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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最初为一个地理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意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和不同的学者眼中，“江南”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明代“江南”地区的范围，包含了南直隶（明代设立的省级行政单位，范围大致为今江苏、安徽和上海全境）、浙江布政司、江西布政司三个行政区域。
江南社会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化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传统风俗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今苏南、浙江一带的江南地区因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已形成有别于中原的区域文化特色。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多次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至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等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而呈现出全方位超越北方的态势。其社会状况、人际关系乃至衣食住行、社交礼仪、民间社团、婚丧喜庆、宗教信仰、岁时节日、文艺娱乐等，除传承原有的地方特色外，更表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风貌。
正德以后的江南地区，从衣食住行到社会风尚，皆发生了一系列颇为显著的变化。文彭生于弘治十年（1497），至万历元年（1573）去世，其活动的年代恰好为明代中后期的开端。江南社会此时的大环境是怎样的？江南社会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又是否对文彭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与冲击呢？
明朝在建立之初，对旧体制在沿袭的同时也进行了强化。朱元璋上台以后，他吸取历代统治经验教训，削弱相权；在军事上析分军权，设置卫所；地方行政上设“三司分省政”，使地方集权于中央。在“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后，明代的中央集权真正做到了“集权于上，分权于下”，正如钱穆在其《帝王与士人》一书中总结道：“有明一代，文网之密，廷杖之酷，厂卫之虐，使朝堂之上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如果说明代初期的统治者，凭借其强有力的专制手段、超越常人的勤勉视政和精明狠毒的驭下之术，还能使这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话，那么其后代既无才又不勤勉，问题就渐渐显露出来了。
文彭所处的时期，实际上是明代中后期的开端。这一时期，表面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却因为最高统治者的能力问题，控制力不断削弱，而伴随中央集权控制的不断削弱，地方意识逐渐增强，离心倾向暗自萌动。从文彭出生伊始，就有正德年间安化王朱寘
和宁王朱宸濠的先后叛乱，而到了文彭去世的万历年间，党争激烈，群臣以地域关系结成政治集团，有所谓的东林党、浙党、秦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从中也或隐或显地反映出阶层和地方利益的驱动。
渐呈“土崩瓦解”之势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文彭生活的江南地区，展现得尤为明显：江南人士开始日益增强自身政治意识，政治热情也不断高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激愤与退隐互补的人生态度，中央集权统治对地方的严密控制日趋削弱、软化、松动后，地方的发展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经济方式、社会观念、生活趋尚的江南社会此时出现了猛烈的反弹，焕发出很大活力，从而绘制出一幅光怪陆离的生活图景。江南社会的变动与明代的集权统治很明显地形成了逆向的走势，多元化取向和消费风气的越礼逾制也因此有了可能，这也就从社会基础层面促进了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文化迅猛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开展了各类艺术品的创作、交易、鉴藏等活动。
明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基本国策是重本抑末、打击富户、提倡节俭、禁止奢靡，同时对江南富户的打击也极为严厉，但江南地区经过历史上多次经济重心的南移，至宋元时期，社会经济之繁荣已令全国瞩目，商品性农业已出现，蚕桑丝织发展迅速，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大城市的工商业十分活跃，州县城市和市镇也相继兴起。但明代初期的基本国策对江南地区影响尤大，基本遏制了江南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伴随着明王朝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朝廷所征商税的名目日渐增多，税率也不断加重，因此对江南地区工商业者盘剥尤甚；但同时也说明，统治者从自身利益计，已难以严格实行明初那种抑商政策。仁宗、宣宗以来，“提倡节俭、禁止奢靡”的“祖制”，逐渐被束之高阁。江南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逐渐回归其原先的轨道，并加快了发展步伐。文彭自幼生活的苏州，便是江南社会的一个缩影：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壕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图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
由此可见，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原本国策基调的转变，江南地区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发达皆为全国之最，成为明王朝倚仗之财赋命脉。此种社会生态，自然对文彭人生经历、仕途追求、社会交往、艺术成就产生了诸多影响。也正是因为此种社会政治生态的转变，文彭所处的江南社会才会为文彭提供成熟的人文环境，萌发其对艺术多方面的追求，也最终促使其成为一代大家。
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是在地理的、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原因综合作用下出现的。商品性农业已有长足发展，除商品性稻米外，还有多种经济作物。民营手工业同样兴旺发达，有多达上百个种类和行业。商业的繁荣则尤令人瞩目，商品交换十分频繁，商品流通量剧增，流通的范围也空前扩大；商品市场的发育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在村镇、县府等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市场基础上形成了市场网络。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相应，明代中后期，江南各地的工商市镇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经济的多元化和市镇的勃兴对江南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原先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社会联系更为密切，人际交往的途径和范围也大大扩展。人与人之间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联系，使得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社会思想、伦理道德等，也都受到严重挑战，发生了剧烈动摇。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使江南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伴随着商品交易的增加与繁荣，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在温饱之余“追新慕异”，消费于文化、娱乐等精神生活方面。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不仅在衣、食、住、行上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农家的趋尚，而且在文学艺术、游戏娱乐、节日活动、信仰习俗等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皆体现了自己的情趣和意愿，江南地区的社会风貌也因此出现许多新颖奇异的色彩。
与经济结构变动相对应的是，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社会流动异常活跃，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所作的垂直式转换较以往及其他地区频繁得多，这也促使传统的四民界限已渐趋淡化和模糊。农家卷入商品经济后，亦农亦工、亦农亦商堪称寻常之事，而儒士、官宦与工、商的渗透、融合也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所出现的这一社会状况，表明传统的社会分层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新的分化与组合正在酝酿。
江南地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皆形成其特有的民风民俗。尽管明代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和制约，但传统习俗对社会的影响力始终顽强地表现出来。历史上多次经济中心的南移，实际上也是文化中心的南移，因此，唐宋以来，江南乃“人文荟萃之地”，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江南科第居天下之先，除家学渊源、经济实力等原因外，整个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更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江南崇学好学的风气自唐宋以来就十分兴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加之获得功名后享受的特权和优惠，使得崇学之风有增无减，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江南八府中，文教之盛，苏、松为最，但其他六府，除镇江稍差外，大体相去不远”
，可见江南社会文化、教育的整体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区域文化的发展和文教水平的提高，一是促进了文化类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明代中后期，江南著书、刻书、藏书之风极盛便是一例。二是提高了社会各行业的文化知识含量。商业活动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经营文化类商品，专业知识的要求自然更高，所以江南商贾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精于计算，善于改进管理，使自己取得较大成功。三是推动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文人学者和书画名家也被卷入社会变动的浪潮之中。学问家、藏书家致力于校书、刻书，既是一种文化行为，但也不乏牟利的动机，与此同时，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工商市民也表现出对雅文化的仰慕与向往。正是在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共同参与、推动下，江南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雅俗合流、雅俗共赏的面貌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