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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平吾弟足下：
十月三十日在保定（托宋朗斋）、十一月初七日在顺德府（托任筱沅）曾两作家书寄京，未审何时得达。十二日过淇水关，遇宝生、子禾二星使，匆匆话别，不及作书，传语平安而已。兄自初四日在赵州遇雪后，（在郑州南复遇雪，前后几及三尺，故路径不辨，必须寻土人带路也。）日行冰雪中。每日或行百里，或行五十里，或行十数里，（渡漳河自巳至未方渡毕。）或竟一步不能行（在柏乡及郭店驿）。其中或亥正而宿（在邯郸及宜沟、亢村、石固驿），或子正而宿（至漳河渡口），或丑正而宿（至郭店驿），仆痡马瘏，辛苦极矣。（天气严寒，呵气即冰。吾衣服幸有火狐一里、元新皮套裤尚可御寒。至羊皮阿伦袋，究嫌其薄耳。）
至廿二日抵襄城，方幸前途数日程即可到樊城。乃忽接探报云发捻各逆现均窜踞邓州境内，僧邸令降人马姓者从新店铺进剿，于十四日溃败新野城外，降众逃兵溃勇约有五六千人，到处抢劫。闻之虽有戒心，然尚欲至南阳顾湘坡太守处探问消息，再商行止。廿三日午刻至叶县，则探报与昨相同，惟云十八日复打一仗，兵勇又失利，贼之边马已至南阳城外，恐南阳亦不能往矣。午后复行三十里，至旧县，则见乡民扶老携幼自南而北者，络绎于道，询之皆裕州以北乡人，移家入城堡者也。（凡北来之车皆住于此，有二十馀辆，皆不能南行。）至店后，问之土人，则云寨中亦有探报，裕州以南固遍地抢掠，居民亦不辨为是贼是兵，即裕州以北亦难行走。于是不能不作还辕之计矣。夜同子京（子京人甚好，毫无习气，惟嫌其太拘。顷至省，知金可亭在此间掌教，回襄阳度岁，行至叶县不能进，亦有回汴之意。在途中却未遇见也。）及家人辈商酌，若在当地留住，则每日须用十金（车辆六千七百五十文，房饭等五千馀。）（店皆极坏，然住宿必须一千五六百文，菜饭皆须外叫另算。）所剩川资不能作十日粮（价人款不能换）。即使数日内能行，而或行或止，旅费已无所著，倘相持半月二十日，则更难张罗，遂决计绕汴梁一行，（自旧县至大梁不过四百里。）再商取道何途。
廿四日回车北行。是日住汝坟桥。廿五日住襄城县。（两日皆不过行四五十里。天明发，曛黑方到，缘道涂泥泞，行走颇难也。）又见探报，则云十八日以后，贼踞南阳之白牛镇青华蔡桥等处。（新野县、新店铺固程途所经即博望驿南之北新店，离南阳府城才十二里耳。）僧邸带兵在马山口、板桥川、邓州、新野一带进剿。惟东北一路无兵堵御等语。然则裕州南北正当贼冲，恐一时未易通行旅也。
兄年来作事皆任天以动，惟此次误听（此语勿为外人道）朱石樵之言，亟欲于岁底到任，未免人事勉强，遂致雨雪载途，兵戈阻道，行程不及一半，川资已用五百金，以后当切以为戒。诸事仍委心任运之为得也。然兄此时凡事皆退一步想，设使路上不遇雨雪，道途平坦，则计程月之望日前后正行抵新野之时。若发捻西来闻警而避，已属仓皇，倘竟沿途不知，猝遇贼骑，则有不堪设想者，较之现在仅仅多用盘缠，绕道不过三四百里，其得失为何如耶？兄故绝无怨尤之念也。
今日至汴省，（尹杏农在抚军大营，不在省。）午后往访苏方伯，方伯患病未见。（方伯遣人来谢步，云感冒风寒已十馀日，请假三次矣。）晤王小泉，据云僧邸在邓州被贼围攻（调他军往援，尚未到）三日，幸以大炮轰击方退。（闻伤亡将弁颇多。）南阳一路恐日内未必通行旅，似不如取道信阳州之为妥。见欧阳用甫，则云伊幕中延湖北同乡二人，近日亦从信阳州而来，道途平稳。惟信阳以南不通车路，必须用轿及小车，稍辛苦耳。然免受惊恐，虽费多而劳顿，亦无伤也。兄拟俟稍休息一二日，再改道前进，告贷川资小泉及用甫处，皆应许可，不致缺乏矣。兹因到汴卸车匆促，恐家中悬念，先草数行布闻，馀俟行期定后再行续布。此问近佳，并合家大小均吉。十一月廿九日戌刻玉甫书于汴梁旅社。
