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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现象十分普遍，可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落叶残红，烟岚云岫，雾霰虹霓，都可以唤醒我们内心朦胧的诗意；一首乐曲，一幅油画，可以唤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欣赏与赞叹，寄托着人类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情感。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巷里，窗台上往往摆上一盆小花，这是在印证人的“存在”，证明人之为人的某种特有的属性。正如杜夫海纳所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他需要美，是因为他需要感到他自己存在于世界。” [1]
可以说，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一种深层次的需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对这种审美活动进行“反思”，便成为“美学”。美学学科的名称“Aesthetica”，是1750年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Baumgarten，1714—1762）首次提出来的，意思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Aesthetica”希腊词根的原义为“感觉学”“感性学”。鲍姆嘉通把“感性认识的完善”和“美”联系起来，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感觉和情感的领域。感觉与情感的“丰富、伟大、真实、清晰、可信、生动”构成了“美”；“诗意”的感觉和情感构成了“感性认识的完善”。
既然美学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那么，问题就接踵而来。我们拿一朵花为例，当你说“这朵花是美的”，试问：
第一，你的依据是什么？说“这朵花是红的”，我们是有依据的，而花的“美”呢？在这里，“美”是花的某种性质呢，还是“你”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它“美”在何处？
第二，如果说“美”在于花的某种性质，那么，美在花的形状（花瓣、花茎、花叶等），还是在花的色彩（艳、纯、朴等），或是美在花的芳香（清醇、淡雅、浓郁等），抑或是花的姿态（昂首、玉立、摇曳等），到底美在哪？似乎什么都有，但又说不太清楚。
第三，如果说美是人的一种主观的判断，那么，你判断的理由和根据又是什么？你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关于“美”的观念？否则，你不会做出这种判断，如果有，那么你的“美”的观念是什么，或者说问你“美是什么”，你可能说：美就是好看、漂亮、可爱，或者是视觉和听觉引起的快感，它和谐、生动，富有一种诗意，它诱发了你的激情、想象、体验……你可以说出很多，但你就是很难用一个明晰的概念把它表达出来。
第四，如果你说你没有美的观念，那你为何要说“这朵花是美的”，你是在无中生有呢，还是在故意说谎？
总之，美若在“物”，却难以言尽；美若在“心”，却又无言以对。而美似乎又是不言而喻和不证自明的，这也确实成了问题。我们常说，有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而面对“美”，我们的确是“揣着明白真糊涂”。此老子“明道若昧”之谓也。所以，人人都追求美，但说不出美是什么，人人都寻求美，但很少有人过问美学。
最早发现和思考这一问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美是什么？”他把“美的事物”和“美本身”区别开来。他认为，一般人们在回答“美是什么”的时候所列举和说出的都是“美的事物”，如美的小姐，美的汤罐，美的竖琴，等等，而不是“美本身”。柏拉图说，小姐的美，并不是因为她是小姐，而是因为她的“美”；同样，不是所有的汤罐都是美的，只有具有了“美”的特性的汤罐才是美的。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小姐、汤罐、竖琴、马儿、汤勺等这些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叫作“美”，那么，就一定存在一个在不同的事物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决定着让我们叫它们为“美”或“不美”，这就是“美本身”，它是使无数不同的美的事物具有了一个共有的“美”的本质，这才是我们进行审美判断的依据。所以，“美”不是某个“美的事物”，而是“某个事物”的“美”。基于此，柏拉图展开了他的讨论，他列举并分析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关于美的观点，认为美不是赋予事物的某种质料和形式；美不是善、有用、有益等价值；美不是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也不是由视觉与听觉引起的快感，等等。然而，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呢？柏拉图最后叹道：“我得到了一个益处，那就是更清楚地了解了一句谚语：‘美是难的’。” [2]
美是什么？柏拉图居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但是他这一“千古之问”却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也成就了西方美学的诞生。两千年来，无数哲学家、美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美的定义多得难以计数，人们一次次地追问，又一次次地失望，甚至有人对此竟产生了质疑，认为它是一个不可能被证实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假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说道：“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 [3]
