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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在湖北省天门县城南乡下危家台，新中国成立后隶属小板区金星公社金星大队。
我的父母都是善良正直的农民。在苦难深重的旧社会，受生活所迫，父亲危步清学会了一些洗染衣服、礼帽，修补胶鞋（水鞋）的手艺。当时，全家五口人，全靠这个手艺来养活。
母亲吴凤英，除了日常家务外，大多数时间是务农，有时候也帮助父亲做做手艺。
1929 年 6 月 4 日（农历四月二十七），我就出生在这个农民家庭。在万恶的旧社会，腐败政府与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对人民施行种种残酷压迫和剥削。我的家庭清贫，生活苦难。我虽然是天门人，但从我娘怀我开始，就随同父母亲背井离乡，在外流浪近 20 年，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方才回到家乡，分得土地、房屋和耕牛。
现将这 20 年来我的流浪生活叙述如下：
图 1 危祖华年轻时的照片
我们的老家原在天门南乡危家榨，离县城只有 5 里路。我爷爷掌门的时候，这个家已处于封建没落、破产了的工商业兼地主家庭（主要是经营榨房）了。大革命时期，我的伯父危道平参加了伟大的革命运动。我的父亲在其引导下，也随之认识了革命。但由于蒋介石叛变，大革命运动走入低潮，一大批革命党员、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伯父光荣牺牲了！从此，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和伯母、侄儿们一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到处逃躲，直到 1931 年才回到家乡。
据当地老百姓讲：伯父家，早在军阀混战时期就被旧军阀杨赤抢过两次，尤其是第二次，被抢得一干二净。大革命失败时，国民党反动派把伯父危道平当共产党论处，地方恶势力更是把这个家庭搞得如刀刮水洗。
避过风头，年轻的父母亲和伯母侄子回来后无法生活，只得分家，另起炉灶，从头再来。由危家榨迁居凡家店，离老家约 1 里路。这时的家有一栋两间小瓦房和 5 分旱地，连我一共三口人生活，农闲时靠补鞋染衣手艺，勉强度日。
由于国民党当局腐败，苛捐杂税多，劳动人民不堪重负。加之堤垸失修，导致 1934 年夏天，洪水破堤，田地无收，劳动人民生活无着，痛苦万分。然而，当地土豪劣绅并未因此收敛对穷人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逼得劳动人民走投无路。千千万万户劳动人民离乡背井、妻离子散、流浪街头，家乡一片荒凉。
这次洪水破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水灾之一。据说水破河南 72 县，破北岸 72 院。河北、河南似有“汪洋大海”之称。
在洪水的肆虐下，我家的房屋家产全被冲走，和广大灾民一样，空空如也了。留在家里吧，只剩 5 分光地；出外逃荒吧，哪里又是你的求生之地呢？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将 5 分田地押给了姑母许同兴家，换得了出外谋生的费用。
图 2 和家人的合影
父母亲带着不满 6 岁的我开始了流浪生活。
到哪里去呢？投亲吧，他们怕沾了穷气。许同兴虽是我亲姑父，但他家富有，根本靠不上。姑母与我父亲同父异母，虽是同胞兄妹，但由于大祖母周氏亲女疏子，搞得兄妹关系也很疏远。就在这时，叔伯姨母（母亲同堂的妹子）派人来，要我们暂住她家。我们信以为真，便到她家去了。
叔伯姨母家离我家 25 里路，住天门汪家兴场杨家湾。
我们到来后，她要我父亲帮她家种几分田。父母亲在她家里起五更、睡半夜，面朝黄土背朝天，等到秋收粮食进仓了，哪知道他们夫妻笑里藏刀，改口说：“我们担子大，你屋里（天门话，即妻子）一落月就是四口人，靠你一个人干活，这担子我们挑不起。”还说，洪水过后，她家里也困难，虽然田多地多，但在这样的年景种田也不划算。便不由分说，给了两斗粮食（每斗 25 市斤），把我们赶出了门。
到哪儿去呢？母亲快要落月了，全家极度痛苦。好心人讲：“这样的荒年头，到那里去都是一样，何不到场里（汪家兴场）找个房子住下来做你那点手艺，待年景好一点再搬回老家去？”因此，我们搬到了场里。
可就是这样，姨母夫妇也不放过我们。我们刚刚住下，板凳都还未坐热，那姨母的男人便仗势欺人，提出居留人口摊派公差的鬼点子，硬逼着我父亲为他家和地方出劳力，到狮子口去修堤。无奈，在他们的威逼之下，我父亲撇下自己的妻儿出去了。我母亲挺着大肚子，领着我给人家做些小事情，慢慢渡过这悲惨的日月。
父亲到狮子口之后，身体被一天天拖坏了。国民党当局对民工说的是好话，做的是坏事，对工地民工生死不管不问。加之工头极其残暴，民工伤亡甚多，父亲见此景情，便偷跑回来了。回到家里时，父亲已骨瘦如柴，人不像人。就在这时，母亲落月了，二弟祖祥才出世，就不慎淹了小水。这是 1935 年的夏天，家里既无柴又无米，生活实在无着。在穷友的帮助下，我们不得已从这里搬进了渔新河镇上。
渔新河是天门县辖大镇之一，多平川少土丘，出产也较坪坝丰富。但我们初来乍到，生活仍然困难。这里离外婆家（二房）只有 15 里路，父亲挑起补鞋工具，直奔她家去求周济。外婆家在许马塆，是一个小于渔新河的小镇，开有保和掌药店。见父亲去，外婆当即借了 15 元法币作起手（注：天门话，启动资金），让我父亲在渔新做起了整补胶鞋和染衣服的手艺。由于一家人勤劳朴素，尚能勉强度日。当时的我，就在家里帮着母亲带引（注：天门话，照看）小弟弟。
可是好景不长，不幸又降临了。父亲因过度劳作，得了重病。他是全家的顶梁柱，他要倒下了，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指望了。为了不断炊，父亲只好托人担保，借来本利加翻的月息高利贷。然而，祸不单行，父亲的病刚刚好一点，母亲又患上双目难睁的眼病，不但欠的债不能按月还清，而且又欠下新的高利贷。日积月累，债主不断登门要钱。在病无钱治、手艺做不成，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留下一个“来日还账”的声明，逃离到距渔新河约 50 里的天门县岳口镇。这是在 1936 年的春天。
可是，那时，穷人走到哪里，都逃不脱受压迫受剥削的遭遇。虽然从这里跑脱了，但也只不过是暂时的躲避而已。
岳口也是天门境内大镇之一，近靠汉水襄河，下可直通武汉，是个水陆发达的镇。镇界北起渔新河东，南与沔阳县境交界，号称“天门南大门”，极其繁荣，仅次于县城。
从渔新河逃到岳口，父亲的身体依然很坏，母亲的眼病虽有所好转，但生活也只能做一点糊一天。
岳口水陆交通便利，南来北往客商甚多，也常有渔新河的大小客商来往，如果债主知道我们在这里，那麻烦就大了。父亲意识到这是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于是，马不停蹄搬到了天门县北的皂市镇。临走之时，还托渔新河的客商给债主们捎信：请他们不必到处寻找，待日后生意有了起色，就一定还钱。不过，我们并没有透露搬往何处。
岳口到皂市约有 100 里，离渔新河也有 100 余里。皂市是天门大镇之一，位于天门县的东北部，东与应城县接壤，西与京山县交界。它也是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汉宜公路通过此镇，可直达武汉。公路线把街镇包成一个弧形，五华山上可以俯瞰全镇。镇的周围，视野宽广，多见平川、土丘、河湖，可算得上一个小型战略要地。当地盛产谷米、棉花、小菜、黄豆、芝麻、高粱、鱼虾。临近京山，木料也多，还产蚕丝。由于交通便利，南来北往客商多，商贸比其他几个镇显得更加活跃、更加繁荣，人民生活相对温饱。
到了这里，我们落住在远房表姐家中。表姐虽然不大亲，但对我们很好。除让出住房以外，还协助我们找到了一点月息贷款，作为父亲调养治病和做手艺的资本。我们住的这条街虽小，却是通往正街的必经之道，在这里做手艺，日子也还说得过去。
俗话说，艺多不压身。父亲在经营修补胶鞋（水鞋）的过程中，虚心向同行请教，学习掌握了洗刷礼帽、印染绸缎的手艺。加之全家都能吃苦耐劳，辛苦总算有了回报。当年年底除还清月息贷款以外，还稍有积存，基本上消除了“过了今天愁明日”的苦日子。春节也过得满心欢喜，是出门以来从没有过的第一个快乐年。这一年，我也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入读皂市小学的机会。
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蒋介石当局只顾搜刮民财、横征暴敛、升官逍遥，不管人民死活，是个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反动卖国政府。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入我国，敌机肆意飞行，狂轰滥炸。卖国贼蒋介石只顾逃命，对敌人采取不抵抗政策，使祖国的美好河山惨遭践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亲眼所见，一天早上，我同父亲正在五华山上晾晒印染的衣服，忽然，天空中惊现上百架日机，像老鸦一样轰隆轰隆乱叫，顿时（顷刻间）把京山县城炸成火海。还不时回过头来，在皂市上空枪弹四射。我要不是躲得快，也性命难保。而当时在皂市，国民党反动派驻有一个军的兵力，也有高射炮，他们宁肯让敌机在这里胡作非为，也未敢放一枪一弹，以致让那些日本兵毫发无伤地离去。镇上的人们目睹此状，无不愤恨至极。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假慈悲，组织了一个什么“儿童保育委员会”，表面上说是对祖国花朵的关怀，而实质上则是由他的老婆亲自组织，变通形式，把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骗到后方重庆去，为他们培植反动势力。
日本鬼子占领武汉后，皂市已处在恐慌之中，这个所谓的“儿童保育委员会”也在皂市出现了。在地方官僚绅士的协同下，成千上万的儿童被骗。我父亲听信他们的哄骗，把我也送进了这个罪恶的组织。
刚开始，他们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每日三顿，不是米饭就是馒头，蒸的是鲜肉小菜。无知的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父母亲看见也满心欢喜。我们刚一过去就换上新装，为蒙骗家长，稳定大人情绪，他们还给我们教唱抗日歌曲。
当时的我少不更事，在他们的假慈善面前，只知道去了有书读，有饭吃，还能做官，就等于给了我一条生路。但是母亲就不这么想了。家里再穷，她也不愿母子分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父母都认为，能够把子女送到重庆后方培养是最佳选择。为了我的前途，父母亲也只能权衡取舍了。
记得在我离开的时候，母亲几度哭晕在地上。父亲同我堂兄数次把母亲扶起。母亲的这种心情，作为我来说，当时是体会不到的。
集中后的第二天，母亲同我堂兄一天之内多次来看我，同样，探望其他人的也格外多。组织者为了不受干扰，免生变故，当天下午便下令禁止家长、亲属相见。
启程转移的那天晚上，我们登上了一艘不大不小的船。天特别黑，风也大，湖上的波浪高得吓人，坐在船上等待，心中不免紧张。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似乎空气也是凝固的，逼得人喘不过气来。不久，闻讯赶来送行的亲人们在岸上一阵呼喊，顿时船上船下应声四起，初次离家的孩子们哭声一片。这时的我们，心里五味杂陈，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反正非常复杂。
我们乘坐的船等到第二天才开出，分批次走，第一批次中午就走了。我在中间批次，正当我们开船时，前行的船忽然返航了，传话说，离此不远，湖面湖岸发现土匪拦船，来势凶猛。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组织者吓得心惊胆战、魂不附体。因此，他们下令第二日再开船。这个决定让船上的小伙伴喜出望外，哭声也停下来了。消息很快传到岸上，不时，河岸上便挤满了我们的亲人，岸上和船上的闹吼声连成一片，组织者怎么也制止不了这一时的欢腾。
后来据父亲讲，其实哪来的什么土匪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揭穿蒋介石的阴谋，专门在湖上等候解救受蒙蔽的孩子们。幸亏共产党及时出现，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要不然，我们的命运将无比悲惨。
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小伙伴被其父母接回家中。反动组织仍不死心，他们不愿也不会轻易放走一个孩子，况且这些孩子已被登记在册，即便能够挣脱回家，也还需要取保人担保才能走。
我的父亲得到这个内幕消息，也一反常态，和我堂兄一道，商量对策，拼命抗争，硬是把我从魔爪中抢夺回来，使我重新回到了慈母的怀抱。现在回忆起来，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后来听说那些被骗走的孩子，在去往重庆后方的途中，受尽了折磨，经常无故惨遭毒打；有的被打成残废；生病的得不到医治，不少人惨死途中；有的甚至还未断气，就被丢下了土坑。据悉，在沙市沿途发现有半死不活和死了无人埋的孩子……这就是他们打着什么“儿童保育委员会”的牌子所干的罪恶勾当，真正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1938 年冬天，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卖国求荣的投降政策，天门的皂市镇也被日军侵占了。在皂市沦陷的前夜，我们乘小船逃回了老家——天门县南乡危家台。与我们共同生活的堂兄，也一起回到了家乡。
