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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朝灭亡后，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两大势力集团为了争夺政权，进行了时达4年的战争，史称“楚汉之争”。
初始，项羽灭亡秦军主力后，尚有40余万兵力，而刘邦不足10万。但刘邦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且注意联合各方力量。而项羽刚愎自用、缺乏智谋，又猜忌对他忠心耿耿的亚父范增。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gāi）下，突围至乌江边，自刎而死。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定都长安，国号汉，史称“西汉”。刘邦即汉高祖。
“鸿门宴”发生在“楚汉之争”时期。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40万大军攻破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南），进驻新丰鸿门（今陕西省临潼东之项王营）。刘邦军兵力不足10万，只能屯兵霸上（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并亲赴鸿门谢罪。
在宴会上，项羽的谋士——亚父范增几次示意项羽击杀刘邦，但是项羽不予理会。于是，范增让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欲借机杀害刘邦。刘邦的谋臣张良见此情势，就去召唤樊哙。于是，樊哙持剑盾闯入营帐。项羽见此，问：“此人是谁？”张良说：“此乃沛公（刘邦故居小沛，所以人称“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非常欣赏此人，赐酒和猪腿。樊哙吃喝完毕，为刘邦解释并指责项羽不守信义。项羽不语。刘邦借故更衣，偷回霸上。因为刘邦在鸿门宴上差点被杀死，所以后人常用“鸿门宴”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邀请。
鸿门宴
西汉初期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
首先，轻徭薄赋，鼓励生产。军士愿为民的，可免徭役数年，并按爵位高低获得田宅；在战乱中跑到山上的人各归本郡，可恢复其原来的爵位和土地。这标志着西汉全面继承了秦朝的土地制度和军功爵制度。除此之外，还免自卖奴婢者为庶人，并减田租为十五税一。其次，汉初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法令规定，商人不能入仕；不准穿丝葛绫锦制的衣物，不能骑马乘车，不能携带兵器；商人的人口税加倍。至汉武帝时，商人还不能占有土地。这些政策的实行，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对恢复经济作用明显。
文景二帝都顺应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继续休养生息。他们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如公元前156年，景帝“令田半租”，也就是三十税一。另外，还实行“约法省禁”政策，废除一些严刑苛法。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空前繁荣，史称“文景之治”。
汉高祖推行的“郡国制”为以后诸王叛乱埋下了隐患。文帝时期，就有封王僭（jiàn）越。至汉景帝时期，景帝采取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bì）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鼓动七国反叛。汉景帝派周亚夫平叛成功后，继续大力推行削藩，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诸侯王权力。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七国之乱
汉景帝死后，汉武帝刘彻即位。此时，汉朝经过“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后，经济得到恢复，国力雄厚。同时，国家存在的土地兼并、诸侯王骄悍难制、边境不宁等问题都需要国家从“无为”向“有为”转变。在这种局势下，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
政治措施：改革官制，加强皇权。在中央设立中朝，形成内外朝制度；在地方设立刺史监察；选拔人才，唯才是举，注重官吏考核；颁布推恩令，分解诸侯王国。
军事措施：设立期门军、羽林军以侍从皇帝和警卫帝都；开疆扩土，3次派卫青、霍去病出兵匈奴，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进军西南夷和南越，在西南夷地区设立犍（qián）为等郡；在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
经济措施：在经济上，改革币制。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zhū）钱，作为法定货币。另外，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平抑物价，进一步抑制了商贾势力的膨胀。
提示
五铢钱是指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
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办太学。但是汉武帝并非只尊儒，他还崇尚法制，大力提倡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用儒学敦化民风，用刑法巩固政府权威）”。尊儒尚法是汉武帝实行统治的根本思想。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皇权，使中央集权空前强大，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但是，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靡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加之因巫蛊（gǔ）之祸引发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威胁着汉朝的统治。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表示要停止那些劳民伤财的举动，并出台了一些稳定局势、发展农业的措施。经昭、宣两代的恢复，西汉重新稳定下来。
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皇帝重用外戚和宦官，使得政局混乱，政治黑暗，朝政日颓。此时，王莽作为汉元帝皇后之侄，因素有贤名，所以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开始篡权。
王莽改制
公元8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西汉就此灭亡。
王莽即位后，为了解决汉末以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史称“王莽改制”。王莽信奉儒家思想，并企图通过恢复周礼来实现政通人和，如在土地上，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但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改革，使得百姓官吏不知所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最终，王莽政权被起义军推翻。
东汉的兴衰
王莽末年，复古改革使得社会更加动荡，最终引发绿林、赤眉起义。在起义的浪潮中，汉宗室刘秀趁机发展势力，在农民起义军中崛起。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刘秀即东汉光武帝，年号“建武”。
光武帝在位时期，在政治上优待功臣，给予优厚的待遇、崇高的地位却不授予实职。除此之外，光武帝排斥三公，通过尚书台来总揽政务，并加强了监察制度；在军事上，他废除郡国都尉的建制，削弱郡国的军队，加强中央军队；在经济上，则释放大批奴婢并禁止残害奴婢，并废除王莽时期的更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即位时年龄大多较小，外戚和宦官开始挟持皇帝．排除异己，轮流专权，朝政日益黑暗，史称“戚宦之争”。至东汉后期，统治越来越腐朽。汉桓帝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汉灵帝卖官鬻（yù）爵，增加赋税，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哀鸿遍野。农民被迫铤而走险，走上起义的道路。
