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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回顾与检讨

自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逐渐蓬勃开展。从研究成果来看,举凡贞节观念、女主政治、妇女与婚姻、妇女与文学、妇女与宗教、女权思想与运动等研究,皆有显著进展。 但关于“母亲”,这个多数妇女在远古以来就扮演的角色,不论就研究数量还是研究取向来看,仍有许多值得发展的空间。目前的母职研究呈现点状的发展,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研究方式多为单一主题式的切入,例如研究母权、母教、理想的母亲形象、礼制中的母亲地位等,多为单一母职面向的讨论,缺乏整合性的研究;二是各主题的研究数量皆相当零星,除了研究中古时期妇女与“生育文化”的关系在最近几年取得较大的成果外,许多主题还不足以铺展成完整的全面讨论。 这些现象都显示母职研究在学界还有待开发。

过去的母职研究可区分为制度取径及经验取径,而将两种取径的研究成果并列,往往看到的是矛盾的母职图像。杜正胜研究女性在父系家族中的角色,从丧服礼所规范的服纪来考察母亲的地位。杜正胜指出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受限于父系家族结构而相对低落,同时母亲并非单纯的血缘称谓,必须结合母亲与父亲的关系而界定。 杜正胜另一篇母职研究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春秋时期鲁季敬姜的事迹,指出封建时代家国一体,这样的家族结构使古典的慈母有如严君,维系家风于不坠。 制度取径的母职研究,我们仅看到制度架构下母亲地位的低落及母亲身份依附于父亲的不确定性,显现父系制度中母亲地位受到压抑。而个别母亲事迹的研究,又让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母亲尊严的展现,母亲训诲子侄,整饬闺门家风,在家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制度面与生活面的落差,显示单从一个面向讨论母职有所不足,如何结合两种研究取径,考察制度与现实的相互影响,是母职研究有待加强努力的方向。

以“母子关系”为主题的史学研究十分少见,但近年出现两篇佳作,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提出的观点,对于母职研究皆相当具有启发性。熊秉真探讨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以大量的明清文集、传记、年谱为史料,将母子关系自其他人伦关系抽离出来讨论。熊氏指出在中国性别文化的制约下,一个男子一生中最熟悉,并且可以公开地、无所顾忌热爱的唯一女性往往是他的母亲;同样的,一个女子一生中可以毫无保留地付出情感,并要求他对自己忠诚、亲爱和感激的唯一男性就是他的儿子。母子间的忠诚与情感建立在母亲对儿子的褓抱提携与牺牲奉献,母亲且不时有意识地提醒儿子母亲对他的期望。透过母子共同吃苦患难的经验及母亲一再的灌输、耳提面命,母亲的价值观、完整性及影响力会活在儿子的生命里,终生相随。 熊氏的研究,从联结性别、情感与权力的角度,注重母子共同吃苦患难的经验对母子关系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情感也是权力的来源。这种转变观点的研究,突破过去从各种“父系制度”研究母职的局限,为母职的研究开展了新的方向,引发笔者从“母子关系”研究母职的兴趣和注意母子情感经验的研究方向。

Alan Cole的著作讨论中国佛教中的母子关系, 他指出五到十世纪之间,佛教高僧和信徒透过譬喻文学一再重复“母恩难报却应报”的主题,以“救母拔离苦境”(先有佛陀后有目连)为核心故事,提倡七月十五的普度法会。Alan Cole认为儒家尊父的伦理价值,贬抑母亲的地位,人子缺乏适当管道报答母亲的恩惠;而佛教的信仰及仪式正好补足了人子对于母恩难报的缺憾。因此高僧与信徒的努力,不但为传统中国的“母子私恩”提供了抒情的管道,也巩固了佛教寺庙在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地位。 Alan Cole的研究,凸显了儒家伦理对母亲的压抑,而认为佛教信仰解决了人子“母恩难报”的情感紧张,其研究角度和观点,为佛教在中古时期的兴盛现象提出新的解释。但有学者认为,汉唐之间为人子者亦不乏尝试经由儒家体系来彰显母子私恩,透过迂回解释礼法,企图在服丧方面尊崇生养自己的母亲,而贬抑配父的嫡、继之母。 笔者从魏晋时期孝子为母服丧的议礼,考察母子关系,希望有助于澄清中古时期孝子如何回报母恩的问题。

历史学以外的研究领域,亦有两篇与母职相关的西文研究,对笔者的研究观点深具启发。人类学家Margery Wolf研究台湾农村妇女与家庭的关系,指出在父系制度的架构下,存在母亲以自己为核心,以所生之子女为成员,以情感与忠诚为凝聚力量的“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女儿在出嫁后,离开原生的“子宫家庭”,儿子则不同,永远在母亲的身边,同时儿子娶的媳妇,及之后诞生的孙子女,也都是“子宫家庭”的一员。因此,母亲的未来寄望在儿子的未来之上,母亲与儿子的关系特别密切。 Wolf考察女性内心对家庭的认同图像,提出“子宫家庭”的概念,打破仅存在“父系家庭”的思考方式,揭露出以母亲为主体的家庭认同及母子关系对女性的重要。

美国当代诗人及作家Adrienne Rich在1977年发表Of Woman Born一书,是美国第二波妇运探讨母职的经典作品。Rich将父权社会用来控制女性的生育和性欲的“母职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与女性自己做母亲的身、心经验加以区分,讨论在父权制度下女人身为母亲的境况,以及在不受男性支配下,母亲角色所带给女性的经验。 Rich将母亲角色区分成“经验”与“制度”,启发笔者本书的研究取径。

女性在传统中国父系社会,扮演“广继嗣”的重责大任,母亲角色深深影响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和处境;作为母亲,也是多数女性重要的生命经验,要了解古代妇女的生活,便不能忽略母职研究。目前历史学领域的母职研究,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本书在上述研究的基础及启发下,从“母子关系”来讨论母职,分析“父系制度”与“母子情感”对“母子关系”的影响,期望能对魏晋妇女史的研究有所补益。 cGlKq9D6yi7CWwq/WsWpThf9+HgOpXq2cERkp8NTnOaEOF2i5wu/A0cdCvknu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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