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族门第

谈到刘裕，自然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彭城刘氏的家族门第。家族门第问题主要指的是士庶之别以及士族内部的层次划分。这个问题于晋、宋之间的政治与历史十分重要。实际上，家族门第问题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一直是一个影响政治与历史走向的关键性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是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士族阶层起源于两汉时期那些以经学传世的仕宦之家。钱穆说：“‘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国史大纲·士族之新地位》）上溯至东汉时期，一些世居高位的家族在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往往是拥有辽阔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士大夫的领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他们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都表现出较为强势的特征，便形成了所谓门阀大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国家在选拔人才时首先要看族姓阀阅，重视家族门第，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大族，会受到特别的重视，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具有优先权。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迅速发展，从而形成割据势力。虽然曹操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他们予以打击和遏制，但又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曹丕当政后，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了推行九品官人法的方案，为曹丕所采纳。九品官人法的内容，是以著姓世族为各州郡的州都与大中正、中正，品评本地人物，执掌搜荐人才之事，帮助中央政府诠选官员。各州大中正与各郡中正依据管区内人物的品行，将其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有权进退之。中央政府选用官员，就是根据中正的品状来决定的。九品官人法的推行，进一步加强了世家大族的特权，他们垄断官位，最终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结果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世家大族往往“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文苑·王沈传》），累世富贵，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世袭的特权，在西晋时发展成为士族（又称世族），士庶的区别从此开始固定下来。与士族相对的概念是庶族，即所谓寒门、寒族，多为中小地主，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门阀士族和庶族在法律上并没有不平等的明文规定，但事实上的不平等早已存在。士族凭借自己的经济势力和文化背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开始变成社会上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一般有较为严格的宗法传承世系，控制大量部曲和田产，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条件和政治主张。

东晋时期，南渡的门阀士族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占据要职，与皇权共同治理江东，形成了皇权政治的特殊形式——门阀政治。在门阀政治的背景下，选官的标准完全演化为以凭血缘关系相区别的门第高下为依据，官职之清浊、升迁之迟速，完全看门第之差别。

门阀政治是东晋时期所出现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它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相平衡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一方面，东晋皇室的力量没有强大到能够掌控全局的程度，他们必须依靠士族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另一方面，士族中也没有哪一支力量强大到可以消灭皇室、改朝换代。

说到东晋门阀政治，我们常常会引用《晋书·王敦传》中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指的是以王敦、王导为代表的琅邪王氏，“马”自然就是司马氏。实际上，在东晋王朝的百余年中，“共天下”的还有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

高门士族多在重玄学、尚清谈的的氛围中生活与成长，以“身在廊庙，心在山林”自许，但求放达，以躬亲吏事为耻。如《世说新语》载王濛、刘惔与支道林共看何骠骑（何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对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政事》18）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王、刘都是清谈大家，以玄言为宗，无意于政务。高门士族凭借着高贵血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致公卿，不必有经世之才，也不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至东晋末年，高门士族大多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逐渐丧失了军事指挥权。

士族的显著特征之一还有文化上的优势，这往往成为名士风流的重要表现。陈寅恪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它诸姓。”又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举例来说，陈郡谢氏工诗，琅邪王氏工书，等等。

