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最近十年来我有几次机会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学，经常参加郑培凯教授组织的“行山”活动，即每个周末走一段山路，常常是沿着海边断崖上崎岖不平的小路行走，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山海景色。对于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和张信刚教授边走边聊，听他讲说在北非、中东、南欧各地的行纪和见闻。特别是2009年春天的两个月，我们聊得最多。2011年，他记述这些旅行的文字结成一个集子，分别在7月和9月，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繁简两种文本，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大中东行纪——游走于文明之间》，是他的“游走于文明之间”系列著作的第一部。
张信刚《大中东行纪——游走于文明之间》书影
所谓“大中东”，是张信刚教授从文化的角度给出的地理概念，除了传统的中东所包括的十六个国家外，还有疆域毗邻或从文化和地理上关系密切的十五个国家。这本书的内容涵盖了所有这三十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与现实政治。繁简两种版本的文字内容几乎完全一样，但篇章结构略有不同。香港版前面是《绪言：这里并非静悄悄》，然后将书的内容分作四篇，即第一篇《非洲雄狮》，第二篇《拜占庭和奥斯曼的余晖》，第三篇《文明曙光》，第四篇《通史而知今》。大陆版的《绪言》相同，而书的主体分做上下两辑，上辑是《大中东外缘：舛错的命运》，下辑是《传统中东：历史的足迹》，最后是别辑《通史而知今》。后者似乎更符合作者对中东和大中东的定义，也更学术性一些；而前者更偏重地理脉络，似乎更通俗一点儿。不论哪种编排，都不影响阅读。只是两种版本的部分图片有别，而作者不同时期所拍摄的照片，的确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如香港版不见于大陆版的照片“柏柏尔人的遗迹”（81页）、“戈里的斯大林博物馆前的塑像”（187页）、“伊朗西阿塞拜疆省一个小镇商店”（204页）、“叙利亚境内的贝杜因人”（235页）、“作者与一位90岁的黎巴嫩老人合影”（258页）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写真，过若干年以后，就会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
读者或许要问，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理工科学者和科学家，成就卓著，荣誉满身，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到处跑来跑去地写这样一本书呢？我想，这或许和作者早年的一段传奇经历有关。
1963年，作者台湾大学毕业要去美国留学，美国使馆暗示他因为有移民倾向，在台北是拿不到留学签证的，不如到他父母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埃塞俄比亚去申请美国签证。这样，他的父母就花了一笔可观的路费，让他“曲线留学”。1963年7月中旬，年轻的张信刚从台北飞香港，然后飞泰国曼谷、印度孟买，到黎巴嫩的贝鲁特停留三天，还去了贝卡谷地（Bekaa Valley）。然后转往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停两天，飞到17－19世纪的首都贡德尔（Gonder），见到在那里协助当地建立一所全新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父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走访了青尼罗河的源头塔纳湖（Lake Tana）等地。8月底，从贡德尔到厄立特里亚首府阿斯马拉（Asmara），逗留三日，看意大利刻意建设的这座新城。又走访红海之滨的海港旧城马萨瓦（Massawa）。再从阿斯马拉乘飞机到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转机，在短暂的时间里，把护照压在边防门卫那里，出门打车去市区参观，并看青、白尼罗河的交汇。然后经埃及首都开罗，到希腊雅典游览两日，再经意大利罗马、瑞士苏黎世，最后从法国巴黎转机去美国纽约。——这一大圈的旅行，如果在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是在1960年代初！作者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观察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区域，在“大中东”的外围游走了一圈。
作者的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为他日后关注大中东地区的历史、文化、现状埋下了种子。此后，在他以一个理工科学生求学、任教、走向事业辉煌的间隙中，都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学习、了解那片土地上的一切。我们看到书中自述的片段里，他积极与中东地区来的同事或学生交流，努力借讲学、开会、访问、旅行等各种机会，游走于大中东的各地。关于他的游走，我从这本书中按年份粗略统计一下，就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1981－1982年在巴黎任客座教授时，一家人驾车到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地区旅行，见识了科尔多瓦（Cordoba）的巨大清真寺，萨维利亚（Sevilla）的阿尔卡扎（Alcazar）王宫城堡，格拉纳达（Granada）的阿尔罕布拉（Alhambra）王宫和庭院。
1998年8月在西班牙最南端的塔利法（Tarifa）小镇，遥望北非。
2000年从南到北游览约旦全境，包括世界最低的湖泊死海、罗马古城杰拉什（Jarash）、安曼市郊区、南部古城佩特拉（Petra）。又跨过阿卜杜拉国王大桥，进入以色列占领下的“西岸”地区，参观耶路撒冷的哭墙和耶稣圣墓，穿行于“西岸”的大小城镇，从赫布伦（Hebron）到伯利恒（Bethlehem），从拉姆安拉（Ramallah）到纳布卢斯（Nablus）。
2004年到土耳其讲学，游览伊斯坦布尔。
2005年12月在开罗大学作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走访上埃及的阿斯旺（Aswan）一带古迹。2006年元旦又到了亚历山大城。
2006年10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科学之城大学（Bilkent University）讲学。
2007年作者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位置上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游走各地。