我们全家与我堂兄一行六人，从皂市起程时，飞机不时出现在街镇上空扫射，炮声也不时由远及近传来，大白天如同黑夜一般，恐怖的、可怕的声音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原本热闹的集镇，突然间变得冷冷清清、异常可怕。有钱有势的财主们都纷纷逃往国民党后方（后来才知道是重庆）去了；一些穷家小户无处可逃，只能随便找个地方遮蔽风雨。有消息说：敌占区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见人就杀。类似这样的话，让我们非常害怕，恐慌之心骤增。有的还说什么每 10 户共用一把菜刀，每户每月只提供 1斤食盐等等。记得那天我们上船时，天已擦黑，街上关门闭户，全镇死一般沉寂，几乎连犬叫声都听不见了。当我们驶离皂市镇时，除了少许无法避难的人以外，昏暗中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再就是等待日本鬼子到来的汉奸。
我们搭乘的小船，经小河、湖泊前行，所到之处无不挤满逃难的人，哭的哭、喊的喊，一片混乱。那些扛枪不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三三两两纠集在一起，乘此兵荒马乱，到处横行霸道，见什么抢什么。不少难民被抢一空，被强奸的妇女比比皆是。所有房子都被国民党军队占用，逼得难民们露宿街头巷角。难民们说，日本鬼子还未见着呢，可这些扛枪不上火线的军队，比传说中的日本鬼子还要狠得多。
为确保我们在逃难途中不出意外，父亲打点船家尽其所能照顾，同时订立了“几走几不走”的原则，最终比较顺利地回到了家乡。
当时，家乡仍旧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日子也并不好过。县城离皂市也只有 60华里（注：1 华里=0.5 公里），日本人占领皂市后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城的国民党军生死未卜，苟且偷生，表面上装作决心抗日守城，而实际上对人民的统治和压榨越来越残暴，各种苛捐杂税倍增。当地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也蠢蠢欲动，搜刮民财，逼债加税，不少人为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当时的我年幼无知，弟弟还小，不谙世事，只知道肚子饿了要饭吃。堂兄嫂二人因为年轻不能理家，也拿不出什么主张。回到家乡后，既无田产又无住所，手艺也不能做，带回家的钱少得可怜， 真正是坐吃山也空，生活越来越紧张。
伯父被蒋介石部队杀害后，伯母带着次子和长女在家中种田，孤儿寡母生活艰难。一大家子人，每天张口要吃饭，可又没有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母日烦夜愁，茶不饮，觉不香。为改变现状，我父亲四处找活儿干，但不经意间被他一个远房表兄蒙骗，一起外出谋生，结果深受其害。
印象中，父亲的表兄是一个东游西荡的人，未有正当职业。他说：“如今武汉虽被日本人占领，但还比较安静，你做手艺的人到那里去还是行得通的，何不带着全家随我一块去呢？我们都是在外面跑的人，而且又是表亲，只要你愿意到武汉去，我绝不会外待你，还能尽力把你的手艺撑起来。”因此，在他的蒙哄之下，我们就随同他到了武汉。
动身之前，我们也把押给许同兴的 5 分地直接转当给了他家，承诺典当三年不取，就归他们所有。用此筹划了一点路费，便离别了伯母和乡亲，出外逃生。这是 1939 年的初春。
我同堂兄嫂等一行 6 个人，乘一小船到武汉谋生，沿途较为顺利。所经襄河（汉江）诸镇，都驻扎着日本鬼子，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队伍和土匪。白天，各地哨所检查甚严，搞得不好，会将船扣押。为规避风险，白天行船我们采取打听一节走一节的办法，多半是晚上偷行，以免被日军哨所检查。每次开船，那个表兄的船只都行走在前面，意思是说他们常在外面跑码头，见识广，如有异常情况，可以避免我们吃亏。看起来，他对我们还是一片好心。
经过几昼夜行船，我们靠近汉川县的新沟镇了。镇上住着鬼子兵，借着天光，镇上林立的碉堡和铁丝网黑影隐约可见。新沟镇位于汉水的北岸，据说之前也比较热闹，但自从日本鬼子进驻后就变得异常冷落了。为了不被发现，我们的船只紧靠汉水南岸，借着水面上的雾罩，偷偷行驶。通过此镇后，东方还未太发白。船家告诉我们，再行 3 里路左右，我们就算安全脱险了。因为离镇 3 里之后，有共产党的游击队，鬼子不敢轻易出来。所以，父亲和我堂兄都极力协助船家，以便尽快地脱离危险。
不凑巧的是，我们刚刚摆脱狼窝却又进入了虎口。原来，我们的船一直靠南岸行驶，而 3 里远之后，应靠北岸才更安全。可是，那位表兄偏偏没有及时说明。加之东方破晓的晨光已近，水面上的雾更大，也许是因为雾大，也许是防敌追赶分散了注意力，我们全然没有发现父亲的表兄朝北岸走了。待听见前面有人吵闹，还以为是他们船只靠岸做早饭呢，当我们的船临近时，才知道是遇上了土匪。土匪专门趁着这样的时辰，埋伏在河岸边，拦劫过往船只。
等发现时，我们已进入他们的领地。进退两难之下，我们决定闯过去。他们见喊话也不理，就用两只小船一前一后逼过来，把我们的船堵在中间。他们上船后还假装正经，说：“我们只检查，检查后你们就可以走了。”起先，他们只上来两个人，后来，又有两只船左右相帮，把我们的船夹在中间动也不能动，人也越上越多。当发现有“鬼名堂”时，我父亲和我堂兄已被他们架空了。父亲说：“你们是检查的，为什么这样乱翻呢？”他们原形毕露，有的回答说：“检查就得翻。”有的说：“不翻怎么算检查？”父亲动弹不得，只能任其在船舱内乱掀乱翻。后来，这伙强盗把凡是看得上眼的东西，都往他们的船上转。父亲说：“你们是土匪。”堂兄也大叫起来。他们不由分说，硬把父亲和我堂兄用绳子捆起来，把船舱内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临走时还俏皮地说：“这是只穷船，油水不大。”边说边笑，神气地走了。
剩下来的尽是些残缺不全的用具和破烂衣物了，幸好，他们未伤及人。因为我在病中，藏在我破棉衣内的 80 元法币，未被他们抢走，还有放在后梢上的两斗米也被船家护下来了。
父亲那个表兄的船一方面是靠北岸行走了，另一方面是他船上人少，船也小，行驶起来要快很多，所以躲过了一劫。后来他说：“晓得要出事的，所以靠北行了，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我们遭了殃，还被他捡了一个便宜，卖了一个乖。
等我们的船起锚，追赶上他们时，他们一切都安排好了，早饭也吃了。见到我们，他就说：“你们行得太慢了，你看，我们早饭都吃了，你们才赶上来。早上不多走几里，晚了，前面又难过得去呢！”我父亲说：“你的德行太好，我们没得说场（注：天门话，不用说了）。”他听出我父亲话中有气，又见船上的东西乱七八糟，才明白我们在后头出了事，下意识地用些好听的话来安慰。为了安全到武汉，不再出现其他问题，我们也就未和他们计较什么了。
经过三天行船，我们终于到了武汉。侥幸留下来的 80 元法币，船租一付，只落下40 来元了。在汉口一上坡，父亲的表弟就把我们安排到了难民区，也是唯一一个难民居住的地方。之后，他就很少再来见我们了。
我们住在这儿，要想生存下去，光靠那几个钱是不行的。不得已，父亲就用那残缺不全的工具做起手艺来了。可是开门个把月，根本没什么人上门。因为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是难民，再加上“白狗子”（注：新中国成立前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中国部分地区及晋察冀等解放区人们对国民党士兵的称呼）、便衣探子时来时往，穿进穿出，人们的心情烦透了。我们住的房子是个两层楼，楼上楼下挤在一起十多户，地方狭小且非常闭塞，造成患各种疾病的人很多。奶伢（注：天门话，婴儿）吃不饱饭日夜啼哭，大人为家庭生活琐事吵闹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这里整天难有安宁之日。天晴还好一点，都得出去谋生活；若是下雨呀，真叫人无法熬到天黑。再加上鬼子和“黑狗”（注：国民党警察）们在难民区无故打人杀人、随意强奸等等，人们就像在地狱里生活。
我们住了个把月，父亲和我堂兄都病倒了，堂嫂又长了一身疥疮，内外只有母亲一人能跳动。可是，一个家庭妇女，又从来未到过这样的地方，除了伺候病人和操劳家务以外，也闹不来生活费。剩下我和弟弟，当然更不消说了。手里的那几个钱很快用完了，为了生活，父亲和我堂兄身体稍有好转，便与同屋难友一道去机场做苦力，每天换回来的工钱也只够买两升糙米（共四毛钱），勉强度日。
为减轻负担，同屋的难友还介绍我去小街小巷，给赌博团伙当“小鬼”。团伙主要是由一些流氓组合的，里面有吃大烟和吗啡的，也有少许受生活所迫的人加入。如果团伙在那些被炸的工厂、街道和建筑工地搞小偷，我就为他们放哨，这样每天可以分点钱回来。赌“压十眼半”（注：一种用扑克牌赌博的玩法），主要是在僻静的地方，我们当“小鬼”的，首先主要是给他们招客，吸引一些贪心、想赢钱的人来压赌。其次是为领头人端茶倒水等。搞得好，他们每天给你买点好的吃，多给两毛钱；搞得不好，也就勉强有两顿光饭吃，或者还有几分钱。苛刻的是，不管他们怎样压迫你，你都不准随便乱说，不然就得遭到毒打。
聚众赌博，还得和“黑狗子”们通好气，给点好处，不然，他们会找岔子，将赌具收走，甚至把我们拖去关班房、毒打。
有一次，由于没有事先通气，我们正在偷偷压赌时，不慎被“黑狗”发觉了，老板们见势不好，顺手把赌具交给我看管，他们就一个个溜了。年纪大些的“小鬼”有经验，也跟着随之溜掉了。剩下最小的我，不懂得跑，被拉去毒打了一顿，天黑才被放出来。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和平时不一样，还未等我说明原委，老板就临门了，向我要东西。我说，全被他们（“黑狗”）没收了，我也被毒打了，刚刚才回来。母亲听说我被打了，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可是那老板并不以为然，还说一个礼拜不给我分钱，搞得好就管饭吃，搞不好呢饭都不一定有的吃。
老板刚走，父亲和我堂兄就回来了。听母亲诉说完我的不幸，父亲责骂了我一顿。同屋的人劝慰说：“光责怪你的伢儿不行啊！这样的时局，有个人回来算不错了！要不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也没地方讲理呀。”这一提醒，让我父亲立马改变了主张，他找到老板赔礼说：“我的伢儿小，不懂事，让他大些了再来效劳。”从此后，他再也不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又无所事事地回到了铁蹄之下的难民区生活圈，每天都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和“黑狗”们无故毒打难民，重者成残或死亡，轻者全身破皮。还有一些以日本人为后台的流氓地痞，也仗势欺人，骑在人民头上作恶多端，对待难民百般刁难，难民稍有反抗，他们就痛下杀手，毒打与捆绑。他们见到妇女就调戏，青年妇女或少女随时都有被奸污的危险。在这如狼似虎的黑暗统治下，人民的生活悲惨至极，一言难尽：每天都有死亡的，不是饿死就是病亡，还有的被毒打成残疾之后，失去生活信心或无钱医治，就寻了短路。总而言之，死亡在等待着他们。
到了 1940 年的春天，也是我们千方百计摆脱这个人间地狱的时候。
我们家为了免遭不幸，凡事总愿息事宁人，给人染了衣服、洗了礼帽、补了胶鞋就随他们的便，愿意给钱就给，给多少算多少，只要能让我们在这儿平安生活下去就行。
父亲的表兄，后来我才知道叫胡咬艾，自从把我们拖到这个能死人的“难民坑”之后，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就心生毒计，他进得门来，见我们一家人生病的生病，长疮的长疮，生活确实困难，借这些事情为话题，心怀不轨，想把我的嫂嫂拐走卖掉，被我父亲指责离去。第二次他故技重演，但比第一次更加露骨，父亲和我堂兄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只好狼狈地又走开了。再有一次是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我上街有事，被他们几人挟去，我知道他用心狠毒，便千方百计地挣脱而归。父亲在这次亲身历险中，好似梦中惊醒一样，下决心要把全家送回老家。很快，他将家里所能值钱的东西，一一变卖，并由同屋的陈老板帮忙，搞了一个难民回迁证明书。带上破烂衣物，找了一条小船，逃脱了这个如狼窝似虎口的地方。
陈老板与我们同居一层楼，他的房子与我们紧紧相连，自从我们住在这儿之后，一直对我们很好。通过平时的接触，他了解到我们家并非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而是受了种种迫害才来到武汉的，所以，他不但对我们客客气气，还给我们家不少接济。父亲和我堂兄到机场卖苦力，就是他帮的忙，他也借此从我父亲和堂兄那里得到了不少情报。后来听母亲讲，他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
记得还有一次，刚到难民区时，我与堂兄堂嫂上街走失了，幸得一中年妇女把我拉在手中，送回家来。当她拉起我时，问我住什么地方，我只晓得难民区，不记得排号，她就带着我走进难民区，谁也没问，直到我家楼上。我问她：“你怎么这样熟悉？”她只是笑笑，把我交给母亲后，便找陈老板去了。后来，父亲说：“她就是地下党的联系人，不然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家在哪儿呢？”
我们离开难民区时，陈老板除了把我们送上船之外，还给了我们 20 元钱，作为我们回家的路费。
陈老板的职业是修理留声机，以此为掩护，他经常播放抗日歌片，有时还对我们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后来，我们停留汉川马口时，父亲还特地去找过他，但他早已离开了那里。
回想起这一段经历，我们一家人，被胡咬艾蒙哄，流落在难民区，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陈老板的暗中支援和照料，最后还不知道会落入什么样的境地呢！
