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亲生母子间的服丧规范分析

传统中国父系家族以丧服制度来划定亲属范围及亲疏关系，母子关系的规范也在其中。天下没有无母之人，对于母子关系的认定，最单纯最朴素的依据，应该即是生物现象的“生”。然而丧服制度中的母子关系，并非都是亲生母子，因此制服的依据除了血缘，还有其他的判准原则。母子关系置于家庭组织的场域及历史文化的脉络中，作为人伦体系的一环，其相待之道受家庭与文化制度的影响，尤其受到父亲意志的左右。为了有条理地讨论各种不同的母子关系如何制服，笔者以生育为准，分为亲生与非亲生，分别讨论。以下便从亲生母子之间的服丧进行分析。

在进入讨论之前，首先将《仪礼·丧服》中，亲生母子间的服丧规范整理如下，以方便讨论：

（1）“父卒则为母。”（服齐衰三年）

（2）“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

（3）“母为长子（服齐衰三年）。传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4）“为众子。”（服齐衰不杖期）

（5）“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服大功九月）。传曰：何以大功也？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则从乎父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6）“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7）“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三月）。传曰：何以缌也？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然则何以服缌也？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缌也。”

（8）“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服齐衰不杖期）。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为其子得遂也。”

（9）“出妻之子为母（服齐衰杖期）。传曰：出妻之子为母期，则为外祖父母无服。传曰：绝族无施服。”

（10）“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

（11）“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齐衰不杖期），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

上列数条所规范的对象皆是至亲母子，而因家庭结构的改变、父亲爵位的高低和儿子宗法身份的不同，在丧期与服制上产生不同的变化。子为生母服丧最重齐衰三年，最轻甚至无服，其间的差异可谓巨大；母为子服丧也受彼此的身份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可见母子天然血缘之亲并非制服的唯一依据，虽皆所生，借由丧服所表现的亲疏关系却不相同。以下试讨论丧服规范所见影响亲生母子之间制服的因素，以了解父系礼法如何界定母子关系，借由礼法表现出何种样貌的母子人伦。

（一）母子之间服丧的基本形态

（1）、（2）、（3）、（4）条是规范母子之间服丧的基本形态。除了“母为长子”条仅限于大宗，其他规范的对象包括所有家庭的嫡生母子，以及士阶层以下家庭之庶生母子。

父母与子女“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也”。 父母并列“亲亲”之首，子为父母当服最重之丧，但丧服礼制中，为父母服丧之轻重却不相等。子为父服斩衰三年，为母，则父在服齐衰杖期，父卒始伸为三年，且犹不得服斩衰。理由何在？《丧服》传曰：“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 《礼记·丧服四制》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也。” 一家之内，父、母、子三者结合成父子、母子、夫妻三种人伦关系，父不独尊于子，为夫则尊于妻，而母只为子所尊，故曰父为“至尊”，母为“私尊”。妻卒，夫为妻服齐衰期， 子从父服期年而释服，不敢继以重服令父触景伤情。而父卒为母虽伸三年，但以家无二尊，仍在服制轻重上予以差别，以明“父至尊”之义。故子为母服，降杀一等，又以“父卒”“父在”决定为母服丧之久暂，表现出父、母、子三人在家庭中的尊卑差序，其背后的精神是以父亲为家中的至尊。从亲属关系而言，父与母皆是子的至亲尊长，从宗法身份来看，二者却有尊卑之别，礼法上，“尊父”“父命”等原则成为安排母子关系的主要依据，对子而言，母亲的尊重程度被压抑在父亲之下。

母为子服丧，即使对象同样是亲生的儿子，为长子服与众子服却轻重有别。长子因将继承家统，为先祖之正体，受“尊祖敬宗”的原则影响，父亲为之服斩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故母亲亦为长子服三年；但母于子有“私尊”之义，母为子服不得重于子为母服，故以齐衰取代斩衰为服制。父母为长子以外的“众子”服齐衰期之丧。“众子”，据郑注解释为：“长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母为长子以下之子，不论己子、妾子皆服齐衰期，所谓“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显然对妻子而言，“母亲”的名分是跟随丈夫而来，妾子也必须尊父之妻为嫡母，由此可见，血缘并非母子关系的唯一依据。而嫡生母子关系中，母亲对于长子因为“尊祖敬宗”的精神，必须给予特别尊重，也突显了血缘之外的文化因素对母子关系的影响。

（二）妾母子之服丧

（5）、（6）、（7）、（8）条讨论父亲的爵位为大夫以上，妾母子之间如何服丧。在《仪礼·丧服》的规范中，庶子为生母服丧的规范比较复杂，除了受父亲的存殁影响，由于生母为妾，复受“嫡庶之辨”影响，地位卑贱，受服更轻；此外，父亲爵位的高低以及庶子的宗法身份也左右庶子为生母服丧的轻重。第（6）条，言公子父在为己母，郑注云：

