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
——张广达先生《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读后

此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张广达文集》中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本，收录了张先生自20 世纪80年代初到近年发表的论文、讲演稿、百科词条、书评计22篇，长的有数万言，短的仅一两页，集中展现了张先生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特别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些文章过去都拜读过，但此番一口气地看下来，对于张先生有关唐代多元文化的整体思考和对个案研究的精雕细刻，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虽然中国传世的典籍浩如烟海，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文人对于周边戎狄和外夷的歧视，有关的记载有许多不够准确的地方。而且，从中国古代王朝传统的经营四夷的观念出发，传世史料所记载的中西关系，主要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文化交流的记录相对较少。我们从书的《总序》中可以看出，张先生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本依据，是20世纪初叶以来西北敦煌障塞、塔里木盆地周边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胡语文献、图像，这其中的主要文本，来自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盆地各遗址出土的汉语和各种胡语文献，也包括近年来中原地区发现的胡人首领墓葬中的图像和墓志资料。作者特别声言，这些新的文本和图像，带来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上的一个“文献的转折”（documentary turn）时期，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气象。

作者最早的专题研究始自一方洛阳发现的六胡州大首领安菩的墓志，在《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1986）一文中，除详细讨论了六胡州地区昭武九姓的来龙去脉之外，更扩大到从粟特本土到东北营州地区的昭武九姓的活动情形。所谓“昭武九姓”，就是现在大家已经颇为熟悉的“粟特人”。此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主要利用中国传世史料，勾勒过包括粟特人在内的隋唐时期来往中国的西域人；中国学者向达先生也利用史籍和墓志，集中探讨过唐代长安的粟特胡人和他们所带来的西域文化。张先生此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墓志、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突厥碑铭、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勾勒出粟特人东渐中国的更为广阔的画面。作者提到的“唐代昭武九姓聚落的分布、迁徙、延续情况”，在文章发表的当初，学界可能还无法认识它的意义。二十多年过去以后，由于新的文书、石刻史料以及正规考古发掘的胡人墓葬及其图像材料，我们对此已经有了认识上的巨大进步，现在不仅可以清晰地描绘出粟特胡人聚落在北方丝绸之路沿线从索格底亚纳到东北营州的分布情况，而且对于深入到江南甚至岭南地区的粟特胡人，以及他们在安史之乱后的发展变化，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从这一点来看，张先生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六胡州昭武九姓问题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引发出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这篇文章最后，张先生说道：“至于昭武九姓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宗教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则是另行撰文论述的任务了。”虽然此后若干年由于研究“任务”的转移，作者主要的研究志趣专注在其他问题上，但在十年以后陆续发表的《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1996）、《唐代祆教图像再考》（1997）、《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1999）、《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2001）、《唐代长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们各方面的活动》（2003），则正是作者研究粟特文化对唐代中国文化、艺术、宗教等多方面影响的结果。不难看出，研究的范围已经从粟特人扩大到同为伊朗种的波斯人，因而又有《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2002）的撰作；在宗教方面，也包括了与粟特人密切相关的摩尼教，因而有《唐代汉译摩尼教残卷》（2004）这篇长文问世；其在材料运用上的突出一点，是图像资料的引入和仔细分析。

从这里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张先生的关注点，集中于粟特和波斯人的宗教，首先是祆教，即源自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先生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以来，探讨祆教入华的学人代有其人，但主要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祆教徒的入华活动以及一些确定的或似是而非的祆教崇拜痕迹的解说上。张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连续发表的三篇有关祆教的文章，其所探讨的记太原“以尸送近郊以饲乌兽”的《旧唐书·李暠传》、敦煌所出祆教女神像、吐鲁番高昌王国时期的祭祀胡天文书，等等，都不是什么新发现的资料，但作者以其对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称之为祆教）经典和习俗的了解，大量引用该教基本经典，如《阿维斯塔经》（Avesta）、《闻迪达德》（Vidēvdād或 Vendῑdād，《伏魔法典》）、《祭仪书》（Yasna）、《赞偈》（Gāthā）、《颂神书》（Yasht）以及晚出的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尔塔·维拉甫入地狱记》（Artā Virāf Nāmak），甚至包括反映祆教内涵的吐鲁番出土粟特语摩尼教文献和敦煌出土粟特语佛教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深入分析了祆教的丧葬仪轨、祭祀对象、祆教神祇等问题，尽管同样的文本、图像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释读，但张先生根据祆教经典所给予的解说，对于我们认识祆教这种史籍记载只在胡人中流传的夷教，是怎样深入到中国的民间社会，并对高昌、敦煌、太原乃至唐朝首都长安产生了多少影响，都有极大的帮助。

