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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三国志》研究”一节中
，历数现代《三国志》研究专家十余人，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是最后且最重要的一位。
吴先生是江苏南京人。名金华，诞生于1943年11月27日夜晚，因第二日报童高呼“金华大捷”，尊翁即以胜地名之。字企玄，其师徐复（鸣谦）先生所赐。号慕朗居士，以《蜀志·向朗传》载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先生慕其老而笃习，因自取此号。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适逢时艰，1968年分配至徐州地区赣榆县的中学任教。1978年考回母校，师从鸣谦先生，学业精进。1981年留校任教，1995年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2013年6月2日驾鹤而去。
先生毕生从事汉语史与文献学的研究，侧重于“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与《三国志》整理研究，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是训诂学与校勘学。学术专著有《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古文献研究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等。如今，《三国志今注》（凤凰出版社）已有初校样，点校本《三国志》（中华书局）修订工作已打下基础。而《三国志》研究的系列性项目，《三国志》新校本、《三国志简注》、《三国志》新注新译、《三国志》文本系统的研究、《三国志专题索引》、《三国志大词典》、《三国志》研究概论等等
，或有初步计划，或有部分样稿，或有部分成果，竟不能亲自完成，世人岂不为之一恸！
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亲授《史记》、训诂学、语法学等多门课程。30年来，面聆先生开示不计其数，谈《三国》更是家常便饭。因从下列四个方面，述介先生研治《三国志》的特点和贡献，记叙先生准备做而未及做或未及完成的一些工作，期待学人能全面了解先生的道德风范与学术成就，继续推动《三国志》整理研究的深入。
先生于1978年师从徐复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读书期间即担任语言学家、三礼学家钱玄（小云）先生的助教，为中文系本科生辅导古代汉语课程。并协助徐复先生查证《汉语大词典》编纂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料卡片，在“斋舰”“顾返”等语词研究方面受到称赞，徐先生在《读〈义府续貂〉识语》中就有提及
。早期对《三国志》的研究，即以语词考释、语法研究为主，发表了《〈三国志〉解诂》、《〈三国志〉考释》、《试论“R为A所见V”式》、《〈三国志〉拾诂》、《〈三国志〉词语札记》《〈三国志〉词语简释》等十多篇文章。这些厚重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赏，也为先生赢得了荣誉，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这些文章以及一些未刊的研究成果，达700余条，汇为先生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三国志校诂》。笔者写过两篇小文介绍此书
，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是“重视发明、讲求实用”。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新校新释。（1）传讹至今，尚无人校理者，先生为之校定。（2）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或云“未详”者，为之训释。先生的独到创见，随处可见。（二）辨证误校、误释。（1）古今校者有误处，为之辨证。（2）又有古今注家误释，或辞书误解者，为之辨误。（三）释疑袪惑。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者，以及古今校注者致疑之处，先生列举翔实的史料，为之辨证，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颇具卓识。如第145页《魏志二十六·满宠传》“樊城得水”，或疑“得”一作“待”，或疑皆非是，先生以为“得”字不误。释疑袪惑方面，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博考典籍，所校释多成定论。（四）申证前说。（五）中华书局标点本标点不当，影响文义者，为之辨正。而广征博引，考校翔实，训释精允；校勘多揭出其致误之由，训释多连类而及，举一反三，则成为《三国志校诂》的基本特色。此外，该书择录卢弼《集解》问世以来的研究、整理《三国志》的有关成果101条，有的条目后附有先生自己的观点，成《三国志考释集锦》。书末附有《三国志标点本两版校记》，举出67处形成阅读障碍的文字，予以说明、辨证。这种工作显示出先生兼收并蓄、充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方便读者的严谨学风，该书也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对于读者总体把握《三国志》研究、整理的状况，很有益处。该书后来获得了“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书影
从1978年到1990年前后，先生充分运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全方位地开展《三国志》语言研究，并对标点本存在的标点问题做了初步的梳理，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取得了初期的成果。1995年调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又有编入《古文献研究丛稿》的十余万字的《校诂外编》《校诂订补》《校诂外编补正》等文。2000年完成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科研项目《三国志语言研究》，将考释与校勘工作推向深入。此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从事《三国志》异文研究、成语研究、与中古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等，也都融入了先生大量的心血。
吴金华《古文献研究丛稿》书影
需要强调的是，先生的《三国志》语言研究是与中古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先生认为，在“中古汉语”研究中，《三国志》不愧是大型的优质语料库，无论你选择语义学、语法学、语音学的什么课题，它都能提供丰富的语料。这一点在《〈三国志〉语词笺释》一文中有所体现，先生认为“我们的目光常常投向蕴藏于《三国志》的中古语词，于是便产生了如下三点印象：印象一：新词、新义层出不穷；揭示这些内容，可以大幅度增添汉语史研究的鲜活语料，有助于填补大型辞书的诸多空白。印象二：误读、误注、误译的现象不胜枚举。讨论这些内容，可以丰富古文献学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水平。印象三：要揭示上述内容，必须在宏观考察的背景下，开展以《三国志》本体研究为基础的个案分析。”
