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森编《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书评

这部由美国耶鲁大学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编选的丝绸之路研究文集，是《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The Silk Road. Key Papers）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分《前伊斯兰时期分册》（Part I: The Pre-Islamic Period）的两卷（Leiden & Boston: Global Oriental, 2012年出版）。全书共收集了欧美、中国、日本学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论文29篇，除法国学者童丕（ric Trombert）的一篇为法文外，其余皆为英文文章。29篇文章被归入六编：一、丝绸之路的序幕（The beginnings of the Silk Road）；二、贵霜帝国及其影响（The Kushan Empire and Beyond）；三、龟兹、鸠摩罗什及佛经翻译的广阔问题（Kuche, Kumārajīva, and Broader Issues of Translation）；四、撒马尔干和粟特人（Samarkand and the Sogdians）；五、吐鲁番（Turfan）；六、敦煌与于阗（Dunhuang and Khotan）。除第一编外，从其他几编的标题，不难看出该文集是以地域为主要架构来谋篇布局的。从结构看，本书很像是与作者新著《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相配套的一本教学参考书。

在该书所涵括的敦煌、新疆到中亚这一陆上丝绸之路经行的重要区域内，作者将前伊斯兰时代的丝绸之路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丝绸之路贸易之初始到公元500年、500—800年、800—1006年。以地域为经，以年代为纬，同时兼顾内容的多样性，举凡丝绸之路所包含的主题：贸易、宗教、技术及文化交流等等，该论文集皆有所涉及。编者本人多年来从事相关研究，熟悉欧美、中日学界的研究情况，文章的选取充分反映了编者对学界研究的追踪及把握能力，其中很多篇章可谓是了解、研究丝绸之路的经典必读之作。

以下对所收文章略作介绍，兼附笔者的评论。依据原书顺序，以见编排的匠心。

第一编《丝绸之路的序幕》收录四篇文章：索利（J. Thorley）《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East Under Augustus）、艾琳·古德（Irene Good）《汉代之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斯坦因（A. Stein）《公元630年玄奘的沙漠穿越》（The Desert Crossing of Hsüan-Tsang, 630 A.D）、荣新江《海路还是陆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和流行区域研究述评》（Land Route or Sea Route?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the paths of transmission and areas in which Buddhism was disseminated during the Han period）。

《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发展》一文 ，在充分挖掘西方史料的基础上，对公元前1世纪至1世纪前后罗马与东方的海、陆贸易的路线、商品、中间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在这一时期，丝绸贸易只在其中占据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揭开了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地中海世界沟通的大幕。此文是从西方的角度看罗马与东方贸易问题的，和我们从汉代史料来看与罗马的丝绸贸易有所不同。《汉代之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 则是提醒我们在面对中国以外地区考古发现的丝绸时，应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如此方可客观地考察中国丝绸外输的时间、范围等相关重要问题。此文让我们简明扼要地了解了西方出土的丝绸情况。斯坦因《公元630年玄奘的沙漠穿越》是一篇1919年发表的一篇老文章 ，但他用亲身经历来考证玄奘从瓜州到哈密的穿越沙漠之路，是迄今也很难有人取代的，因此对于认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仍然是有价值的。拙文《海路还是陆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和流行区域研究述评》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文献、考古资料加以辨析，并坚持汤用彤先生的陆路说。

编者的目的显然是想集中在罗马帝国和汉朝时期，这正是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方政治、经贸往来频繁的时期，印度的佛教也在稍晚一点的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因此上述至少三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丝绸之路开始时期重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但有关7世纪初玄奘越过沙漠的一篇文章在时间上并不属于编者给出的范围内，或许她考虑在这部书的第一编，应当给读者一个丝路上艰险旅行的概念，这样的安排从地理上来说也有道理的，当然，如果能够选用更早时期有关丝路地理情况的一篇文章或许更为合理。