我们上船之后，沿汉水而上，尽管沿途检查甚严，但是一条破船，穷得叮当响，也就顺利地通过了每个关口。经过汉阳县到沔阳县的李望喉时，已近天黑了。这时，河里的大小船只纷纷而下，慌张忙乱。虽说下来的船只多，却听不见什么声音，只是争先恐后地急速前行。在这样的时局里，对河面上的现象大家早已司空见惯，心领神会。因此，无须多问，我们的船也就随大流跟着前行了。船至杨林沟时，却突然停下来，一打听才知道，前面有日本鬼子和“黑狗”在搞什么扫荡，上去的船只能进、不能出，见人便杀头，见钱便抢，见了年轻和能跑动的就抓去当挑夫，或充兵，青年妇女也不放过，这就使大家不得不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了。
杨林沟是汉川县属下的一个小镇子，我们的船停靠将近这里半个月了，但传来的仍是很坏的消息。这时，父亲就同船家商量上岸，船家见我们也太苦，只要了一半钱。我们上岸后住在了一个小饭店里，一方面等待消息，另一方面做点手艺，积存点盘缠，还是准备回天门去。
杨林沟在过去也是一个很热闹的小镇，因靠襄河（汉江），来往船只甚多，河道两岸物产丰富，盛产稻谷、小麦、黄豆、棉花、高粱、小米、芝麻、油菜等。人群也非常集中，人们生活水平原本不低，但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鬼子、汉奸沆瀣一气，干尽了坏事，小镇被付之一炬，人民群众内外受敌，生活朝不保夕。被烧成火场的小镇，只剩五六户临时支撑的毛棚子和未被全部烧毁的七八户残缺不全的砖瓦房，死气沉沉。每日见不到几个人影，从乡下来的人很少停下来，河下的船工也极少上岸，住在镇上的人家总是关门闭户，晚间多半到外地去住宿。
我们住的这个客栈，他家有三口人，每天生意冷淡，过往的客人本来不多，住宿的就更少了，我们便成了他家常住的客人，从上岸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父亲同我堂兄，每天下乡做补胶鞋（水鞋）的手艺，但换来的只是劳累，收入难以维持一家人每天所需的两顿稀饭。
我们居住在杨林沟已过月余了，串乡的手艺难换全家六口人的两顿稀饭，手中的钱也花光了。弟弟不知事，不肯吃照得见人影的稀饭，哭着吵着要干的，为此不知挨了多少打骂。父亲是个爱说话的人，可是处在这样的生活境地，也变得沉默寡言，很少有笑脸了。全家人没有哪个不是皮包骨像干柴的。堂兄夫妇更加想家了，经常念叨家乡的母亲和姊妹们。可是，外面如此，恐怕家乡也是如此。我父母亲也把他们的家人挂念在心。毕竟是一奶同胞，一家两分的亲骨肉，怎叫人不担心呢？在家里的和在外面的，谁个不是愁断肝肠呢？
堂兄多次央求父亲，让他一个人先回去打听下再来。父母总是放心不下，挽留说：一是路程远，不安全；二是没有路费，讨米吧，又不是一两天。所以，总是劝说等待。嫂子也是一个善于分担痛苦、体贴人的人，她常念叨自己年纪轻，什么也不会做，要是在家乡，多少也能种点地，拖在这里是负担，让二爷和婶娘吃了苦、受了累。她每天吃饭，总是在人后头吃，她和母亲不知道挨了多少次饿。
在这饥寒交迫、劳累奔波的日子里，不幸再次降临：父亲腿上长了一个大包，母亲又时而胸闷。这时的堂兄，他肩上的担子比以往更重了，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他是一个青年后生，但一天到晚闷头不语，嫂子为此忧心不已，时而放声痛哭。我们两兄弟只知道玩，饿了要吃的。见此情景，母亲便让年轻的嫂子留在家里，自己带着我们去要饭。可是，每天要来的饭还不够一个人吃饱一顿。堂兄照常串乡，弄来的钱连本带利换不到两升米，全家沉没在灰暗的生活气氛中，不可想象的灾难就要临头了。
为了减轻一家人的负担，父亲早就商量卖掉我，只是母亲不同意，才一直没有实现。如今再也撑不住了，做手艺无法度日，当卖的东西也没有。父亲病在床上，母亲时而悲痛，欠下的店家款子要付账，更重要的是老少要活命。
卖儿子的事情不慎让嫂子和堂兄知道了（当时的我，是不晓得父母心思的），他们坚决反对，也做好了自身的安排，那就是嫂子要同堂兄分居，要我父亲做主让她改嫁异乡。
一天早饭后，他们夫妇在我父母亲面前斩钉截铁地说：“二爷和婶娘都在面前，卖掉你们的亲骨肉，我们狠心不下。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能活到今日，已经不容易了。我们不能看着全家活活地饿死在外面，我愿意保全兄弟改嫁异乡，由双亲做主。”话说到这里，嫂子痛哭流涕，病在床上的父亲心如刀绞，全家都为此事痛哭。当时的我虽不懂事，但听到这意外的事情，也在地上滚来滚去地痛哭起来。父亲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感到非常吃惊，也不知从何说起，除了安慰外，就是不断地责问着自己：“是不是家穷，她跟着我们奔走在外，亏待了她？还是什么？卖儿子的事情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父亲说：“一、我们是叔侄关系，不能替你做主；二、我家的生死关头，你们不能顶替。我们虽在外面，但是是一家人，你们知道就行了。抗战胜利了，也就熬出了头，穷人也会有好日子过的。”父亲讲的这些话，他们根本没有听进去，不管父亲和我母亲怎样劝说，嫂子仍然说，这个心思早就有了，再怎样，也不能拆散双亲的亲骨肉。
母亲平时是不爱讲话的，但这时话也多了起来，劝慰道：“你们说拆散我的亲骨肉心痛，但我拆散别人的亲骨肉就不心痛吗？把你们夫妻拆散我们使不得。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是是我亲侄媳，木儿从他父亲死后，是我做婶娘的一手抚养大的，不管怎样，心甘情愿地卖掉我的亲生儿，也不能为你们做主。”父亲接着说：“你们的心意我全明白，怎么苦也不能拆散你们俩的婚事，苦要苦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如果把你改嫁在异乡了，一是对不起你们俩；二是对不起我死去的哥哥；三是也对不起我在家苦度终日的嫂子呀！”话说了千千万，她就是不听劝，他们俩人的心早已定下了。嫂子说：“我们这样做是不能让亲兄弟年幼就出卖给人家；我们这样做是我们行孝，夫妻二人心里愿意做的。”堂兄说：“她的主意我同意了的，这样做是给她生路，她根本无心同我回去了。再说，这样的时局里，谁又晓得能不能回到家里？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倘若我们在外面死在敌人的刀口下，或者饿死在异乡，更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也是说不好的呀！”嫂子说：“我们的分离是暂时的，等到抗日胜利后，只要他不变心，我还是愿意回来同全家团聚的。”这是穷人在时局下的被迫分离，不是因为别的。千言万语，共同道破一句话，那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屠刀下，在卖国不抗日的蒋介石的屠刀下，穷苦人民的生路只有两条：要么拿起枪杆子与敌抗争活下去；要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这是一个逃荒异乡的家庭难以回避的难关，是人们所不愿去接受的事情，也是千千万万个穷苦家庭的悲情缩影。不得已，父亲最后只有痛下狠心，留下了亲生儿子。过了两天，有个人来，当面立下了卖身契约。我记得那卖身契约上写有待日后太平了允许他们夫妻团圆的条款。对方给了 75 元法币。嫂子被改嫁的地方是杨林沟襄河北岸李家台的一个姓李的家里。嫂子改嫁后，我们打听到通往天门的陆路比水路安全，于是，父亲便送我堂兄回天门，经过脉旺嘴，到达了安全地方，叔侄方才分手。
堂兄安全回到了家乡，和伯母弟妹团圆了，但是自从和堂哥堂嫂分别后，我们全家人好像失去了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那么愉快了。
更未想到的是，堂兄回家后继承他父亲遗志，走上了革命道路，一次在为当地人民守夜哨时，被日本鬼子杀害，为国捐躯了。真是祸不单行，就在我苦命的堂兄、这个革命烈士的后代遭到不幸之后不久，代替我卖身救家人的嫂嫂，也被李家活活折磨而死……这对义气的革命青年夫妻，就这样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永别了！
忆起当年的苦难岁月，该有多少这样的不幸！他们的宝贵生命虽然永远地被埋葬在泥土里，但他们的仇和恨，却永远地留在人间，也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堂兄从我们这里临别时，留下了 20 元法币，还说回家之后，如果情况比外面好些的话，一定来接我们。哪知道他这一离开，便死在日本鬼子的刀口下，与我们永别了。堂兄的不幸，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在这个饭店又住了将近半月。一是等待堂兄的来信；二是打听往哪方走才好，同时调养父亲的病体。可是等了半月有余，也未等到堂兄的来信。父亲的病基本上好了之后，我们便付清饭店的钱，拿着剩下的 12 元法币另谋生计。打听到汉川县的马口镇较好，于是就乘了一艘小船，到了马口镇，上岸后，住在离镇 3 里路的萮家窑。
萮家窑以烧陶瓷出名，所有的窑都是由当地权贵人家把持着。最大的业主是梁五、梁六两人，他们除了把持窑业以外，90%的土地也都归他们耕种。这里居住的劳动人民，都是他的窑工和长工。窑工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农闲时，除留几个管理窑业和其他事情的人以外，其余都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度日，他们都得外出谋生。梁姓是这里的大姓，小姓的人只得听候使唤。窑族势力对异姓的压迫和排斥也是很厉害的。窑主在镇上还兼营经商，他们与镇上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对窑工的统治也就更加恶劣。窑工有苦也无处申诉，他们的生命全系在这些“吸血鬼”的手中。
我们搬进此地，住在一家姓萮的窑工家里 ，他们是河南人，逃荒来的，在这里已住有十几年了。他们家六口人，有四个劳动力，按理说，生活是过得去的，可是，四个人终年劳作，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见我们是外地人，也是逃难出来的，便十分客气，向我们介绍当地的情况，建议我们给当地的权势献点殷勤，拜拜码头，但即便这样，也只能暂时居住，想住长久，还得受他们的支派，不然产生的灾难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能在这里多住些时日，父亲做手艺也尽可能多地给势力派一些方便，同时对他们家的狗腿子也买点账，这样，我们才在萮家窑安然地住了几个月。
搬过来一段时间之后，父亲的病慢慢有了一些好转，但腿上的包还是消一个又长一个，他仍然是在病里打滚。尽管如此，只要病情稍一减轻，父亲便坚持外出做手艺。只要父亲出工，每日换来的东西，定能管够一家人生活，有时还有点结余。母亲在家料理家务，我就天天到外面捡些柴火供家里烧。初到这里时，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父亲的身体，手中的钱也慢慢花光了，我带着小弟弟在外面要饭。到了收割季节，我同母亲去拾粮食，每天拾回来的粮食可够吃两天稀的。有段时间，父亲病倒 10 余天，家里紧张得揭不开锅，母亲只好带我去讨饭，每次为要一口饭，不知要说多少好话，挨多少骂。要不是为了活命，谁都不愿做这低三下四的事情。后来，父亲的病好了，他便对我们说：“再不去要饭了吧，时间长了，会把人搞懒的。拾粮食、要饭，都不是长久打算，还是要劳动，以后就同我到外面学手艺吧，常到外面跑，也能长点见识。”就这样，夏收以后，我跟着父亲学起手艺来，回家时，就沿途拾些柴火带回来。
这年秋后，父亲打听到镇上有空地方，我们就搬到镇上住了。房东叫张松太，家里只有这一个老太婆，无儿无女。这条街叫石头路，是通往正街唯一的一条小街。马口镇紧靠汉水南岸，是汉川县的大集镇之一， 南北两岸方圆 25 里，物产丰富，经济向好，南来北往的行商很多，市场繁荣，在抗日时期，是人所共称的“小汉口”。这里的特产是土布（称家机布）。每天三更时分，农民都会赶集上街来卖土布和换棉纱，尤其是冬春两季最为旺盛，几乎家家都纺织土布，当地百姓也都兴穿这种土布。为了使土布销往外地，镇上便设了许多的土布庄。
我们搬进张松太家之后，便做起了洗染衣服、补胶鞋和洗染礼帽的手艺。看见这里的老百姓都习惯戴礼帽，我也跟着父亲学会了这些手艺。我们父子俩做了一个冬天，到年底一结算，呵，还有一点结余，暂时渡过了饥饿的威逼，同时也过了第一个逃荒在外的能饱饭的年三十。
到了 1940 年夏天，父亲怕荒废了我的成长，就把我送进学校读书，这年我 12 岁。学校名叫马口第二公民小学校，是日本鬼子和当地政府办的，刚开始，学校设立在梁家祠堂，到第二年上学期，便搬进大岺子的极谷仓。读书时，我除了照常上学以外，星期天和寒暑假都得在家里做事，以协助家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从初小“二上”开始上学，由于家里穷，读到“三上”时便下学了。记得下学时，初小“三上”只读了个把月，就拾起口袋，下地里捡粮食充饥去了。
后来，我们从张松太家搬进正街的刘森记家。住了不久，鬼子兵在马口安扎了一个汉口司令部，圈地从正街的圣公会起，一直抵石头路口，把正街的所有居民全赶走了，大小生意一律搬进石头路和其他小街小巷。这样，我们只好又从刘森记家搬进了张松太家。房子虽不大，但这时住进了六户，其中不乏“黑狗”的家属，也有与“黑狗”有关系的，最大的是李洪兴书铺。因此，这里显得非常复杂。