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古汉语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注重创新，注重方法，注重深度”的学术理念，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训诂与校勘本是难以严格区分的问题，在先生的研究中也常常是同步进行的。如1982年发表《〈三国志〉标点献疑》、1984年发表《三国志校点拾疑八则》
。但从对材料的运用与成果的呈现来看，在不同时期先生的研究还是有所侧重的。先生在《三国志丛考》的《弁言》中谈到：“《校诂》是1987年撰成的，那时我还没有全面的调查过《三国志》的七种重要版本，还没有悟出陈乃乾《三国志》校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的误文往往来自金陵活字本。”此后，则进行了系统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为做集大成式的校注打下坚实的基础。代表性成果《〈三国志〉斠议》
，洋洋洒洒27000字，文分六部，例举九十，是一篇校勘学的经典文章。文本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汇为先生的另一专著《三国志丛考》。在《三国志》文献学研究方面，先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通过对以前集大成著作的研究，肯定已有的成绩，指出其中的不足，有了系统、全面校注的计划。先生在《三国志丛考·弁言》谈到：“二十世纪是《三国志》整理研究成果层见叠出、异彩纷呈的时代。仅就《三国志》文本的校理而言，完成于三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就有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卢弼《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三种。毫无疑问，从文化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认识这些成果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途径。”
先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关于易著，先生发表《略论易氏〈三国志补注〉》《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揭示其历史贡献和实用价值；发表《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揭示其不足。关于卢著，先生则有65000字的长文《〈三国志集解〉笺记》
，客观评价《集解》“汲取了历代集解式著述的丰富经验，展示了广采众善的博大气象，体现了筚路蓝缕的创新精神，显示出有疑则阙的治学态度”，肯定其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但同时指出三点问题：一是在版本的取舍上似乎带有情绪化色彩，二是不熟悉语言文字的学问，三是在引证文献上，还有许多空白。
二是通过对《三国志》版本系统的梳理，揭示出校点本的工作底本是金陵活字本。1989年下半年，岳麓书社约请先生整理《三国志》。先生就有意识地对《三国志》版本系统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传世的几十种传本，按照抄写刻印的时代及其形态等做了分类，分别指出其源流与价值，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如揭示出“权威本”中华书局校点本以四种版本择善而从，而以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本为工作底本的事实。这让学术界对校点本的“致误之由”有了清晰的认识。
由岳麓书社于1990年推出以商务印书馆据宋绍兴本、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的百衲本为底本、以后出旧刻通行本为互校本的《三国志》新整理本。由《出版说明》可知，岳麓版《三国志》在文字方面，订正讹衍脱倒之处甚多；在标点方面，则大部分因袭了校点本，只有600余处有所不同，所做工作主要是存异、匡谬、补缺和加工。在印刷8次累计印数达158000册之后，先生又进行了认真的修订，从1999年所做的《修订后记》可知，先生认为“学术事业是没有止境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总是把老工作推上新台阶，岳麓本的修订也不例外”，“今天从事《三国志》的校勘，比以往拥有更多的优越条件。一是可参考的资料比过去丰富；二是又有幸读到一些有关的新论著，受到不少新的启发；三是电脑时代的到来，使我们的研究具备了比过去更便利的方法与手段”。因此，先生的修订工作取得较多的成果，改动达900多处，使此新整理本更加完善。
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书影
先生全面系统整理《三国志》文本，梳理版本系统，也为此后开展点校本《三国志》修订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重视出土文献和已有成果，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先生一直重视新资料的利用和老资料的新利用。如1989年发表《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
，对残存的375个字进行充分的运用，肯定其“确有‘一字千金’的价值”，并对另外3种晋写本残卷，也做了一定的探讨。此外，利用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解决一些校勘与语言研究方面的问题。
先生对时事不太关心，很少参加各种会议，但对学术研究的动态非常关注。试举一例。2012年12月3日收到先生邮件，为先生的讲义“《魏志·倭传》助读”六讲，计78000字。《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12册，巴蜀书社2012年出版，市场上尚未发行，而先生文中已有这样的文字，“前不久，看到杨耀坤先生等校勘注释的《三国志》，其中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杨先生是我钦敬的《三国志》研究专家，他的《今注》严谨弘博，跟他的旧著《陈寿评传》等等一样，质量很高，当今罕见其匹，读了获益匪浅；但这里的‘欲’字是不是一定要改？我有点疑问，可惜现在不能当面请益，只好把浅见记在下面”。这也验证了先生平时所言，“四川人《三国志》研究水平很高，要关注他们的成果”。
四是主持点校本《三国志》修订工作，并对新世纪如何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做了大量的思考。先生在修订岳麓书社版《三国志》的同时，于1999年8月修订旧稿《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发出修订点校本的倡议。这在全国来说应当属最早的。先生在宏观观照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修订原则、方法和具体的工作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对推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全面修订，具有一定的作用。此文最先发表于由笔者担任责任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一书。受先生学术理念的影响，我也于2002年撰写了《〈史记〉新整理本刍议》