狄德罗曾说：“人们谈论最多的东西，每每注定是人们知道得很少的东西，而美的性质就是其中之一。”又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有美，并且只要哪儿有美，就会有许多人强烈感觉到它，而知道什么是美的人竟如此之少。” [4] 然而他又说道：“美是我们用来形容无数事物的一个词；不管这些事物之间有什么差异，应该全都具有以美这个词作为符号的一种性质，否则我们就是错用了美这个词。” [5]
有人曾问奥古斯丁：“时间是什么？”他这样回答：“没有人问我，我倒是很清楚，可一旦有人问我，而我又想说明时，就茫然不知了。” [6]
我们几乎天天都说到“美”：美文、美景、美人、美食、美味、美名、美行、美称，等等，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美，但却很难回答“美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不可说”的事情保持“沉默”，那么，我们就应对这个“不可说”的事实本身说些什么。 [7] 明白者不明白，不明白者明白。这看似矛盾，却又意味深长，这或许就是“美学”的魅力所在。
“柏拉图之问”引申出了“美学的困难”。这种困难既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学科体系上。要之有四：
“美”，十分具体又十分抽象。具体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抽象到我们明明知道“美”是什么，却说不出来“什么是美”。就是说，“美的现象”十分普遍，而“美的本质”却难以言说，这是因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个“体验”与“直觉”的系统。若说美在“物”，那么，“物”的样式千姿万态，难以计数，无法穷尽；若言美在“心”，那么，人内心的感觉、情感、想象、体验、经验、灵感、直觉、记忆、理想等往往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正可谓“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若言美在“心物”之契合，那么，“心物”之交融可谓气象万千，各有不同。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列举了二十四种审美风格：“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以至无穷。它们是美，还是美感？你很难用固定的语言、概念、推理来表达和把握。它往往是一种“感兴”“心观”“心会”“意会”“气冥”“神思”“兴会”“应目”“妙得”“味象”，等等。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语境中“美”到极致曰“妙”。可谓“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站在一幅油画面前久久不愿离去，有的人立于大川之上、大海之滨、群山之巅而仰天长叹，百端交集。他们内心的愉悦“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8] ，颇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 [9] 之感慨。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10] 老庄之“观”“妙”“无”“不言”“原”等既非逻辑分析亦非知识判断，皆有“妙不可言”之意。
“美”很难找出一个共同的标准和统一的原则。西方有句谚语：“谈到趣味无争辩。”我们常说真（知）、善（意）、美（情），“真”有标准，真理的标准就是主客观相符，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善”也有标准，就是对人类有利，检验它的标准还是实践；而“美”就难说了，同一个东西，你看着它美，别人可能觉得它不美，甚至认为是丑的，反之亦然。比如，拿人体的胖瘦来说，现代中西方流行各种健美操和瘦身术，目的在于减肥，因为胖了就不美。而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如汤加王国、斐济，还有非洲的毛里塔尼亚等地，却以胖为美，因为胖象征着富足、富裕。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国的唐代就以胖为美，以丰满浓丽，圆润健硕为审美取向，与其后来各朝代的“窈窕秀美，纤细轻盈”的审美风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轼诗云：“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11] 杨玉环体态丰腴，热烈放姿；赵飞燕苗条清秀，身轻如燕。二者风韵不同，各具姿色，所以“燕瘦环肥”，难择其美丑。
再拿现代艺术来说，有人认为，现代艺术正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和谐、对称的突破的基础之上的；古典艺术以和谐为美，而现代艺术则以不和谐为美。所以，同一件东西，得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更有甚者，在某些自然物或艺术作品中，丑也可以成为美，甚至越丑越美。清代美学家刘熙载曰：“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 [12] 怪石以丑为美，概世人皆所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 [13] 。其“废”“绉”“漏”“透”可谓“尽石之妙矣”。法国雕塑家罗丹的著名雕塑《欧米哀尔》，身躯干瘪、枯槁、衰老、僵硬，不堪入目，但它却是西方雕塑史上的一件杰作，它婉若一首悲壮的生命交响曲，其中，生的欲望与死的哀鸣交织在一起，令人震撼。罗丹的朋友葛赛尔评价她“丑得如此精美”。 [14]
可以看出，制约审美判断的因素很多，既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所形成的不同的审美风范、审美时尚，也与每个人不同的经历、环境、趣味、情感、情调、教养、知识、观念、习向、性格、爱好、天赋、见识、态度、心境、体验，甚至与性别年龄、生活方式、文化素养、社会地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与在美的创造和欣赏中所感悟到的“意蕴”“意境”和“情境”有关。所以，要想为“美”找一个统一的标准与原则，实属不易。
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其最基本的定律和法则。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学，有五条公设；牛顿力学有四条定律；狭义相对论有两条定律，等等，只要把握这些定律，就可推演出它的体系。在美学学科中：