第二编《贵霜帝国及其影响》也收四篇文章：贾森·尼利斯（Jason Neelis）《“古道”之再探：南亚边地之外的佛教早期传播的其他路径》（La Vieille Route Reconsidered: Alternative Paths for the Early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beyond the Borderlands of South Asia）、辛维廉（N. Sims-Williams）《古代阿富汗历史的曙光——大夏语的解读》（New Light on Ancient Afghanistan: the decipherment of Bactrian）、艾鹜德（C. Atwood）《公元3—4世纪精绝的生活——民丰北（尼雅）发现的俗语文书所得信息综述》(Life in Third-fourth Century Cad’ota: A survey of і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Prakrit documents found north of Minfeng (Niya))、布腊夫（J. Brough）《关于公元3世纪的鄯善及其佛教史的几点评注》（Some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古道”之再探：南亚边地之外的佛教早期传播的其他路径》是篇将近三十页的文章 ，利用过去三十年来学者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一带考古调查的岩画、岩刻铭文，以及追踪流散至欧洲的犍陀罗语古代写本等图像及文字材料，将白沙瓦盆地、斯瓦特（Swat）、克什米尔和我国新疆之间的古代交通路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相较于以往关注较多的翻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连接犍陀罗（Gandhara）和大夏及中亚西部的路线，经由喀喇昆仑山的这些路线的重要性也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因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这是佛教向东方初传的重要通道。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所附的两幅地图（72—73页），不仅大大消解了读者在面对一堆陌生的地名时手足无措之感，也让人不得不认同作者所概括的——经行这些地区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古代交通路线的确是“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路线”。相关的深入研究可参看作者的博士论文《佛教早期传播与贸易网络》（Early Buddhist Transmission and Trade Networks, Brill, 2011）。

《古代阿富汗历史的曙光——大夏语的解读》是辛维廉的一篇演讲稿 ，尽管并非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这是他1996年向学界首次报告20世纪9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古物市场流散至伦敦的一大批大夏语文书的解读成果。学界对大夏语的研究，从最初仅有钱币铭文可资利用，到突然出现的一百多件写在皮革上的世俗文书，诚如作者所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更何况这些文书不仅数量众多，且内容丰富，有书信，还有买卖契约、收据等法律文书。但若没有作者长达五年的辛苦工作，丝绸之路上的贵霜帝国的官方用语之一——大夏语的最终解读不知将会是何年何月。大夏语的解读不仅对了解曾经以阿富汗北部为中心的贵霜帝国的历史意义重大，也对了解这一地区此后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不可或缺——要知道，贵霜帝国灭亡之后，大夏语依然被使用了六个世纪之久！这批文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贵霜以后嚈哒、吐火罗诸王国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内容可以和汉文史料中关于这一地区的记载相印证 。

《公元3-4世纪精绝的生活——民丰北（尼雅）发现的俗语文书所得信息综述》 利用语言学家翻译的尼雅、楼兰出土梵文俗语文书，对以精绝为主的鄯善王国的社会史做系统的整理阐述，包括行政地理、农副产品、婚姻性别、亲属关系、佛教教团、官僚体制、社会结构、动态的经济、与周边贸易、外界的经济状况等方面，强调了西域绿洲王国自身的特性。比前一篇文章早二十多年发表的《关于公元3世纪的鄯善及其佛教史的几点评注》一文 ，是尼雅、楼兰文书研究奠基之作，通过布腊夫的考证，基本确定了这些鄯善文书的年代，并且把文书所反映的鄯善王国与印度、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佛教早期通过丝路南道进入中国的印证，都做了透彻的研究。本文原有一个《补编》 ，没有收入，读者可以参看。

