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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先界定本书的研究范围，以及几个关键名词的使用定义。
首先，在时代断限上，本书以魏晋时期为主要讨论范围；仅在第二章因为以先秦以来的丧服制度作为基础，讨论父系观点下的母子关系，故未凸显魏晋的时代特色。
魏晋时期是门阀士族掌权的时代，个人寄身于家族门第而非王朝，对于家族人伦的维护尤其关注，士族特别强调透过礼制来安定人伦秩序，行为与礼制能否应合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玄学家提倡“称情直往”的士风亦冲击到传统礼法，学者曾指出“缘情入礼”是魏晋礼学发展的趋势，因应时代课题，魏晋礼学发展蓬勃，通过礼制的革新来消弭情礼之间的冲突。
魏晋时期留下大量的议礼材料，其中相当多的数量集中于讨论如何实践丧服制度，而各种人伦关系的丧服议礼，又以孝子为母亲服丧争议最多。魏晋时期，儿子如何为母亲服丧的争执频繁，显示现实中的母子人伦与父系礼制规范有难以对应的落差。由于材料集中与时代表现的特色，因此笔者选择以魏晋时期作为研究的主要时代。
本书虽以魏晋时期为主，但考量历史的延续性、伦理生活在长时间变化缓慢的特质，以及史传资料关于母子之间的生活记载十分有限等因素，部分讨论有时必须上溯两汉、下及南朝，少数议题一并运用到北朝的史料。
其次，解释几个在本书经常出现的名词用法。本书所指的“父系制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解释是指具有巩固父系家族及社会的作用并有明确固定的规范及运作机制的制度，例如传统中国的丧服制度、婚姻制度、继嗣制度等。广义的解释，指文化生活中各种以男性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但缺乏明确固定的规范，实践上的变化与弹性亦较大，而影响层面可能更广泛。本书所指的“母子情感”，泛指母子于实际生活中互动的经验以及培养的感情。
“母子情感”与“父系制度”具有互相强化与破坏的两面关系。一方面，母子的情感经验形成于“父系制度”的环境中，在许多方面往往发展成为符合父系文化所期望的母子关系，更进一步对父系家族、社会的巩固有所贡献；另一方面，母子的情感经验，又有其自发生成的特性，“父系制度”难以完全掌控，可能会出现挑战“父系制度”的情形。于氏出于养育的母职经验与情感，认定贺率为己子，不受“父系制度”的制约，即为明显的例证。“母子情感”与“父系制度”的应合与冲突，正是本书讨论“母子关系”的主要脉络。
再者，本书所指的“母子关系”，主要有三个不同层次及涵盖范围的指涉：一是指生物的性别划分上，一女一男，二者的人际关系为“母子”，或称为“母子名分”；二是指“母子名分”下，彼此相应的行为分际，此含义包括“名分”与相应的“行为”，或称为“母子人伦”；三是指“母子名分”下，相关的行为互动可能产生的情感、权力、利益、冲突等状态，涵盖所有与“母子名分”相关的现象，是“母子关系”最广义的解释。在一妻多妾的父系家族中，母子名分有多种组合，母子人伦在不同组合中也有不同的特征。多元的母子名分与多样的母子人伦，在文化制度、家族社会、情感经验中交织的各种不同母子关系，是本书所关注的另一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