刘裕、刘义庆所属的彭城刘氏，其家族门第并不是高门士族。义熙十一年（415），刘裕征讨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上表自陈，称刘裕“布衣匹夫”（《宋书·武帝本纪中》）。与刘裕同时的后秦国主姚兴、北魏名臣崔浩都曾评价刘裕，姚兴说他“拔起细微”（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五十七《后秦录五》），崔浩则说他“奋起寒微”。《魏书·岛夷刘裕传》亦云：“岛夷刘裕，字德舆，晋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项，改为刘氏，然亦莫可寻也，故其与丛亭、安上诸刘了无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尽管司马休之是刘裕的政敌，魏收以北人修南朝历史，皆难免有轻视之意，但姚兴和崔浩对刘裕都赞赏有加，评价是肯定的，他们都认为刘裕出身“布衣”“寒微”“细微”，应该是当时共同的认识。《魏书》叙述刘裕的情况，注意从其家世、经济、为人与文化几个方面把握其“寒微”的特征，与沈约《宋书》、李延寿《南史》对刘裕的家族门第多有美化相比，其概括反而更为客观近实。陈寅恪说：“按魏收于宋高祖不迳称之为楚，在于魏收以其家世所出，至为卑贱，籍贯来历不明，未肯以之与楚人桓、萧并列。”（《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楚子集团与江左政权的转移》）其《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亦云：“（南朝宋、齐、梁、陈、皇室）是皆与东晋皇室同时南渡之北人也。刘陈二族，出自寒微，以武功特起。二萧氏之家世，虽较胜于宋陈帝室，然本为将家（详见《南齐书·高祖纪上》所述皇考承之及《南史·陆梁本纪上》所记皇考顺之事迹），亦非文化显族，自可以善战之社会阶级视之。”对于刘裕家族门第的认定，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称之为“次等士族”，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接受了这一说法，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祝总斌《刘裕门第考》一文据渡江以后刘裕家族及其婚姻家族人物所任官位的情况进行分析论证，同意陈寅恪的看法，但认为称“低级士族”更准确一些。本书采用陈寅恪的说法，以刘裕为东晋末年次等士族的代表。

东晋门阀政治的转折点是秦晋淝水之战。在此之后，士族当权人物陆续凋零，继起的士族人物中未能出现像王导、谢安那样出色的政治家。晋孝武帝司马曜开始依靠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伸张皇权，这种政治斗争的结果是破坏了门阀统治的均衡局面，并诱发各种社会矛盾。就在此时，一直受高门士族排挤的次等士族得到了追求政治权力与地位的机会。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孙恩、卢循以道术聚众起事，以武力摧毁了门阀政治。田余庆将刘裕视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认为门阀政治终结于刘裕之手。刘裕代晋之后，门阀士族虽仍然存在，但已无法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东晋门阀政治·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虽皆属于士族，但地位与权利天差地别，矛盾重重。即以刘裕本人而言，早年曾颇受凌辱，掌权之后则对豪门士族予以打击。如《宋书·武帝本纪上》载：“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又刁逵，兄弟子侄并历显职，皆“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晋书》卷六十九《刁逵传》）。《宋书·武帝本纪上》载其与刘裕的一起纠葛：“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桓玄篡位，刁逵被任命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兄弟子侄皆被重用。刘裕起义，刁氏皆与之为敌，最后刁逵等被杀，“子侄无少长皆死，惟小弟骋被宥，为给事中，寻谋反伏诛，刁氏遂灭。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裕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之以济焉”（《晋书·刁逵传》）。

《宋书·武帝本纪中》又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虽受到打击，但高门士族毕竟仍是十分强大的社会力量，刘裕对他们也要依靠和利用。所以，他承认门阀大族的门第，经济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实惠，但削弱他们的实权，选拔才能卓著的人充实政府机构。在经济上，义熙九年（413）开始，刘裕继续执行“土断”，取消侨置郡县，把侨寓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籍册，清出门阀大族非法挟藏的大量户口，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还禁止豪强封占山泽。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大族势力，增强了国家的实力。

高门士族借以自傲的一大因素是其在文化上的优势。这一点确是刘裕及其家族的软肋。《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西晋都洛阳，故洛音为标准音。渡江之后，因为皇室与主要当权者皆自北来，所以士大夫说话仍是洛音。不能作洛音者，会被上流社会轻视。刘裕家本彭城，为西楚，但已累世江南，然而楚言未变。其弟刘道怜亦然，前文引《宋书》刘道怜本传说他“言音甚楚”。雅道风流，可以理解为名士风流，与刘裕几乎是不沾边儿的事。这在《宋书》《南史》等相关文献中颇有记录。如刘裕字写得不好：