1941 年冬天 11 月 25 日晚上，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承接洗涤的礼帽被盗走了 58 顶。且破烂的不要，全偷好的，这足以证明小偷出自这个屋里。若是外人，绝没有时间选择只拿好的，况且李洪兴书铺一点东西都没有损失。既然如此，父亲就下决心要挖出内贼。可经过几天的探寻，也未找到线索。后来好不容易在一个挑贩的担子上发现有我家给人洗涤的帽子，上面有用线做的编号，便问他帽子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他告诉人，我们绝不找他的麻烦。经过耐心的解释，他才说出是与我们同住一屋的张艾芝交给他代卖的，说是她的什么亲戚寄托她男人卖的。这样，3 个人物证据链出来了。父亲回来把事情对同屋的店家和机房一说，加上我们挂放帽子的板壁又是靠张艾芝住房门口的两侧，因此，口供与实际吻合，得到了李洪兴老板的支持，要张艾芝认赃。哪知道这张艾芝反咬一口，说我们故意咬骗她，并否认挑贩上的帽子是她的。可恶的是，她咬定挑贩陷害她。在越纠越紧的情况下，我们请来李洪兴老板写了一份申冤被盗的证词，将证物一起送到镇公所和镇监察所报案。谁知这个女人也去反告一状，还以李洪兴书铺内睡有人，她怎敢去偷的歪道理来为她洗白。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女人是个女流氓，她和镇上的特权头子是皮帮（注：相好），在偷盗上又与监察所有关系，后台硬。而我们是外地人，没人撑腰。常言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果不其然，到过堂时，他们就道出了这样的话：“既然是前几天被盗，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报案，是看不起当地衙门？我看这是你这个出门人故意刁难。”同时还说：“你被盗那么多，为什么未在她房内拿着赃，反而在挑贩上拿到了赃，这说明你和他是同谋，故意陷害张艾芝。”就这样，初次过堂败诉，父亲忍着心里的痛苦，回到家里。
父亲苦闷地坐在家里，母亲听到过堂之事，满脸泪水，哭泣不止，同租屋和街上的人都关心地跑来问长问短。父亲也只是简单地抬手回一声，之后抱头痛哭，边哭边说：“当地衙门这么不树正气，这多帽子我们又怎么赔得起，寒冬腊月又怎能过下去哟？”父亲心灰意冷，觉得前途黑暗无常，只有死路一条。好心的李老板便说：“危老板，螺丝弯弯绞，总有个出头的。”这话提醒了父亲，他便同母亲跑到台阶上，大声向街坊和过路的人说：“切莫说我出门人不讲道理，我们全家大小四口人要活命啦！”为了把事情弄清楚，父亲大声喊要抄偷盗者的家，便拉着张艾芝要她开门。可是，张艾芝当着众人撒泼，在地上打起滚来，死人地（注：死活）不开门。在李洪兴老板的劝说和众街坊的起哄中，她才将钥匙交给李老板，另外找了两个证明人一同去把她的房门打开了，结果在衣箱内和柜子里拿出了 20 多顶礼帽。这时，所有看热闹的人，无不责骂这个女人，有的人还揭发她偷人家东西及其他不要脸的事情。事情虽然大白于天下了，可这个女人颠倒黑白，跑到镇公所和警察所报冤，说我父亲当着街坊众人打她，还与别人到她房内抄家栽赃。这样一来，他们便来人传唤父亲出庭。当时，李洪兴老板给我们撑腰说：“危老板，你大胆去，还有街坊作证。”父亲便去了，在堂上，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同那个女人一道吼叫说我们私自抄了她的家，打了她的人，便把父亲责打了一顿放回来，强迫父亲在街坊面前为那个女人洗清身份。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父亲回来后，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图在街坊面前违心地宣布事情“经过”。大家听了这颠倒黑白的话，无不对当地政府的无理判决嗤之以鼻。
事情就这样拖了近半个月，手艺也被迫停止。然而，最棘手的是失主要东西，我们拿不出，也赔不起，这口气实在难以忍下去。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光找街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父母便横下心来，专门找这个女人扯皮。当父亲要她交出剩余的帽子时，她比以前更加张狂起来。父亲说：“你也不屑闹场，家是我抄的，赃物是在你房子内找着的。你也认为出门人是不好欺压的，这一点咱们相同。你也是个出门人，只要你交出来，向街坊说个清楚，也就算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这个女人又把藏在房后厕所旁破缸罐内的 10 余顶帽子拿了出来。虽然这样，她仍然不认赃，也不把帽子彻底还清。因此，父亲又请李老板写了状词到镇商会去。哪知商会跟镇公所也是互通的，他们不理手艺上的事情。父亲便找维持会，而维持会也不理睬，并说：“你是个男人，又是出门做手艺的，她是个女人，这样总是扯皮不好看，差不多就算了。”父亲想，这真是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事情不弄明白，往后做手艺谁会信任呢？因此，父亲又闹进了镇公所和警察所。他们依然如故，还说什么：“你们出门人还是放老实些，看远些，不然闹出事情来不能下台。”
父亲见话外有音，想到以后还是要受制于镇公所这个执法衙门，感到没什么盼头，反倒不怕了，便驳斥道：“照你们公职人员来看，出门人只有死路一条了，难怪中国要亡的，就是有了你们这些当官不为民做主的人啰！”听到这话，他们便把桌子一拍，暴跳如雷，说：“还不快滚，再在这里胡说八道，就把你关起来。”父亲也不认输，说：“出门人也不只我一个，只要你官府做得出，就随你们的便吧！反正我们全家要饿倒了，别人的东西也赔不了啦……”他们见势不妙，真要闹出人命，也是不好收场的，便对一个干瘦点的使了眼色，把父亲连说带劝推到大门外，又叫“黑狗”们把父亲压住，把大门关上了。从此，这个女人也不敢回家，一直藏在镇公所这个窝屋里。
父亲将找回来的礼帽整理好，让人家取走了，差下来的就想办法赔了钱，还不知对人家说了多少好话。这样一来，无人上门做生意了，家里的生活从此更加困难。父亲算看明白了，想要活下去，就得与当地有权势的人做斗争。因此，父母亲商议后，全家便一起跑到镇公所的大堂里喊冤叫屈，李老板也是支持的。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们全家头顶状纸，一起闯进了镇公所大堂。只见那些所谓的权贵都在大堂的一个房间内，花天酒地，淫笑作乐。我们见到这样的情景，恶心万分。
一个看堂的人问：“你们又来做什么？”父亲说：“我头顶有纸，你们一看便知。”那个人进房后出来说：“镇长、会长、所长都说了，叫你们明天来，今晚有客不办公事。”
父亲是下了决心的，想到既然有客人在此，那么正是说话的机会，便火冒三丈地说：“我们全家四人，只因出门犯罪、捉住盗犯更是犯罪，今晚来到堂前，一不是叫冤，二不是告状，而是来请罪的。你们不讲公平，我这个做手艺的穷人也活不下去了。”父亲见里面仍然不答，便大声地吼道：“仗着皇军（指日本鬼子）之势，为盗贼女人撑腰，定穷人出门有罪、报案有罪，现无法生活。要求你们把我们全家枪决，以除后患。”
这时，一个什么理事搭话：“你少说废话，要办也得等几个星期再办。”父亲又驳道：“我们一天也等不得了，有凭有据你们不办，试问，你们要办哪样的案子？只管你们花天酒地，不管穷人的死活。我们只不过，一不该出门逃难；二不该穷；三不该无白洋。所以你们就搪塞了？你们喜欢的不过是那女人的一块肩肉，所以，哪怕她做强盗也被视为有理。”这个理事一听，感到话太厉害，便威胁地说道：“再在这里胡说八道就把你们全家关押了。”父亲针锋相对，说：“关算什么，枪决也行嘛！今晚既然来了，要杀、要砍、要关、要怎样，全在你们。怪只怪不该出门，怪只怪被盗有罪！”我们就这样在那里反复地大吵大闹，他们玩兴未尽，关闭房门，故作一心一意饮酒划拳去了。
这时的我们哭的哭、喊的喊。父亲说：“一个正直的地方官吏，是像你们一样白吃人民钱粮的吗？你们这样做人能持久吗？”这时，那个理事便像疯狗一样，把门一踢开，便跳了出来吠道：“我们就关了你们这群疯子。”父亲驳道：“作为一个正直的理事和威严公正的大堂，要我们回家不难，除非讲公理！”理事见我们说得在理，语气有所平缓，双珠小眼一转，退让了一步，哼了一声，跨步跳进了房内。
这时，房内再无人出来，还故意闹得热闹，以抵挡我们的谩骂。见长时间无人搭理，我们更加起劲地吼闹起来。父亲说：“亏得你们大堂上还悬挂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原来这‘青天白日’被乌云遮住了啊！这是你们欺骗穷人的招牌，真是乌天黑暗！你们仗势日本人，心比日本人还坏，靠日本人，能靠他们过一辈子吗？黑暗不会长久，光明总有一天来到，穷人不会永远受穷，出门人也不会这样永远让你们欺侮下去的。”
这样一闹，他们也确实下不了台，房内的声音也就息了，门一开，那些什么客人、女人，胖的、瘦的、长的、矮的等“怪物”全都跑了出来，你一言他一语的，使这公堂更加热闹起来。一阵子后，这个理事便装腔作势地说：“你这个出门人好厉害呀，我马口镇上还只你们这一家，多有几家，还会造反呐！”那个胖得像猪一样的会长也开口了，他不耐烦地把文明棍一摆，脑壳一歪，在堂上说道：“不要和这个刁民讲了，他是有意在这里胡言乱语，咆哮公堂，妖言惑众，无视我们这小衙门，把他关押起来。”父亲见是会长，便赶他的话说：“好一个懂事的会长，要押就押我们全家，反正在你们的任意压迫下我们已走投无路了。”会长又说：“好一个刁民，大吼了一声‘来人，把他关押了’。”父亲还想与他对驳，揭他老底，未等父亲开口说话，来了四个“黑狗”，将我父亲拉进了牢房。在他们推搡父亲时，我们便与他们争夺，要关一起关。他们又上来几个“黑狗”，把我们从堂上赶了出来，母亲还挨了打，我也被打滚在地上。在这黑暗的社会里，穷人是无法生存的！
离开镇公所时，天显得更加黑暗了，我们母子三人在寒风刺骨的雪地里，摸黑回家时，已是深夜了。
我们刚回房内坐下，同屋的李老板就来看我们，问长问短。当他问明白情况后，便说：“你母子三人不要着急，白天我说过，就是要他们关人，关了我们才好出面说话。明天我去找人，有什么事情我承担（李老板的大儿子在重庆，据说是共产党员；另一个侄儿是国民党军官，在地方上一贯主张正义，有一定威望；他本人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所以地方上的官派们不敢把他怎样）。”他安慰我们后，还送给我们两块光洋，要我们明天给父亲送饭去。
第二天，父亲被关押的事情成为石头路一条街头号新闻，过路的行人也参加热议，加上李老板出面说话，当天中午，父亲就被放了出来。张艾芝迫于压力，把全部东西也都退出来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同时，李老板还把镇公所提出的保证向街坊公开了，说，如果姓危的日后在这里有一点风吹草动，镇公所都将承担一切责任。不然，人家出门人就得不到生命安全保障了。
虽说最后把丢失的东西都要回来了，但由于摊上这档子事情，生意停业，钱也用光了，加之日军驻扎镇上，手艺也只能度日。到了腊月二十四，父亲随便做了几个菜，请李老板和房东、街坊及同屋的邻居吃饭，以作谢意。
被盗的事情结束后，时局日益恶化，在日本鬼子和伪政府的威逼下，穷人走投无路。我们逃难在异乡，更是生活艰难。因此，父母亲只好让我下学，重新去卖油条粑粑。我每天收工，都要拾些柴火回家。为了生存，母亲过早地把二弟的母乳隔掉了，到镇上开机器榨房的大财主王礼记家当起了乳母，每月挣得两块钱的工钱。由于隔乳过早，加之生活贫困，营养跟不上，二弟出现了左腿疼痛，但无钱医疗，母亲迷信拜佛求神，就用土方治疗。结果，病没治好，把背脊疼弯了，年幼的弟弟就此成了终身残疾。母亲到王家后，父亲每天挑担子串乡，从此，只能由我来承担全家的家务。父亲串乡有时能换点杂粮回来，有时连跑几天也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这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加之雨水过多，看到的粮食全都烂在地里，镇上的日军、“黄军”（注：当时人们对替侵华日军卖命的汉奸的称呼）和“黑狗”，把镇上闹得乌烟瘴气、死气沉沉。
与众多穷苦家庭一样，我们家也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每日两顿青菜稀饭加糠粉的日子里，很长时间都是野菜、豆芽和糠麸，吃了屙不出来。父亲有严重的内痔拉血，吃了这些东西，不但解大便吃力，便血也更多了，脸像一张黄纸。这时的我，除了家务之外，还得每天早上去卖油条粑粑，后来卖油条粑粑也不行了，我就背着弟弟去讨饭。有一次，我们两兄弟从早上出门，到天黑只吃了半碗饭，路过王家时，便去探望母亲。母亲见弟弟饥瘦难看，便偷偷地把一碗饭给弟弟吃，不幸，被王家的老婆看见，除夺走饭碗以外，还将母亲责骂了一顿。从此，我们再也不上他家的门了。
这年天气特别热，传染病甚多，瘟疫爆发，父亲病倒了，母亲又不能回家料理。为筹钱治病，我对母亲说：“到王家提前支两个月工钱吧。”可是好话说尽了，结果还是一无所得。后来，还是父亲带着病体磨到李逢兴家去，借来几块钱，才把病治好。这一年，一家人从来没有一个笑颜，就是这样死去活来地熬着，这是 1942 年。
到了 1943 年春，父母亲为了我今后有一碗饭吃，把我叫到身边说：“儿呀，去学个手艺吧。不是我们不愿把你抚养成人，也不是我们心甘情愿把你送到别人家受折磨，只怪穷里发穷，时局太坏。今年你已 14 岁了，父母过了大半生，又无正当职业把你护在身边，这样会耽误你的前程。这年头，谁又能保全一家呢！我们出门在外，搞得不好，被拉夫抽丁也算不到。”就这样，父母送我去当徒弟时，我还未满 14 周岁。为此，母亲几天泪水未干，父亲心里更难过。
还是在 1942 年冬的腊月间，我同父亲一起为镇政府到外地挑黄豆，我只能挑 50 斤，父亲因有病，也只能够挑个七八十斤，挑一天能管一天，不挑就揭不开锅。那时，母亲也被王家解雇了。到 1943 年春，记得正月初三我们就出门挑黄豆了，就是这次挑黄豆，我们还挨了日军的一次打。我想，家中实在无法度日，应该是我去当学徒的一个缘由吧。
我去当学徒，还源于镀镇一户银楼坊张海州作保，说的是为我找条生路，实际上是骗我上当去当苦力，像给大姑娘说婆家一样，把我骗去的。
我当学徒的地方，是汉川县杨林沟西塆岑宏整家。在我未去之前，保人对我父母亲说：“岑家人老实忠厚，待人厚道，家有四口人，大娃只大你儿子两岁，小的只有九岁，有吃有穿，他的大娃也在学手艺。”同时说：“他家在当地很有威望，有两亩多田地，雇请的有长短工，老板会赚钱，师娘会持家，又能干，最喜欢孩子，去了之后，保你的儿子在那里过得惯。自从你托这事情之后，他家很高兴，只要你娃儿在那里听话，吃饭不愁，每年穿衣也负担得起。”由于他甜言蜜语，父母亲也就放心地让我去了。
1943 年，即民国 32 年的正月初八早上，父亲同保人一道，把我送到了岑宏整家。到他家后，表面上看，他们待人确实不错，说话和气，堆有一脸笑。可是，等父亲一走，我再进屋，一切就完全变了，他们承诺的那些全成了骗人的鬼话。我心想，难怪他家发财，穷人该穷的。
