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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史传记载中，女性上表向朝廷陈情的例子，并不多见，较为人熟知的，仅有西汉淳于意之女缇萦，
以及明朝杨继盛之妻张氏。
前者为了赎父罪刑，后者则欲救夫性命。而为了女性本人的困境上表发言者，就现存史料来看，东晋于氏当为第一人。让我们从于氏的故事说起。
妾（于氏）昔初奉醮归于贺氏，胤嗣不殖，母兄群从以妾犯七出，数告贺氏求妾还。妾姑薄氏过见矜愍，无子归之天命，婚姻之好，义无绝离，故使夫乔，多立侧媵。乔仲兄群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数谓亲属曰：“于新妇不幸无子，若群陶新妇生前男，以后当以一子与之。”陶氏既产澄、馥二男，其后子辉在孕，群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妇。”妾敬诺拜赐，先为衣服，以待其生。辉生之日，洗浴断脐，妾即取还，服药下乳以乳之。陶氏时取孩抱，群恒诃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群辄责之。诚欲使子一情以亲妾，而绝本恩于所生。辉百余日，无命不育，妾诚自悲伤，为之憔悴，姑长上下，益见矜怜。群续复以子率，重见镇抚，妾所以讫心尽力，皆如养辉，故率至于有识，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过周，而乔妾张始生子纂，于时群尚平存，不以为疑。原薄及群以率赐妾之意，非唯以续乔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终奉烝尝于贺氏，缘守群信言也。率年六岁，纂年五岁，群始丧亡。其后言语漏泄，而率渐自嫌为非妾所生。率既长，与妾九族内外修姑姨之亲，而白谈者或以乔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为妾子，若不去，则是与为人后。去年，率即归还陶氏。乔时寝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议也，陌上游谈之士，遽能深明礼情？当与公私共论正之。”寻遂丧亡。率既年小，未究大义，动于游言，无以自处。妾亦妇人，不达典仪，唯以闻于先姑，谓妾养率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后也。妾受命不天，婴此茕独，少讫心力，老而见弃，曾无蜾蠃式谷之报，妇人之情，能无怨结？
时间是在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一位妇女向朝廷上表陈情，她是已故散骑侍郎贺乔之妻于氏。于氏嫁给贺乔为妻，一直没有生育子息，于氏本家以于氏无子为理由，请求贺家遣还于氏。但贺乔的母亲薄氏站在家族的立场，认为婚姻合二姓之好，不可解除，不答应于氏本家之请，而令贺乔以纳妾的方式来解决无子的问题。二伯贺群同情于氏无子，将其妻陶氏新生之男婴给于氏抚养，不幸百日夭折。后来陶氏又生一子，贺群续将新生儿给予于氏，名为贺率。于氏养育贺率，“推燥居湿，分肌损气，二十余年，已至成人”。
但另一方面，贺乔之妾张氏，顺利地完成为家庭诞育子嗣的任务，产下一子，名贺纂。贺乔既有了亲生骨血，贺率是否可为于氏之子便引起了质疑，争议多年，在于氏上表的前一年，贺率归还其生母陶氏。于氏养育贺率二十余年，“少讫心力，老而见弃”，“妇人之情，能无怨结”，故上表向朝廷陈情，自述养育贺率之始末。
在表文中于氏除了自述陈情缘由，并针对贺率的身份是“为人后”的说法，“备论其所不解六条，其所疑十事”进行反驳，从自己担任母亲之职、养育贺率的经验出发，认为贺率应该是自己的儿子。朝廷将于氏所陈，交付群臣讨论。四位发表意见的朝臣，只有博士杜瑗站在同情于氏的立场，认为养育之情不可抹杀，贺率应为于氏之子；其余以尚书张闿为首的朝臣，皆从父系继嗣制度的角度评论此事，认为于氏养贺率是为贺乔之后嗣，贺乔既有亲生血胤，则贺率当还本，即主张以贺乔为主体来判定亲属关系，完全忽视于氏为母的经验事实。最后，事件依旧以贺率归还本生定案。
于氏上表的经过与内容，在现存史料中，仅见于《通典·礼典》，杜佑辑录这篇上表以及时人的议论，题名为“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由此可见，后世男性史家对这个母亲争取养子为己子的事件，是站在父系继嗣制度的立场拍板定案。于氏力辩“养率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后也”，以女性自己为母的经验来认定母子关系，逸出了父系继嗣制度的规范，而被制度的维护者斥责“博引非类之物为喻”，