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必须兼通中外。如果你只是看汉文材料这一面，那也就只有一种“汉式”的解说，固执一点的人，就难以接受其他的说法了。我们先来看看1955年西安西郊大土门村附近发现的一方晚唐苏谅妻马氏墓志的汉文部分，文字不长，全引如下：“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如果仅仅看这些刻在完全汉式的墓志石上的文字，我们只不过知道，这是一位担任唐朝禁军兵将的苏谅的妻子马氏的墓志，我们甚至不知道苏谅抑或马氏是波斯人，因为苏氏也好，马氏也好，都是地道的汉姓。可是，当我们看到刻在同一方墓志上的婆罗钵文（Pahlavi）铭文后，才知道苏谅是萨珊王族的家族名称（Sūarēn），马氏是出自这个家族的某人的女儿，她的婆罗钵文墓铭和汉文的并不等同，特别是墓志使用与伊朗地区婆罗钵文墓志相同的‘sp’nwl/aspānūr（安息之地）来指称墓所，用“愿她归位于阿胡拉马兹达和诸天使（身侧），光明的天堂中永生，愿她安宁”这样地道的琐罗亚斯德教用语来结束，表现出晚到公元874年，也就是会昌灭法以后，萨珊波斯的遗民不仅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官方文字婆罗钵文，而且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仰，很可能还采用着某些祆教徒的丧葬仪式。张先生在《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中为我们层层揭示出苏谅妻马氏墓志的婆罗钵文的内涵，为今后理解有关中外关系史的汉文材料的深层含义提供一个极佳的例证。

《唐代汉译摩尼教残卷》一文，更是立足于西方百年来伊朗语、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研究的成果之上，为汉语读者展现了一幅绚烂多彩的画面。敦煌出土的唐代汉语译本摩尼教《残经》和《下部赞》，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其表面的词汇看上去好似佛教的经典，可是表层意思的背后，却是地地道道的伊朗宗教内涵。西方学者从缪勒（F. W. K. Müller）、安德列斯（F. C. Andreas）、恒宁（W. B. Henning）、楞茨（W. Lentz）、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博伊斯（Mary Boyce）、宗德曼（W. Sundermann），几代学人，孜孜以求，给汉译摩尼教经典的词汇追寻出伊朗语的原语、原义，对勘出有些段落的中古波斯语或帕提亚语的平行对应文本，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和学术积累。张先生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另一个角度，即站在唐代汉译摩尼教《残经》的译者和《下部赞》的编译者道明的立场上，来看当时在汉语的语境（contextuality）下，他们对于摩尼教文献的不同段落、不同词汇，怎样分别采用音译、直译和意译，指出入华摩尼教信徒在面对唐朝时期兴盛的佛教教派、丰富的佛教语汇，采用了佛教唯识论的术语，来翻译摩尼教的教义。作者特别论证了“心”、“心性”、“心王”、“相”、“三常”、“四处”、“清净”、“净”、“种子”等概念从佛教到摩尼教的词义转换，同时指出佛教术语和形式的借入，并没有影响东传摩尼教教义的完整。他还提醒道，汉地译者所“加上”的一些东西，不能求之于伊朗语原本。最后，他指出唐代佛经目录中著录的《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很可能是现存摩尼教《残经》的原名，也即宗德曼先生复原的《〔明使演说〕惠明经》（Der Sermon vom Licht-Nous）。中国学者对于摩尼教的研究，从陈援庵到林悟殊，基本上理清了摩尼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至于敦煌发现的三部汉译摩尼教经典，则仍然停留在校录文本的阶段，对于其中所含丰富的摩尼教教义的理解，张先生本文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今日能从汉语语境理解摩尼教教义者，环视左右，恐怕不出三四人而已，期盼张先生能够继续发表他有关汉译摩尼教经典的研究成果。

同样期许的，还有张先生对波斯、粟特人带来的西方文化的研究。在日本发表的讲演稿《唐代长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们各方面的活动》中，他提到“粟特人将许多方面的习俗和工艺技术带到了长安，这在华美的金银器皿和多种舞乐、服饰、狩猎、娱乐、饮食、岁时历法、节日风俗诸多方面都有具体反映”，并举了坐床、金银器等个别的例子，但没有展开论述。真正详细讨论过的主题，是“唐代的豹猎”。同名文章利用阿拉伯文献，把粟特人带入长安的这一狩猎动物，从驯养到实用，给予了详细的解说，使我们今后面对唐墓壁画和陶俑展现的带猎豹和带猞猁的图像时，就可以联想起当年贵族狩猎的刺激场景。这一精彩的关于西方文化进入唐朝的个案研究，也更让我们期盼张先生能将这一序列研究继续下去。