在他家里，人家吃肉喝汤我看在眼里；人家过年穿新衣，我还是家里带去的几件补丁衣；他家的长工活儿我来扛，到处跑腿我去顶，领人上田我当先，送饭、担水、放牛、整米样样少不了我。想起保人说的话，到如今尽成了骗人的现实。父母亲临别时嘱咐，三年的学徒好当，三年的折磨难受，但一定要熬过去，切不可等人家一年打十二个灶，败坏了名声。你要是吃不了苦，回来了也对不起你的父母。我在这里待得难受，也有过逃避的念头，但一想到父母的再三叮嘱，也就未有勇气逃开，怕败坏了名声，别人指责，回到家里也是枉然。请假也不准，找人写信吧，又怕传出去了坏事。久而久之，老板看出了我的心思，便用“徒弟三年是把锁”的道理来约束我。的确，三年是把锁，成天围着老板转，白天黑夜都不能离开。什么事都得做，连老板娘的屎尿罐都得倒，裹脚布也得洗，真是印证了学徒中流传的话——烧火带份伢，一味带十杂。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除睡觉以外，没有一点时间是自己的。即便是睡觉，也比人家睡得迟，起得早。每天一起来，就得连忙烧开水，给老板和老板娘冲蛋汤。总之，扫地、倒茶等一切杂事必须在他们起床之前做好，不然，就得受到责备。
有一次，老板娘从娘家回来，要我洗那臭裹脚布，我因有其他事情，未来得及洗，就被她叫到跟前受责骂。我还了一句，她就一板凳打在我的腰上。当我伏倒在地时，她还用那小脚狠踢我几脚。我因护疼，气得哭不出声，她就说我假装，骂我：“不跟老娘做事，就别端老娘的碗。”俗话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我只能忍气吞声，但我的腰至今还在发疼。
还有一次夏天，老板一家出门到场坝乘凉，两个儿子也不愿在家监视我，便对我说：“我们乘凉去了，你把屋里的东西管好，回来少了，就要你的命，赔不出来就剥你的皮。”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天天在家是专门监视我的。我也不愿意在家，为此便争论开了，他们就叫我滚。我说：“滚就滚吧！”他们见我要收拾行李，便上前打我，我也不客气地还击了这两个小子。他们的父母见屋里闹哄哄，跑进来一看，说是欺负了他家的人，师娘抓我打我不到，便跳上天、落下地地骂起来，他家喂的狗也欺负人，老板不由分说，就拉着我的耳朵用力把我推倒在地上，他家的两个儿子也趁势上前，拳打脚踢。我没办法，气得一夜不能入眠，想起父母亲的话，我哭了。
又有一次，大冬天里老板叫我到杨林沟镇上买米。在寒风刺骨的风雪里，我头顶鹅毛大雪到了镇上，待我买好米后，忽然，日军把守街道，戒严了。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街上巡逻。由于衣服单薄，腹内饥饿，我浑身打抖。米店的老板见状，招呼我把米放在米店里，到屋内后面的酒锅边烤火去了。
正当我烤得浑身发热时，日军来了，一把拉着我就问，我是不是新四军，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他们的探子，等等。见我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又有的问我是不是米店老板的伙夫、采货等等，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说了一句不知道，他们便说：“为什么不在外？跑到这里躲着干什么？”我说，是给老板买米来的，是米店老板叫我烤火来的。他们不由分说，便拳打脚踢，把我拉到街上，枪托、皮鞭、竹条一齐上，朝我横身抽打，我喊米店老板做证，还未等对方回话时，又是一枪托朝我腰部打来，把我打得神魂颠倒、口吐鲜血、不知所向。米店老板跑过来说了句什么，也被吼在一边。后来，我被拖进了碉楼，关在一起的人替我把衣服解开一看，我青一块紫一块，遍体鳞伤，我痛恨得哭泣起来 。
米店老板见我惨遭毒打，又被拖进了碉楼，只缘我常在他那里买米，就连忙在镇上托了保人，把我保了出来。第二天下午我才挑着米，踏着雪倒倒歪歪地回到了老板家里。我向其诉说昨天街上戒严，拖到今天才回来。他们漠不关心，一个劲儿地骂我说以为我得病死在雪地里了。听到此话，我当时气得号啕大哭，随即脱下衣服叫他们看，并说，要不是米店老板托保，我还被关在碉楼内。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说：“有一条命回来就是好事。”紧接着又要我挑柴去了。我也在想，穷人的命就是这样不值钱？！
我出门挑柴是在杨林沟的河北岸，当时风雪仍然很大，等过了河，挑着几十斤柴火回转时，风雪更大了，雪中夹着雨，河面浪也高，渡口停船了，无奈，我在那里讨了借宿，饭也未吃，到第二天早饭后才过得了河。老板见我回来了，便问：“又是被日军拖去了啊？”我说：“因昨晚风雪太大，停船了不能过河，所以今天才回来。”老板娘说：“我以为你过河掉在河里淹死了哇！死了不要紧，怕只怕你老头（注：指父亲）来了我们无人交。”当时的我，已不再奢望，不再乞求他们能发慈悲善心，只是冷眼对峙着，发出了冷峻的不屑一顾的笑声。
1944 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处游击鬼子兵，日军吃了不少败仗。因此，住在镇上的鬼子生怕新四军来袭，不敢单独出门，就让一些伪军驻守镇外。皇卫军也怕丢了狗命，便到处找民夫，为他们修筑土城、碉堡，挖壕沟。
我这个老板爱钱如命，舍不得出钱就要我去当民夫。我才刚 15 岁，个头也不大，这种苦力活儿担当不了，但又不能不去。我去了之后，同塆的民工见我年纪小，气力差，挑不起土，便关心我让我挤在人空里挖土。特别是一个叫木二的，是地主家的长工，对我很好，我喊他哥哥，把他看作亲生的哥哥一样。每当他关心我时，我就想起了我死去的堂哥，就越发和他亲切起来。他和我死去的堂哥个子一样大，年纪也不差上下，我把死去堂哥的遭遇对他一讲，他也说：“那我们就是亲弟兄。在这里做苦力，我俩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后来，我在老板家担重活儿时，他也暗地里帮助了不少。我便将嫂嫂替换我出卖自己的实情相告，请他帮我打听下落，因为只记得是河北岸李家台，没有详细人名地址，所以找了几次，未找着。父亲也托我找过，我在这里三年，都未打听到一点下落。他说：“可能是当时被别人骗了吧。”
我在这里做苦力，由于人小、力气差，结果被日伪军拉去责问。在无知的情况下，我不但挨了耳光，还挨了打（打屁股）。这还不算，他们还要我头顶一撮箕土，膝跪瓷瓦渣。我受不了刑，于是晕倒在地上，看守的伪军见我晕倒，就是几枪托；另一个伪军手里提着上刀的枪，猛地把我从地上拖起来，就在这一刹那，我冻肿了的脸碰上刺刀尖，被刺了一个洞，鲜血直流。寒冷的飞雪中，我破烂的衣服上结了血冰块，但伪军并没有因此放过我，仍然要我顶着一撮箕土，跪在瓷瓦渣上，我被整糊涂了，任其摆布。木哥见我被整成这个样子，便跑来求情，也挨了两个耳光；同去的乡亲也跑来求情，都被吼走，天黑时才敢有人换我回去。木哥见我回来了，给我疗伤，又在保长那里求情，这样才让我回到家里。老板见我回来，与以往一样地冷酷对待，老板娘说我：“只能消饭，没得好大用。”
三年学徒生活的苦差是说不尽、诉不完的，它如同长江流水不断头。前面谈的这些点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长河中的一些片段而已。
三年学徒，我活得连狗还不如，如同奴隶一样，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陪着老板做事。三年只学会了烧火、洗衣、倒尿罐、收割锄草、挑粪、整米、放牛、割草的本事，这，也就是我学银匠手艺的“收获”吧！
1945 年，学徒期将满。老板见我要出师了，对我的剥削也越来越凶。我想三年没有学到什么，出师后又能做什么呢？在木哥的建议下，我于 8 月初的早上偷跑了。父母亲见我突然出现在面前，百感交集。当我道出了几年的苦水，说明回来的原因后，父母亲伤心地哭了。父亲说：“这么一听，好比卖掉了一个儿子，送到他家当小媳妇呀！他们也太不像话了！”母亲见我穿的比家里还不如，人又面黄饥瘦，更加伤心起来。在没有听到这些话之前，父母以为我在别人家里过得有多好，哪曾想他们的亲生骨肉过得如此痛苦，遭受了如此的折磨。
我回到了家中，不到三个小时，老板便随后追来了。他与保人张海州刚跨进门槛就要人，还气势汹汹地说：“不交人就得赔东西。”保人说：“你儿子回家事小，差了我的面子呀！”父亲也顾不得许多，回答道：“你们骗了人不说，还要赔东西，你们看我儿子带回了什么？以前说的话和今天见到的完全两个样。”但老板仍然咬口不放，还诬赖我回家偷了他家银子！并说只要把银子交了，几年的饭钱就算了。我在房内听得真切，怕父亲为我受气，更怕母亲伤心掉泪，便径直从房内走到老板与保人面前说：“这种无理的黑心话只有你们才说得出来，我是实在受不了折磨才跑回来的，走时连我自己的被子都没有要。在你家里这几年，除了吃两顿怄气饭以外，成年累月就是如牛似马地给你干活儿，亏你还说得出口要还钱，吓唬人偷了你家银子！金银你管着，我是你家的学徒，又不是你家管账先生，这话从何说起？”老板一时间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又说：“你赶来是要人的还是要钱的？只要你还有一点良心，你就一五一十地算上吧！要人还得把话说个明白，不然，你就莫想了。”保人见此事不好办，便当和事佬，说：“错与不错，我是个保人，把我夹在中间不好看。我看岑老板刚才说的话不对，以前你对我说的话也没有做到。危老板你家的娃儿学手艺，三年快满，岑老板今日赶来也吃了苦，好在你家的娃儿几年没有回来，就让他在家里玩几天后再去吧！其他的话也不要再说了。”我就说：“要怎样都行，请老板说一句老实话，在你们家三年，看我几时拿过你家里的一分一文钱！也可让你西塆的老百姓及你的亲朋说一句，三年里，什么事情我没有做！”老板变成了哑巴，一声不吭。父亲便说：“我娃儿有什么不对的，你照直说吧，我若是护短的、不讲理的，也不会让他一去几年，不去看他！我是被你岑老板当时的话迷住了心，才放他走的。哪知道如今是这个样子，娃儿去不去全由他做主。”老板见保人也不为他多说话了，便开口答话说：“前头的话是我们说得不对，只要你的娃儿到我家去，也就算了。”父亲说：“说娃儿偷银子，这又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算了？”张海州心里明白，老板进门说的话是骗人的假话，便对我父母亲进行了一些劝解，把老板带走了。
事情过了两天，保人又来我家，对父母亲说：“岑老板怕他走后，你家的娃儿不去，便在我家等着他。上次岑老板的话是吓唬人，所要的还是人，我也说了他不对，同时代老板赔礼。”父亲看到保人是本镇人，为了日后生计，忍着内心的痛苦，逼着要我去了。母亲舍不得，哭泣不止。就这样，我忍着痛苦，再次离别父母。
在家里这几天，母亲把我的衣裳缝补洗净，走时，还给我两件父亲的旧衣，叮嘱说：“如果老板还是那样的脾气，你就回来。”
同老板回家途中，他怕我路上又开小差，便把我放在前面走，还不时地问长问短，假装关心地谈论我的手艺，下午的时候就到了杨林沟的西塆。走进后院时，老板先进屋了，老板娘见我还没有进屋，便站在后门的台阶上大声地说：“桃（逃）贩子（注：含沙射影的地方土话）回来了，还有脸见人啦！给老娘贩回来的桃子呢？”我听到这些刺耳的话，也没吱声，让她说。老板怕出事情，将老板娘喊进了内房。当我进屋后，老板忙叫他的大儿倒茶，问我走累了没有，累了就休息两天再干活儿。老板娘从内房给我送来三件紫花布单衣，说这是早已缝好了的（其中有两件是裤子），打秋穿的，等秋收后，准备再给我缝两件细布衣。我看出他们的心思，便说：“ 我穷虽然穷，这次回去也带了两件破烂衣，你给的这些我都不要，莫让老板花费了钱 。”老板又说：“钱是用的，水是流的，只要你往后听话，缝几件衣服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俩在那里花言巧语，一唱一和，还说以前未做到的，是因为我人小，是一个上长物，头年做了第二年不能穿。再不做， 我父母会说他们待人刻薄。我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同时话中有话，便把衣服抛在地上，说：“留给你儿子穿去吧！”老板娘见此景，便动了肝火，说我这一跑不大紧，还跑出板眼来了，骂我是他家养的狗，欺了主。我也不示弱地说：“做人做鬼都是你们，原来不把我当人，就因是你家的一条狗哇。”老板见事不好，忙拦住他老婆说：“你几十岁的人和那娃儿一般见识？等他气醒了，自然会好的。”老板娘又说：“原来你们师徒的板眼不少呢！”我说：“当学徒的人，靠人家锅边吃饭，哪有那么多板眼？你们放心，既然来了，就是上刀山也要把这几个月熬过去。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回来。”老板又对我说：“好！好！你师娘的怪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只要你好好的，把这几个月搞上头，也就算了。”
自从我返回他家以后，老板似乎对我改变了态度，也舍得一些了。后来发现，其实不过是伪装得更巧妙了。为了搞完这几个月，我也不多和他们纠缠。
三年来，他家确实发了财，在杨林沟街上买了一块地，盖起了高楼。盖房子时，他家 60 余岁的岳丈做监工 ，大舅子当领工，小工我全包了，直到房子盖起来为止。阴历十月初，他们便搬进了新屋，“岑宏太银楼屋”的大招牌也悬挂在大门上。他家叔父岑伟生是南京汪精卫政府的官员，在地方上名声很大，所以每天来给他贺喜的人也很多。原来住在农村的房子也是他叔的，一方面帮忙看守房子，另一方面也借他叔的名气做银匠。当下时局，无人过问，也无人能动得了他，这也是他发财的原因之一。
搬进新屋后，老板他不再像住乡下时那样小气了，说话处事都很讲派头，以显示他家的财势。只要是送人情来的都热情接待，对做生意来的也非常和气，一副大老板派头。
时间到了腊月，离我出师的日子越来越近，他怕我借回家过年不辞而别，就主动示好，偶尔教点手艺收买我。新屋落成后，见我家还未送礼物，就时不时暗示我。有天晚上，见我在铺房外的作坊做银活儿，他两口子坐在铺房内高声谈话，故意说给我听：“要是他家给我们送来帽同一对、花瓶一个、镜座一面、时钟一个、中堂一套，那该多好哇！也算我们带了一个好徒弟了。”我心想：“这些东西好办，就是你要得不漂亮。”但出师礼是少不了的。因此，我就带信回家，父亲设法借了 30 元光洋的债来置办，送来的东西只少一口时钟。他们见到礼物便说：“你父亲太不舍得了，何必不多送一口钟呢？”我笑着说道：“以后再补吧。”后来谈起房子说小了，老板娘便借着话题说给我听：“再不好，再小，比徒弟娃家里强几百倍呀，他家连土地庙大小的屋都没有一个哩！这口钟，看他出师时会不会给你这个师傅一个面子！”我心里说：“哼，真会欺负人，也不想一想，不是我没日没夜、流血流汗，你有今天的气派？还在我面前讨起债来了！”
