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战国末年以来经常南下入侵。秦统一六国后,即派蒙恬率军30万出击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军夺回河套地区。秦始皇帝在此建县城,并迁民居住。为了抵御匈奴南下,秦始皇帝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
秦始皇帝去世后,匈奴首领冒顿(mò dú)单(chán)于(匈奴首领的称号)励精图治,统一了蒙古草原,并重新占领河套地区,形成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在与匈奴的白登之战中被围,虽采取陈平计突围成功,但为了休养生息,不得不派宗室女与匈奴“和亲”,并进行贸易往来。
文景之时,匈奴多次南下入侵。文景二帝只能一边与匈奴继续“和亲”,一边积蓄力量——积谷、养马、训卒、练兵。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强大,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卫青、霍去病分别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3次出击匈奴,严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匈奴受到重创后被迫迁徙漠北。此后,西部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
公元前60年,匈奴统治内部发生内乱,驻守西域的匈奴贵族归服汉朝,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销。至此,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治。公元前36年,西城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斩杀郅支单于,标志着西汉时期的汉匈战争结束。
公元前3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交好,向汉元帝请求和亲。公元前33年,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封为公主远嫁呼韩邪单于。昭君出塞,不仅密切了汉匈关系,还加速了汉匈融合。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匈奴向汉称臣,并与汉杂居。后来,北匈奴退居漠北,但是仍然威胁着中原及河西、西域。公元73年和公元89年,东汉先后派大将窦固、窦宪出击,大败匈奴,解除了匈奴对东汉、西域的威胁。北匈奴政权瓦解后,一部分西迁,另一部分与西进的鲜卑人融合。
在汉代的记载中,“西域”一般指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现在新疆及其以西的地方。秦汉时期,西域地区的民族主要有西迁的蒙古草原上的匈奴人、锡尔河流域草原上的塞种人、甘肃西部的大月氏(zhī)人及与他们相邻的乌孙人。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每个国家人口都不多,并且语言不通,互不统属。其中,大部分小国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地区。
西汉初年,匈奴征服西域诸国,掠夺了大量财富。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途经匈奴,被俘后逃脱,然后西行至大宛、康居,抵达大月氏,再到大夏。归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获,于公元前126年乘匈奴内乱逃回汉朝。此次张骞出使西域向各国介绍了汉朝的情况,并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诸国纷纷回访,汉朝与西域诸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人们就已经通过河西走廊来往于中原与西域之间。西域交通畅通之后,这种往来更加频繁,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日益密切。西域的良马如大宛马等物品传到中原,中原的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也传到西域。
至汉宣帝时期,汉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军事、政治,以及保护来往商旅。西域都护的设置,标志着西域开始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管辖。
东汉初年,因无力顾及西域,西域各国又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73年,汉明帝命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奴役,加强了西域和内地的联系,为西域回归和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管辖西域长达30年。
两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数十个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的民族,主要有夜郎、滇(古族名,在今云南省东部滇池附近地区)等。此时,西南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
汉武帝时,汉朝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郡。两汉在西南夷地区实行双轨统治,即既任命郡太守、县令,又封当地部族君长为王侯、邑(yì)长。但是,西汉末年,夷人反抗,汉军不敌。至东汉初期,西南夷才重新并入汉朝版图。
两汉时期,华东、华南地区的越人部族众多,被总称为“百越”。分布在今福建省、浙江省南部和江西省东北部的越人被称为“东越”,在两广地区的越人则被称为“南越”。汉武帝时在南越设南海等九郡,进行有效的管辖,促进了越族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的进步。
滇王王印(1956年出土于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