏这个人物，就是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张氏墓志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她在范仲淹生前已进入范家二十余年，当时范仲淹发妻李氏还在世，显然，她不是范仲淹的正妻。那她是如何进入范家的？张氏是钱塘人，有史料说，钱塘一带“虽蓬门贫女，也有一两件锦衣罗裙、几样头饰”，目的是进入富贵人家做女使或侍妾。据此推测，张氏当是范仲淹主桐庐郡时以女使身份进入范家的，当时人们对女使的称呼，就是“小鬟”。但主政者买当地女使违法，所以闹出后来的一些风波，以至于范仲淹在饶州还有与雏妓小鬟厮混的传闻——这个传闻很可能与梅尧臣有关，从而导致范、梅交恶。这都是我根据文献中的线索加以推理得出的结论，并据此构思了小鬟这个人物。我认为这样的情节安排最接近历史真实。

摒弃非黑即白的历史观　老百姓看戏、看书，对主要人物，习惯于分清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受儒家世界观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在儒家看来，人物分两种：君子和小人，或者说好人和坏人。以这种世界观审视历史，就形成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观。一旦被定位为好人、君子，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为贤者讳。这样书写出的历史是可疑的，也是缺乏感染力的。我不能传导这样的历史观给今天的读者。历史事实也不是这样的。人性复杂，不是非黑即白。历史小说关注的是历史中的生命个体，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他的命运离不开时代的规约、他人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应出于某种目的拔高一个所谓的正面人物，哪怕他被后世捧为圣贤；也不能以陈腐观念去嘲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哪怕他被正史称为“小人”“奸邪”。比如范仲淹执意认为契丹不会和西夏交战，为此与当时枢密三臣展开激烈辩论，并执意出京巡边。最后证明他的判断严重失误。很多人不提这段历史。实际上这个判断直接影响了庆历新政的走向，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写出这段史实，并不会损害范仲淹的品格。庆历新政无疑是范仲淹一生中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但翻阅研究者的著述，基本上还是按照儒家君子、小人之辨，把反对庆历新政的人都说成是小人、守旧分子。事实是这样吗？监察御史包拯强烈反对新政中的按察之法，但又大力支持最受争议的“抑侥幸”改革；御史中丞王拱辰被扣上反对新政的“保守派头头”的帽子，但实际上新政中最大的一项改革“精贡举”的具体内容，正是王拱辰领衔起草的；翰林学士李淑、谏官余靖反对范仲淹设计的荫子制度改革，但是新政夭折后，这二人不断地呼吁改革荫子之制，致后来朝廷推出的新法令，要比被废止的庆历新政时的改革还要有力度。可见，非黑即白的历史观指导下的历史书写，将事件简单化，把人物脸谱化，历史真相因而模糊甚至被遮蔽了。这是我在写作历史小说时极力避免的。英国作家曼特尔的历史小说获得布克奖，颁奖词说：“她重塑了英国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时期，我们这位最伟大的当代英语作家重新书写了一段最为人熟知的英国历史。”同样，当我们摒弃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去除君子、小人之辨，重新审视范仲淹和他的时代，也可以说，历史小说《范仲淹》重塑了那段历史。

一个时期里，史学领域看重的是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论著；文学领域则多是似是而非的史实与天马行空的虚构混淆的历史演义。所以，有学者说：“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我从事历史小说创作，决心开创一种历史小说写作新模式：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在文学领域为历史书写赢得阵地，在史学领域为历史普及赢得读者。所以，我的历史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历史报告文学。如果有评论家冠以“纪史小说”的名头，我认为是恰切的。

写《范仲淹》这部小说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要想了解真实的范仲淹，就不能不读这部书。

请读者翻开这部小说，穿过历史隧道，重回那个成就了范仲淹的时代，一览彼时中国人的风采，在与真实的范仲淹相伴而行的过程中，领略他的七情六欲，同慨他的百感交集，追慕他的自强不息，感受他的忧乐自适，汲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力量。他身世传奇、仕途坎坷，千回万转，令人唏嘘；他统帅边关、主持新政，风波迭起，让人揪心。他的自信、大胆，不免使人替他捏把汗；他的冲动、执拗，又让人为之皱眉，甚或啼笑皆非。蓦然回首，你会惊奇地发现，千年之间，人性相通，范仲淹和他的师友、政敌，似曾相识，如同故人；可经历了历史日积月累的风雨侵蚀，如今的我们与那时的他们，虽同为中国人，却已有了许多不同之处。这相通与不同，又是多么值得久久回味……

作者识　2022年2月12日于京城大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