好不容易熬到腊月二十七！这天，父亲请亲房的群哥来接我回家过年了。老板见有人来接我，生怕我一去不返，更怕我的出师酒和礼物泡汤了，就一再嘱咐我，过了正月初三一定要来呀。我这才想起腊月二十四吃小年饭时他说的话：“出师时要三席高等酒，还要皮袍两件，还有神台上的一口钟！”这笔钱不少，但又从哪儿来呢？因此，当我回到家，把这些事情一讲，父亲说：“好不要脸的人，送了那许多东西不算，又开来了谢师的礼单。”母亲讲：“当牛做马三年长工，只换了一个不饿肚子。真不值得！”所以，就商量过年后不回他家去。
过了正月初三，出师的日子也过了，老板见我还没有回去，便亲临马口镇找保人。保人说：“人家的娃儿不再去了，师也出不起。”老板说：“出不出师，反正三年已满，只要他继续在我那里参师也行嘛！我要的东西也只是一个笑话。这是个规矩，不过是带了学徒的一个名嘛！”之后，他便随保人来到我家里，我正在帮着父亲做手艺。他见面的第一句就是：“你为什么不早去，还要我来接你？”又对我父亲讲：“这是一门手艺，为何不叫你的娃儿学下去，太可惜了。”我们碍于年关礼节，只是随口敷衍应付。他把我们的谦让当作软弱，越说越带劲，逼问：“那你们打算在哪里出师，我看这谢师酒还是要办的，这镇上同行甚多，就在这里办也行呐！”真的是一语道破他的内心：催我参师是假，讨谢师酒是真，能去参师，也是他求之不得的。父亲说：“如今的时局，看娃儿们怎样想的，他愿去我也不阻止，不愿去呢也由他，他已进 17 岁了，可以自己做主安排自己。”我说：“莫怪我说话不客气呀！一不参师，因那折磨受不下；二不指望出师，家中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做屋送的礼，便作为出师的好吗？另外，还有我未拿走的那些破旧东西，以及为你跑腿收下的打发钱，不是存在你手里吗？这都是我出师的谢礼。”结果这一说不要紧，把保人和师傅都气跑了，父母为他们准备的一点饭他们也未吃。父母亲说：“走得好，看他还有没有脸来讨这个酒席！”
再说他家搬进新居之后，曾给我人身带来的伤害吧！
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相对比较注重精神面貌。加之地方出产富裕，稍能维持生活的穷家小户也喜欢穿金戴银，土豪劣绅就更不用说了。迁居镇上后，恰逢年节到来，收成也比往年好，接媳妇、嫁女儿、送粥米等喜事甚多。镇上两家银楼所，朱姓一家银货质量差，短斤少两，而岑宏太家刚刚搬进新房，生意经念长了，老板也懂得给大单顾客当面施以小惠，卖个人情。不多久，大家就有了比较和宣传。因此，老板在这个时期的生意格外兴隆。
然而，树大招风！那些靠日伪吃饭的傀儡也都变成了流窜各地的强盗。这个空当，强盗盛行。
冬月初，老板娘带着幺儿子走娘家去了，家中只有老板、我和他的大儿子。晚上刚入睡，强盗就来了。前些时老板听闻过一些风声，明白自己的靠山已倒，便将财物收藏，做好了被打劫的准备。强盗来撞门时，知道新房子牢固，前后都有档门趟，强盗要进来也得花费一番工夫。老板只对我讲：“如果他们进来了，你只能将今天做的银货给他们。”另外又交给我一个小小的金戒指，说：“万一逼迫，你可以作两次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你是我家里的学徒，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但家里的东西，你一定不能乱讲的。”说罢，他就带着他大儿子从楼上天窗口跑了。他走后，强盗仍不时在前后门撞。这时的我非常害怕，想到马口镇王礼记家的学徒被绑走，王家不交钱，土匪将他家的学徒害死的事情，我心里就更加紧张，越紧张就越害怕。这时的土匪们满街跑，不住地呐喊，枪声也不断，狗也汪汪地叫，整个集镇一片混乱。后来，强盗用树筒子撞门，门被撞得咚咚响，震耳欲聋，墙也在晃动，好像整个房子要塌下来似的。我的心随着撞门的节奏一下一下乱跳，我被眼前从没见过的危情吓得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强盗什么时候走的，到底进来没进来，我一点也不知道。
天亮后，老板从天窗上回来了，见我躺在地上，就同他的大儿子把我抬上楼，放在那破烂的被子里，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当我醒来时，以为强盗已在我身边，吓得魂不附体，只是号啕大哭。老板见我被吓成这样，以为没救了，也不请医生来看一看。人家问他，他也只说是前天吓到了，没有什么病。后来，还是一位同街的孙师傅来看我时，建议老板请个老中医看一下。事后，中医先生讲，要是诊治再晚一点，我就变成废人一个了。这场病一共用去 8 元光洋的药费，这钱还是我自己家开支的。
回头仔细一想，要是在家里，再苦再穷，父母亲都不会舍得将儿子投送虎口，当抵御强盗的挡箭牌，更不会见死不救的。但是当学徒就不一样了，即便是给老板守屋，被吓死了，也不过是个不值得一提的替死鬼，还不如他家的一条狗呢！特别是当同街的孙师傅告诉我，我被吓得半死后老板的态度时，我多次偷偷地哭了。老板垫付药费后，老板娘还多次唠叨，我听得实在难受，才带信回家，想法借来 8 块光洋，把这笔钱还了。
俗话说：“人不黑心家不富，马无夜草膘不肥。”这个岑老板真是一副黑心肠！不仅我在他家三年，每日只有两顿粗茶淡饭，哪怕是他亲叔叔的大老婆回来，也只作一般接待了事，甚至哭穷，意思是说：“我虽然住在你房子里做生意，帮你看守家财屋宇，也未发什么财。”但谁都知道，他靠后台，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甚至连保费也少派许多。后来，老板搬进新屋以后，照样如此，人家来了就来了，遇到饭便吃一点，未遇着也就算了。由于他待人刻薄，连岑伟生大老婆都说：“他是个爱钱如命、认钱不认人的要钱神。”
对待顾客，就更不用说了。给人家做金首饰时，出秤时秤盘子下面总会贴上点“定盘心”，用心少称。每单出进一次，多少都有几厘或分把的油水。如果给人家整洗金首饰时，就用钢丝刷子用力地搓洗，用以洗下金子，把水积存起来，每半月左右回笼熬一次，少则一次有几分钱金子。他们说，做这些活儿，叫作吃肥肉的往来。
而做银塞子时，则把铜钱或钢一类的东西，弄成碎块，放在塞子里。凡做空芯的，别人看不着的，都放有这种钢块，称它为“扝”，卖出去充银子，收回来就是空的。如果人家拿来打其他东西，一两银子只剩得二三钱，这也就是“老板吃肉人家啃骨头”的买卖。
如果人家拿光洋来打手饰，三块光洋最多只能拿回去两块的样子，还得给 1 块 5 角钱的加工费。化光洋时在锅子里留一点，打成毛坯后，就用粗锉子多锉些下来。当人家用光洋换银货，他就七五折尽，不要手工费，然后加工卖出去，又作十足银子卖出。如果人家问怎么少了这么多，老板就说：“一碗水复不了一碗水。”所以，这样换去换来，吃亏的是买主，牟取暴利的是老板。
去当学徒的头一年，家里的生活是很贫苦的。我一走，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依然是四个人吃饭。生活全靠父亲挑脚（注：挑货担）来维持，这年他挑了大半年的脚。
小弟弟出生时，母亲只吃了一斤红糖、半斤肉，还是左邻右舍送来的 20 个鸡蛋和一只鸡坐了一个月子，因此小弟弟瘦得不像个人，母亲也时常心痛。父亲在挑脚的日子里，也是骨瘦如柴，基本上处在饥饿之中。到寒冬腊月时，就以洗礼帽来维持家中的生活，不过比起挑脚来又稍稍强一点。然而，洗礼帽是个季节活儿，时间短，等到第二年一开年，又得找其他事来谋生。
我回到家里后，父亲对我说：“你去当学徒的头一年，家中打了一年饥饿仗。过年时，为了答谢街坊邻居和房东，只有两斤肉和几斤小鱼，接人家一起吃了一个团年饭，算是谢了人家一个情。”而我在老板家过年呢，一件破烂酱色棉布大衣，还是离开家的时候穿的，由于正处在生长期，到过年时这件烂棉衣穿在身上变得又短又小又破烂。从正月初一到初三，老板怕我丢了他家的脸面，便将我关在房里三天未出门，说这三天是关财的，如果现在穷了，一年到头都不吉利。第二年，我下决心用为老板跑路、到别人家送人情的打发钱做了一件新粗布罩衣，同时把烂棉衣修补了一下，这样才未被关在房里。
我去当学徒的第二年，是一个荒年，不管大小集镇和城市、乡村，都普遍闹春荒。据说，在武汉只要是吃的东西，一不小心就有被抢走的危险。马口镇这个地区，加上日伪的残酷统治，人们的生活更不堪设想，大户人家也得吃菜稀饭，我们这样的穷人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讲，那年湿糙米卖到一块钱一升，青菜卖 3 角一斤。我们家就用糠麸加野菜充饥。手艺不行了，就去拾荒收破烂卖，搞了一段时间，仍然不能维持生活，因此，父亲等 10 余人，在张海青的引荐之下，被镇上在咸宁做木排生意的老板请去，帮忙放木排。除吃饭外，他们每月可以得 25 元的工钱。去之前，还可以先领一部分安家钱。
父亲认为这件事可以做，就领了老板的一点钱，把家安排了一下，并告知家里说，得出门几个月才回来，于是带了换洗衣服，与张海青等 10 余人随同老板到咸宁放木排去了。
据父亲讲，咸宁木料甚多，又不值钱，只要弄得出来就可以赚大钱，只是日本人控制的海关甚严，没有门路的老百姓是运不出来的。咸宁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妇女很能干，很大的木料，她们可以从山上背到镇上，换二升米或几角钱。她们赤着脚，穿的也很破烂，与出产丰富很不对称。
父亲同老板在那里搞了两个多月，才把木料放下河，扎成排，准备从咸宁放到武汉的鹦鹉洲。由于老板不懂或不善于疏通关系，待木排通过日本人控制的海关时，不但木排过不去，就连工人也不许走。老板怕事跑了，工人全部被扣押。日本人视放排者为新四军，10 余人在这里受尽折磨和拷打。由于父亲性子硬，被打得最厉害，吐了不少鲜血，加上无药物治疗，终成劳疾。要不是同道工人护理，险些把命丢在鬼子手里。
日本鬼子把十几个工人拷打审讯尽了，始终没有捞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放人了。人虽然被放，但手中无钱，只好讨米回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老板要钱治病、调养身体。老板却说：“我受了这大的损失，又找谁要呢？”
父亲因受了苦刑，又一路讨米，人脱得不像样子了。见面时，母亲没认出来，家中处在断炊之中，一见面就痛哭了一场。父亲问明情况，才知道老板回来扯了慌，说什么他把生意交给别人了，工人被别人请去，两个月后便可回来。父亲听了此话，便把刘老板破口大骂了一顿。
父亲被打，不能挑担出外谋生，只好在家门口摆摊子，做修补胶鞋的手艺，外带卖些杂七杂八的荒货。因不能维持生活，又要治病，所以就请街坊担保，开始借月息债了。幸运的是，这年因灾荒大，又是夏天，疾病流行，镇上的几家药号发了善心，设立传染病救济费，父亲就去那里求药治疗。刚开始，人家不愿意，说非当前的流行病，一律不治。父亲就苦苦央求，说出得病的原因，才得到同情，安排医治。这样，父亲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当父亲告诉我不在家时的这许许多多苦难后，我便联想起小时候在汉口难民区，给人做赌博“小鬼”时的事情。那时，我同老板经过六渡桥，他们在前头走，叫我背上赌具随后跟着。哪知道我人小无知，被“黑狗”和日本鬼子拉住，把赌具扔进了哨旁的水坑里，还把我拉去毒打了一顿，强制我到岗哨旁边跪一整天，才放我回家。我跪在那里时，鬼子还把我打得满嘴流血，在炽热的阳光下，血和汗水染红了衣裳，路过的行人无不为我难过。但我也亲眼所见，凡过关卡的人，都被仔细盘查，包包裹裹的要打开，好的东西立马没收。倘若摊不到便宜，他们就故意把你的东西扒得到处都是。你收拾慢了，还得挨上几下。他们稍有不悦，不是棍子，就是巴掌便落在身上，无故挨打挨骂者甚多。那些“黑狗”见这些事情，便暗暗发笑。见穿得好点的，只要把良民证一伸，就让过去了。若是年轻妇女经过，即便没什么，也得故意找麻烦，嬉皮笑脸一番调戏。见到这些，我总是难以忍受心中的怒火，暗暗地骂这些畜生不如的家伙。
这些“黑狗子”仗着鬼子兵的势力，骑在人民头上，做卖国投敌的交易，发洋财，吸人民的血汗，肥他们的“狗肠”，人们无不仇恨“黑狗子”，普遍说，“黑狗子”比日本鬼子还坏十分，什么坏事都做尽了。
学徒回来，蒋介石发动内战，人们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贫穷、饥饿，依然逼得人们走投无路。
出门三年的儿子回来，父母亲很高兴，家里的生活增添了新内容。由于父母亲奋力拼搏、克勤克俭，这一年的春节比哪一年都过得丰盛些。母亲讲：“这是我们出门逃荒避难这么多年来过的第一个富裕年。”与其说富裕，不如说它比以往过年吃得饱一点，锅里有点油、碗里的饭干一点而已。
虽然如此，饥饿仍然威胁着我们。因欠的债没有还，每月照常要付月息，债主看我们能按月付息，也还比较放心，不催逼本钱。所以，外人看来，我们在马口也算打了一场翻身仗。
不当学徒后，我也没去参师再学这门银匠手艺。但青年人留在家里总是坐不住，况且，蒋介石为了打内战，让适龄青年当炮灰。一个外地人，在马口又没有什么靠山，我们很容易被抓壮丁。我学徒回来的第二天，即腊月二十八，保长就来我家串门子说：“危老板，你的大儿子回来了，又添力量了哇！”父亲知道他弦外之音，便说：“您保长不是不知道，他是我的侄儿子，自从他父亲死后，就一直靠着我这个叔叔生活，我那大儿子是个残疾，负担重咧。”在马口镇上这么多年，无论是门牌、户口登记簿，还是平时称呼，我与父母之间都是以叔、婶相称的。虽然这样，父亲为了我不被拉壮丁，还是在腊月二十九买了一些鱼肉和酒、茶点，作为过年礼品，送给了保长和本部的部长，这样才比较安心地在家过了一个年。
1946 年的 2 月间，即正月下旬的样子，据说只有学生可以免除抽丁。既然学生不被抽丁，父母亲就劝我上学读书 。读小学吧，年纪大了，学校不收；入中学吧，原来初小文化程度都没达到，考是考不上的，但又不能不考。因此，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报考了汉川县马口二中，考试时，偷梁换柱，让原来的小学同学吴克浪等人替我参加考试，这才冒险进入了马口二中学习。