一文，认为《史记》点校本也存在较多问题，同样需要修订，作了学术上的响应。
2007年5月，先生受聘主持由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暨中华书局联合立项的“点校本《三国志》”的修订工程。笔者参加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一次工作会议，又有机会面聆先生教诲，共游香山。当前《三国志》修订样稿已获通过，只是先生不能亲自完成修订了。先生挚友汪维懋先生感叹：“你通晓汉魏六朝语境、熟悉佛学语言，从语言学家、文献学家的角度研究《三国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你就这么走了，把这些新发现、这些新成果、这些将要解决的疑难问题，统统又交回给历史，统统又变成不可知的问题留给了后人。后人要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又不知要走多少弯路、付出多少艰辛啊！”但我相信，有《三国志整理研究长编》在，有先生仙逝前一个多月撰写的《点校本三国志修订细则》等在，有先生培养的研究团队和弟子们在，有先生的哲嗣吴葆勤博士（现为凤凰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在，在中华书局的有力领导与协调下，修订工作一定能高质量地完成。先生所播撒的《三国志》研究种子，必然会开花结果。
先生长期从事语言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实践工作，到复旦大学后，更加重视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意识地运用理论方法，对各种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从宏观上来重新审视一些老问题，如发表《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作题为《全球化视野中的古文献学》
等演讲，作《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古汉语研究”》等讲座。在《〈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举要》一文中指出：“一位严谨学者的力作，一项全球化视野中的专题研究成果，一部充满新意而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总是有许多值得读者尤其是同行的读者细细品味的内容，倪永明博士的《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一书就是这样。”
并对古籍今注今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在《古文献问学丛稿序》中提出：“传统的考释学，特别讲究本证与旁证的互相支撑；西方的阐释学，特别强调整体和局部的双向循环。”
又应汉学家、挪威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psmeier）先生之邀，共同主持《〈三国志〉中英文对照译本》的科研项目。
先生曾有编纂《三国志大词典》的想法，故对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三国志辞典》（张舜徽先生主编）做过认真的研究，撰写了《〈三国志辞典〉商兑》
一文，“所讨论的问题只侧重于辞书的立目与词语解释两个方面”，分为十二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在研究工作中非常注意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对别人所做的贡献给予应有的客观的评价，如该文的结尾，先生写道：“最后，我们还要强调说明一点，即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三国志辞典》为二十世纪专书辞典的园林增添了新的景点，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认为，在充分认识其新贡献的同时，结合某些值得商兑的问题进一步探索辞书编纂的难点和盲点，会使这部《辞典》更富有利用价值和启发意义。文中恐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书影
先生还曾将《汉语大词典》与《三国志》相关的所有条目做了全面的考察，发表了《〈汉语大词典〉书证商榷》《〈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献考察的若干问题》《〈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商订八题》等系列论文
，揭示其不足与失误，全方位地提出修订意见，并第一次提出且论述了汉语辞书中“假目”“误目”“疑目”等特殊现象。可以说，这些见解均发人之所未发，对辞书编纂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先生的《三国志》研究，早已在语言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精熟史书体例、三国史事及文化习俗，走向理论与综合研究。如2010年的《〈三国志〉的叙事、评议与抒情》《关于“曹操墓”热议的述评》等；最后半年所写系列文章《三国志发微》之一《陈寿详略之笔与〈三国志〉的繁简之处》的《目次》为“一，详录‘虚实难明’的陆凯遗表”，“二，‘荀勖’仅见《上诸葛亮集表》”“三，《蜀志》《魏志》屡记刘备帝王之相”；之十二《〈三国志〉何曾虚饰王平？——刘知几〈史通〉“不可轻信”举例》。还有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等。或考证史实，或研究史笔，或议论史评，或品鉴文学，真知灼见，层出不穷，令人叹服。
当然，先生对与《三国志》有关的《后汉书》《世说新语》《建康实录》等文献，也做过精深的研究，专著《世说新语考释》，更是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先生对佛经语词研究、对辞书编纂等有很大的贡献，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综合研究的学术理念。
