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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二年冬天，一片乌云遮暗了我童年明亮的天空，欢乐背弃了我的心，很长时间我都生活在怀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籍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即便是现在，只要一想到那些可怕的日子，我就不寒而栗。当时我写了一个叫作《霜王》的小故事，送给珀金斯盲人学校的阿纳格诺斯先生，但这篇故事却成了这场麻烦的根源。为了澄清这件事，我必须详尽地展现跟这一插曲相关的事实，以给我的老师和我自己讨回公道。
在我学会说话的那年秋天，我在家里写了这个故事。那一年，我们在蕨石场待得比往常都晚。待在那里的时候，萨利文小姐向我描述了晚秋的叶簇之美，她的描述似乎让我记忆中的一个故事复活了——肯定有人给我读过那个故事，而我肯定又不知不觉就把它记住了。那时我认为自己正如孩子们所说的那样，在“编写一个故事”，于是我趁着灵感还没溜走，赶忙坐下来热切地写作。我文思如泉涌，感到了写作的快乐，词语和意象从我的指尖汩汩流出。我把一个又一个句子写在盲文写字板上。如今，要是词语和意象像这样毫不费力地涌现出来，那很明确，它们并非我大脑创造的产物，而是我还记得的别人文章里的残留物，对此我感到很抱歉。那时，我热切地吸收我读到的一切，丝毫没有想到过著作权。即便是现在，在我的思想和我在书中发现的别人的思想之间，我也无法完全确切地划清界限。我想，那是因为我非常多的印象都是通过别人的见闻来获得的。
写完那个故事，我就读给老师听。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读其中优美的段落时感受到的快乐，还有因为要改正词语的发音而被打断时的恼怒。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我又读给他们听了一遍。对于我能写得如此之好，他们都感到惊讶。有人问我是不是在什么书里读到过这个故事。
我对这个问题大为惊讶，因为我丝毫不记得有人对我读过这个故事。我大声说道：“不是，这是我自己写的故事，是专门给阿纳格诺斯先生写的。”
然后，我把这个故事誊写了一份寄给阿纳格诺斯先生作为庆生礼物。根据别人的建议，我把标题从《秋叶》改成了《霜王》，亲自带着这个小故事前往邮局。一路上，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空中漫步。但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件生日礼物让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阿纳格诺斯先生很喜欢《霜王》，将其发表在珀金斯学校的一份刊物上——这让我的心情到达了幸福的巅峰，但很快，我又从那个巅峰猛然跌落到了平地：我刚刚到达波士顿不久，有人就发现了一篇跟《霜王》类似的故事，那个故事叫作《霜仙子》，作者是玛格丽特·T·坎比小姐，在我出生之前就刊行在一本叫作《布莱迪和他的朋友们》的书里。在思想和语言方面，这两个故事如此相似，显然有人曾给我读过坎比小姐的作品，而我写的故事则是抄袭之物。
当时，我对此难以理解，而当我弄明白的时候，我感到震惊且伤心。没有哪个孩子像我这样饮下了这么多苦酒。我为自己感到耻辱，因为我让那些我最爱的人心存疑虑。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直到厌倦了去回想我在写《霜王》前所读过的任何与霜有关的东西，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想起众所周知的杰克·弗罗斯特，和一首儿童诗《对霜奇想》。我知道我在自己的那个故事中并没使用这首诗里的材料。
起初，尽管阿纳格诺斯先生深感烦恼，他似乎相信我没有抄袭。他对我温和且善良得不同寻常，因此我心中的阴影暂时消散了。为了让他高兴，我尽量避免流露出不愉快的情绪。而且就在我得知那个坏消息之后不久，我还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华盛顿的生辰庆典。
在盲女们组织的一场假面舞会中，我扮演谷物女神。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身披优美的织物，头戴绚烂的秋叶编织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也装饰着果实与谷物。但在这场假面舞会一派喜庆的气氛之下，那种不祥的压抑感却让我心情沉重。
庆典活动的前夜，学校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涉及《霜王》的问题，我告诉她说，萨利文小姐曾经对我谈到过杰克·弗罗斯特及其佳作。我说的某些话让她以为探查到了我承认自己记得坎比小姐的故事《霜仙子》，所以尽管我一再对她强调，说她弄错了，但她还是把自己的结论报告给了阿纳格诺斯先生。
结果，原本亲切爱护我的阿纳格诺斯先生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对我们的申诉充耳不闻。他相信，或至少是怀疑萨利文小姐和我故意偷窃了别人的杰出创意，而且还强加给他，以期博得他的赞许。
