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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3日上午10时，接到秉洪兄的电话，我当即赶往钱府，而我们敬爱的老师钱玄先生，已于一个多小时前乘鹤而去了。哀立于先生的床前，注视着先生清癯的面容，耳际便回想起先生慈祥的声音和亲切的教诲。十多年来，先生指导我们读书、写作的一件件事、一幕幕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先生又名小云，号朴斋，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县同里镇。早年受学于钱穆先生。1930年考入中央大学，从黄侃先生学经学、小学，尤喜“三礼”，黄侃先生赏识小云先生的才志，亲自为他改名为“玄”，寓祖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之意；又随胡小石先生学古文字学，学问根柢愈益湛深。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国学论衡》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三礼研究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钱玄先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但那时“三礼”被划入“封、资、修”的另册，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直至“文革”结束之后，极“左”思想被清算，昌明学术风气才逐渐形成。钱玄先生其时虽已年届古稀，但却进入了他的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钱玄先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为汉语史研究、三礼学研究和古文献整理的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学术论著不断问世。先生发表和出版了《校勘学》《秦汉帛书简牍通借字》《论古汉语虚词双音化》《金文通借释例》等论著；而《三礼名物通释》《三礼辞典》《三礼通论》的出版，更奠定了他在三礼学领域的崇高地位。
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还包括《大戴礼记》）研究，旧有“累世不能通，当年不能究”之说。近五六十年，很少见到以三礼命名的新著，真是所谓“绝学”了。三礼研究之难，钱老对此深知底细。记得l987年先生作《三礼略说》专题讲座时讲治礼学之难有四点：一是篇幅繁多，事情纷杂，三礼约占“十三经”的38％；二是历时久远，文献不足征；三是文字简奥；四是异说纷纭。在“文革”结束后学术复兴的大环境里，先生毅然承担起学术的使命。虽已年届古稀，但不避艰难，重新开始对“绝学”的研究，其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书影
三礼的内容，大多是枯燥的职官、名物，特别是所记礼仪中的升降揖让等，真能给人读天书的感觉，但它对于上古文化史的研究，对于考古工作，却是不可多得的资料。就是对一般人来说，知晓一点三礼书中所载的名物等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无帮助。记得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去看望先生，闲聊中谈到了古装电视剧。先生问我们有没有看那部写秦始皇的电视剧．是否注意到秦始皇戴的前后有流苏的平顶帽子。先生说，那就是“冕”。但电视中的冕做得有错误。接三礼所记，冕的命名取其前低后高，其上的装饰都有说法，前面的流苏叫“旒”，其用意是不妄视。而电视中的冕后面也有旒，不知取何意。如果说是为了前后对称，那也是后来的事，在秦始皇时是不该有后面的旒的。这个错误可能源于郑康成注三礼，他认为前后都有旒，但在当时及后代都已有人指出郑氏这个错误。大概是郑康成的名声大，所以后人多相信他的误说，反而不注意正确的说法。我当时听了先生的话，只觉得有意思，现在细细想来，这不正是先生研究三礼的目的吗？先生研究三礼，就是要把古代文化的源头介绍给读者，这也可以说是三礼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先生研究三礼，谨遵黄侃先生治礼次第、治礼方法。从梳理资料着手，对重要问题和疑难问题逐一考辨，并进行现代三礼学的建构。先生所著《三礼名物通释》，旨在普及三礼知识，因而简单介绍了古代吃穿住行四个方面的主要名物。《三礼辞典》是对四部礼书中的名物制度等用词典方式进行解释，为阅读三礼提供一本实用的工具书。他在86岁高龄时向读者奉献的《三礼通论》，洋洋50万言，以专题的形式，综述形制，考订原委；结合近几十年考古出土中有关文物，征引前贤研究成果，详加考辨。这对当今学者了解礼制发展的全貌和礼学研究的历史等都有帮助。该书既是学林所赞“现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较大成果的学术专著”，也可谓近几十年来系统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这三部著作体现出钱玄先生由部分的、微观的研究，向全面研究、宏观建构迈进的发展轨迹。
先生为三礼学研究耗尽了晚年的心血。《三礼通论》撰述工作进行到一半时，视力急剧下降，原来的老花镜不顶用了。而历代研究三礼的著作，木刻本本来就少，加上借阅不便，能够找到的大多是缩小的影印本，如《皇清经解》正续编等。先生做学问向来严谨，虽然对三礼资料了如指掌，但遇到征引书证，必然找原文仔细核对，所以先生用的放大镜每每隔几个月就得换一个放大倍数更大的。
先生在三礼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他淡泊名利，始终不肯答应别人撰文介绍，即使有学术期刊以“我与三礼学”作题邀请撰文，先生也婉言谢绝。每当有人为他的学术著作出版向他表示祝贺时，先生总是淡淡地笑着说：“我只不过是在余生之年抢回了二十年的学术生命罢了。”这当然是他的过谦之辞，我们可以说：对三礼学的重新定位，确立三礼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推动三礼学在八九十年代的复生与发展，先生之功莫大焉。三礼之学，有季刚先生倡之于前，小云先生继之于后，并多所开拓，别树一帜，“绝学”可谓不绝了。
先生一贯重视对后辈和年轻人的培养，并从各方面关心大家的成长。李灵年教授深情地忆及几十年来钱老对自己学术上的指导和工作上的支持与帮助，敬爱之情溢于言表。施谢捷兄对古文字的研究，得到先生许多具体的指导和有益的建议，甚至开始执教于大学讲坛的备课笔记，先生也曾仔细批阅，指出讲课的重点，强调板书的重要。先生耄耋之年，仍在培养接班人，开具大批书目，并具体指导方向东兄整理《大戴礼记》等。
先生深居简出，不少学生常去看望先生。我记得每次去拜望先生，先生都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做什么，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体会。在获知正在读某书时，先生总是欣欣然，并提醒读书的注意点，要重视的问题，强调要读出体会。先生年届古稀之后有些耳背，到后来听力愈益不济，我们平时去看望他都是靠笔谈，并把字写得大大的。但是先生对我们请教的问题，绝不凭记忆作数，非得找出书来亲自查出相关的地方让我们看。先生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如此，这种深切的关爱，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先生教导的“博通群籍，是治学的必要条件”，“以专带博，以博辅专”，“学风要平实，学术必创新”等等，也将永远鞭策着我们。
方向东《钱玄先生传略》书影
钱玄先生手迹
更让人感动的是，先生近几年不断将自己的藏书分赠给学生。先生购藏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对书的宝爱也是细致有加，许多书都重新包装。这些学术图书，曾经先生多年研读，浸润了先生大量的心血，也饱含着先生无数的情感，而先生是为用而藏的学人，为了将所藏图书发挥最大的效用，先生及身散之。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苏州大学王继如教授、南京师大赵生群教授，许多师友都得到先生所赐图书，这一份关爱，一种深情，将永远照拂着我们。有的书上还有简评，有读书要求与指导，将成为研讨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我所得其中一种为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徐有富先生所著《校雠广义》，先生写道：“《校雠广义》四编，为千帆先生历数十年经营所获之硕果，精湛详尽，文献校雠之学备矣。华宝仁棣治训诂校勘，任古籍整理编辑工作，亟须一读，因转贻之。”如今该书荣获国家图书奖，正可印证先生识见之卓越，而我于此书，亦将一读再读，常读不辍了。
先生走了，“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礼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导师”（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语）。他的学术成就“使他生命的光辉更加绚丽夺目”（赵生群先生语）。先生的崇高风范永留人们心中，先生的治学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原载《书与人》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