第二编的前两篇文章主要是贵霜帝国本身的情况以及对外交通，特别是佛教从贵霜传入塔里木盆地的道路问题。而后两篇文章集中讨论尼雅、楼兰文书反映的鄯善王国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佛教的东渐西域绿洲王国的问题，在西方学者眼中，鄯善王国因为用了贵霜的语言文字——佉卢文书写梵文俗语（又称犍陀罗语），因此可以说是贵霜帝国势力的外延。这四篇文章的确是描述公元2-4世纪时期贵霜以及受其影响的鄯善王国的最好论文，但从编排的角度来说，似乎把布腊夫的文章放在阿特伍德文的前面更顺通一些。最近几十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佛教大学共同对尼雅遗址做过系统的发掘，获得了许多新的文献和文物资料，但迄今还没有利用新旧材料概述鄯善王国的英文论文发表。

第三编《龟兹、鸠摩罗什及佛经翻译的广阔问题》有四篇文章：许理和（E. Zürcher）《中国佛教研究透视》（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梅维恒（V. H. Mair）《印度与中国——对文化受容的几点观察》（India and China: Observations on Cultural Borrowing）、赖恩（G. S. Lane）《论吐火罗语方言的内部关系》（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Tocharian Dialects）、亚当斯（D. Q. Adams）《吐火罗语在其他印欧语言中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许理和是西方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著有《佛教征服中国》，他的这篇《中国佛教研究透视》 从三个方面，阐述在研究公元4-8世纪间作为历史现象的佛教时，汉文材料存在的偏颇和不足。梅维恒《印度与中国——对文化受容的几点观察》 一文是在其研究敦煌变文和讲唱故事印度来源的基础上，批驳某些学者关于文明自发生成论的看法，指出中国文化中的绘画理论、戏剧、汉语语法与音韵、音乐等受印度影响的例证。

在公元4-8世纪的丝路北道上，主要流通的是所谓“吐火罗语”A、B两种方言，这种语言因为属于西支印欧语而备受关注，同时这种语言流行的龟兹、焉耆、高昌，也是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母语应当就是吐火罗语B。这里选用的《论吐火罗语方言的内部关系》 和《吐火罗语在其他印欧语言中的位置》 两篇文章，是讨论吐火罗语两方言的关系以及这种语言在印欧语言中的位置，后者认为它与日耳曼语最为接近。

宗教的传播与交流一直都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范畴。在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中，佛教是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以上第二、三编的相当篇幅都是与佛教相关的文章，体现了编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入选论文涉及佛教东传的时间、路线、途径，佛教对西域和中国中原社会的影响，以及以佛教为媒介的中印文化交流等重要问题。第三编的标题中提到的鸠摩罗什的确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但编者似乎没有找到一篇有关他的合适的论文。

第四编《撒马尔干和粟特人》选收五篇文章：辛维廉《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葛乐耐（F. Grenet）的《粟特人的自画像》（The Self-Image of the Sogdians）、马尔沙克（B. I. Marshak）与腊丝波波娃（V. Raspopova）合撰《片吉肯特一所带有谷仓的房子中发现的壁画（公元8世纪前25年）》（Wall Paintings from a House with a Granary. Panjikent, 1st Quarter of the Eighth Century A.D.）、韩森《有关公元500—1000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者粟特人的新著》（New Work on the Sogdians,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rs on the Silk Road, A.D. 500-1000）、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的迁徙及其聚落》（The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s of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 利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和中巴友谊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铭刻材料，仔细论证了粟特商人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结论指出，粟特人在粟特、中国、印度的三角贸易中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粟特人的自画像》 根据屈霜你迦和撒马尔干的壁画，指出粟特人存在着以粟特国王为中心的粟特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但在这些壁画中却明显缺少贸易和商旅的图像，这一缺失在中国发现的粟特首领萨保的墓葬中得以展现。《片吉肯特一所带有谷仓的房子中发现的壁画》 介绍了撒马尔干的考古及所发现的城市建筑，对于这所房子四壁的壁画内容做了详细的复原和考释，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粟特本土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极好素材。《有关公元500—1000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者粟特人的新著》是一篇书评 ，评2002年出版的魏义天（É. de la Vaissière）的《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和2001年出版的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借此二书讨论丝路上的粟特商人问题，最后附有吉田丰（Y. Yoshida）提供的吐鲁番发现的639年粟特文买婢契约的最新英译。《北朝隋唐粟特人的迁徙及其聚落》 是系统阐述粟特人东渐中国及其在一些城镇建立殖民聚落的长文，实际上英文翻译时有所节略。