关于“美”。最早试图给“美”找出一个定律的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美是和谐”，所谓“和谐”就是某种合理的或理想的“数量关系”，他们最早发现了音乐的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等各种不同的音调，按一定数量的比例所组成的。基于此，他们发现了“黄金分割”律，然而，他们所说的只是一些具体的原则，而且是“形式”的原则。正如我们今天所讲的“形式美的主要法则”一样，马克思也曾经讲“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15] 但并未续而细说，只是说它是人的一种“内在尺度”。
关于“美感”。审美心理学的研究，目前还处在“描述”阶段，柏拉图的“迷狂”、亚里士多德的“净化”、布洛的“距离”、阿恩海姆的“完形”、弗洛伊德的“升华”、马斯洛的“向往”、叔本华的“静观”、克罗齐的“直觉”、立普斯的“移情”以及老子的“涤除”与庄子的“坐忘”等，都只是对审美心理的形成、结构、机制、过程和要素等作描述性的分析和诠释，尽管十分深刻，并仍未形成最为基本的定律和规律。
关于“艺术”。到现在，美学界仍就关于“什么是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等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有许多人认为，“艺术”和“美”一样，是不能被定义的；有人认为艺术和美是两回事，甚至有人提出了“艺术终结”的命题，抹杀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界限，等等。至于艺术的“模仿说”“表现说”“形式说”“惯例说”等，也只是对“艺术本体”的几种看法，正如同中国美学的“意境说”和“意象说”一样，虽然道出了许多美和艺术本身极为根本的共性、意蕴、结构、层次和要素，但也很难把它们说成就是美和艺术的普遍规律。
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应该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核心概念、范畴体系、基本规律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等等，并由此构成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的严密而完备的逻辑推理体系。而至今美学不要说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科学的、公认的现代理论体系，就连“美学研究的对象”人们还在争论，甚至现代西方分析美学认为，“美学”一词被人们误读和误解了。“美”和“美学”这样的问题本身是荒唐可笑的，它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解答，“美的本质”是一个假问题，它超出了“语言的界限”。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1750年鲍姆嘉通创建美学学科为止，有关美学的言说多以零散的议论出现，不很系统，也没有专著，并且常与伦理、科学、逻辑、文艺等混在一起，缺乏独立性。鲍姆嘉通虽然写了第一本美学专著，第一次把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逻辑学、伦理学并立，但并未建立起完备的美学体系。到了德国古典美学，康德第一次明确地把哲学放在人类知、意、情，真、善、美的框架中加以研究，然而，他的《判断力批判》旨在研究和解决人类的“审美判断力”何以成为可能，主要以审美心理的视角探讨人类主体的普遍性；黑格尔专门著有《美学》一书，然而他却把美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艺术，即艺术哲学，所以他主要通过对艺术作品、艺术史的研究去探寻美的本质，这样就给美学划定了一个有限而狭窄的范围。之后，马克思虽有深刻的美学见解，但却没有美学专著，更谈不上体系。至于现当代西方美学，更是学派林立，各言其说，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维度和向度，如“存在”维度、“心理”维度、“形式”维度、“语言”维度，等等。皆从各自的视角诠释审美活动，但也未建立起具有世界性的现代美学体系。
在中国，儒、道、释三家对美学问题均有论述，其思想极为丰富与深刻，但在中国古代，有诗话、词话、画品、书品，有艺概、书概、词概，有乐记、乐论、画论、曲论，有文学、诗学、词学、画学、书学、乐学，等等，就是没有美学，更不用说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西学东渐之后至今，美学研究学派林立，各言其说，许多学者试图在吸收和整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现代美学体系，并已做了一些颇为有益的尝试，但离真正的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
综上所述，美学的困难在于：第一，审美的非概念性导致了寻找美的本质的困难。第二，审美趣味的多样性构成了寻求美的统一法则的困难。第三，审美意象的模糊性造成了寻觅美的普遍规律的困难。第四，审美活动的非逻辑性形成了建立美学体系的困难。
然而，正是美学的这种困难，构成了美学的魅力；正是美学的这种麻烦和不成熟，才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研究和探索的余地，使我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美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无论在西方或东方，美学思想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说它年轻，因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1750年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提出并命名的，至今不过260多年的历史。