黄巾起义
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号召贫苦农民揭竿而起。由于起义军头裹黄巾，史称“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瓦解了东汉政权，为三国割据局面的最终出现做了铺垫。
公元220年，曹丕（pī）篡汉，东汉灭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乱政。一些正直的官员、士大夫和太学生对此现象极为不满，上书揭露要求惩办宦官罪行。双方矛盾加深。至公元166年，宦官赵津等故意在大赦之前为非作歹，而官员成瑨（jìn）等不畏权贵，在大赦后处置了这些人。宦官向桓帝进言，桓帝坚持判成瑨、刘瓆死刑，后二人死于狱中。但是，群臣不服，要求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双方矛盾加剧。最后，宦官诬告李膺结党营私，诽谤朝廷。双方矛盾爆发。最终，桓帝令逮捕这些“党人”，并监禁终生，永不录用。之后大赦天下，党人被放归田里，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几年之后．宦官再次以结党之罪逮捕党人，并扩大禁锢范围，受牵连者众多，李膺等100余人惨死狱中，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党锢才被解除。
两汉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即所谓“汉承秦制”。但两汉的统治者吸取前朝的教训，在秦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发展，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西汉初年，刘邦铲除异姓王之后，为了巩固刘姓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郡国并行制”，简称“郡国制”。郡国制是指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封诸侯王国，郡国两制并行。封国分王国和侯国两级。王国名义上受朝廷节制，实际上有很强的独立性，侯国则享用租税，无治民权，受所在郡监督。随着诸侯王势力的不断扩大，封国变成了一个个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至汉武帝时，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则分封王国部分土地成为列侯，归郡管辖。之后，又颁布了旨在限制藩王的“左官之律”“附益之法”，限制其活动区域并剪除其羽翼。诸侯王的权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中外朝是指中朝（内朝）和外朝。西汉承秦制，在中央设三公和诸卿。汉初，丞相一般由列侯担任，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位高权重。虽然皇权至上，但是对于政务，皇帝不能专权，所以皇帝与丞相之间容易产生矛盾。至汉武帝时期，这种矛盾达到高峰。
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一方面采取布衣为相的措施，以方便控制丞相；另一方面则任用较低级的官吏和侍从担任尚书令、侍中等职位，形成中朝。中朝官由皇帝直接派遣，且不专任行政职务。其中，尚书令负责章奏事宜，且丞相若有过失，由尚书问状弹劾。
中外朝制度示意图
至东汉时期，光武帝设尚书台综理政务。尚书台设主官尚书令、尚书仆射（yè）为副，下设左、右丞及六曹分管各项事务。与之相反，以丞相为首的三公权力被架空，只参与议事，而没有实际权力。三公九卿中央机构沦为一般的执行机构，称为“外朝”。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现象。
秦朝时，设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并在每个郡设置监御史监察地方。汉文帝时期，除了监御史制度，还在地方设置了丞相史出刺制度，与监御史制度并行。汉武帝时，西汉疆域大大扩展，朝廷需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而当时的监察制度不够完善，因此，汉武帝在秦御史监察郡的基础上，首创了西汉的“刺史制度”。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除了三辅、三河和弘农以外的地区分为了13个州，并在每州设立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刺史没有固定治所，每年秋冬巡视所辖区域，考察吏治、奖惩官吏、决断冤狱。
西汉中后期，刺史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仍严格按“六条问事”的要求行使其监察权。至西汉中后期，虽然刺史的主要职权还是监察，但是在执行公务时，刺史获得了超出监察之外的权力。至王莽称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地方监察职权为牧副监所行使。
东汉的刺史不仅监察太守等地方官，还要监察民众。在刺史之中，凉州刺史还要监察护羌（qiāng）校尉。除监察权以外，刺史还有其他一些权力，如决狱权、推荐人才等。东汉灵帝及其之后的刺史，逐步固定为地方一级行政单位，有的甚至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除了刺史制度，汉朝还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征辟（包括皇帝征召以公府和州郡辟除）、大臣举荐等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察举制。不同于征辟，察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
汉武帝时，继承了汉高祖“布衣卿相”的选官制度，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孝廉成为当时做官的主要途径。孝廉即“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汉代举孝廉是岁举，也就是说，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至朝廷。到京后，需经过选拔，再被任命官职。
东汉初期，察举制注重孝廉。主要是通过乡举里选，人才在地方声望越高，越容易被选上。由于东汉是豪强地主掌权，到东汉中后期，声望影响逐渐被官僚家族控制。高门望族掌握了选举人才的权力。累世公卿世家地主由此形成。
察举制开选士制度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有利于形成尊重人才、知识和注重德行的社会风气，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汉朝的统治。
编户齐民是一种户籍制度。西汉初期，汉高祖令逃散在外的农民一律返回本郡，开展全国的人口登记，那些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他们具有独立的身份，并被依据资产的多少划分为大家、中家和小家3等，依此来承担赋税和徭役、兵役。资产越多，纳税越多。因此，编户齐民既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又是一种赋役制度。
西汉时期，田租较轻，人口税和代役税较重。秦朝时规定田租十税一，汉高祖时十五税一，文景之后为三十税一。
除了这些最基本的田租、人口税和更赋外，统治者往往还不时地征收各种田亩的附加税等，有时候还要为官府服杂役，修宫殿、道路等。超期服役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
人口税是指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15至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120钱。口赋是儿童税，7至14岁儿童每人每年20钱。文景时，算赋减至每人每年40钱。
代役税是指更赋。西汉规定，男子23至56岁之间，服兵役两年。此外，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1个月，叫作“更卒”。不服役的人，则每月要出2000钱，叫作“践更”。文景时，本郡服役时间减至每3年服役1个月。另外，每人每年还要戍边3天，不服役的，出300钱，叫作“过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