粟特研究是近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进步领域，编者利用有限的篇幅，涵盖了从撒马尔干到中国的不同地点和不同内涵，对于相关的两本专著，则用书评的方式加以介绍。如果从撒马尔干出发来考虑文章的编排，还是应当以马尔沙克与腊丝波波娃、葛乐耐、辛维廉、荣新江、韩森的顺序排列文章似乎更为合理。被视作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主要承担者的粟特人，可以说是本论文集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除了这一编的五篇文章，其他编的一些文章也多多少少与之有关。

第五编《吐鲁番》收录六篇文章：张广达、荣新江《吐鲁番绿洲及其探险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Turfan Oasis and Its Exploration）、韩森《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公元500—800年》（The Impact of the Silk Road Trade on a Local Community: The Turfan Oasis, 500-800）、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童丕《丝绸之路上的纺织业与织物——产地与交换的地理因素》（Textiles et tissu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eléments pour une géographie de la production et des échanges）、斯加夫（J. K. Skaff）《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The Sasanian and Arab-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汪海岚（Helen Wang）《公元800年以前东部中亚流通的钱币》（Money in Eastern Central Asia before AD 800）。

其中，《吐鲁番绿洲及其探险简史》是作为《泰东》杂志一个吐鲁番研究专号所写的导言，对吐鲁番及其考古探险的历史做简要概述 。《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认为公元500—800年丝绸之路贸易在吐鲁番整个经济体系中作用甚小。《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 探讨了唐朝西州地区妇女的各种状态。《丝绸之路上的纺织业与织物——产地与交换的地理因素》 则依据唐朝史籍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庸调布等，讨论了唐朝各种织物的产地和运输情况，以及汉唐间丝织业向西域的传播问题，指出唐朝政府在丝路贸易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 仔细分析了这两种货币的流通时间以及在贸易中的作用。《公元800年以前东部中亚流通的钱币》 根据出土钱币和各种文字的文书材料，来说明其时西域地区钱币流通情况。

编者选择的有关吐鲁番的文章相对多一些，这或许和其本人的兴趣有关。但《简史》和《妇女》两篇和丝绸之路研究的关联并不太直接，只是对于西方读者了解吐鲁番的历史及其特性有所必要。有关丝绸和钱币的研究占据主要篇幅，也牵涉到地方经济和丝路贸易的关系问题，作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中、日文的研究论著中也有相关的优秀论文，值得在阅读本书时参考。无可否认，贸易是丝绸之路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器。第五编选取的好几篇文章都与这一主题相关，对应着贸易所涉及的商品、路线、货币等重要方面。

第六编《敦煌与于阗》（Dunhuang and Khotan）也收录六篇文章：高田时雄（Takata Tokio）《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布卢姆（J. M. Bloom）《丝绸之路还是纸张之路？》（Silk Road or Paper Road ?）、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唐朝景教研究综述》（Tang）、熊本裕（Kumamoto Hiroshi）《于阗人在敦煌》（The Khotanese in Dunhuang）、吉田丰《伊斯兰时代以前于阗的税收制度研究》（On the Taxation System of Pre-Islamic Khotan）、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The Nat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nd the Reasons of Its Sealing）。

