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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爵（1814—1877），字玉甫，翁心存次子，翁氏叔伯中排行第五，故翁同龢称其为五兄。道光三年九月，翁心存叔父翁颖封卒，因其子翁庆贻早亡，翁同爵过继给翁颖封为嗣孙
。
咸丰元年五月，翁同爵考取荫生，取一等第二名，引见内用，以主事签分兵部，在武选司行走。是年秋，其父翁心存典顺天乡试，翁同爵回避不考试，即告假出都。咸丰二年八月，应顺天乡试不第，自是绝意制举业。
同治元年二月，翁同爵京察一等引见，记名以道府用。同治三年九月，翁同爵奉旨授湖南盐法长宝道
。历任湖南盐运使、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同治十三年九月，翁同爵补授湖北巡抚，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光绪元年五月，翁同爵兼署湖广总督。光绪三年八月初一日病逝于湖北任上
。
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七函二十四册，保存了翁氏兄弟、子侄之间的家书，总计约九百馀通。其中翁同书家书一百五十馀通，包括致翁同龢家书十馀通；翁同爵家书三百馀通，其中致翁同龢家书七十馀通，其馀为致翁曾翰家书。翁同龢家书二百馀通，内有致翁同爵家书近十通，致翁斌孙家书近二百通，致翁曾翰、曾桂等子侄辈家书数通；另有翁同福、翁曾翰、翁曾荣等人家书近二百通。翁氏家书对研究翁同龢及其家族政治、社会活动，进而研究晚清政局、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很高史料价值。
家书，是写给父母、兄弟、子女等家人的书信。既然是写给家人，心有所思，笔有所述；字里行间，少了与外人说话行文的讳饰与应承，是主人公最直接的情感流露，亦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翁心存历官工部、刑部、兵部、吏部、户部尚书，直至入阁拜相，是道咸两朝重臣；翁同龢先后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曾两度入值军机，历官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其举手投足，对清末政治有一定影响。翁同爵亦是晚清重臣，惜一直以来关注者颇少。本书辑录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中的翁同爵家书，并加以系年考证，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常熟翁氏家书》中所收的翁同爵家书，其内容不仅有父子兄弟间的家长里短、离情别绪等百姓生活，亦有朝章国故、地方军政等国家大事，是研究翁心存父子四人以及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家书笺纸之间多钤有骑缝印鉴，其中有人名印，如“玉父”、“玉甫手缄”、“玉甫”等朱文方印；亦有表明心志之印，如“清慎勤”朱文方印、“素位而行”朱文方印、“谨慎”朱文长方印等。主要是致其弟翁同龢与其子翁曾翰的家书，约有二百馀通，从中可见翁同爵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兄的日常生活，为研究翁同爵及翁氏父子提供了更为丰富、真实、直接的资料。
1.寸草春晖，孺慕之情切。
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中所收翁同爵致其父母家书并不多，然每一通都饱含着翁同爵对其父母的孝心与关心。暑热酷寒，风霜雨雪，衣食住行，嘘寒问暖，不厌其烦。如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家书云：
