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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中的下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八八八年五月的波士顿之旅。我记得，经过充分准备，我跟老师和母亲一起启程，最终抵达了波士顿。这一切至今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次旅行跟我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旅是多么的不同！我不再是一个不安、容易激动的小家伙了，为了让自己快活，需要火车上每个人的注意。
此次我安静地坐在萨利文小姐身边，兴趣盎然地接收她所描述的车窗外的场景：美丽的田纳西河，一望无际的棉花地，山丘和树林，车站上一群群笑声朗朗的黑人——他们朝车上的乘客挥手，还穿过车厢带来好吃的糖果和爆米花球。我的那个大碎布洋娃娃南希就坐在对面的座位上，身穿新的格子棉布衣裙，头戴有褶皱的太阳帽，用两只珠子眼睛望着我。有时候，当我对萨利文小姐的描述心不在焉时，我就会想到南希的存在，然后把它抱起来。但为了平息我的愧疚，我通常都让自己相信它睡着了。
由于我再也没有机会提到南希了，我想在这里讲述它在我们抵达波士顿之后不久所遭遇的不幸。当时它浑身泥垢——那是我强迫它吃下泥块的结果，虽然它从未流露出对泥块有丝毫特别的喜爱——珀金斯盲人学校的洗衣女工背地里把它拿去洗了个澡，这对于可怜的南希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当我再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然成了一堆没有形状的棉花。要不是我认出了那两只带着责备、盯着我的珠子眼睛，我根本就认不出它。
当火车终于驶进波士顿车站，一个美丽的童话仿佛变成了现实，“很久以前”变成了此时，“遥远的国度”变成了此地。
我们一到达珀金斯盲人学校，我就跟那里的小盲童交上了朋友。发现他们懂得手语，我兴奋得无法形容，因为能用自己的语言跟其他小朋友交谈是多么令人快乐啊！在此之前，我一直像个外国人，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说话。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习过的这所学校，我简直像来到了专属于自己的国度。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我的新朋友也是盲人这一事实。我知道自己看不见，但那些聚在我周围跟我尽情嬉戏、热情洋溢、心中充满了爱的孩子竟然也看不见，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还记得，当跟他们交谈时，我注意到他们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读书也是用手指摸索。为此，我感到非常惊讶和痛苦。尽管以前我就已经得知这一事实，我也明白自己失明、失聪了，然而我却模模糊糊地想过，既然他们听得见，他们肯定就拥有一种“第二视力”；我不愿发现一个又一个被剥夺了同样宝贵天赋的孩子。然而，他们如此快乐且满足，因此在有他们陪伴的快乐中，我把所有痛苦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跟盲童们度过了一天后，我完全适应了新环境，颇有家的感觉。随着日子迅速流逝，我渴盼那一种又一种愉快的体验：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那更广阔的天地是存在的，因为我把波士顿视为天地万物的开始与结束。
在波士顿，我们还拜谒了邦克山
，我在那里上了第一堂历史课。当年，勇士们就在我们伫立的地点浴血奋战，他们的故事让我激动不已。我攀登那座纪念碑，点数台阶。我越爬越高，边爬边琢磨当年的士兵是否也爬上了这巨大的阶梯，居高临下地朝敌人射击。
第二天，我们乘船前往普利茅斯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海洋上乘坐汽船旅行，那艘船是那样充满动力与生命力！然而，机器的轰鸣声让我以为天上在打雷，于是我就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我害怕下雨会让我们不能到户外去野餐。我想，在普利茅斯，相比别的一切，我对朝圣者登陆的那块巨石更有兴趣——我可以触摸它。在我看来，也许那使得朝圣者的到来、艰苦跋涉和伟大业绩更为真实。我常常握着一个“普利茅斯岩”的小模型，那是一位善良的先生在朝圣纪念堂里送给我的，我用手指触摸它的曲线、中心的裂缝和凸起的数字“1620”，想着我了解到的那些朝圣者的奇妙故事，那一切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
我那稚童的想象因为他们的事迹而熠熠生辉！我把他们理想化为最勇敢、最慷慨的人，想象他们曾经在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家园。我以为他们渴望为自己和同胞争取自由，但多年以后，我才得知他们那让我们羞愧得痛苦万分的迫害行为。即便我们赋予我们“美丽的国度”勇气与活力，并为此而自豪，这一点也让我深感惊讶和失望。
在波士顿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就有威廉·恩迪科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对我的善意就像种子一样，萌发出诸多愉快的记忆，并使其生长。有一天，我们来到比弗利农庄，拜访了他们美丽的家。我还愉快地记得我怎样穿过他们的玫瑰园，他们的狗——大狗列奥和长耳朵的卷毛小狗弗里茨怎样跑来迎接我；那匹名叫“宁录”的马怎样把鼻子伸进我的手里，要我轻轻拍它，还索要糖块。我还记得在那片海滩上，我第一次在沙子里玩耍——那是些坚硬、光滑的沙子，迥异于布鲁斯特那松散、尖利、混杂着海藻和贝壳的沙子。恩迪科特先生给我讲了那些从波士顿启航、驶向欧洲的大船的事情。后来我见过他很多次，他始终都是我的好朋友。实际上，每当我把波士顿称为“善心之城”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