公子，君之庶子也。……练冠而麻衣縓缘，三年练之受饰也。《檀弓》曰：“练，练衣黄里縓缘。”诸侯之妾子，厌于父，为母不得伸权，为制此服，不夺其恩也。

公子父在为己母之服丧，不在五服之中。因为诸侯身份尊贵，与妾的地位相隔悬殊，诸侯不为庶妾服丧；父不服，子亦不敢服，子仅能以三年之丧中练祭的服饰来表达追思生母之情，比于“父在，为母期”差别远矣。第（5）条依郑玄的解释，“公之庶昆弟，则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则父在也”。 君卒，庶子为母仅有大功之服，因为君的身份特别尊贵，虽卒，犹有余尊之厌，故子仍然不能为母伸三年之服。大夫庶子父在，也是由于父亲的地位尊隆，故由齐衰期年再降一等，仅服大功九月；若大夫庶子父卒，依郑玄的说法，庶子可为己母服三年。 《仪礼·丧服》经传未别列士庶子为生母服之文，郑玄以为“士虽在，庶子为母皆如众人”。贾疏云：“士卑无厌故也。” 故可知士庶子父在，为母服齐衰期，父殁为母三年，与常人无异。这几条是专门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设，父亲的爵位越高，身份愈尊贵，儿子为庶生母服丧就必须更受父亲压抑而愈轻；到士的阶层，因士、庶地位相差无几，故依常人之礼。

庶子为生母服还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庶子的宗法身份若是“为父后”，成为家族的继承人，便与至尊为一体，生母虽然是儿子的“私亲”，儿子也仅为生母服缌麻三月。庶子因承继祖祢，提高在家族中的身份，也提高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于礼，庶生母却没有随之获得尊重，反而强调其地位卑贱须更受厌降。礼制的目的，恐怕正是防止“母以子贵”，害怕卑贱之女以贵子而骤然提升地位。马融以为：“承父之体，四时祭祀，不敢申私亲服，废尊者之祭，故服缌也。” 从为父后者主持家族祭祀的职责来说明，认为不废家族祖先的祭祀是降服的理由。不论是“尊父”或“尊祖敬宗”，所代表的皆是尊重父系的原则。此条统言“庶子为父后”，未分别父亲身份的贵贱，即表示“尊祖”与“尊父”之精神，是所有父系家庭皆必须遵行的原则。

庶子为后还有另一种情况——出继为他人之后。庶子出为人后，若按照出后为本生家族降一等而制服，则大夫阶层为所生母服小功五月，士阶层服齐衰期；若等同于庶子为父后，则为所生母一律服缌麻三月。

妾在家庭中地位卑贱，庶子为生母服受到特别多的限制，庶生母为己子服，于礼反而可遂服期。贾公彦《疏》云：

诸侯绝旁期，为众子无服。大夫降一等，为众子大功。其妻体君，皆从夫而降之。至于二妾，贱，皆不得体君，君不厌妾，故自为其子得申，遂而服期也。

父母为众子服丧，原本应服齐衰期，但受身份尊卑的影响而有降杀。诸侯为众子无服，大夫则为众子服大功。儿子的生母若为父亲之妻，以“体君”之故，一身荣辱随夫升降，为他人服丧亦从夫而增减。故诸侯、大夫之妻为众子服亦降杀，遂有服大功甚至无服的情况。而诸侯、大夫之妾，身份卑贱，不得体君，故不须从君厌降，反而得遂母子之情，妾为己子服齐衰期；由此遂出现生母为儿子服丧重于子为母服的情形，背离了母子伦常原有的尊卑次序。

庶子为生母服丧的变化，主要受制于父亲身份之尊卑，及庶子在家族中宗法身份变化之影响。妾母因身份卑微，更加强尊父重宗之义，因此父亲身份越尊，子从于父，为妾母服丧则越轻；而妾不体君，不随君厌降，服制中反而出现母为子服丧重于子为母服的情形。显示父、母、子三者组成的伦常尊卑，在庶生母子之间便不再一定是母尊于子。至于士阶层，因身份在贵族中属卑贱，子不再因为父亲的身份厌降母服，为母服丧得与常人无异。

若庶子为父传重，则与父一体同尊，不论其父的爵位高低、身份贵贱，庶子为生母服皆仅得缌麻。由此可知，重宗与尊父，是安排家内秩序的主要依据。此外“嫡庶之辨”也是礼制的重要精神，妻、妾因为与父亲的关系不同而有嫡、庶之别，在礼法上的尊卑有很大的差别。嫡生母为家中亚尊，受父至尊压抑，子为其服丧有三年与期年之别；且因与夫一体尊卑，出现降服亲生子的情况，但不失母尊子卑之义。而妾母庶子的母子关系，不但较嫡生母子更受父系礼制抑制，且从服制轻重来看，反而出现子尊于母的现象，可见礼制中的母子人伦未必皆是母尊于子。贵嫡贱庶，妾在礼法上的地位卑贱，更受家族公义的压抑，以亲生母亲的身份不能受子之重服，却必须为子服重。