父亲大人近体复原，饮食如旧，深为庆慰，惟左足尚形软弱，亟宜调治为祷，董子远方药合宜可嘱其开一补方，以便常服。退直后虽有本部公事，回稿一切，然得暇即宜休息，勿太劳神，至祷，至祷。母亲大人精神虽□□□□□□调理补剂，暇时可略观大字闲书数页，以解烦闷，针黹生活只可偶一为之，切勿□□，以致伤目动火。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书云：
父亲现任农部，正值度支匮乏之时、钱法弊坏之际，均节整饬，皆极劳神，幸祈公馀闲暇诸自节力，勿过焦思为祷。
同治三年十月三十日书云：
母亲饮食起居宜万分珍摄，三冬必须穿皮衣，切勿贪凉。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日书云：
天时渐暖，京寓凉棚必须支搭，切勿惜费。衣服一切祈随时珍摄为祷。
翁同爵离京外任，不在父母身边，不能承欢膝下，便在家书中经常嘱咐陪伴在父母身边的兄弟子侄，留心父母的衣食住行，代替自己向父母尽孝。如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致翁同龢家书云：
母亲大人饮食起居须加意调护。今年天气较寒……房内炉火必须要，衣服亦须多穿，不可贪凉也。
翁同爵对父母的体贴细致入微，常常是落到实处，非常具体。如同治四年十月致翁曾翰家书云：
汝祖母处每日饭菜可令厨房预备一小暖锅，方不致冷。其锅中之菜，须每顿更换，不必拘定样数，即一二味可吃者，皆可装暖锅。但暖锅须口大而胆小，方便用匙勺，装时汤须略多，切勿照铺家之堆满锅面，汤少面菜干，便毫无意味。炭须烧红而多备，添锅汤亦须预先伺候。否则，炭或不红，汤或未备，反致老人饭时生气，则大不可。饭时倘汝叔及汝均不在旁，可令秀姑娘隅坐陪吃，方不寂寞。盖汝伯母既多病未愈，孙媳辈又有小儿缠绕，皆不能常在汝祖母房中照料，故不如即令秀姑娘陪吃，较为便当。
同治五年五月十四日致翁曾翰家书云：
京师则瓜果皆佳，自可常吃。惟汝祖母大人年高脾胃弱，须择好者方宜吃，且吃时不宜多，即瓜汁亦须少吃。
同治三年十月，翁同爵是举债离京，赴湖南盐法道任。此后曾先后三次任臬司一职，廉俸并不很多。其中，同治四年是翁同爵离京外任的第一年，不仅举债出京，又有半年署理按察使，令其“赔累不堪”
。虽然如此，远在他乡的翁同爵，仍念念不忘筹寄京寓日用所需，虽“菲衣节食，而京寓菽水之资，却时刻在怀”
，藉得菽水承欢。如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致翁同龢书云：
缺分虽迥不如从前，然吾以菲衣节食处之，京寓菽水之资尚可筹措。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致翁曾翰家书云：
至京中债务，只好渐渐清理，惟寓中菽水之资，则时刻在念，遇便当即寄京也。
仅同治四年，翁同爵“寄京前后共五千贰百金”
，乃是其撙衣节食而来。
2.兄友弟恭，兄弟之情真。
从同治三年十月，翁同爵出京赴任，直至光绪三年八月病逝，十年间，翁同爵与翁同龢聚少离多。其间，有两次回籍葬亲。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翁心存病逝。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翁同爵兄长翁同书病卒花马池公寓。同治七年七月下旬至十一月下旬，翁同龢请假三个月，第一次回籍葬亲
。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翁心存夫人许氏病逝。同治十一年三月，翁同爵因母丧抵京，继而于四月二十一日，翁同爵与翁同龢兄弟二人挈家人第二次回籍葬亲，六月下旬抵达常熟家中
。同治十三年六月返京；九月初八日，奉旨补授湖北巡抚；十月二十三日，翁同爵起程赴任。
除此两段时间之外，翁同爵离京外任期间，如在湖南、四川、陕西时，兄弟之间书信往来频繁。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从同治三年十月至光绪三年七月十馀年间，京中翁宅收到翁同爵家书约计一百九十通左右，兄弟二人通信差不多平均每月一次。如果加上遗失的信件，或至少有二百通以上。其中，同治四年，翁同龢收到翁同爵信函二十馀通，三万馀字。其他时间，如同治五年、六年、八年等亦有二十通左右。