于是，我被带到由学校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上，而萨利文小姐则被要求回避。然后，我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盘问，调查团成员好像下定了决心，要强迫我承认我记得有人给我读过《霜仙子》。我感到每一次提问时他们的脑子里都充满了猜忌和怀疑，我还感到一个亲爱的朋友正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然而，我不可能把这一切用话语说出来。血液压迫着我那怦怦剧跳的心，除了说出几个单音节，我几乎无法说话，就算我意识到这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我的痛苦也没有减轻。当最终获准离开那个房间时，我简直头晕目眩，根本没有注意到老师亲密的拥抱，也没意识到朋友们亲切的话语——他们说我是勇敢的小女孩，为我感到自豪。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哭泣，我希望没有几个孩子像我哭得那样伤心。我感到非常寒冷。我想象自己还没到早晨就会死去，这一念头让我舒服了一些。我想，如果这种悲伤是在我长大后才降临到我的身上，它肯定会把我的心灵压碎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好在，那些悲哀的日子带来的诸多苦难和痛苦，已经被健忘天使收集起来带走了。
萨利文小姐从没听说过《霜仙子》，也没听说过刊有这个故事的那本书。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仔细调查了此事，最终发现，在一八八八年，索菲娅·C·霍普金斯夫人有过一本坎比小姐写的《布莱迪和他的朋友们》。而那一年，我们跟霍普金斯夫人在布鲁斯特过暑假。霍普金斯夫人找不到那本书了，但她告诉我说，当时萨利文小姐离开我们度假去了，为了让我开心，她试图给我读各种书。尽管她和我一样，想不起自己曾经为我读过《霜仙子》，但她确信《布莱迪和他的朋友们》是其中的一本。她解释了那本书不见了的原因：事实上，在卖掉房子前不久，她处理掉了很多青少年读物，诸如老课本和童话故事等，《布莱迪和他的朋友们》很可能就在其中。
那时，这些故事对于我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纯粹是拼写那些陌生的词语已足以让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方式的小孩开心。尽管我想不起跟阅读这些故事相关的任何情况，但不由得想起了我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回想那些词语，打算让老师度假归来时予以解释。有一件事是无疑的，即那种语言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抹杀的烙印，然而很长时间都无人知晓，连我自己也没注意到。
萨利文小姐度假归来后，我并没有对她说到《霜仙子》，很可能是因为她立刻开始给我读《方特勒罗伊小爵爷》
——这个故事占据了我的脑海，让我把别的一切都抛诸脑后。真相就是，曾经有人对我读过坎比小姐的作品，但在忘掉那个故事很久之后，它又非常自然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以至于我从未怀疑那是另一个人构思的产物。
就在我身陷麻烦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充满了爱和同情的问候。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我最爱的朋友都支持我，至今还跟我保持着友好关系。
坎比小姐本人则和蔼地来信说：“有朝一日你会用自己的创意写出一篇了不起的故事，你的故事将给很多人带来慰藉和帮助。”然而这一善意的预言从来不曾实现。我再也不会纯粹为了快乐的游戏而恣意使用词语。实际上，从那以后，我饱受恐惧的折磨，害怕自己所写的文字不属于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写信，即便是给母亲写信，我都会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所攫住。我一遍又一遍拼写一个个句子，确保自己不曾在书里读到过它们。若不是萨利文小姐坚持不懈地鼓励我，我想我很可能已经完全放弃了写作尝试。
那之后，我读了《霜仙子》，还读了我当时所写的信，我在信中确实采用了坎比小姐的一些想法。其中有一封写给阿纳格诺斯先生的信落款日期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字句和情感就像那本书里的一样。在我写《霜王》的时候，那封信和其他很多信的措辞皆显示出了当时我的思想沉浸在那个故事之中。我在描绘老师对我说的金色秋叶时说道：“是啊，它们美丽得足以抚慰我们对夏天逝去的眷念。”这一想法就直接来源于坎比小姐的作品。