然而，“美”的历史与“美学”的历史是相互印证和相互关联的。所以，广义的美学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审美活动、审美意识的历史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视域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和向度来大致考察美学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即美之“感”、美之“辨”和美之“学”，这三个阶段反映了人类由最初的“美感”的孕育到对“美”的思辨，再到“美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这一心路历程。
人类的史前文明，是一段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历史。主要包括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在史前人类的遗址和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彩陶、青铜制品和洞窑岩画。这些不会说话的“作品”记录和诉说着远古人类朦胧而鲜活的审美意识。人类最初的“美感”在这些“作品”中悄悄地汇集、生动地酝酿和慢慢地生长。
在山顶洞人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白色带孔的小石珠，微绿色的钻孔砾石以及穿孔的兽牙、贝壳、骨管、骨针等。这些造型规整、均匀、对称而且磨制光滑的饰品，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原始人类在选料、打磨和钻孔方面的出色技能，也生动地反映出人类最初的“造型”意识和对“形式”的感觉、理解、爱好和追求。“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戴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 [16]
这些器具和饰品的呈现，真实地“讲述”着原始人类对“形式”和“色彩”的独特的“感觉”。“造型”必有“样式”和“范式”，“装饰”必有“意味”和“情调”。
第一，对“形式”的感觉。自然物是不规范的，而要打造成工具和饰品则必有“规范”：如规整、均匀、对称、光滑、细腻、圆润、比例、节奏、精致、明亮、同一、统一、齐一，等等。这样，就固定下来许多“型样”和“样式”。如圆形、三角形、梯形、正方形、长方形、椭圆形、锥形、棱形等。人类最初制造工具是为了实用和提高效率，自然界粗糙的石块，被磨制打造成各种对称均衡的斧、刀、锛、凿、镰、镞、硾、臼、弹丸等，人类赋予无形式的自然材料以“形式”，而且在对自然材料的“自觉”的加工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最初的“形式感”。这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创造”活动，是一种按照人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 [17] 的构建过程。我们不难想象，山顶洞人在劳动之余相互展示和比较着各自打磨的工具；他们把大小均匀、平整光滑的石珠、兽齿、贝壳等钻孔穿绳佩于胸前作为项饰；他们把规整光滑的兽牙排列成扇形摆放在死者身边以托哀思……这些“形式”的意味尽管可能隐喻着某种神秘的观念，但升华出来的却是对“形式”的感觉，已与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有关。
第二，对“色彩”的感受。山顶洞人在死者的身上和周围撒上红色的铁矿粉，而且“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红色，是血液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这种“设计”寄托了远古人类丰富的情感和想象。肉体与灵魂、死亡与永生，这些困扰先民的话题衍生出许多神秘的观念，并被激情地演绎在各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灵魂不死”“万物有灵”的信念使原始人类在无知与恐惧中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与满足。“原始人可能是以最直观的方式，还可能是从死者死去时的情景推论出，那种作为生命力的灵魂大概是从呼吸的鼻孔和流血的伤口中逃走的，灵魂甚至就是呼吸的气息或流通于身体中的血液。” [18] 这样，“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 [19] 所以，红色的赤铁矿粉在情感与想象中被赋予了生命的意味。从而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总之，原始人类的这种“形式感”的获得，萌生了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反映出他们对物体性状和色彩意味的初步感受、想象、理解、运用和创造。尽管掺杂着许多神秘的原始宗教观念，但至少可以算作是人类审美意识的一个源头。
至于仰韶、马家窑彩陶上灵动活泼的动物纹样和抽象的几何图案，则把人类劳动生活和自然万物中的节奏、韵律、对称、均衡、疏密、粗细、反复、连续、条理、动静、虚实、对比、交叉、变化、统一、繁复、简约等形式规律表现得更为洗炼和鲜明。正如当初人们发现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和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距今一至两万年）时所发出的疑问和感叹：这是“创作”还是“游戏”，是“仪式”还是“符号”，谁也说不清楚，但它们却如此生动、流畅和美丽。
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美”字。
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中是这样解释“美”字的：“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是说：美，味道甜美。由“羊”“大”会意。羊在六畜之中，为供给牲肉之主。美字与善字构形同意。 [20] 这就是最流行的传统说法，即“羊大为美”。“美”的语义似乎是从美味中引申出来的，所以，美的事物最初是和实用相结合的，它与人的感官（味觉）的愉悦有关，或与羊头对称的造型所引来的视觉愉悦有关，或与羊的温顺性格所流露出的那份平和柔顺的感觉有关。总之，“羊”给膳、美味、温顺而且造型可亲可爱，所以“羊大为美”“美善同意”。
另一种解释是“羊人为美”。认为“美”字并非为“羊”和“大”的合体会意字。“羊大为美”实为误续。“美”字是一个独体象形文字。其字形乃是一个头戴羽饰手舞足蹈的人形。有学者认为：“美”和“舞”二字，古音相通，“舞，乐也”。（《说文》）所以，“‘美’字起源于盛装而饰之舞蹈；‘美’与‘舞’两字最初是同音、同形、同义字的分化。这就是‘美’这个重要语词的本义和语源”。 [21]
