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古人借由丧服的轻重与丧期的久暂，表现生者与死者的情分与人伦关系，这套丧服制度是以“五世则迁”的小宗为主要服丧范围，其中，大功之亲为同居共财的界限。亲者隆而疏者杀，这是制服的基本原则，但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关系密切，其中“尊祖敬宗”“父系继嗣”“嫡庶之辨”等宗法精神亦深深影响丧服礼制。因此，借由丧服所表现的人际关系并非其直接的、私己的亲属关系，或是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的亲疏实态，而是考量了整个人伦体系相对的身份尊卑，与他人的身份互相牵动调节后的、社会性的网络关系。

由《仪礼·丧服》经传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子三者形成的人伦关系在家庭中的秩序阶序。父母同为“亲亲”之首，然而父为家长，代表祖祢正体，与子有“继体”的关系；母子关系往往受“父至尊”与“尊祖敬宗”的限制，而低于父子关系所代表的家统。为了凸显父亲在家内至尊的地位，儿子必须随父亲的存殁而屈伸母服。出母绝族，子犹制服齐衰期，所据是“母子至亲”；然而子的身份若为父亲的继承人，则为出母无服，至亲犹如路人。妾母庶子之服更加重身份尊卑之分别，呈现父亲爵位愈高，则庶子为生母服丧愈轻的情形，甚至出现母为子服丧重于子服母的服制，背离了母为子之私尊的人伦原则。庶子的身份若是“为父后”，尤其压抑为庶生母服，其目的似有意借由服丧，提醒“为父后”身份之尊贵，庶生母身份之卑贱，压制庶生母“母以子贵”的可能。

父亲为家内至尊，母亲为儿子的私尊；子为父后，继承家统，也成为家内至尊，子为至尊与母为子之私尊，二者存在难解的矛盾，而礼制的规范显然义无反顾地坚持父系至尊的原则，因此母子关系的压抑便成为丧服礼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

母子之间的服丧规范中，“亲亲”的原则被冲淡许多，父亲的爵位，母亲的嫡庶身份，子的宗法身份交互作用，丧服制度中呈现的母子人伦关系与最直接的生身之义差距甚大。事实上《仪礼·丧服》中的母子名分有不同来源，母子关系的缔结不全由血缘。“继母如母”，继母本于“配父之义”，继子必须对待原本毫无关系之人，如自己的亲母；“慈母如母”，父命可以安排家内无子妾媵与无母庶子成为母子。从母子间的服丧来看，不论亲生或非亲生，最重皆为齐衰三年，但生母有出母之服，继母有继嫁之服，慈母若或出或嫁，则无服，似乎还是有隐微的差别。若从子为母党服丧的情形观之，子服生母之党为“属从”，服嫡母、继母之党则为“徒从”，且子不服慈母之党。显示亲生母子人伦仍与其他定义下的母子人伦有着亲疏之别。然而，若是生母被出，则子服出母，不为母党服丧；子为父后，连出母也不服；庶子为父后，亦不服庶生母之党。归结到底，父系礼制将“尊祖敬宗”视为“家族公义”，必须坚持维护；而母子之间的情义，却被定位为“私情”，可以为“公义”牺牲。因此，礼制中屡见“家族公义”凌驾于“母子私情”之上，成为安排母子服丧的最高原则。

丧服礼制对母子关系的界定，成为传统中国母子人伦的基本框架。在家庭中，父尊于母，嫡母尊于庶母；母尊于子，庶子为父后却又尊于庶生母；父亲有权解除母子关系，也可以建立母子关系；“尊祖敬宗”“贵嫡贱庶”也对母子人伦产生重大的影响。父系制度的框架在许多方面限制了母子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人与人之间由生活互动所培养的经验和感情，恐怕并不是制度能够完全掌控的。礼制的规范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状况，此制度所表现的家族秩序，可说是儒者的理想，未可视为先秦普遍实行的礼仪。学者或谓：“到了汉代，儒家的思想得势，丧服制度乃逐渐推行。终于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等方面，影响中国达二千年之久。” 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其实理想与现实往往有一道鸿沟，何况秦汉以降的家庭形态和先秦的封建家庭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礼制落实的过程中，丧服制度并非一“静止”的规范，而必须时时回应时代人伦的需求。

利用丧服制度维持人伦秩序，当某种违礼的行为一再出现，便意味着理想秩序与现实人伦存在不对称的关系。魏晋时期留下大量有关丧服实践的讨论，正好提供一个检视礼制与现实人情能否配合、如何折中的例证。魏晋时期的孝子如何实践为母服丧？礼学家如何诠释礼制？母子服丧的规范有何发展？将在第三章予以讨论。

[1]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九《刘 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679。 j7++NR8s/vtV0SAmymX8VBMYawk6wQdWezyVcfxPNvaSL6vJQJkeVtgRfRfG3I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