先生是章（太炎）黄（季刚）学派的传人，也是中华学术文化的热心播火者。先生在1985年因协助徐复先生创办南京师大古文献专业有突出贡献，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省政府授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2年起，因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据何凌霞博士所撰《吴金华先生传略》可知，除联系博士后8人以外，已招收海内外博士生34人，硕士生12人，可谓门下人才济济。其中有不少学生撰写了与《三国志》有关的学位论文。已出版的有王文晖博士《〈三国志〉成语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苏杰博士《三国志异文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倪永明博士《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7年）、马丽博士《〈三国志〉称谓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王彤伟博士《〈三国志〉同义词及其历时演变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等。另外还有储泰松《〈三国志〉裴松之音注浅论》、季忠平所译《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片山章雄撰）、陈健梅硕士学位论文《裴松之年谱》（2003年，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邓军《三国志代词研究》（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崔泳准《中韩〈三国志〉今译与古汉语专题研究》（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阎玉文《〈三国志〉复音词研究》（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萧瑜《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2006博士学位论文）、何凌霞《〈三国志〉专名研究》（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何博士认为：“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治学不主一家，由古及今，自东徂西，兼收并蓄，善采众长。先生的治学理念亦贯穿于弟子的学术成果中。”南京师范大学何亚南教授的博士论文《〈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
，也得到了先生的很多帮助。此外，先生曾主办“《三国志》研究第一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及“中古汉语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推进学术研究不遗余力。笔者在先生指导下，撰写《南京图书馆藏〈三国志〉版本简论》
一文以参加2002年11月在复旦召开的研讨会，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这些成果，与先生的研究论著共同反映出新世纪《三国志》整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先生将《三国志》研究推向了时代高峰。
倪永明《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书影
先生培养学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对后辈有着很高的期待，在生命的最后的旅程中，先生还编写了《〈魏志·倭传〉助读》六讲，并“旨在通过《魏志·倭传》的研读，了解古文献研究和古汉语研究中的必须注意的问题，跟共读的同学一同寻找新的、前沿性的、原创性的研究课题”。
先生还有许多计划要做，《三国志汇校集释》就是其中的一项。先生来信商议此事，嘱做方案草稿，我曾呈交一份近3000字的初稿。关于课题研究的意义及研究现状评述，当时写道：“20世纪30年代，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结合个人的成果，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三国志》点校本，就是在《集解》提供的学术基础上推出的‘权威本’。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周一良《三国志札记》，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年），赵幼文遗稿、赵振铎等整理《三国志校笺》（巴蜀书社2001年）等，或考订名物制度，或训释词语，或进行校勘，或研究版本等，均取得一些成绩，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资源。然而遗憾的是，各书校注遗误不少，或版本取舍不当，或疏于语言文字考释，或引证文献有误，或已有成果吸收不足等，未能如意处仍多，约略统计，人名、地名、史实、典故、语词训释、标点之误等数以千计。从学术史角度看，现已过去多年，这些成果多有不足，订补论著也多而分散，借鉴乾嘉考据学和现代学术方法，选录前贤和今人可信的成果，融入吴金华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对《三国志》做一全面的汇校集释，推出一部代表21世纪《三国志》学术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书，是非常有必要的，且是可行的。”在结语部分，当时写道：“以上成果和积累的经验，收集的研究资料，以及《三国志》整理研究最强的学术带头人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学术团队，都为《汇校集释》创下了独有的学术条件，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提供了能够实现的学术保障。”如今最强的学术带头人不幸仙逝，此类重大课题，不知何时何人能够完成了。
先生在《三国志》研究方面，取得了蜚声海内外的、令人敬佩的成就。这与先生语言学与文献学的高度造诣及其二者的相互结合，与先生对史书体例、三国史事与文化习俗的精深理解，与先生的学术理念等等是分不开的。
先生在《跨世纪的徐先生》
一文中阐述：“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常常提到的字眼是‘新’‘博’‘通’‘专’‘精’。假如我没有误解的话，那么，在这五位一体的治学要诀中，‘精’是要诀的核心；如果在上述五项中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就难免出现偏差，比如只‘博’不‘专’则流于浅薄，只‘专’不‘博’则难免狭隘，等等。”在《训诂学家的乐趣——徐复先生二三事》
一文中写道：“先生最大的乐趣，在于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不断地发现训诂的疑点、盲点和难点，并不断地解决有关问题。”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也是夫子自道。就如《企玄室记》所说：“企玄之学不在玄，在乎创新之义也。创新之作，得之静而出之勤也。”明确学术的要义是“创新”，实现“创新”的途径是“静”与“勤”。
在2013年10月20日召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五次修纂工作会议”上，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枚之先生沉痛地说道：“《宋史》主持人裴汝诚先生、《三国志》主持人吴金华先生因病去世。他们都是我们修订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人物，对古籍整理事业，对修订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纪念的。我们要铭记他们的精神，朝着我们共同的方向，坚定、踏实地前进。”大家铭记的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献身学术的人文精神。
原载《语言研究集刊》第9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