凸显了在女性经验与父系制度冲突的情况下，女性的情感与经验受到严重的忽视、扭曲。从东晋至现代，一千六百多年来，于氏与贺率的关系，一直以于氏最不愿接受的角度被后人诠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我们是否已有“能力”，从于氏的角度理解她的声嘶力辩？女性“无子”的文化压力是否依然存在？社会对母职的看法是否依然充满父权观念？值得我们深思。
于氏的表文中，一共出现了四位母亲，依出现的先后次序，分别是于氏（贺辉、贺率的养母，贺纂的嫡母）、薄氏（贺群、贺乔兄弟的母亲）、陶氏（贺辉、贺率的生母）、张氏（贺纂的生母）。从故事所见，这四位母亲在同一家族中的地位和处境显然很不一样。
在于氏的表文中，我们看到贺群、贺乔的母亲薄氏作为母亲所享有的威严和权力，其地位俨然如贺家的女家长，在许多家族事务的决策上，拥有最高的决定权。于氏无子不孕，承受庞大的家族压力；养育贺率为子，又因为无法在父系继嗣制度中找到依据，而终不被承认；但于氏身为贺乔的妻子，又得以依据礼法自动拥有母亲身份，成为贺纂的嫡母。于氏与贺率母子关系的解除，于氏与贺纂母子关系的成立，在父系制度下，皆不是于氏所能自主。贺辉、贺率的生母陶氏，在丈夫做主的情况下，被迫连续与所生二子割断亲恩，扮演宛如生育工具的角色；夫亡后，陶氏终究又依恃父系家族的礼法夺回亲子。贺纂的生母张氏，为妾的身份低贱，在家内必须敬事嫡妻，但由于于氏无子，贺纂成为贺乔的嗣子，继承门户，张氏有可能母以子贵，提高在家内的地位。这四位母亲中，陶氏为贺率的生母，于氏为贺率的养母，一生一养，两人皆自认是贺率的母亲，彼此有争夺贺率为子的冲突。对于于氏、陶氏两人的母职经验，有必要更详细地讨论。
于氏虽然不能生育自己的骨肉，但仍足以担任养育的母职。二伯贺群承诺将自己的儿子给于氏抚养，在陶氏怀胎期间，于氏就开始准备做母亲，先将婴儿的小衣准备妥当，一心等待胎儿出生。陶氏生下男婴贺辉，洗浴断脐后，贺辉就被抱到于氏这边抚养。于氏“服药下乳”，亲自哺乳贺辉；除了怀胎十月以外，于氏完全承担了母亲应当担任的母职。但是贺辉却百日早夭，于氏养育自己子嗣的希望再次破灭。贺家上下同情于氏，贺群后来又将陶氏所生的贺率交给于氏抚养。于氏养育贺率，一如养育贺辉般的慎重尽心，做足了身体上、物质上的准备，希望能让贺率在“未有识”的情况下，自然建立起与于氏的母子亲情，将于氏当作亲生母亲。于氏以母亲的心情、母亲的行动、母亲的身份养育贺率，于氏是贺率的母亲，就于氏的母职经验而言，实为理所当然。
于氏抚养贺率不过一年，贺乔之妾张氏就生了儿子贺纂。为人妾在嫡妻不孕的情况下为家庭诞育一子，对张氏这位母亲而言，无疑是幸运的；而对于氏来说，虽因为嫡妻的身份自动成为贺纂的嫡母，但张氏的生子有成，恰好凸显自己肚子“不争气”的事实，养育贺率对于氏而言，可能更成为一种寄托和慰藉。据于氏的自述，贺纂出生后，在贺群的维护下，于氏养育贺率为子并没有引起争议，所以于氏仍以贺率为己子抚养，贺纂则可能由生母张氏照料。所以虽然就嫡庶制度而言，于氏是贺纂的嫡母，但从于氏的母职经验来看，贺率才是于氏亲手拉拔长大的儿子。
贺群一再将自己的儿子送给于氏抚养，并且禁止婢女说东道西，也不让陶氏抱取自己所生的婴孩。贺群的行为，于氏固然恩感五内，但另一位母亲——孩子的生母陶氏，又是怎样的感受？陶氏是否愿意割断亲恩，让孩子认他人为母？于氏表中并未提到陶氏个人的意见，但从“陶氏时取孩抱”的行为，及尚书张闿议曰“贺乔妻于氏表与群妻陶氏所称不同”，
可推测陶氏对自己亲生的儿子亲情难断。然而在姑认可、夫做主的情况下，陶氏的意见似乎是被忽略的。为了了解陶氏可能的想法和心情，我们试着推想一下陶氏的母职经验。
贺辉与贺率皆是一出生就被带离陶氏身边，因此陶氏仅担任了生育的母职。试推想，婴孩在出生之前，在母亲体内孕育数月，其间，母亲与腹中骨肉一体相连，以自己的血肉哺育胎儿成长，为母的甜蜜与辛苦、母子在怀孕期间产生的亲密联系，实非他人所能了解。妇人从怀孕开始，就已经成为母亲，扮演母职，而男子往往在胎儿出生后，才逐渐有了当父亲的感受。因此母亲与婴儿的感情，极可能和父亲与婴儿大不相同。贺辉与贺率一出生，就在贺群的决定下被抱走，贺群之能舍与陶氏之不舍，或可由彼此的父职、母职经验推想而知。
对比于氏的“胤嗣不殖”，陶氏则频频生子；但相同的是，两人的生育能力皆受父权制度控制。于氏的无子，不见容于父系家族对妇职的期望，为此，于氏承受危及婚姻的压力及丈夫纳妾的难堪，在夫家孤零无依。陶氏频频生育儿子，圆满完成“广继嗣”的职责。然而自己的身体和生育能力却在丈夫的意志下，变成生育工具。陶氏连续两个怀胎十月所生的儿子，甫出生就被带离身边，在丈夫的威权下，被迫割断母子亲情。陶氏对儿子的情感不断受到丈夫的压抑，儿子虽是陶氏所生，陶氏却完全无法维护她做母亲的权利。
