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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当时，以范仲淹为首的官员推行“庆历新政”，这次革新虽没有成功，但让人们看到了朝廷的诸多弊病。王安石早年历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加深了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积累了从政经验，为后来进行变法奠定了基础。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锐意变法。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进一步推行变法。由于遭到保守派的阻挠，以及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不少弊端，变法遭遇困难。反对变法的人，除了政敌，还有许多是他的亲人及朋友，如弟弟安礼、安上，好友曾巩、苏轼等，让王安石有些心灰意冷。期间又遭受丧子之痛，更令他萌生退意。熙宁七年春，王安石辞相位，熙宁八年复起，九年复罢。此后不再出仕，终老南京。而新法的各项措施，也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主持下逐一废除。熙宁变法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积极的一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面貌，但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及具体施政中的失误，最终失败了，但变法的积极意义仍影响深远。
王安石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王安石的散文成就极高，在宋代即已得到公认。后人对他的政绩虽然毁誉参半，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几乎没有异议。王安石在文学观点上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强调“文必贯道”，文章要有补于世；在创作上，早年取法孟子、韩愈，后经欧阳修指点，取法渐广，形成自己简劲峭拔的独特文风，呈现出立意新颖、结构严谨、笔力雄健、语言简洁的特点。
（一）立意新颖，不落窠臼
王安石不喜拾人牙慧，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零篇短简，都力求提出新观点，不落前人窠臼。长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阐述了当时的社会弊端，言人所不敢言，虽然未被仁宗采纳，却赢得了良好声誉。政论类短文富于战斗性，也多自出机杼，个性鲜明。即便是一些记叙文，也能从眼前景物推及更深的哲理。如《游褒禅山记》说后悔自己顺从了众人意见，未能穷究山洞之奇，反映了他惯于独立思考、不愿随波逐流的作风。《读〈孟尝君传〉》一反前人旧说，批评孟尝君喜养士而不善择士，令人耳目一新。
（二）结构严谨，论证严密
王安石好学深思，为文从不苟且，往往落笔严谨，言不虚发。这一特点在长篇政论中尤为显著，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深入论述了君主的德行和法令的制定，特别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逐层展开，文虽长而不显烦琐。《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承皇帝之问，以时间为序，逐一分析宋朝历代君王得失，有条不紊。《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从题名一事论及国家财政大事，希望通过良吏善法改善财力不足的现状，体现了变法的主张，议论放得开，收得拢，不枝不蔓，句式紧凑，气势连贯。
（三）笔力雄健，气势充盈
王安石的文章笔力雄健，气势充盈，具有一种不容辩驳的力量。在变法年代，反对者众多，只有力矫时弊，才能创造变法的社会条件。《宋史》本传称：“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王安石曾以孟子自期，其文如《谏官论》《礼论》《进说》等，正体现了孟子所谓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一特点在变法之前就已显露。如《上运使孙司谏书》，虽然自己身为下僚，却敢于向上司提出异议。又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虽是上书皇帝，语言本应谦卑，但仍具刚正之态。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答司马谏议书》，此信逐一反驳了司马光的批评，有理有据，并显示出坚定的信心，有一种无可辩驳的气势，读之令人折服。
（四）语言纯熟，收纵自如
王安石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这得益于他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功底。《宋史》本传称：“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若不经意”一语非常恰当，看似轻松，实际上是苦心经营而成的。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既是对唐代诗人张籍的评价，也是对自己写作经验的总结。王安石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给同僚、朋友的信札，无论对象尊卑，交情深浅，或者政治观点是否一致，都能不卑不亢，语言得体，深惬人意，如《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送孙正之序》《同学一首别子固》《答吕吉甫书》等。