谁曾想到，这个学校竟是一个地地道道反人民的政治教育学校。校长由国民党伪汉川县县长杨于兼任，副校长是地方大绅士童秀珍，教导主任与伪县长又是老交情，也是国民党党员，他同时兼任本校的伪“三青团”区队长，训导主任是国民党直接委派的一个军官。这伙人把控了学校，执行的是当局反动教育路线，策划的是国民党反动宣传，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归功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投降政策的蒋介石。受其影响，青年学生只是仇恨旧社会表象的东西，不仅识别不了它的反动本质，相反地，还盲目崇拜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以为他就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以致不少青年人于同年 5 月间糊里糊涂地加入了这个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三青团”组织。同学们理想地认为，只要加入了“三青团”，在学校就能继续升学，前途大；走入社会后，也能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一定的职位，服务社会，不至于找不到工作。
那时在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穷孩子多，政治敏锐性差。有的是年纪也比较大，结了婚的；有的甚至生了小孩的也在这里求学。估计大多数跟我有同样的心理——躲丁求学吧，但没想到，在这里反倒被国民党当局利用。
后来，我在这个学期的 5 月份就退学了。
作为外地人，初来乍到时，我们家曾与这里的当权者有过一些过节，甚至结了仇，很多事情吃了一些暗亏。父亲常对我们说：“对地方上的一些阳奉阴违的‘鬼打架’人物，要想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你不舍得点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只能舍得些，做些‘火烧乌龟肚里痛’的事情。”
从做一般的洗染手艺开始，到能印染比较复杂的细布、绸缎和毛料，这些年，我们家在马口镇做得算比较出名了。客户也不像以前那样，尽是些零星散户和一般路过的客人，而是本镇的大布号。生意也兴旺起来，可说是有客源有赢利，基本上不再借月息债了。
父亲见势头好，就有了把本钱搞大点、趁势发点财的野心，想着将来回天门也有个面子，让人觉得在外逃难还能发点财回来。另一个打算就是，回天门之后，完成我堂兄的复婚或再婚任务。基于这个出发点，父亲与当地的几个放高利贷者有些交往，如吴永茂、永丰、朱兴隆、谭建和等。他们在抗战前后，都是以放高利贷为生的，与地方大资方以及干日伪勾当的这些“鬼打架”人物都有密切往来。这些人有的是亲戚，有的是结拜多年的朋友，他们互相勾结，凭借一定的地方势力，发了横财。我记得其中有几个，之前还是摆摊设点换光洋的货郎，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能操纵市面货币稳定的老板。如果没有一些势力作他们后盾的话，要开这种钱庄是不可能的。
这些放高利贷的家伙们见我家的借贷比以往大，就迎合父亲的贪大心理，以帮助做大做强为名，诱骗我父亲进入了圈套，借了他们的钱。他们放的高利贷是月息三十、五十，情况混乱时期甚至高达七十，特别是物价飞涨时期，月息是非常不稳定的。在他们的欺骗之下，我们险些丢了全家的性命。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收集了一些散兵游勇，编为军官总队，驻扎在马口镇。其中大多数系抗日时期敌占区的汉奸走狗。他们进驻马口，打出“抗日有功”的牌子，捣乱市场，招摇撞骗，干尽了绝子灭孙的坏事，搞得劳动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中小资商人也十分害怕。因此，人们都称他们是“二号日本鬼子兵”。
这些人驻在马口，上级随即拨下来一批所谓的战利品，也就是日本鬼子的军用布匹给他们做军衣，因颜色不合，便要我家染改成草绿色。由于他们打着“抗日有功”的幌子，所以一定要少收钱，而且不做也得做。在他们的重压之下，加上地方官员出面，我们家无可奈何地接下了这笔生意。原本讲好整件加工，雇请两个人帮忙，借点月息，还是可以保本印染的。哪知道，他们层层克扣，故意采取了分散、拖延办法，今日几件，明日几件，还有要给日本的军用毛毯以及他们个人的旧衣加色。零零散散的，我们加工不能集中成套，以致效率低下。加之工时成本费用又不能及时到账，有时给一部分欠一部分，有时借口关饷（注：工资）未发等全做欠账，全然不顾我们是在借高利贷做这个生意。更何况当时他们在马口任意操纵物价，导致市面上物价非常混乱，我们用的月息高达 70%，实在背不起。
为了给他们赶工，我家把其他方面的活儿都压了起来。然而，他们的活儿始终不成套，我们每天都得零打碎敲地为他们染那些杂七杂八的个人衣服等。终于，我们的生意陷入了泥潭。有一次，我从学校放晚学回来，正碰上几个军官领衣服不给钱，父亲就同他们闹起来了。父亲说：“原先的合同你们破坏了，现在又欠账不给钱，叫我们做手艺的怎么干得了？本来，给你们染衣服只是收回成本不赚钱，这都与你们总部核算过的，况且，我们是背高利贷为你们干活。可是，你们连成本都不给硬要拿走，那怎么行呢？”这一闹，街上挤满了人，他们认为失了体面，便说：“我们是抗日英雄，没有我们军队在前方抗日，怎能有今天的胜利？你们老百姓还要吃日本人的苦头呢！”父亲仍然与其争执不休。于是乎，他们便把手枪拿出来，对着父亲的胸口喊：“不让拿走就枪毙你。”父亲仍然不屈服地说：“我是中国人，你们是当官的，这样搞，老百姓怎样活命呀？”可是，这些官儿们仍然蛮不讲理，非要父亲赏他们一个面子。这时，看热闹的越来越多，有的劝父亲，有的也劝军官。他们毫不示弱，举着手中的枪吓唬老百姓。母亲被吓得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两个弟弟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帮忙的两个人也只好在那里劝说父亲。我见此情景，将伪“三青团”的袖章戴上，气呼呼地站在父亲的身边，用在校参加伪“三青团”时学到的理论，本着学生的勇气与他们对驳：“是好样的，你们就在青天白日之下开枪；是好样的，你们就当众开枪。”他们根本不理会，更不要脸地说：“你那算什么，我是抗日有功的英雄，你不走开，就枪毙你。”我毫不示弱地闯上前去说：“来吧，不公平的事情要不要人说话！”父亲怕我吃亏，便将我拉开，机智地说：“好吧！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要你们总部认为我这个做手艺的向你们要染水钱有罪，你们就来个公示，我把这门关了。给你们染的衣服全部奉送。”还说：“我与你们在大街上争闹，也有失你们当官的体面，我与你们到总部，见你们的上司去。”于是，父亲和那些人一起到了他们总部。到他们的总部后，也没有搞出一个什么名堂，天刚黑时，父亲便安然地回来了。
虽然扯了许多皮，但他们给的活儿不能不做下去，而要做下去，还得借更多的债。父亲把底一盘账一算，亏了大本。他们总部虽说答应帮助解决付款的问题，但直到把活儿做完都没有解决好。这样一来，我们为他们拿的阎王债，好比尖竹竿栽稀泥，越栽越深了。
这支所谓的抗日英雄军官总队驻扎马口，与地方高利贷相互勾结，盘剥劳动人民，使镇上不少商户倒闭，市面上的生意越来越萧条。债主见我们不能按月付息，不时来我家讨债、逼债。没办法，我们的借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我只好下学，跟着父亲做手艺，以克服当时的困难。
后来，实在无法了，只有清理财产还债和等待那些人兑现以解决付款。为了保全一家性命，父亲写了一张状子贴在铺房内，宣告我家破产、声明工厂倒闭的原因。并于1946 年 5 月 16 日找了一条小船，带了一些零星的染料和必要的生产工具、衣物等，深夜从严恒盛家逃跑了。逃到武汉后，我们便将船放到武昌，躲在桥下（现在的解放桥），几天后，由武昌顺江而下，从聚家巷进入内河，经过刁叉湖回天门县。
刁叉湖归汉川县管辖，我们经过时，正遇到伪县长在这里搞什么剿匪，说此湖有共产党队伍。因此，我们被卡在这里，一个月后，才被放行回到天门。
我们逃跑后，当地的债主也到处找过我们，因我们消息封锁得好，他们最后一个也未找着。我们这才比较顺利地逃脱虎口，免受迫害。
后来打听到，我们走后落在那里的家具和生产工具等，绝大部分被当地最有势力的恶霸、大财主严恒盛家侵吞，他的外甥吴万丰、吴承茂只是得了一小部分，其他的债权户一点也没有得到。严恒盛吞下的原因是，说我家欠他的房租。其实他家房租我们并不欠分毫，这只能说明这些靠剥削人发家的人，没有见财不睁眼睛的。
从汉川县马口镇被迫逃回天门后，我们家的处境非常困难。种田无地、从艺无本，只能靠补胶鞋、染衣服度日，生意少得可怜，生活只能是不饿肚子。
回到天门，我们住在城关河南岸官路口的亲戚家里。不到半月，父亲因内痔脱肛，经常拉血。一次脱肛后未能收回去，又处在炎热的夏天，肛门溃烂起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这一病，使父亲卧床不起，家中也无钱治疗，拖了很久。病中，只有伯母来看望多次，然而伯母无力相助，只能是言语安慰。县城南堤正街的姑母许同兴家虽然富有，但我们两家走不到一起。她早知道我父亲得了病，也只是拿了一点吃的东西，象征性地过来看了一下，见我家困难，欲给两元光洋。我们收了东西没收钱，他们茶都未喝便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来过。我们每次进城又必须经过她家门口，他们看见了也只是问一声：“你父亲的病好了没有？现在怎样了？”
我们把两元钱未收的事说给父亲听了，父亲便说：“做得好，免得他们以后当话柄。”也有人提议：“过去她家几次穷下来，都是你们家周婆婆帮忙的。现在为什么不把人抬到她家里住起来，死了，也有口棺木？”父亲严厉地拒绝了，说：“他们家里再有钱，我们也不爱，她有我这门亲戚来看一下，也算她有情吧！”
为了给病倒在床的父亲治病，我们要求把原先当给姑母家的那五分地，转卖给她家。她们说：“地已转当多年，那时立有规定，如果三年不取，就易主了。”我们说：“事虽如此，但看在父亲的分上，能不能照我们的要求办？”并夹杂着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她们这才给了 20 元钱，算把田买走了。我们拿着这 20 元钱，找到一位刚从重庆回天门的胡医生给父亲治病。一月之后，父亲的病好了。虽然说病好了，但身体伤了元气，不能负重劳累，又到亲戚家七扯八拉地扯了几块钱，来付房租。房东看我们家困难，钱没要。后来，我们搬到了天门县的晓庙街上住。晓庙是个小集镇，离岳口镇有 8 里远，生活也过得去。
住在这里，离我母亲的妹子——姨母家只有 5 里远。姨母的公公谭翰成是当地的一个绅士，还担任小学教员，但是很欺穷。不过看在我们是从外地避难回来的，又是亲戚，住得还有点距离，面子上也还过得去。我们住在这里，仍然以手艺为业。
眼见农历八月快过完了，父亲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已人长树大（注：天门话，即长大成人），总不能长久地依赖父母，或窝在家里，毕竟树大要分杈，人大要分家的。便想着为我找些事做。但另立门户做银匠手艺吧，又没有学得什么，考虑到天门二中就在晓庙，离街只有半里路远，便要我就近入学。
可是，当我去报名时，学校已经开了学。人家问我有什么证件，我什么都无法提供。回来我对父亲一讲，他便找姨母的公公作保，这才收我入读“一上”。虽说是读第二个“一上”，但我因本身文化底子薄，结业时，成绩不及格，又留级了。我没有因留级而打退堂鼓，仍然想读下去，求个学历。
1947 年，我们家的手艺在哪里都只能是混个日子。为谋生，来回换了不少地方。一会儿从晓庙搬到城内南门正街，一会儿又从城里搬回家乡，住在姐姐家刘塆里，边做手艺边种庄稼。我也跟着一会儿上城里的私立成德中学，一会儿又从私立学校返回到二中。就在返回天门二中读书的这一学期，上学大概 2 个多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途经天门。反动当局见势不妙，便制造出很多谣言。学校听命国民党反动派，借机将学校解散了。还说：“共产党的军队来了，学校就不能办了，谁办谁就得杀头……这是共产党不让你们读书，失学也只能怪他们。”如此嫁祸于人，真是胡说八道！
图 3 与学友拍照留影
图 4 与天门二中学友合影
学校停课了，且宣布解散。我不懂，就跑到姨母家，想听听她家的公公是怎么个说法。他见我去了，便说：“共产党的军队已到天门县城，你能回去吗？我们都收拾好了，准备走。”还说：“共产党来了就杀人、抢东西，见读书的、教书的，留有东洋头的都杀。”我一听，没勇气回家了，便请求跟随他们到外地去躲藏。他说：“跟我们走可以，只不过多一个人多一个负担，到处都是一样乱，出去了也不知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意思是，不要我同他们一起走。姨母见状帮忙说了些好话，这才允许我与他们一道外逃。我们走时，姨母给了我两元钱，家里只留她一个人看屋。
我们在外面过了半个月才回来，回来后，便问姨母在家怕不怕，家里丢了一些什么东西没有，她说：“军队过身，门也未进，见到老百姓很和气，我们这一塆（注：天门话，即‘这一村’的意思）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到晓庙去时，老百姓都说他们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住在这里什么事都愿意帮老百姓做，借什么还什么，走的时候还打扫卫生，真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特别是对穷人好得不得了。”
听到这些反映，我揣摩之前的传言，那些传言纯属是国民党造谣。心想：“我在读书，又是个穷青年，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当我辞别姨母回家的时候，她的公公还讲：“在路上要小心些，队伍虽然走了，但地方上的便衣还很多的哟。”我没管那么多，仍然大胆地走了。平安回到家之后，我把跟着姨母的公公去外面躲避的事情对父母亲讲了，父亲说：“我们还不知道你到外面去了，你一个穷学生，再怎样，解放军也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嘛，为什么不回来呢？”我后悔极了，痛恨自己的胆量太小。