于氏养育贺率，推燥居湿二十余年，贺率为于氏之子，就于氏而言，固属理所当然，但依据父系继嗣制度，贺乔与贺率的人伦关系如何定位才是判定贺率身份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讨论贺乔在此事件中的角色。于氏自叙养子的经过，显示于氏养贺群之子，主要获得了贺群的支持，且取得姑薄氏的同意，然而于氏的丈夫贺乔在这个过程中的态度和扮演的角色，于氏却几乎只字未提，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妇人在父系礼法的规范中必须“出嫁从夫”，贺乔身为于氏的丈夫，对于氏能否抚养自己兄弟的小孩，应该具有决定的权力。于氏没有明确地写出贺乔的意见，为自己的处境辩护，或许贺乔的意见对于氏不一定有利，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关键。试推想贺乔对此事件的态度，也许贺乔在尚未有子嗣的情况下，并不反对于氏抚养二兄之子作为自己的嗣子，但是当妾张氏生育了自己的亲子之后，贺乔如何界定于氏所抚养的贺率与自己的关系？于氏养贺率不过一年，贺纂即诞生，对贺乔而言，纂是与他有血缘的亲骨肉，而率既非他亲生，抚育幼儿又是母亲的职责，贺乔与贺率的感情可能并不深厚。据于氏引述，贺乔在临亡之前对贺率的事有所交代，但其言仍然没有明确表示贺乔是否将贺率认作己子。或许贺乔是有意模糊自己的立场：基于与妻子的情分，不能明白主张去率，而又私心于己子贺纂，不愿承认贺率的身份为嫡长。在父权家族中，贺乔身为人夫、人父，暧昧不明的态度，或许是于氏终究失去贺率的关键，如果贺乔以家父长的身份，明确地向族人表示贺率为己子，就像贺群当初尽力维护于氏与贺率一般，也许于氏与贺率的母子关系便能够维持；但是，贺乔显然没有这么做。
于氏身为女性，出嫁从夫，婚姻转变了她的生活空间和生命经验，广继嗣，是为人妇重要的职责，于氏不幸无子，有亏妇职。无子的难堪，第一便是“出妻”的威胁，即使不被出，或是失却翁姑疼爱，或是影响夫妻情感，或是面对妻妾之争，人生的前景总是蒙上一层阴影。对于氏个人而言，得以抚养贺率也许是她生命最大的寄托与安慰。然而在母子相依二十余年后，仍因“（贺）乔既有（贺）纂……（贺率）若不去则是与为人后”，于氏自婴幼抚养至成人的儿子终被夺去。于氏的丈夫不为自己伸志，让于氏有苦难言；夫殁后，于氏养育二十余年的儿子又被认定不是于氏之子；于氏的陈情不被朝廷接受，其上表又被后世男性史家题为“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以贺乔为主体来定论此事。夫已亡，养育成人的儿子又被迫脱离母子关系，“少讫心力，老而见弃”，于氏的处境，实在堪怜。
于氏故事中四位母亲的处境，呈现女性为父系家族承担生养子嗣的重责大任时，可能面对的种种情境和人伦关系。在文化压力下，成为母亲，应是古代中国妇女普遍的愿望，而生男、生贵男，更是母亲最大的期望。原来是自然的生物繁衍行为，却在文化制度、观念中，构筑成复杂的人伦关系。传统中国父系家族，如何认定母子关系？有何性别文化意义？对母亲而言，谁可为子？对儿子而言，谁是母亲？母亲与儿子的情感互动有何特色、如何联系？历史书写如何描述母职、塑造理想的母亲形象？母子关系对于女性在父系家族中的处境有何影响？女性自己的为母经验又是如何牵动父系家族？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于氏的表文呈现不同世代、身份的母亲围绕在母子关系下的不同处境，引发笔者研究魏晋时期母子关系的动机，而父系礼制与母子的情感经验对母子关系的形塑，以及三者的交融与冲突，更引起笔者的好奇。本书即以魏晋时期的母子关系为主题，以“制度”与“情感”这两个面向为主轴，分析父系礼制如何定位母名及母子关系；魏晋时期孝子为母亲的服丧，如何修正父系礼制对母子关系的限制，礼制在落实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发展变化；一妻多妾家庭中，各种母亲与子的认同如何建立，母子荣辱与共的现象对母子关系有何影响；历史书写塑造何种样貌的母子人伦，文化价值如何影响母子之间的互动；最后，综合魏晋时期母子关系在制度与实态的相辅与冲突，讨论母职对父系家族的贡献与威胁，借由于氏据礼（理）抗争的例子，揭露女性自身的母职经验对女性的特殊意义，并可能如何引发对父系制度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