《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 描述了作为汉人聚居的敦煌，其多语言流行的状况。东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也是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作者选取了《丝绸之路还是纸张之路？》 来体现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唐朝景教研究综述》是为《基督教在中国手册》所写 ，其中涉及景教写本的情况。《于阗人在敦煌》 根据敦煌出土的于阗语文书，指出10世纪的敦煌应当有一个拥有相当一批僧侣和带有家口的于阗人所组成的社团。《伊斯兰时代以前于阗的税收制度研究》 将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语文书分组，并对其反映的各种税收制度做了详细的研究。《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一文，是从多个角度来考察藏经洞的封闭问题，也涉及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公元1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

编者把敦煌和于阗放到一起是有其道理，因为10世纪的敦煌和于阗有着密切的关系，大批于阗语文献在敦煌发现，因此有几篇文章都涉及敦煌的于阗人。但于阗毕竟是和鄯善、龟兹、吐鲁番地位相同的西域绿洲国家，自可成为一编，吉田丰的文章就是以于阗王国为探讨对象的。而敦煌更是可以独立讨论的一个丝路城镇。编者把黎北岚关于敦煌景教文献的研究综述放在这一编中，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还是景教在中原的情况，而且，如果选择了有关景教的内容，其实也应当有一篇关于摩尼教文献的研究文章，或许选择克林凯特（H.-J. Klimkeit）一篇反映丝绸之路的宗教多元性的文章可能更为合适一些。

总之，虽然还有一些编排上的问题可以挑剔，但面对这样丰富多彩的丝绸之路及相关研究，能够挑选并分编成这样两卷本的文集，可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学术资源电子化已日趋普遍的今天，尽管这些文章中的绝大部分都不难获得，甚至其中的有些文章也有中文本，但编者把散见于不同杂志、论文集的相关文章搜罗汇编为一本书，从便于研究、教学之用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功德，特别是中国学者关注不够或不易觅得的一些重要文章，有此论文集在手，就方便了许多。

本书在印刷方面还有一些不应当出现的错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排版方面的错误，特别是汉字排印的错误，多得离谱。定价如此高昂（Brill官网定价419美元）的一本论文集，排印错误却比比皆是，如18、28页的Ribaud当作Riboud）；42页的“牟之”当为“牟子”；134页的人名Witt-fogel中间不应有连字符。作为一本专题研究文章的选集，本应是后出转精，即新编的论文集应尽可能避免之前的一些错误，提供给读者一个更好的本子，但很遗憾的是本书没有做到。以第二卷中所选Skaff文章的注释为例，汉字排印错误之多，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如520页注10所引日本学者小谷仲男文章标题，应为“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汉唐墓葬所反映的西方因素”，“敦煌学刊辑”当为“敦煌学辑刊”；521页注14、524页注43、525页注54“考古学论文记”当为“考古学论文集”；529页注100“李羡林”当为“季羡林”；526页注65“彦惊”当为“彦悰”；注70“郑学样”当为“郑学檬”；528页注83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竟然被排成了“沛超胡兴家”；529页注104“黄惠贤”被改姓为“寅惠贤”，而所引其文章“从唐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竟然被简化成了“西高昌州年西政化”！同注的“资治通鉴”变成了“资治逋鉴”；530页注105的“唐令拾遗”误作“唐令拾道”；注106“陈寅恪”变名为“陈寅各”！

其二是图版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插图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幅好的插图可以省去许多无谓的笔墨。这本论文集里的一些有画面的图，用“漆黑一团”来描述一点儿也不为过。这些内容模糊不清的插图，影响读者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如辛维廉教授关于大夏语解读一文所配7幅插图中，有3幅完全看不清内容（101、102、104页），马尔沙克与腊丝波波娃关于粟特壁画的文章，研究的对象是图像，除线图外，其他插图在此完全无法体现其出现的价值（280、284、285、297、303、317、318页插图）。

此外，116页下面的标题Central Asiatic Journal是排版错误，当删。

（2013年3月19日完稿，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579—588页。） frdTQwFvVTFQYTNGPOpCGEWajg5K6/1m0kIn+/+dULKs2Q6EvWnbWTBLTHd0Dn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