可以看出，“羊大为美”强调的是“美善同源”；“羊人为美”则强调的是美与人体（手舞足蹈）、装饰（羽饰、盛装）、艺术（舞蹈、音乐）的关联。从人类审美活动的经验和事实来看，我们认为，“羊人为美”或许更为贴近“美”字的本义。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有关“美”的议论和思辨也日渐丰富。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在论述“天、地、人”时都有过深刻的美学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家和儒家，儒道互补，经由魏晋玄学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并兼融佛学禅宗思想之精华，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框架和言说体系。所以，儒、道、释构成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艺术精神的灵魂底色与情感格调。
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形成华夏美学的源头。老庄以“道”为蓝本，以“自然”为法则，言说着存在于天、地、人之中的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22]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3]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24] 。“自然无为”的生命精神被生动地演绎在“有无相生”的“玄妙”之中，生成了一个高渺玄远，洒脱超然的生命境界。这构成了道家独特的言说语境。老子是中国第一个从哲学角度思考“美”的思想家。老子提出了“道”“气”“象”“有”“无”“虚”“实”“味”“观”“妙”“神”“朴拙”“自然”“无为”“虚静”“赤子”“无知无欲”“绝智弃辩”“涤除玄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明道若味”“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等概念和范畴。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辨体系和运思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庄子则是中国诠释“自由”的第一人。庄子提出了“游”“忘”“适”“奏”“性”“迹”“纯”“素”“无待”“以明”“贵真”“朝彻”“见独”“瞻明”“葆光”“心斋”“坐忘”“天机”“天光”“天籁”“天成”“天乐”“天和”等命题。皆旨在“原天地之美” [25] ，通达“至美至乐”之境。老子哲学的“生命意味”和庄子哲学的“生命情调”，不仅奠定了中国生命哲学和美学的理论基础，也对后来中国古典美学所提出的“意境”“意象”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孔孟以“仁”为蓝本，以“中和”为法则，演绎着审美与人格、艺术与人生的“君子情怀”。“美与善”“文与质”“天与人”被统一和连接在“中和”的审美理想之中。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健”“乐”“天”“大”“化”“神”“文质彬彬”“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美学命题。孟子则直言“充实之谓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26] 尽显儒家哲学中的“成人之道”和“人文关怀”。孔子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和重视美育的思想家。儒家的经典《易经》提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易者象也”“生生之谓易”等命题，提出并阐述了儒家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主要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禅宗以“心”为蓝本，映照天地万物。禅宗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审美体验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丰富的内涵。它提出的“心”“觉”“空”“悟”“定”“慧”“自性”“无念”“无相”“无”“意”“境”“境界”“心性”“心传”“清净”“刹那”“顿悟”“明心见性”“于念而无念”“于相而离相”“第一义不可说”“不立文字”“无修之修”等命题，从审美经验和人生境界的角度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和理论。禅宗上承庄、玄之脉，下汇唐宋明清“心”学之系，影响着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的发展，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终完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在中国，儒、道、禅的思维模式和言说体系，使中国的思想家、美学家在天地人、知意情、真善美之间湛然寻觅，生成着中国古典美学的境界与生命。同时中国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也初具雏形。美的本质：道、气、象、美、妙、神等概念的酝酿和道说。美感：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虚室生白”“葆光”“朝彻”“独见”“以明”以及魏晋玄学的“澄怀味象”，禅宗的“明心见性”“心物不二”“无念”“无住”等命题的诠释和阐发。艺术：“艺与道”“意境”“意象”“艺境”“气韵生动”“情景合一”等范畴的明示与言说。其内容涉及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人格美、行为美、心灵美、人生美、宇宙美等广阔领域。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对“美”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论。