翁同爵致翁同龢家书中的絮絮叨叨，展现了翁同爵对翁同龢的关怀备至，俨如父母般琐碎的关爱，从翁同龢的朝中差事、为人处世，至其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事无巨细，件件挂心。如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致翁同龢书云：
吾弟总校事烦，三冬天气严寒，宜间日一往，勿太劳顿。夷务本末可以携回家中纂辑，似稍安逸。
同治四年八月致翁曾翰书云：
汝叔官翰林，似不宜有所建白，可劝其不必激昂慷慨。盖职分所在，非同言官，毋庸论列时事也。至嘱，至嘱。
同治五年正月十六日书云：
待人须谦恭，处事须和平，礼节须谨慎，言语须缄默。盖其地贵近日，与枢廷及御前诸贵人相周旋，凡一举一动不可忽略。侍从宦官，亦宜待以礼貌。至年节所费，更不可少。吾弟素性近于亢厉，须时时自持之，切勿太过为嘱。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致翁同龢书云：
吾弟素性抗直，喜议论。然职非言官，切勿有出位之思也。
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致翁同龢家书云：
吾弟平素衣服本不讲究，虽是俭德，然既当此差，则不能不添制数件。凡棉夹、单纱、袍袿，皆须齐全。单纱者必须要新旧两副。（旧者备阴雨天穿。）蟒袍青袿等单纱者，亦不可无。袍子大小长短要称身。在御前讲书，袍须略短，起跪方便。
翁同龢寓居城外，翁同爵觉得翁同龢内廷当差，“须寅入申出”，所以“城内必须觅一栖止之所，方可少节劳顿。否则，每日皆由城外起身，往返多走三刻，未免太劳。若遇暑雨祁寒，更添辛苦”，并再三嘱咐“切不可惜此小费”而因循不办
。如同治四年二月初八日致翁同龢家书云：
寓居在城外，一切不便。可于城内暂觅一栖止之所。否则，盛暑祁寒均非所宜，切勿吝此小费为嘱。
同治五年二月初九日家书云：
吾弟日侍圣学，诸宜谨慎，惟寅入申出，未免劳顿。若仍由南横寓进内，则往返皆须多走四刻，更觉辛苦。故城内小寓不能不觅，否则盛暑祁寒，殊形不便。兄前书已详及，幸采纳之，勿惜费也。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致翁同龢书云：
东华寓居必不可少。转瞬隆冬，风雪可畏。若退直后无一休息之所，复冒寒出城，甚非保身之道，切勿惜小费而视为缓图，至嘱，至嘱。
翁同龢觅得城寓之后，翁同爵又开始记挂其选择寓所是否合宜，在城寓的生活是否方便？如同治五年八月十八日致翁同龢书云：
城寓虽不能在彼住宿，然究宜留之为是。否则，冬令严寒时往返仆仆，恐太劳苦。第城寓虽不常住，然屋中炉火必须时有。若至往彼住宿时方笼，则室中寒气袭人，转受其病，反不如出城之为愈也。至嘱，至嘱。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云：
城寓固不可少，尚宜用一人能烹调者，以便退直时稍吃点心，方不受饿。街南小圃可多植花木。夏令或于檐外搭凉棚数丈，以避暑气。切勿惜费将就也。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云：
天气已热，吾弟退直后总宜在城寓略歇片时，俟晚凉出城，以避暑气，切勿奔驰于暑风烈日中也。至嘱，至嘱。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致翁曾翰家书云：
汝叔东华寓居暂借酒店，虽取其近便，然毕竟嚣尘近市，或有近处小小结构之屋，觅数椽以为退直休息之所，吾方放心，盖以后又将严寒。若每日冲寒，入直冒风归家，未免太觉辛苦，故万万不宜从省，必须赁屋几间为嘱，至烧酒胡同郑惕庵寓所房屋院落均好，第未识其吉凶如何，或多约友人细看之方妥，切嘱，切嘱。
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城寓已定赵粹甫屋，甚慰。盖严寒甚暑，若退直后，复奔驰十馀里方得休息，未免太劳，留此小寓可暂栖止，胜于东华门外酒肆多矣。切勿因其稍费再有游移为嘱。
3.谆谆教导，舐犊之情深。
