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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统治者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禁锢了世人的思想，对文化艺术创作及发展也有明显的消极影响。同时，粗暴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得帝王意志和封建正统观念在文艺中占据着突出地位：以书法为例，为了迎合帝王的爱好和体现皇家的气派，书法风格逐渐形成了中和端庄的“台阁体”，虽有雍容华贵的皇家气象，但却刻板划一，最终导致了千字一题，千人一面，扼杀了书法艺术的个性和创新；绘画方面，同样缺乏有感而发的情感和激情，缺少相应的艺术感染力。总体而言，明初的文化专制政策，给艺术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极大，从洪武到成化的一百多年中，各类好的艺术作品几乎不可见。江南地区除去前文述及的重赋问题外，文化的压制也是空前的。其中，以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案最甚：尽黜南士，悉取北士，对江南士人的打击可谓空前；之后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以南卷、北卷、中卷确定取录名额，这对文教水平最高的江南地区实为一种并不公正的限制，这也可窥见文彭在六十岁之前，十次参加科举，却屡次落榜的原因了。
至弘治、嘉靖年间，“前后七子”针对“台阁体”的艺术形式和文坛的萎靡风气，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口号，这场从弘治到万历间持续百年的诗文运动，影响很大，“前后七子”所提出的复古观念，对于江南地区文化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直切论之，是对明中叶以后日趋尖锐的种种社会矛盾的反映。远而言之，则是对明初以来思想文化高压政策的萎靡不振之诗风文风的反动。然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出现，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运动，并不只是单一的文学现象，而是明代中叶掀起的文化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换言之，明代诗文复古，是在文化复古大背景下的文学变奏。
由于缺乏锐意创新的进取精神，力图振兴正宗文学的明代复古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但却间接地促使了民间文化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分野格局，使得上层文化不断向通俗化发展，民间文化自身又不断提炼与提高，其中一些文人士大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人士大夫一方面通过吸收和加工一些本属于民间文化的东西，创造出一种能够使雅俗共赏的文化作品，供上层社会欣赏和享用，如民间戏剧走进了皇宫，民歌成为士大夫们猎奇的对象，晚明小品文更加贴近生活等；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民间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在对民间文化的总结和推动方面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总之，明代民间文化的发展及层间文化的互动促进了明代文化的多层发展，这也成就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特点。
伴随着明代中叶意识形态的失控，中央集权的逐渐削弱，地方意识也逐渐觉醒。明代中叶的艺术有了明显的发展，戏曲、音乐、绘画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作品；江南地区内区域文化的发展，促使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呈现出了文化雅俗合流、雅俗共赏的局面，文豪诗杰多出江南，吴门书画独主艺坛，此时人文荟萃的江南为全国文化中心，已是不争的事实。此时的江南社会，在艺术方面的发展，已经基本摆脱了政治上严格的束缚，朝着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各行各派的艺术家们不遗余力地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许多艺术作品从明中期开始逐渐走向全盛时期。
文彭所处的江南社会，其艺术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自由创新的创作与多样的成果两方面。
艺术创作的自由与创新，成为明中期江南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艺术家思想上如释重负，各抒性灵，艺术领域出现了艺术创作繁荣、艺术名家辈出的繁盛景象。文化活动中所表现的品味则在于追求内敛含蓄的风格，艺术作品要引起共鸣就必须迎合其细致的品质，自由化的艺术创作特征激起了大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灵感，在创作思想过度压抑之后的完全舒张使得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明末。艺术创作自由化所掀起的狂澜不仅仅是艺术思维的一种变迁，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适应明代社会阶层的审美需求，而且也与晚明时期艺术创作的逐步平民化、大众化倾向相呼应，并在其艺术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明中期以后，艺术领域相较于前期，在创作理念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跨越，由此产生了更广泛的艺术体裁，更为多样的艺术作品。绘画领域，是“吴派”掌门的辉煌时期，在追求绘画意境、以画抒发情感的创作宗旨和用艺术来“怡情养性”的创作功用基础上，追求画中有诗，以书入画，极富笔墨情趣，使得作品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对画坛的创作思维和风格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明中期是江南地区版画发展的黄金时期，官刻版画和私刻版画齐头并进，共同繁荣。版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主要以小说、戏曲插图版画为主。众多的刻书坊在刀法、构图和版画形式上又各具特色，以质精、价优在刻书业领域争奇斗艳，产生了一大批形象精美、种类繁多的版画作品。戏曲领域，昆曲在明中期起风靡全国戏台，至隆庆年间，昆山腔已经完全取代其他戏曲，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戏曲艺术的主流，并在明末清初时期达到顶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