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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鉴于唐代藩镇之跋扈，置转运使以掌地方之军需粮饷，又命文人以通判府、州军事，凡可以集权中央者，无不用其极。结果，藩镇之祸除，而国势日弱，外患不能御。真宗时之辽、仁宗时之西夏，迭扰边疆，岁糜巨帑。当是时，朝廷上下，议战议和，图目前一时之苟安者有之，能具远大之见识，用精密之考察，通盘筹画，以谋国是者，王安石一人而已。惜当时在朝贤俊墨守旧法，拘于成见，不肯和衷共济，对于安石所倡行之新法，抨击甚力。独木支大厦，识者早已知其难矣。是岂安石之不幸，抑亦宋朝之不幸也。本编所选注之安石散文八十五篇，不仅文学上之造诣足以上追韩、柳，即其卓绝之政见、特殊之个性，亦皆隐括无遗。今撮其平生事迹与新法之大略，缀而序之，以为读本编者之一助。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与南丰曾子固巩相友善。子固携其文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调知鄞县。安石在鄞，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又贷谷与民，约期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既而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俄直集贤院，时仁宗嘉祐三年（1058）也。安石既入朝，鉴于财用之匮乏、边疆之败坏、官治之因循、人才之缺少，即有变法之意，上书言事，洋洋万言，传诵一时。其后安石当国，所施行者，大抵皆祖此书。
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患其不就。四年，命同修起居注，安石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后以母忧去官，终英宗之世，不起。
安石与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三人相友善。神宗在藩邸时，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维辄曰：“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以自代。神宗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即命安石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二月，拜安石为参知政事。于是设三司条例司，兴农田水利，行青苗、均输、保甲、市易、保马、方田诸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朝臣多反对之。七年春，罢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八年复拜为相，九年复罢。哲宗元祐元年（1086）卒，年六十八。
中国帝王为保持一家之王位计，多重文轻武，以弱人民，寖至外祸日逼，无法抵御，而以有宋一代为尤甚。宋于开国之初，燕云十六州之地，即未完全收入版图。再传至真宗，即有契丹入寇、澶州之盟。仁宗之时，西夏强盛，连年扰边。安石生当其时，目击心伤，思有以挽救之，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力言武事之不可偏废。其言曰：
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伍、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
安石对于武事之意见既如此，及当国，即以保甲、保马二法，实行其寓兵于民之政策。
〔保甲〕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有保长；五十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都保，都保有正副。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
〔保马〕马为战阵必需之物。宋仍唐制，有马市，以金、帛、茶等物，易西北诸胡之马。安石谋马之蕃衍，行保马法。凡愿养马者，户一匹，或以监牧中现有之马给之，或官与以值，使自市马养之。每岁阅其肥瘠，死病者责令补偿。
兵既强矣，当谋富国，安石富国之计画如何？曰重在整理财政，不重在增加赋税；重在补助生产，不重在横征暴敛。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谓：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
与熙宁新法中之均输、方田二法，皆重在整理固有之财政者也。
〔均输〕宋太宗置江淮水陆发运于京师，漕运米粟。后兼领荆湖、两浙诸路，或兼知制茶盐，或兼制置矾税。安石因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
〔方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
其《与马运判书》中所谓：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与熙宁新法中之青苗、市易二法，皆重在补助人民之生产者也。
〔青苗〕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纳时令出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敛，五月散而秋敛。
〔市易〕置市易省
于市，使购市所不卖之物于官，或与官物交换。又以资贷商人，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更加罚钱。
有善法而无相当之人才以奉行之，则法之效仍不见。安石于未变法之前即已有见及此，故极力主张用人惟贤，反对科举之以言取士而不重实学。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曾再三申述此意：
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能有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
科举不仅不能得人才，且其所谓“以言取士”者，亦漫无一定之标准，而以有司之好恶为进退。启士人侥幸之心，堕志士奋发之气，莫此为甚。《进说》一文，曾慨乎言之，今节录如下：
古之时，士之在下者，无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进，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艺。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进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谓德者、才者，无以为也；古之所谓言者，又未必应今之法度也。诚有豪杰不世出之士，不自进乎此，上之人弗举也；诚进乎此，而不应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
士之进退，不惟其德与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恶，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进，不惟今之法度，而几在有司之好恶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后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恶岂常哉？是士之进退，果卒无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谓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恶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见乎士也？
由科举而得之士，既如此不可恃，当以何术救济之？曰：验之以实事而已。《论馆职札子》中，安石曾拟有一种具体的办法，可为举一反三之例：
臣愿陛下察举众人所谓材良而行美、可以为公卿者，召令三馆祗候，虽已带馆职，亦可令兼祗候。事有当论议者，召至中书，或召至禁中，令具条奏是非利害及所当设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备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则令往相视问察，而又或令参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虽不尽中义理、可施用，然其于相视问察能详尽而不为蔽欺者，即皆可以备任使之才也。其有经术者，又令讲说。如此至于数四，则材否略见。然后罢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亲访问以事。访问以事，非一事而后可以知其人之实也，必至于期年，所访一二十事，则其人之贤不肖审矣。然后随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与谋者，虽尝令备访问可也。
王安石当群疑众谤、孤立无助之秋，能力排大难，独行己见而无恐者，果何所恃而然邪？曰：有特殊之个性而已。今试从本编所选诸文中就其言论主张以研究其个性如何。
（一）正直 吾人试读《答孙元规大资书》，觉其不亢不卑，于婉转之言语中，寓正直之态度，不畏巨室，可谓强项县令矣。再读《答段缝书》，其一方面为曾巩辩白，一方面承认曾巩避兄而舍，及己所以不用文字规戒之故，不偏不倚，令对方无从置喙。
（二）强毅 《游褒禅山记》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安石明知新法之难行，而卒毅然以行之者，殆亦所谓“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三）尽责 安石行事，不肯苟且，责任心甚重。知鄞县时之兴农田水利、行青苗法，由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之敢缘使事所及，冒言天下大事，皆其例也。而《答司马谏议书》中之“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尤足以表明安石责任心之所在。
以上仅就安石生平、政见及个性略述之，至其文学上之造诣，足以上追韩、柳，下方欧、苏，前贤早有定论。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冥默而求之，自能神会，兹不赘。
褚东郊
一九二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