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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越来越渴望表达自己，我使用的那几个手势也就越来越不够用了，而且在我无法被理解的时候，那种气急败坏的情绪往往就会爆发出来。我感到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把控着我，而我则疯狂地努力挣脱。尽管我的挣扎无济于事，但我内心的反抗精神很强烈。我通常会放声大哭，直至精疲力竭。如果母亲恰巧就在附近，我会爬进她的怀中寻求安慰。由于过度伤心，我甚至常常会想不起那场风暴的原因。
不久，这样的情绪每天都要爆发，有时候每小时都会爆发，这显示出我真的迫切需要某些交流手段。
为此，我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困惑。我们居住的地方远离所有盲人或聋人学校，而且好像任何人都不太愿意来到像塔斯坎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教一个听不见也看不见的孩子。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都不确定我是否能够接受教育。母亲唯一的希望之光来自狄更斯
的描述，而且隐约地记得布里奇曼也是听不见也看不见的，却接受了教育。不过，她也记得那位发现教育聋盲人方式的郝
博士已死去多年——他的方法很可能已经被他带进了坟墓。如果那些教育方法还存在，那么一个远在亚拉巴马小镇上的小女孩又该如何从中受益呢？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杰出的眼科医生成功地治愈了很多看似无望的病人，于是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前往巴尔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疾。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场愉快的旅行。我在火车上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钻出小孔，那样我就能用绳子把它们穿在一起。那些贝壳让我心满意足，快乐了很久。列车长也很善良，当他来回巡视、检票打孔的时候，我总是拉着他的制服后摆。他还允许我把他的打孔器当作一个可爱的玩具，我一连好几个小时蜷缩在座位的一角，在小纸板上打孔，乐此不疲。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洋娃娃。这个临时凑数的洋娃娃是个最为滑稽、没有形态的玩意儿，没有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就是那种连孩子的想象力都无法将其转变成一张面庞的东西。
这个洋娃娃没有眼睛，这一点比其他所有缺陷加在一起还要刺激我。我非常生气，固执地向大家指出这一点，但似乎没人能为洋娃娃增添一双眼睛。然而，我突然灵机一动，就解决了问题：我从座位上跳下来，在下面搜寻，直到找到姑妈那缝缀着一些大珠子的披风。我扯下两颗珠子，向姑妈示意，想要她把珠子缝缀在洋娃娃的脸上。为了确认，姑妈还把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我使劲地点了点头。于是她就把珠子缝在恰当的位置上，让我说不出有多高兴。但很快，我就对洋娃娃失去了所有兴趣。旅途中，由于太多的事情占据着我的脑子和手指，让我忙个不停，因此我没发过一次脾气。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的时候，奇肖姆医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他对我的病无能为力。尽管如此，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博士咨询，关于聋盲孩童学校和老师，贝尔博士可以给父亲提供一些信息。我们遵照医生的建议，立即动身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父亲忧心忡忡，而我则完全察觉不到他的痛苦，在两地之间的旅途中兴奋地找乐子。
贝尔博士成就斐然，饱受世人赞誉。虽然我还是小孩，但我立即就感受到了他那种让众多人的内心感到亲近的和善与同情心。他把我抱到膝盖上，发现我仔细地研究着他的怀表，干脆拨响怀表让我玩。我知道他明白我的手势，立即喜欢上了他。然而，我当时并没有幻想过那场面谈会成为一道门——穿过去，我就会从黑暗迈入光明，从孤立隔绝迈向友谊、温情、知识和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阿纳格诺斯先生写信——他是波士顿珀金斯学校的校长，而那所学校正是当年郝博士为盲人呕心沥血的地方。贝尔博士要父亲问一问阿纳格诺斯先生，看看是否有一位能够对我进行启蒙教育的老师。父亲立即就写了信，而几周之后，阿纳格诺斯先生便友好地回了信，他让父亲放心，表示已经物色到了一位教师。这是一八八六年夏天的事情，但萨利文小姐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到来。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
，站在西奈山前面，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及我的心灵，给予它光明，让我看到诸多奇迹。我听到从那座圣山上传来一个声音：“知识即爱，即光，即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