2008年初到马耳他的瓦莱塔（Valletta）、穆地那（Mdina）等地旅行。同年春，访问伊朗大不里士（Tabriz）、德黑兰（Tehran）、库姆（Qom）、伊斯法罕（Ispahan）、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设拉子（Shiraz）等地。10月初，又到地中海的罗德岛（Rhodes）参加一个国际文化论坛。
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之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海峡大学（Bosphorus University）任客座教授，走访了许多地方，对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接触。其间在2010年1月，重访非洲，去吉布提的飞机因为延误而先到了也门首都萨那，再到亚的斯亚贝巴，再到贡德尔，重走半个世纪以前去过的地方。
2010年1月底，又再次到访黎巴嫩贝鲁特，并特意去北方名城特里波利（Tripoli）参观。同年4月到雅典，参观卫城新博物馆，并沿海岸线向南旅游。夏天，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Yerevan），参观国家历史博物馆、古籍博物馆、种族灭绝纪念馆。再从亚美尼亚北部进入格鲁吉亚，走访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到过斯大林的故乡哥里（Gori），参观斯大林博物馆。又去古代文化中心姆茨赫塔（Mtskheta）。又到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以及12世纪杰出诗人内扎米（Nizami Ganjavi）的故乡占贾（Ganja）。
同年10月，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走访商业城市阿勒颇（Aleppo）和著名的丝路古城帕尔米拉（Palmyra）。11月，从西班牙塔利法，乘渡轮过直布罗陀海峡，到摩洛哥的丹吉尔（Tangier），也就是作者心仪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故乡，还去了罗马古城沃吕比利斯（Volubilis）遗址，以及阿拉伯什叶派伊德里斯王朝都城非斯（Fes）和穆拉比特王朝首都马拉喀什（Marrakech）。
此外，还有我不知他哪一年去的突尼斯的圣城凯鲁万（Kairouan）。还有……，还有……
作者游走的地方远远不止我上面所能罗列的这些城镇，他的书不是纯粹的游记，因为他已经从一个凭兴趣而撞进人文领域的理工科学生、科学家，成为一个通过观察、思考、读书而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大中东行纪》，既是游记，也是历史，更是作者对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横向交流与纵向演变的观察与体会。”（226页。以下所引均为大陆版）可见，随着作者的大中东旅行次数的不断增加，他已经成为穿行在不同文明之间，自觉观察它们的横向交流和纵向发展的情形，并有所体会和感悟的思想者了。
作者观察中东地区的视角，重点在地理、文化、历史，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地理环境（主要地）决定文化的发展，而文化传统会影响历史的进程。”（170页）全书也是这样展开的，对于大中东的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清楚地交代了地理位置、交通道路，然后对于这一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特别是不同宗教的影响和作用，做了非常透彻的阐释，并把错综复杂的各个国家、地区政治地理版图和宗教文化的轮替，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梳理。我过去也看过一些“世界通史”或国别史的书，仍然有许多盲点不甚了然。作者在这样短的篇幅中，把这样广阔地理范围内各国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清晰地勾勒出来，对于我来说，真有阻塞的经络被打通的感觉。
作者对于大中东的地理和历史有着深厚的知识储备。比如在谈到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也门时，他说：“早期埃及与非洲南部以及亚洲的贸易大多通过红海进行。但红海的风浪很大，并不便于船只航行。自从三千多年前骆驼被引进阿拉伯半岛之后，也门就成为亚、非、欧贸易的重要转口地：从印度等地来的货物经海路运到也门后，一般由骆驼队沿阿拉伯半岛西部的陆上商道运往地中海地区。这样，也门很早就有了比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较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因此也就有了较高的文明。”（49页）好像是从地图的表面，说到了深层的内涵，其简洁的描写，让读者眼前浮现出一幅丝路驼队的图画。这对一般读者来说，胜过学究们费尽心思的绵密解说。
作者之所以选择大中东作为他“游走于文明之间”的第一步，可能是基于他所说的这样一种考虑：“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定会同意，大中东是农牧和畜牧业的起始点，城市文明的发源地，象形和拼音两类文字的首创区，世界三大‘一神教’的诞生地。”（7页）“但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整体表现是政治民主化迟缓，经济全球化滞后。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要面对国内纷扰和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双重危机。”（11页）而且，这一地区又是近年来世界上最为动乱的地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其间，战争风云变幻莫测，恐怖事件频频发生，各国的智库都在为这一地区的未来绞尽脑汁。
张信刚教授作为一个具有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在游走于文明之间的时候，他有着自己的思考：“依我看，‘大中东’地区哪个伊斯兰国家能够涌现大批‘独立判断’的学者，在大众接受的教法范围内找到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途径，哪个国家就会成为‘大中东’伊斯兰国家未来发展的模式。”（23页）他特别指出：“民主的真谛是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目的是寻求幸福生活。”（18页）而且强调“国家世俗化”这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概念，“即公民可以有信仰自由，但国家不可尊奉任何宗教。”（19页）他对比了中东许多国家的宗教文化以后，特意指出：“什叶派的教义比逊尼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加重视‘公众议决（Ijima）’的法学原则，因此与现代民主概念没有本质的冲突。”（20页）这似乎和我们从一般媒体所见到的对什叶派的宣传相违背，但我相信他的观察是更有道理的结论。其实，他对伊斯兰文化的许多真知灼见，我还没有很好的体会到家，因此也就不敢过多地阐释。