奠定了西方美学的哲学基础。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和谐”。所谓“和谐”就是某种合理的、理想的数量关系。形式和数构成宇宙的基础，数的原则统治一切。“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 [27] 人的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和谐，人之所以能爱美和欣赏艺术，正是因为人的内在的和谐“碰”到了外在的和谐而“同声相应”。“身体美确实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 [28] “美是和谐”的学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古希腊人的审美理想。这一理想在古希腊的雕刻和建筑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发现和论证的“黄金分割率”至今仍被人类所运用。
苏格拉底认为“美就是善”，就是有用、有益。在苏格拉底看来，和谐的事物之所以美并不是因为它和谐，而是因为它善，它有用、有益。建筑物的美，在于它有用；马的美，在于它能长久地奔跑；人的美在于他发挥他所应起的效能，而不在他的外表。苏格拉底第一次强调了美的社会因素和理性因素，这一视角的转变十分珍贵。
柏拉图认为“美是理念”。柏拉图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美”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如同中国的老子。他认为“美”≠“美的事物”。不同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共同“分有”或“模仿”了美的“理念”。美就是“美本身”“美的原型”“美的理念”，人只有在“迷狂”的状态下才能对“美的理念”进行“观照”和“回忆”，这才是最高的美感。柏拉图虽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但却把人类对美的思考统摄于人的心灵世界，充分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审美旨趣、审美理想的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他所提出的“迷狂说”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秩序、匀称与明确”，即事物的“整一性”。“秩序”和“匀称”是事物在时空中的整一性；“明确”则是由秩序、明确所造成的感官印象。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并不纯粹是由数量关系的和谐而达到的视觉的快感，因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的善”；同时，美也不在神秘的理念王国，美就在自然物和人工的事物本身。亚里士多德似乎企图调和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之间的矛盾，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活东西”（有机体）、“模仿”“净化”等命题和概念以及他对“悲剧”“喜剧”“诗”的相关论述，一直影响着整个西方的美学、艺术学、哲学、审美心理学等诸多领域。
总之，古希腊的思想家把“美”作为一个专门讨论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辩论，反复比较、设问、追问，一直追溯到“美本身”和美的“理念”，涉及美、美感、艺术、美育等诸多领域。他们既发现了许多问题，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但确实把对“美”的议论提升为对“美”的哲学思辨。对后世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中西方美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多以零散的议论出现，没有美学专著；把对美的讨论常常与哲学、伦理学、文艺学、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甚至宗教混合在一起，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但它们站得比较高，用哲学的眼光看待美、美感和艺术的本质问题，所以带有美学的性质。
第二，虽然不很系统，但毕竟成为美学的一个开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涉及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直接影响了后来东西方的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柏拉图之问”引发了西方二千多年的关于“美”的本质的探索；老庄关于“道”之言说开启中国生命美学之先河；毕达哥拉斯的“美是和谐说”成为后世形式派美学的鼻祖；柏拉图的“迷狂说”、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以及老子的“涤除玄鉴”和庄子的“心斋”“坐忘”等命题衍生出东西方关于“审美经验”的探索。而孔子、柏拉图的“美育”思想至今依然有效。
第三，东西方美学的不同风格与特点已经初现端倪。西方美学更多地注重反复的推理和逻辑的连贯，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些客观、冷静的思辨和分析；而东方美学则更注重审美体验和人生境界的领悟，深奥的哲理往往融于切身的直觉、体验和感悟之中，多以警句与格言的方式表达出来，既内在亲切，又旨趣玄远，它更多的是一种在觉解和体验中所生成的“境界”。
在西方，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鲍姆嘉通开始的。1750年，鲍姆嘉通出版了他的专著《美学》，并用“Aesthetica”命名。“Aesthetica”按希腊词根的原义是“感性学”或“感觉学”，即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日本学者（西周、中江肇民等）用汉语的“善美学”“佳趣论”“美妙学”“美学”“审美学”等来翻译“Aesthetica”一词，中国学者（康有为、王国维等）在译介西学时接受了这一概念 [29]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学”。