图 5 与学友合影留念
这一学期就这样完了，之后，学校再也没有复课。社会上的谣言仍然很多，一些有钱的子女便跑到武汉求学，但我们穷家子弟，只有就此休学。
1948 年春，天门尚待解放，学校也开办不起来，我在家里跟随父亲种种田，或者挑担子做串门的手艺。借这个机会，我在家里学会了刻印花板，每套可值 2 元钱。在丰年之内，我手中也积起了将近 30 元钱，家中生活稍有改善。
这年夏天，我们家又从农村搬进县城南门河街里。趁手中有点积蓄，我在父亲的允许下，报考了县一中。那时，学校刚开始复课，只求生源，对学生的要求也并不像以前那样严。以致同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连我这个文化水平最低的学生，也跳上了三年一期的班级。
1949 年上学期，我读初三下了。这时的学校，已改名为“鄂中天门中学校”，原校长程浩也换了，由共产党员于胜之同志担任（当时未这样公布）。这个时期的天门县，虽没有正式解放，但国民党反动派已成强弩之末，不敢进城。有时他们即便偷偷摸摸地来，但共产党一到他们便撤走了。所以，天门中学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办得极其活跃起来。课程增设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门课，开始了让学生们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干革命的目的之教育。
天门面临解放，反动政府的一些反动建制都处于垮台之中，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着急剧变化，城乡非常活跃。由于天门的形势在革命的大风暴中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经风声鹤唳，反动的县政府早就逃之夭夭。而我们的学校，从我读“三上”时，就有王可达同志在校任教。他是由党派来天门的地下工作人员，以老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因此，这里的政治空气也不同以前了，学生们进入了新的里程。我们三年级的学生抛头露面的活动也越发多起来，如下乡宣传党的政策、演新戏、教唱新歌、写标语、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办墙板报等等。1949 年上学期开学不久，王可达同志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学校。
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参加了一些有关解放战争的革命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开始在我的灵魂里播下种子。因此，1949 年 5 月，我还未毕业，就被学校介绍到江汉公学学习去了。时任江汉公学校秘书的王可达同志也是介绍人之一，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还是在 1948 年夏天，天门中学复课时，有钱的学生大都转学到武汉等地读书去了，留在学校的，大多是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校时，我的年纪相比之下要略大一点，也敢于主持正义、参加斗争，因此取得了同学们的拥护。例如一些转学武汉的学生，在武汉处于解放的时候回来了，因为无事可做，便成天在学校里找麻烦，以打篮球为名，捉弄同学，出我们洋相，甚至辱骂。我见他们欺人太甚，便站出来牵头，组织同学们与这些流氓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这些流氓学生再也不敢来学校胡作非为了。这样一来，我便被同学们选为“善委会”的领导，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解放军进军沙市、宜昌时，我又被推选为赴沙市慰问解放军的团长。正在我筹备慰问团时，接到了参加江汉公学的通知。
带同学到江汉公学去之前，我先和周良栋同学（解放军空军教练员，1956 年驻洛阳）到江汉工学找了王可达同志，让他帮忙联系。回来后，才同学校接洽。学校积极支持，还特地为我们写了证明书，由我与周良栋同学带领 20 余人报考了江汉工学。
那时候，天门处在解放前夕，敌人暗地里活动猖獗，不排除我们在奔赴学校的途中会有危险。后来得到消息说，有人策划，准备在途中拦劫。我们分析了情况，如果当天不启程，会给敌人留下更多破坏机会，变数更多。不少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吓坏了，有的同学不愿意冒风险而退出。所以，原定三十几人之中，只有 20 余人下决心走了。在学校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我们把原定当晚半夜启程改为傍晚 7 时出发，由于时间的错位，加上沿途有人保护，5 月 25 号的上午，我们便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江汉公学。
当我们踏上光明的革命大道时，家乡天门也随之解放。父母亲和弟弟们从此有了安定的幸福生活。“土改”时，家中分得土地、房屋、耕牛、农具以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这是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我们穷人不晓得会成个什么样子。可以说，我从娘十月怀胎开始，就随父母一道到处逃荒、避难，东西南北走高了（注：天门方言，即走尽了），还是处在饥饿之中。全靠党和毛主席，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家庭，才能获得重生，才可以同全国所有受苦受难、受压迫、受剥削、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的人民一道，得到解放，走向新的生活大道。
我要千遍万遍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认真思索了一下，父母亲他们在万恶的旧社会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一辈子劳累奔波，疾病缠身，穷困潦倒，身心均得不到及时救治，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人民群众刚刚可以翻身做主的时候，母亲、父亲分别于1954 年底和 1962 年病逝。他们还来不及享受或者说是刚刚浅尝幸福生活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父母亲去世，我都因工作在外没有回去。作为长子，他们在万分艰苦的生活逆境中抚养了我，而今，我却没能尽儿子的孝道，替他们养老送终。欠他们的恩情，今生今世永难回报。抚今追昔，我感到极其难过，无比内疚和痛心！
俗话说：“有钱是亲戚，无钱是冤家。”这是旧社会贫富之间人与人关系的真实写照。父亲在世时与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也是一件极其悲惨的往事！那是在我父亲还未成年时，祖父早死，大婆婆周氏（大祖母）——天门南乡周家塆大地主的女儿，能写会算，对人刻薄。我亲祖母方氏，本是河南逃荒来天门的，被祖父纳为二妻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是伯父危道平，另一个是我父亲危步清。祖父死后，周氏借掌管家政之机，百般刁难，欺压我的祖母方氏。那时，伯父危道平参加了革命，父亲年纪小，也受周母的虐待。我祖母被逼走投无路时，周氏便与族房地主将我祖母卖给天门截河向家塆一个姓向的人家。临走时，连换洗的衣服都未给一件。我父亲也从未被周氏当作一家人看待，有饭便吃，碰到冷的吃冷的，遇到热的吃热的，未得吃就打饿肚（注：天门话，挨饿）。甚至被逼无奈去偷吃猪食，却惨遭毒打，被赶出家门。直到伯父干革命从外地返乡，领导县农民运动，周氏她才被迫改变了对父亲的态度。
周氏最疼爱她的亲生女儿，即嫁给天门城关许同兴的这个姑母。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许家曾几次衰败，都是周氏扶持，才富起来。据父亲讲，这个姑母出嫁时，周氏置办百余件嫁妆，头上、手上满戴金银首饰，压箱的金银珠宝和钱都是几箱子。等到扶持许家府豪，危家穷到见底了，周氏才离开两个儿子，去投靠她的女儿。再等到周氏年迈体弱、落下重病时，许家怕她死在家里花钱，便差人抬到我们危家。那时，伯父已在革命中牺牲，伯母处在孤儿寡母之中，只有我们一家扶养周婆婆。周氏死后，许家只给了一口棺木，连衣服都未缝一件。所以，父母常说：“想想以前的家，我们是没有一点留恋的。”
图 6 危祖华夫妇与父母留影
自打我出娘胎起，就同父母亲到处流浪，奔走四方，在外将近 20 年，我总共到过18 个地方，住过 31 个房东家。我们所付出去的房租是无法计算的，还有五（端午）、八（中秋）、腊（廿四小年）以及平时的茶礼，更是不敢想象。用人家的高利贷所付的月息，也更是无法统计了。
诚如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我们在旧社会的苦是写不完、诉不尽的。
祖祥弟和祖胜弟：
这个“家史纪要”是我在这次住院中写出来的。
这个“家史纪要”也是我随同父母亲在外流浪的生活史，它概括了我和我们家庭的经历，写得很不全面，只能算作家中历史和个人历史的一个篇章。由于处在幼年和青年时期，有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也有的事情只记得一个大概，况且离现在有十几年，所以，有些事情写得有头无尾，连贯不起来。
本来还可以记叙得完整一点，但偏偏父母亲在世时，我在外地工作，你们又年幼，平日也没有和父母亲谈及这些往事。虽说我回过几次家，一是没有在家逗留多久，二是那时候也未打算写这些，这是这段文字的一大缺憾。
里面记述的这些事情，祖胜弟是全不知道的，也许听说过，也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几年他和我一起生活时，虽然也有时对他讲过一些，但都是一些片断琐事，可能他都忘了吧！
可能祖祥弟你还记得些，我所未有提到的、写漏了的，请把你所知一一补充进去。祖胜弟记得的也请补充进去，唯有这样，才可使这个“家史纪要”更加全面。
我写它，在文字、语言以及事物的罗列上，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还有其缺点和错误。但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有事情都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并无虚假，每件事情，特别是我记事后的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它既是家庭历史，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史。
总之，望你们看后，在后面空纸上加上对此纪要的修改意见，为今后整理做参考。让它成为一本较完整的家庭史保存下来，让我们的后代也能时常翻阅一下，接受教育，知晓前人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达到随时随地修正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之目的，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更加切合实际需要。
我们要忆苦思甜，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忘记了本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如果离开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思想就没有灵魂，也就不能在革命斗争中很好地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树立不起来，为全人类的解放也就不能实现，搞去搞来，还是个为我斗争。
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
河深海深没有党的恩情深。
我们要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党；无限热爱人民解放军。
1965 年 4 月 8 日写
1969 年 11 月 20 日抄
附祖胜读后感和祖祥留言：
永远不忘阶级苦和血泪仇，作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树雄心，艰苦奋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此作为我看了祖华兄在病中写的这份“家庭纪要”后的留言。
在今后的革命行动中，自己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革命斗志，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有所贡献，以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自己的期望。
危祖胜
1965 年 5 月 4 日
我上次接祖胜弟来信说，你要重新编写家史，现将我阅读后的这本家史寄回。整个家史写得很翔实，花费了你一定精力。往事我确搞不清楚，不能助你一臂之力。
祝您
夏安
弟祖祥
1966 年 8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