作者最为关怀的，是中东地区的命运和前途，也设身处地为这些国家的未来提出美好的建议。这些看法是作者在大中东地区到处游走，与政府官员、大学教授、青年学子、中学教师、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等“三教九流”不同阶层人士交谈以后得出来的，因此许多想法是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身出发来考虑问题，可以说对于各国的问题点应当说看的很准，比如对于以巴冲突的死结在哪里，对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等国之间的问题焦点在何处，都有准确的定位。这些对于我这个历史学者来说，只有钦佩和认同。而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本书对于奥斯曼帝国以后的近代西方殖民时代交代太少，或许作者觉得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近事，不必费词。但作者在一些地方已经提到，这些殖民强国的做法是这一地区政治斗争的主要原因，并且延续至今。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要考虑中东的问题，是无法离开它的外部环境，甚至距离十分遥远的一些国家，像美国、日本，还有中国。
张信刚教授的书无疑是写给中国读者的，所以他也时常“从非洲之角东望华夏神州”，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现状的思考散在书中不同的段落中，也很有启发。
比如在谈到伊朗波斯波里斯王宫的各国使臣雕像时，他说道：“我们不必过分沉湎于中华帝国旧日的光辉，因为‘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个写作于盛唐时期的名句，完全适用于更早一千多年的波斯帝国。”（238页）这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批判，而希望今天的中国不要总是强调盛唐的辉煌，而是要更加勇于创新。
在对比东西方各国历史、地理以后，他指出：“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在欧亚大陆的最东部，东、西向的来往相对要少。又由于中原地区与北方有长城和黄河的阻隔，南、北向往来的程度也比不上欧洲、西亚和南亚。”（339页）这种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伟大的”长城和作为“中华母亲”的黄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在书中，作者曾简要地回答过李约瑟难题，即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首先出现。他说：“现代科学之所以出现在西方有三个要素：古典希腊文明、中古伊斯兰文明和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启蒙主义。”（116页）“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都以希腊古典著作为滥觞。这就是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欧之原因所在。”（117页）由此，他对于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历史贡献，从学理的角度做了评价：“我认为利玛窦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大贡献是他首次把希腊古典时代的数学介绍到中国来。他用传授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学问作为传播信仰的手段，以此打开了某些中国士人通过神灵世界的心扉；他也使更多中国士大夫认识了一种以往从未接触过的知识领域和思维方式。”（110页）
我们时常在中国大地上游走，我们也不缺乏对于祖国伟大文明的认知，我们更加富有从革命时代带来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加以对比，来观察我们祖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应当承认即使在我们认为是秦皇、汉武的辉煌时代，我们在远征、在艺术等方面也不能与波斯大流士、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们国家的创造力相比；虽然我们到明朝有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但我们还是要等到利玛窦的到来，带给我们理性主义和新的思维方式。这本《大中东行纪》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给予我们丰富的中东文明作为对比的参照物，让我们正确地认识自身的文明史；同时，中东的现实也为我们的今后敲响了警钟。
张信刚教授对于中国文明、中西文化对比，以及对于伊斯兰社会、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关系，还有对整个东西方文明的思考，在书中随处可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一边游走，一边思考。在这本书里面，他把他的分析和认识，集中呈现出来，让我们分享他的“中东盛筵”，也使我们从他处处闪烁的智慧之光中得到了知识和教益。
2007年，张信刚教授在北京的清华大学给本科生上一门通识教育的课程，名字就叫“游走于文明之间”。在他短期回香港开会的时候，曾经让我去代过一堂课。因为我没有听过他的课，看了助教交给我的课程表，也没明白多少。到了2011年9月中旬，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就此话题做了一场精彩的讲演，我才略微听出一些道道。在我愉快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像随着张信刚教授游走于中东各种具有深厚底蕴的文明之间，听他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又好似在香港海岸边的“行山”途中，穿透时空，望见“西洋”那边另一类文明的世界。
（2012年2月4日完稿，原载《书城》2012年4月号，2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