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

又刘裕文学水平不高。据《南史》卷十九《谢晦传》：“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此是得意忘形，欲附庸风雅，却无其才。

刘裕不懂音乐。《南史》卷一《宋本纪》曰：“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

刘裕没有学问，名士风流中最重要的活动是清谈，这是他无法胜任的事。如：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

无论他人的“不敢难”，还是郑鲜之的“难必切至，未尝宽假”，都反映了高级士族对刘裕“不学”的蔑视。

因此孙楷第《刘裕与士大夫》总结说：“说京洛话，写得好字，作得好诗，能谈义，这四样是士大夫的装饰品。刘裕一样也不会。”

刘裕的两个儿子刘义季与刘义康的文化修养也都较低。《宋书·武三王传》曰：“（衡阳王）义季素拙书，上听使余人书启事，唯自署名而已。”《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上·刘义康传》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义康素无术学，待文义者甚薄。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也。”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其浅陋若此。

笔者案：袁淑当时二十四岁。他没有直接回答刘义康关于自己年龄的提问，而是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邓仲华拜衮之岁”。据《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光武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斩将破关、平定山西，及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封酂侯，食邑万户。禹时年二十四。二是“陆机入洛之年”。陆机何时入洛？这一问题学术界目前存在争论，但袁淑认定为其二十四岁时。刘义康听不懂，可见是不读书的。

随着权力的扩大与政治地位的提高，刘裕在文化上也向高门士族靠拢。据《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王昙首随刘裕行至彭城，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王昙首文先成，刘裕览读，因问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王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刘裕大笑。又《南史·谢晦传》，刘裕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谢晦代作后，群臣并作。又刘裕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谢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谢晦咏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刘裕流涕不自胜。又《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孔靖，字季恭，会稽山阴人。宋台初建，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刘裕亲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谢瞻、谢灵运皆有《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保存在《文选》中，就是此次雅集的作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四引沈约《梁武帝集序》，说刘裕“虽阙章句”，但亦“好清谈于暮年”。在这些活动中，刘裕是组织者，也很想做一个参与者。他这样做，固然有政治上、文化上的需要，但出于本心的向往也是很明显的。

另一方面，刘裕重视教育，永初三年（422）春正月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后生大惧于墙面，故老窃叹于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一曰：“曹操既得重位，父子自作风流，领接一世。刘裕已有权任，父子慕当时风流，与兵力参用。成魏晋之俗者，操也；不坠晋之遗风者，裕也。”在叶适看来，曹氏父子，邺下风流，开建安风骨，令后人景慕。刘裕父子，虽无开创之功，但能不坠晋之遗风，亦值得肯定。这是比较公允的看法。

在刘裕的努力以及表率作用之下，整个皇族的文化素养自然有所提高，出现了两位沾沐士族风尚又有良好文化修养的人物，一个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刘义庆，另外一个是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刘义隆是南朝宋第三位皇帝，《宋书》《南史》《建康实录》本纪都说他“博涉经史，善隶书”。《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载其元嘉二十三年（446）诏曰：“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宋书·刘义庆传》云：“太祖（文帝）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也说明他对于辞章的重视。宋文帝对文人也颇多礼遇。

宋文帝在文化上最大的建树是建立了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馆。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太祖文皇帝》曰：“是月（元嘉十五年冬十月），立儒学于北郊，延雷次宗居之，辞入宫掖，乃自华林东阁入讲于延贤堂。明年，丹杨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集门徒，多就业者。” 因此裴子野《宋略总论》曰：“上（宋文帝）亦蕴藉义文，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束帛䜩语以劝之。士莫不敦悦诗书，沐浴礼义。……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兴，武功亦著。”（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 3rR9Rae0BbNkl7B/Zvx1NjtVXrTipLsSL2oIrCJSvQGPlOF0nwHdx6o+9M2737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