翁同爵有三子，即翁曾纯、翁曾荣、翁曾翰。同治元年，翁曾荣、翁曾翰分别过继给其四兄翁音保、六弟翁同龢，翁曾纯、翁曾荣居于常熟家中；翁曾翰与翁同龢一起居住在京中。其中，最令翁同爵放心、满意者乃三子翁曾翰，因而对其期望颇大。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函云：
汝兄弟三人中，汝祥兄志趣卑陋，见识浅薄，他日即出身仕宦，亦未必能有所作为。汝荣兄则好大喜功，而胸中毫无经纬，听旁人怂恿，便率意行之，绝不计事之可成与否，他日亦非保家之道。汝素性谨慎，且见事尚知轻重，吾故尚爱汝。汝在京诸事，须听汝六叔教训，切勿稍改旧样！
正因为期望之深，“故不觉言之屡屡，非谓汝便沾染习气，顿改旧规，汝宜仰体吾意为嘱”
。同治四年翁曾荣、曾翰兄弟参加礼部试，中与不中，都令翁同爵寝食难安、牵肠挂肚。如同治四年三月初六日致翁曾荣、曾翰书云：
倘中，则不可意气飞扬，稍露狂态，尤宜谦退谨慎。若不中，则不必抑郁牢骚，须要爱惜身体。盖功名得失迟早，皆有一定也。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下旬，翁同爵夫人杨氏卒
，翁曾翰时年八岁，可谓是幼年丧母。此后二十馀年间，翁同爵一直独居，把孩子养大成人。对于不在身边的翁曾翰，虽然已是成年人，其待人接物、日常饮食、衣服增减等，翁同爵依然放心不下，叮嘱再三。慈父情怀，溢于言表。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翁曾翰书云：
汝在京中，一切皆须谨慎，见人言语，切勿随便。凡有年世谊可考者，宜谦恭执卑幼礼，不可大意，在寓静坐，多读史书是大佳事。馆上差使，得不得均可也。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致翁曾翰书云：
汝身体本弱，兼之上年大病，气血尚未复元，须随时随事，格外调摄，不可稍自逞强。饮食汝尚能自节，惟寒暖一切均须留意。夏令天气暑热应酬宜简，寒凉凝滞之品不可多吃也。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家书云：
汝气体素弱，近有馆差奔驰风雪中，宜诸自节力，多穿衣服，勿稍大意为嘱。吾寄汝之皮袍甬，原因汝当差而寄。收到后可即日成做，勿爱惜不穿也。
官宦之家子弟，难免放荡形骸，玩世不恭。对此，翁同爵深恶痛绝，决不愿自己的子孙有此劣迹。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翁曾翰书云：
吾人作宦，万不肯令家人辈，皆沾染宦气，且吾常见外任子弟，一事不知，而起居饮食，直欲胜过本官。此则吾所深恶者，决不愿自蹈其弊也。特告汝知之。
他担心翁曾翰交友不慎，沾染习气，以致流为纨绔；故而告诫翁曾翰要多读书，“谨慎自持，闭户诵读”
，以求竿头日进。
《礼记·中庸》云“君子和而不流”；《论语·子路》中亦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朋友之间，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应该懂得谦和、礼让，宽容、仁厚，正如郑板桥所言“难得糊涂”，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但又不能无原则地随波逐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应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一味屈从，盲目服从。翁同爵认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同僚之间，“只能和而不流，不可毁方为圆”
。不论何等人，他均能与之和睦相处，“然亦淡漠处之。自春徂夏尚无饮食宴会之事”
。如此，“第有公事，则不肯丝毫假借，故他人无如我何也”
。其淡漠，并非不懂人情世故，而是公私分明，“既为同僚，不能不极力周旋之，惟遇公事则不肯丝毫假借而已”
。
日常工作生活中，翁同爵谨言慎行，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不给别人，同时也是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致翁曾翰家书云：
