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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夏天，我出席了“美国失聪者语言教育促进协会”在肖陶扩湖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到纽约市的赖特-休梅森聋人学校学习。一八九四年十月，我在萨利文小姐的陪伴下来到了学校。之所以特别选择了这所学校，是因为这里的声音培训和读唇训练有很大的优势。在校两年间，除了这些科目，我还学习了算术、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能用手语跟我交流，因此在我掌握了少量德语词语之后，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用德语交谈，所以几个月后，我几乎能完全明白她说的话了。第一年结束之前，我兴致勃勃地读了《威廉·退尔》
，我觉得自己在德语上的进步确实要大于任何其他课程。我发现法语要难学得多。我跟着奥利维埃夫人学习法语，但这位法国女士不懂手语，因此她不得不通过口授来教学。我很难读懂她的唇，因此进步就比德语要缓慢得多。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重读了《屈打成医》，这本书很有趣。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威廉·退尔》。
在读唇和讲话方面，我确有进步，但并不像老师们和我所希望和期待的那么大。我的雄心是要像别人那样讲话，老师们也相信我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尽管我们认真地勤学苦练，却并未完全达到目标。我想，是我们把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才不可避免地带来失望。我仍把算术视为一系列陷阱：我徘徊在“猜测”的危险边缘，避免掉入推理的深渊，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无限的麻烦。在我不猜测的时候，我就匆匆跳到结论。这一缺点加上我的迟钝，让我面临的困难加剧，而且还不只是不正确或不必要这么简单。
尽管这些失意的事情时不时导致我极度消沉，但我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却孜孜不倦、兴趣盎然，尤其是自然地理。了解大自然的秘密是我的一大乐趣：通过各类书籍中生动如画的语言描绘，我了解了风是怎样从天空的四面八方吹拂而来，蒸汽是怎样从大地上升，河流是怎样在岩石间被切断，山峦是怎样被根须推倒，人类是以何种方式来战胜诸多比自己强大的力量的。在纽约，我度过了一段欢乐时光，每每回顾起来，我都由衷地感到愉快。
尤其记得我们每天在中央公园一起散步的情景，那是这座城市唯一让我感到惬意之所在。在这个大公园里，我从来不曾失去一丁点儿快乐。每次进去，我都喜欢请人描绘一番，因为它在各方面都很美，而且美的事物又层出不穷。因此在纽约的那段时间里，我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美伴随左右。
春天，我们到各类名胜古迹去游玩。我们在哈德孙河上泛舟，在布莱恩特
喜欢吟咏的翠绿河岸上漫步。我喜欢河边峭壁展现的那种朴素又原始的壮观景象。在我造访的地方中有西点，还有塔里敦——华盛顿·欧文
的家乡，我在那里穿越了“睡谷”。
赖特-休梅森学校的老师们总是想方设法，尽量把正常人享有的各种优势都赋予失聪的学生——他们充分利用小孩们仅有的能力和被动存储的记忆，引导其走出已经定型的生活困境。
离开纽约之前，我承受了除了父亲去世以外最深沉的悲伤，让这些欢乐的日子显得黯淡——波士顿的约翰·P·斯波尔丁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二月去世了。只有那些认识他并深爱他的人，才能明白他的友谊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他为人友善而谦逊，让大家都感到快乐，而且对萨利文小姐和我最为友善、亲切。只要我们想到他那满怀着爱的形象，并知道他热切地关注着我们的努力，无论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不会气馁。他的离世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永远都不能弥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