（三）母被父出或子出为人后

（9）、（10）、（11）条是母子有一方离开家庭，家庭组成成员产生变化时，母子之间服丧的变制。母子关系在礼法中的位阶既低于父子关系，已出适的妇人在夫家又是从于丈夫来界定人伦关系，那么夫妻离绝，对母子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传统中国的离婚规范中，有所谓的“七去”，规范男方“出妻”的条件。《大戴礼记·本命篇》云：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观“七去”的内容，蕴含的是对“妇道”的要求：妇人必须孝顺翁姑、为父系家庭生儿育女、佐助祭祀，举止要贞静和顺，以维持父系家族人伦的和乐。婚姻关系维持与否的要件不在于夫妻情感，而是以维护父系家族的整体利益为考量。“七去”中有些条目缺乏明确的标准，妻子往往动辄得咎。东汉鲍永以妻子在母亲面前叱狗而出妻； 南齐刘 因妻子在壁上凿孔时，不慎将壁土洒落在母亲身上，引起母亲不悦而出妻。 ^[1] 这两个例子恰好可以看出，女性为母的身份，在其子嗣长成主家后，相当尊贵有威严。但在此之前，妇人在夫家的地位则十分没有保障。

汉律中是否有“七出”之条今不可考。 妇人以犯“七去”而出者，于史传中随处可见，学者已有详论。 然而某些例子也显示，妇人有这七种行为之一仍未见被出，学者研究认为：“‘七出’原本于礼，可行可不行，虽然于礼可出，未必即应出也。” 而亦有在“七去”条件之外出妻的事例，“要之，凡其行为有碍伦常礼法者，皆得以为出妻之由，‘七出’不过是其较具体化者而已” 。依礼可出而未出，礼不言出而出之，决定的主动权皆掌握在男方家庭。另一方面，虽然于礼法无据，汉魏时期亦多有妇人主动弃夫而去者，可见实际上妇人尚有一定的自主权。然而女子弃夫多由家贫，于伦常礼法较无关联；丈夫出妻则强调礼法观念，确立夫权。二者有本质上的差异。 至迟于唐律中，已将“七出”定为夫妻离绝的要件，成为正式的法律规定，同时于法律中对妻妾擅离其夫者加以惩罚，禁绝了女性主动的离绝。 因此礼法上，将夫妻离绝的权利单方面赋予男方，虽有“七去”之条规范出妻的理由，但何种行为及轻重程度即是犯了“七去”却十分不明确，男方家庭可自由引用判断，对妇女十分不利。

礼法上，妇人的出处命运操之于人，母若为父所出，即成为他族之人，所有夫族成员皆不再为此女性服丧，但此女之亲生子犹可为母亲服齐衰期之丧，盖“父与母义合有绝道，母子至亲无绝道” 。以母子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不可断绝而制服。汉晋之间关于子为出母服丧的争论多围绕于此出母是否为亲生母亲，如郑玄答赵商问“子为出继母服”； 徐邈答刘闰之问“庶子服出嫡母”，皆一再强调，出母非其生母则子不服丧。 礼经言“出妻之子”是否包含妾子为其出母，实有可疑之处。元代礼学家敖继公云：“若妾子之为其出母，或有不然者，非达礼也。” 认为凡是生母被出，不分嫡庶，子皆得服齐衰期。然而儿子因为母亲已绝族之故，原本应为母系亲属服丧者，子皆不再服丧。

子为出母服虽然是基于母子血缘而制服，却还有一条限制凌驾于血缘之上。如果子的身份是“为父后”，继祖祢之正体，代表了一家的尊严，那么对于得罪于父、而成为他族之人的出母便不得服丧。母子血缘原本无可断绝，然而，礼制的规范显然将“尊祖敬宗”的原则置于“母子至亲”之上。

“尊祖敬宗”的精神亦彰显在子出为人后的服丧中。《仪礼·丧服》中描述的立后情况是以大宗收族，不得无后，故族人选同宗支子后大宗。 贾疏云：“支子，第二以下庶子也。” 礼制规定大宗若无子必须立后，而同宗第二以下庶子有后大宗的资格。支子过继大宗为后，便成为大宗之嫡嗣，承受了宗庙之重，需以尊服服之。所以子出继为人后，齐斩之重皆移于所后之父母，为所后之家族服丧若子。而且既为大宗之后，本生父母反成为小宗，大宗以尊降其小宗，有降服之义。故为人后者以“尊祖敬宗”的精神，降服本生父母，显示所谓的“家族公义”重于血缘“私情”。秦汉以降，小宗无子亦立后， “尊祖敬宗”的精神随着立后制度的普遍施行而深入每一个父系家庭。

第（11）条规范，子出为人后为本生父母服制相同，可能因为生父于子已无至尊之义，故不再以父尊厌降生母之服。此处子为本生父母皆服齐衰期，应是指父亲与嫡（生）母。若是庶子出为人后、为所生母制服，可能应配合其原来为庶生母的服丧变化，再依据出后为本生家庭制服降一等的原则；或者比照庶子为父后，一律为庶生母服缌麻三月。 eCNRT2Ewyj/+TPLF02z5xFeEuaEEK8YEVniDP1sqERzRxhmavPFdl/ulphfEY+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