此间珠玉玩好、字画书籍，固一无足观，即间闻有一二珍贵之件，吾亦不令其送来署中观看。盖不见可欲，斯心不动，可以省却闲钱。且做官一有嗜好，则钻营之徒，可以投其所好，干求一切，故尤宜屏弃一切，不可不谨小慎微也。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致翁曾翰书：
余此行先令首县致书前途，令不准预备供应，不准远出迎送。
湖南湿热，对于体态丰盈的翁同爵来说，“偶作字便挥汗如雨”
；若是衣冠见客，更是苦不堪言。“于是友人中有劝置碧纱橱者”
：
吾答以先公作官三十年，官至宰相，从不知碧纱橱为何物。吾母寓居京邸，今年院中方搭一凉棚。吾何人斯，敢稍自舒服？且伯兄现在花马池军营，居处在帐房中，欲觅一草舍栖止不可得，吾今已处高房大厦，岂敢再萌奢念耶？
翁同爵自觉才识浅薄，故而时时告诫自己“惟有廉洁自矢，上之不敢负朝廷简任之恩，下之不敢堕先公清白家声，决不效他人所为专为身家计也”
。
翁同爵秉承翁氏家风，廉洁自律，勤俭持家，“居家之道，勤俭为先”
：
先文端公官至宰相，家中所蓄朝珠，无一值百金以外者，念之殊令人有愧先德也。……况吾家家法，向来俭朴。汝祖母贵为一品夫人，寿已将近八帙，吾兄弟辈又皆筮仕中外，此时尚菲衣薄食，不肯一事奢纵。吾此时岂敢令吾之侍妾，享用反过于家长，不特此也。即汝祥嫂来此，亦须守吾家法度，勿谓一到官署，诸事可以舒服，要知汝妇妯娌辈，无人有富贵习气，依然荆钗布裙，未尝稍事奢华也
。
为了省些银两，一些家常日用如官服、衣服、京靴等物件，翁同爵经常让翁曾翰从京中购买寄来；若是新衣太贵，买估衣亦可：
此间蟒袍料甚贵，至貂袿则价极昂，且无好者。倘家中有蟒袍料，及他人有以貂袿来售者，便中买之，有妥便寄一件来。否则，吾所带出之其次貂袿一件，恐冬令穿三个月必多疲败也。（外间拜客会客，穿补服时多，可买平金夹绣之三品补服，及刻丝之三品补服，寄两三副来，獬豸补服，亦寄三副来，备用。）纱朝裙，此间极贵……此等衣服，京中极便宜，汝可于明年春间买一份寄来为嘱。衣料及估衣皆可，惟只须朝裙，断断不可买朝衣，缘外间凡朝贺及祭祀后，皆须更换蟒袍，再行入坐。朝裙脱却灵便，若朝衣则全无所用也。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致翁曾翰书：
吾近年来嗜好虽略少，然毕竟不能忘情于此，即如朝珠一物，先文端公作宦三十年，家中未尝有一挂值二百金者，今吾置此，价至二百五六十金，甚觉无谓，即此有愧先德多矣。
翁同爵为官清廉自守，治家勤俭，并严格要求子女，勿骄勿奢，勿流为纨绔。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道德建设及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借鉴价值。
上文述及翁同爵、翁同龢兄弟二人书信往来频繁，可见兄弟情深。正是因为兄弟二人书信往来频繁，书信中详细记录了他们耳闻目睹的一些历史事件、人际关系。如果把翁同爵家书连续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为其任职日记，当可为正史补阙。
这部分翁同爵家书主要集中在同治三年至六年、同治八年至九年，洋洋洒洒，共计二十多万字。其中不仅仅是家长里短，还有翁同爵亲身经历的朝中大事、地方军政、官场百态。
同治年间，在陕西、甘肃等地爆发了回民抗争事件，史称陕甘回民起义，另有捻军起义。翁同爵正处其中，负责筹办镇压起义官兵的军饷。家书中经常有大篇幅文字述及回民、捻军行军路线等，另外还涉及湘中散勇、酉阳教案、天津教案以及哥老会、天地会的组织、口号等，当可为研究那一时期的历史记载拾遗补缺。如关于哥老会的编制、暗号及其弊病，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致翁曾翰家书云：
近日则传号聚众，欲起滋事，其名目称为哥老会。会中人皆有暗号，到处可以吃饭、住宿。其先皆因同在军营，托名齐心杀贼，故设誓结盟，以为患难相共之义。至行之日久，人数众多，遂露其本真，仍是添第会变相，依然年少居长，好勇斗狠，绝无同心灭贼之意。凡会中人身上带一花线缠钱，左手带一线，线上穿一红珠。到会中人家，以包袱挂门外，则即留饮食；以雨伞置门后，则即留住宿，皆以暗号会意，不必明言。
