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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是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年，民国初始的政治与社会变革风起云涌，各种新思想和新事物交织在社会与文化的万象之中。1912年新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268年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共和。民国领袖们试图按照外国模式开创一个立宪的议会制共和国，但随着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总统，南北纷争初现端倪。事实存在的各省自治，与要建立一元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之间产生分歧，两种相互对抗的观点和纲领在经历酝酿发酵后，爆发出二次革命。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按照行政上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在北洋政府通缉持不同政见者的多事之际，1914年5月底，37岁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基拉姆·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结束了在日本的会谈和参访，乘海轮抵达上海，一天会议之后，依照行程安排转长江内河客轮驶往长沙。从这一刻起，在其后长达20余年时间里，他的事业与心血将沥洒在这个国家，他的一生也镌上了中国印记。
与清末时期单纯的仇外、恐外相比，辛亥革命后，洋玩意儿开始被逐步接受，影响并进而参与到中国各方面的事务和国人生活之中。有的是被移植到中国的“舶来品”，有的是海归们带回来的那些“洋泾浜”思想，有的是外国人直接操办的一系列事物和事件。外国势力、外国人等“外来”因素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相当普遍、牵绊驳杂并作用深远。如国事上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和外国特权的扩大，侵蚀着国家利益并不断加剧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抗；政务上为缓解债权而实行的预算削减和保守政策，则又辜负了进步者对国家改革的希望；甚至在1920年代民国初期的国民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的存在是团结革命力量的宗旨目标，但革命的本身往往又借助其他外国势力的援助和介入。
文化与思想方面的发展在被洞开国门的形势下，徘徊于改良与革命的两条道路间。“中学”的失势和晚清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当时的情况下都难以维护或实现文化自救。改良者转向了对占据优势的西方一切技术、制度、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地研究和吸纳，或采取“冲决罗网”式的激进批判，或用溯源的方式在传统中寻找对应事物印证，但都致力于对文化传统进行结构性的优化调整，并归诸实践。这些变革在之后演替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折衷主义。
外来者也开始主动用中国式的语言和形式来诠释、表达其带来的西方事物。例如在华基督教会和传教士们，历经义和团运动之后，认识到减小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助于弱化传教面临的阻力，帮助地方发展现代教育、医疗事业并与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保持默契。他们是天生的“西体中用”的执行者，墨菲受教会邀请到达中国，作为一名学院派（Beaux-Arts，也译为布扎）建筑师，更易于引发美学感知、空间建构等方面的共鸣，感触于神秘而辉煌的中国城市与建筑群的惊鸿一瞥，便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为学习者和守护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