吸收我喜欢的东西，再将其当作自己的东西输出，这种习惯出现在我早期的大量通信和最初尝试写作的文字之中。比如在一篇涉及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作文中，我就借用了一些我忘记了出处的熠熠生辉的多种版本的描述。我知道阿纳格诺斯先生酷爱古迹，还曾热情洋溢地赞赏过所有关于意大利和希腊的美好，因此我就从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收集相关诗歌和历史的点点滴滴，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会让他开心。阿纳格诺斯先生在谈到我描写那些城市的作文时说：“这些观点在本质上充满了诗意。”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认为一个失明又失聪且只有十一岁的孩子能创作出这样的东西呢？然而，我也不能因为这些观点不是我想出来的，便认为我那小小的作文就索然无味。这让我知道，我可以使用清晰而生动的语言来表达我对那些充满诗意的美好观点的欣赏。
那些早期作文可以算是一种智力训练。就像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当时正通过吸收和模仿来学习，用文字来表达观点。但凡我在书本中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都会有意无意地保留在记忆中，并对其进行改编。正如史蒂文森
说过的那样，年轻作家在本能上会试图去复制那看起来绝妙无比的一切，并以惊人的灵活性来转化他所欣赏之物。即便是伟人，也必须通过多年的这类练习，才得以学会这样一项本领，驾驭那通过每条思维小径蜂拥而来的大量文字。
恐怕我尚未完成这一过程。毫无疑问，我无法总是从我读到的他人思想中辨出自己的思想，因为我读过的东西化为了我的思想实质和结构。所以，在我写的所有文字中，我产出了某种东西，那种东西非常类似于我初学缝纫时疯狂制作的百衲拼凑物——是用各种各样的零碎织物拼合起来的，虽不乏漂亮的丝绸和天鹅绒碎片，但摸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粗布头始终占多数。
同样的道理，我的作文也是由自己的粗陋之见构成的，其中嵌入了我读过的作家那更杰出的思想和更成熟的观念。在我看来，写作的巨大困难就是，当我们只是本能和直觉的聚合物时，我们很难让受过教育的大脑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困惑的理念、不完整的情感、不完整的思想。尝试写作很像是在努力拼凑七巧板之类的来自中国的智力玩具，我们在脑海里形成想用文字表达的图案，然而这些文字与空间并不相容。就算这些文字与空间相容，它们跟图案也不匹配。然而，我们之所以会继续尝试，是因为别人已经获得了成功，而我们不愿承认失败。
史蒂文森说：“除非天生如此，否则没法具有独创性。”尽管我可能不具独创性，但有时希望我那些人工雕饰、矫揉造作的作文能有所长进。也许在那时，我自己的思想和经验会显现出来，为人所知。同时，我满怀信心和希望，锲而不舍，尽量不让《霜王》带来的痛苦记忆妨碍我的努力。
对于我而言，这段伤心的经历可能反倒成了好事，让我深入思考写作中的某些问题。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因此而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阿纳格诺斯先生。
自从《我生命中的故事》在《女士之家》杂志上发表以来，阿纳格诺斯先生就在写给梅西先生的信中做出了声明，声称在《霜王》事件期间，他相信我是清白的。他说让我接受质询的那个调查法庭由八人组成：四个盲人和四个看得见的正常人，其中四个人认为我知道有人给我读过坎比小姐的故事，其他人则并不持这一观点。阿纳格诺斯先生声明，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然而，无论这件事的结果如何，无论阿纳格诺斯先生投票支持哪一方，当我走进那个房间——那个他曾经经常把我抱到膝上、跟我分享无忧无虑的时光的房间，而且发现那里好像有人怀疑我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充满敌意和威胁的氛围，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种印象。有两年时间，他似乎相信萨利文小姐和我是清白的。后来，他显然撤回了支持我们的意见。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调查细节，我甚至从来就不知道那些没有对我说过话的“法庭”成员的名字。我当时太激动了，因此没有注意到什么。我太害怕了，因此没有提问。实际上，我几乎想不起自己说过些什么，或者那些人对我说过些什么。
我之所以要对《霜王》事件进行这样的描述，是因为这件事在我的生活与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为了不引起误会，我陈述了我了解的所有事实，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想怪罪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