此次所用家人本乌合之众耳。家中四人：李慎庸懦无能，令其总理一切，其才具不能了；董升才亦平庸，且诸事不肯出头；沈贵之懒依然；霍安则块然一物，毫无用处。外荐五人：刘俊之粗疏、张荣之奸猾，二人除前站看店，馀俱不管；李万亦一无用之人耳；段成尚谨慎，惟初学跟班，诸事不在行；刘元则诸事出力，人亦小心谨慎，言语皆合格，即如沿途探问贼匪消息，到处抄探报来看，皆其力也。在他人视之，尚以为多馀之事耳。最可笑者，此次行抵新郑时，令刘俊往外间探听，来覆云捻匪尚在安徽地界，离此千有馀里。则真胡涂到底者矣。然吾却并不生气也。
此次所雇轿车骡头，疲乏者多，故行此雪地，颇觉受累。遇一泥淖，有车几辆，非用人抬不得出，必须半时或二三刻方过。吾所坐太平车，亦究嫌重滞。至郭固店时，辕骡因连日冻饿，忽患黄病，半夜而毙。至次日以大钱三十千买一辕骡，方能成行。其价即吾所付，合银廿四金，其馀各车每人均借大钱四千、五千者不等。此一款已需银七八十金也。此皆同茂车行选择车夫不得人之故。以后切不可再至同茂雇车，至嘱，至嘱。沿途客店（天时严寒，炭无处可买。或用木柴，或用秫秸向火），自卫辉府以南，皆破败不堪，系曾遭兵燹之故，且冷店居多，饭菜皆需外要。幸带赵厨尚出力，故尚不觉其苦也。
【按】 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九日，翁同龢所“得五兄十月三十日保定书”，即函中“十月三十日在保定（托宋朗斋）”所作家书；函中“十一月初七日在顺德府（托任筱沅）”所作家书，即上文十一月“初七日呵冻”之书，知此札写于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翁同龢“得五兄初一日汴梁书，沿途阻雪，至叶县闻贼窜南阳，复行数十里抵旧县则遇裕州难民，不得已折至汴梁，拟取道信阳，此行困顿极矣”
，如函中所言“廿三日午刻至叶县，则探报与昨相同，惟云十八日复打一仗，兵勇又失利，贼之边马已至南阳城外，恐南阳亦不能往矣。午后复行三十里，至旧县，则见乡民扶老携幼自南而北者，络绎于道，询之皆裕州以北乡人，移家入城堡者也”，即此函写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汴梁旅社。
星使，古人认为天节八星主使臣事，因称帝王的使者为星使。唐刘长卿《贾侍郎自会稽使回》诗云“江上逢星使，南来自会稽。”
僧邸，即僧格林沁（1811—1865），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晚清名将，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道光五年（1825）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咸丰、同治年间，僧格林沁参与对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等战争，军功卓著。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被捻军围击，战死于山东曹州高楼寨。
边马，捻军中的先锋或侦察部队。捻军后期，全部成为骑兵，出军前，先派出数百人的精锐马队，在前侦察，一旦发现敌人大队，立即向主力部队报告，如遇小股敌人，即加以歼灭。清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剿捻上》云：“贼忽分股，一窜阜阳、三河尖，一窜新蔡、汝阳，边马至西华、邓城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