（一）王安石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因此，阅读他的文章，需要结合他的政治经历去理解他的思想。许多文章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以及一些具体的施政措施。王安石非常重视教育、人才选拔、吏治等问题。人才既得，财赋、军事等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他提倡变法，有托古改制的影子，但更重视现实问题。变法的失败，与守旧势力的阻挠有关，与变法中的急于冒进也有关系，用人不察加剧了变法中的危机。跟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的辩论，全面地反映了两派争论的问题，详见《答司马谏议书》。如能结合政治对手的文章，如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等，一并阅读，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双方的观点。还有一点要提醒读者的是：由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失败者”，后世对他有一定的污名化，《宋史》本传中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参半，且更多的是贬。托名苏洵的《辨奸论》，把王安石刻画成一个包藏祸心的伪君子形象，显然是一种歪曲。
（二）了解王安石的生平交游，也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他的了解。与王安石交往密切的人很多，长辈或年岁稍长者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绛和韩维兄弟，同辈如曾巩、孙虔、司马光、王回，年辈稍晚的如王令、吕惠卿、苏轼、曾布、陆佃。今择数人略为介绍。
庆历元年（1041），王安石应礼部试，在京城与曾巩相识，彼此钦佩，结下深厚友谊。曾巩作《怀友一首寄介卿》，安石亦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体现了朋友间以道德理想相激励的高尚情怀，成为一段佳话。起初曾巩支持变法，但变法中的弊端让他逐渐有了不同看法，最终两人貌合神离。他们的关系从亲密到生疏，是王安石人际交往圈的缩影，当时朝廷中老成持重之人大多不支持变法，变法很难顺利推进。韩绛、韩维兄弟是前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之子，韩维对神宗青睐王安石有很大影响，韩绛则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欧阳修喜欢奖掖后进，是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一位前辈，对王安石文风的影响尤大（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但在政治上欧阳修并不支持变法。司马光是王安石最主要的政敌，但两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仇人”，而是惺惺相惜的政治对手。两人都有富国安民的志向，只是治国理念迥异，司马光偏保守，而王安石偏激进。两人互为政敌而又相互推重的事迹，留给了人们许多思考。吕惠卿是变法派中的二号人物，深受王安石倚重。但他是一个富有政治野心的人，王安石识破其用心，与他决裂。苏轼年辈稍晚于王安石，职位也不高，对当时政坛影响不大，他们主要是文学上的知音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政治伙伴。
这些交往密切的人中，真正志同道合、始终如一的只有韩绛。一些早年曾相得甚欢的师友，如欧阳修、曾巩、韩维，纷纷反对变法，这让王安石感到孤立无助。而与他一同致力变法的人，如吕惠卿、曾布，最终被证明并非可靠的同路人。变法之前，王安石就意识到人才是国家富强的希望，因而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但最终却落得无人可依靠的地步，这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注意文章写作的时间顺序，可以更好地了解王安石思想的发展脉络。王安石的创作可分为几个时段：其一，初入仕途时的地方官时期。此时他踌躇满志、乐观向上，关心民间疾苦，重视教育。代表作品有《送孙正之序》《同学一首别子固》《上人书》《上相府书》《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慈溪县学记》《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等。其二，变法前的思想准备期。此时他不仅就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且在宏观上对社会提出改良要求，由此逐步进入政治中心。代表作有《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游褒禅山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其三，变法时期。此时由于政务繁忙，创作并不十分丰富，文章多因政治上的需要而作，或是阐明变法的思想，或是对反对变法者予以回击。代表作品有《论馆职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答曾公立书》《〈周礼义〉序》《〈书义〉序》《〈诗义〉序》《〈字说〉序》《祭欧阳文忠公文》等。其四，罢相后的闲居生活时期。罢相后，王安石的精力似乎主要用于作诗，除了一些酬答之作外，文章创作不多。代表作品有《与参政王禹玉书》《答吕吉甫书》《回苏子瞻简》等。在了解王安石生平、思想的基础上，熟读以上各时期的代表作，再拓展到其他相关篇目，对王安石的散文创作成就，也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王安石一生著述丰富，宋人编有两种文集：一为《临川先生文集》，一为《王文公文集》。两种文集篇目略有出入，去其重复，大约存文1500余篇。今人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搜集了他存世的全部作品，较为完备。
虽然王安石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但社会上对王安石的散文介绍得并不太多。常见的王安石作品选本，通常是诗、文兼选，有的还包括词，散文的内容偏少，不足以体现王安石散文的整体面貌。本书所选王安石文章85篇，按体裁编排，有奏议5篇、论说8篇、序跋8篇、赠序3篇、记8篇、杂记1篇、书简23篇、碑志19篇、祭文10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安石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
本次校订以民国时期褚东郊先生选编的《王安石文》为底本。选文篇目、顺序遵循原书，没有删改。对正文进行精心校订，对于底本中的误字，根据其他本子进行校改。原书注释为浅显文言，大多言简意赅，今多予保留。过于简略古奥的，略加补充、修改，但总体上保持原注的风格，便于培养读者的文言语感，也便于与注释中的引文保持一致。个别原注有误的，另行注释或加按语说明。根据需要，增补了少量注释，标点按现行标准做了适当修改，反切、直音改为汉语拼音。希望为读者阅读本书增加一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