对于清政府来说，左宗棠是平定陕甘回民起义的功臣，并加赏协办大学士。然在翁同爵家书中，其过程似乎并不如结果这么简单。对于左宗棠等人虚报胜仗，翁同爵颇有微词，多通家书中都说到左宗棠刚愎自用、奏报粉饰。如同治八年四月初二日致翁曾翰书云：
左帅言大而夸，目无馀子。然性执拗而多粉饰，甘省事似非其所能了。
同治九年正月十一日致翁曾翰书：
左帅前敌诸军聚于金积堡者，粮运不通，时有溃散之势，即平凉后，路运粮车骡骆驼被抢者十之七八，近亦不能转运，而左帅尚日以胜仗入奏，殊为军民嗤笑。
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八日致翁曾翰书云：
左帅驻兵平凉，前后粮运均几断绝，而时时尚以捷章入告，真是自欺欺人。
次日书亦云：
左帅驻师平凉数十里外，即有贼饷道，（小午西征粮台以十馀万金所买之骡马，闻已被掠殆尽，尚讳而不言。）前后皆不通，而犹日报胜仗，不知何所恃而不恐。
同治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致翁曾翰书云：
左帅行愎而言夸，其奏报固多粉饰。
同治九年二月十七日，李鸿章被派往陕西援剿
。对此，翁同爵抱有很大期望，“此间事或李节相到后改弦更张，方有转机。若再一味粉饰，恐陕甘事愈不可收拾矣”
。
家书中所涉及的多数是近期耳闻目睹的人和事，具有真实性、可信性。据此可校正一些文献著录的错误。如《海珊自叙年谱》云同治五年“二月，三哥由里中入湘”，即同治五年二月，翁曾纯由常熟前往湖南翁同爵署中。“三哥”，指翁曾纯，字子祥，叔伯兄弟中行三。然据同治五年正月十九日家书云：
汝祥兄于上年十二月初二日自家乡起身，初五日到上海，初九日上轮船，初十日子刻开船，十三日午刻到汉口。其时适值成军门大吉之勇变，于黄孝反戈南走至滠口，捻匪复乘乱扰至团风司，均离汉口不远。人情震动，于是亟觅舟进发，二十日方抵岳州，汝祥兄因连日风色不定，恐不能克日过洞庭，且船小载轻，即遇顺风亦不稳当，遂改陆路进省，于二十五日巳刻抵署。
同治四年十二月，“成军门大吉之勇变”
，函中所云“上年”，即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二日，翁曾纯（即函中“汝祥兄”）从常熟起程赴湘，十二月二十五日抵达湖南翁同爵署中。家书所及若是近期内发生的事情，具有实时性，可信度较高；而年谱则是后来追叙。由此可证翁曾翰写作《海珊自叙年谱》时的记忆之误。
又如，《翁同龢年谱·翁玉甫先生年谱》同治六年云“十一月，李中甫方伯（榕）抵楚，乃交卸，俶装入蜀”赴任
。李榕（1819—1889），字申甫，四川剑州（今剑阁县）人，曾国藩幕僚，同治六年十月初九日，署湖南藩司（即布政使）
。翁同爵致翁同龢、翁曾翰的家书中亦多次提及“李申甫方伯”
，故《翁玉甫先生年谱》中作“李中甫方伯（榕）”，疑释文有误。
再如，光绪三年四月初八日，湖北折弁给京中翁宅带去翁同爵家书，“昨日楚中折弁带来家信，（二月廿一日。）续假一个月，旨著再赏假一个月。兄手书一纸，字迹如七、八十岁人，诸症皆减，手战未平”
。此与翁同爵三月二十日致翁曾翰家书内容相合。又据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翁同爵致翁曾翰家书云“吾自初三日交卸督篆后，公事少闲，且具折请假……吾拟一月假满后即请开缺”，知光绪三年二月初三日，翁同爵交卸后第一次请假一个月，至三月初三日假满。所以，不可能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言及“续假”之事。
故光绪三年四月初八日湖北折弁给京中翁宅带来之家书，当是光绪三年三月二十日，其发信日期可能是三月二十一日。因疑《翁同龢日记》中“二月廿一日”当是“三月廿一日”之误。
总之，家书作为一份珍贵的资料，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对于研究翁氏家族和清末诸多重大事件，均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该资料的整理公布一定会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