猎豹虽然在唐朝主要是由粟特人带至中国的，但其发源地则在西亚、北非。因此，张先生的这篇《唐代的豹猎》，实际上也是唐朝与阿拉伯（唐宋称为大食）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篇章。张先生之所以能够把唐朝贵族豹猎活动的情况如此完整地描述出来，得益于他对阿拉伯文史料的熟悉，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读他给宋岘先生翻译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所写的《中译本序言》，就可以明白了。在这篇虽名为“序言”，实则为一篇论文的长文里，他分析了古典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并对其中的“伊拉克派”和“巴里黑派”的异同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做了阐释。张先生利用阿文史料不仅仅研究中外关系史，他对西域史地的研究，如《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1979）、《碎叶城今地考》（1979）等文（收入《张广达文集》中的《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阿文材料也作为论据而起着关键作用。

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史上，张先生最大的贡献应当是《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1987）这篇长文。这是一篇通史性质的长文，根据中西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勾勒出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王噉密莫末腻（Amīr al-mu’minīn）第一次派遣使者访问中国，到1981年7月1日阿曼苏丹国的一艘双桅三帆船苏哈尔号完成从首都马斯喀特东来中国广州的航行之间，双方政治、文化、科技、宗教等多方面的交往史，其规模迄今尚无人逾越。这篇文章原本发表在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上，记得周先生送给我这本书的时候，对于书中有些篇章过于简略而有所遗憾，而对这篇文章则赞不绝口。我每次见到社科院考古所的马文宽先生，他都带着感激的心情让我转达对张先生的问候，这也表明穆斯林学者对这篇文章的肯定。听说法国汉学重镇谢和耐（J. Gernet）教授，在张先生主讲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时，曾建议张先生以此为基础用法语出版一本中阿关系的通史。我倒不觉得非要用法语写书，因为那样会浪费太多的阅读和写作的时间，只是觉得张先生在阿拉伯学这样发达的法国这么多年，一定又积累了相当多的中阿关系史料，期盼他能用汉语陆续写出，最后可以汇编翻译成法文。

张先生说：“应当充分重视深入细致地比较一些相近的个案，以小见大，得出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认识。”（《总序》）上述论文，正是如此。与此同时，张先生其实也一直在考虑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些“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认识”，早年他发表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1985）、《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1985）、《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1986），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其中，前两文可以充分体现张先生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后一文是他所倡导的比较与对照研究方法的范本，而且撰写此文的年代，正是“思想解放”时期，文章也体现了他的现实关怀。近年来他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论思考，虽然没有写成专文加以论证，但在一些学术史的论述中，时有阐发，其中比较集中的表述，就是在给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所写《序言》（2001；收入《文集》之《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中。他写道：

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除了自身具有科学研究旨趣之外，又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漫长历史从来没有脱离过与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思想、另外的信仰、另外的风俗的交光互影，文献中保存着与另外的文化、另外的社会实践、另外的心灵交际的丰富记录。这使中国认识了“他者”和异域，并且借助于与“他者”的来往和与异域的交流而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对于这种与“他者”的对话，过去人们更多地体认到的是如何丰富了我国物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内容，实际上，这样的对话也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另外的思维方式的注意。中外文化异同的比较有助于破除思想上的畛域之见，改变仅凭自我存在、自我经验而形成的思维定式。

……

在疏证、考信史实层次上，我们有丰富的传统文献和层出不穷的考古文物和文书，可供研究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在义理层次上，我们有大量的新颖资料可供探讨什么是“他者”（the other）、“他性”（otherness/alterity）、“异己性”（foreignness）和怎样“涵化”（acculturation）、怎样“认同”（identity）的“他者学”（heterology）理论。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不仅有助于今后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将促进近代历史上的西方的概念让位于世界的概念，并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打破西方某些论述话语的垄断地位。

这既是张先生对我的训导，也是他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观思考。

（2008年9月14日完稿，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1期，82—86页。） By7TsLwmIL5Kbhx4VhGKnrjr503PJB1yhr+yDuEjPnsene+KM23RXIvBPx3lr0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