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刘义庆，这个人物和他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史上，显然不像孔、孟、老、庄，不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文化与历史名人那样妇孺皆知。知识阶层之外，甚至知识阶层内部相当一部分人，都对他很陌生，乃至有一无所知者。譬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徐州先贤传》时，在作者问题上竟然发生了“临川王义庆”讹为“王羲度”的错误（亦可能是《新唐书》在传刻中致误）。显然是不知道刘义庆乃刘宋皇族，袭封临川王，竟以为此书作者为临川人名王义庆者所撰，又误“义”（繁体作“義”）为“羲”字、“庆”（繁体作“慶”）为“度”字，闹出笑话。同样，其所主持编撰的《世说新语》，存世文本皆题“宋临川王义庆撰”，亦颇有人以为其作者为王义庆。然而真正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刘义庆对中国文学、文化史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他的名气。《世说新语》一书，是魏晋名士风流的最集中记录，具有集大成性质，并对后世的文学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泽被一代又一代文人，在他们的人格与创作中留下印记。而他编著的另一部著作《幽明录》，则是南朝志怪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成就与影响堪比干宝的《搜神记》，对唐传奇乃至宋以后的小说与戏曲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宗室，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他少善骑乘，为刘裕所知赏，应该颇有政治上的理想与抱负，然而由于政局的复杂动荡，并没有真正施展与证明的机会。刘裕的家族并非高门士族，而是次等士族，文学、文化非其所长。然而取得政权之后，文化上的追求自然成为必要，一是出于附庸风雅，向真正的高门士族看齐；二是这本身也是一个家族发展和提升自己的内在需要。而这种文化上的发展与提高，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刘义庆。虽然他自己才词不多，并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创作存世，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地位，招聚文士，编撰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尤其前文提到的《世说新语》与《幽明录》，并为杰作，他也因之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