鲍姆嘉通的这部专著，第一次把美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并确定了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同时，鲍姆嘉通也是美学史上第一个以“美学”作为专著名称并为“美学”这个学科命名的人。所以，鲍姆嘉通被冠以“美学之父”的称号。至此，美学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式出现。 [30]
鲍姆嘉通认为，以往的人类知识体系是有缺陷的，研究“知”的学科有逻辑学；研究“意”的学科有伦理学；而对非理性的感性（感觉与情感）相关的领域，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学科来研究，这就是美学。鲍姆嘉通说：
希腊的哲学家和教会的神学者曾经慎重地区别感性事物与理性事物。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把理性事物同感性事物等量齐观，因为他们以这名称敬重地远离感觉（从而，远离形象）的事物。所以，理性事物应该凭高级认识能力作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而去认识，而感性事物（应该凭低级认识能力去认识）则属于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Aestheic）。 [31]
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单就它本身来看），这就是美；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 [32]
美学就是“感性学”或“感觉学”，是关于“知觉的科学”。所以，美学首先是被作为“认识论”范畴提出的。美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和“感觉”，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美学要做的工作，就是揭示那些存在于人的感性认识中的未被逻辑学解释的朦胧的、感性的观念，揭示那些在感觉中所表现出来的符合理性或真理的属性和元素，这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所以，在鲍姆嘉通那里，明晰的感性认识和明确的理性认识是两种平行的把握事物真理性的方式，而且他也试图把作为感性认识的审美活动纳入理性认识的范围内加以整理、改进和控制。鲍姆嘉通区分了两种认识方式，一种是明晰的理性认识，一种是明晰的感性认识。明晰的理性认识通过概念的逻辑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普遍性；明晰的感性认识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去把握事物的秩序、和谐与完善。所以，美学的任务就是要厘清人类“感觉”中“混乱的认识”和“朦胧的观念”。这样，人类的“感性”的领域就不再被排斥在人类知识体系之外，并被纳入人类的理性认识的范围之内。
美学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即人类“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这样，也就把古代以美的“本体论”（美的本质）为研究中心的美学引向以美的“认识论”为研究中心的近代美学。美学是作为“自由的艺术理论、低级知识的逻辑、用美的方式思维的艺术和类比推理的艺术”。 [33] 所以，鲍姆嘉通明确指出了美学的研究领域：美、艺术和美感。因为，“感性认识的完善”是人的主体性的知觉活动，是一种诉诸感觉和情感领域的人的审辨美丑的能力，是一种由“审美趣味”而形成的“鉴赏力”。这样，美学的研究就被归结和诠释为以审美心理为中心的科学，它直接影响到了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以及后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审美心理学派。
鲍姆嘉通第一次明确了美和美学在人类知、意、情结构中的地位，使美学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把它纳入一个宏大的哲学框架之中，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从而奠定了美学的哲学基础。鲍姆嘉通的这一思想在后来康德哲学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总结了人类以往的美学的成果和经验，又影响和开启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纷繁杂多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德国古典美学从审美心理（康德）和艺术哲学（黑格尔）两个主要维度和向度探讨了美的本质问题，其哲学性、系统性、抽象思辨性是空前绝后的，达到了古典美学的顶峰。
康德从知（认知）、意（欲望）、情（快感）三个方面探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真、善、美。以此建立了他的批判哲学体系。《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真”，论述认识论，即理性认识的来源和范围，与其相应的认识能力是知性，其相应的先验原则是合规律性，作用对象是自然；《实践理性批判》研究“善”，论述伦理学，阐明人的伦理行为的动力和规范，与其相应的认识能力是理性，其相应的先验原则是合目的性，其作用对象是自由；《判断力批判》研究“美”，论述美学，旨在解决前面两大批判中“知性”（纯粹理性）所涉及的自然界的必然与“意志”（实践理性）所涉及的精神界的自由之间的对立，以找到一条沟通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桥梁，康德最终找到的便是“审美判断力”，其相应的先验原则就是终极目标：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作用对象则是艺术。康德认为，人在审美时，既要像知性那样接受和面对自然的现象界的刺激，因而带有自然的必然性质，同时又像自由意志那样作用于现象界，使察觉的事物符合人的主观的目的，因而带有自由的性质。这样，康德试图寻找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审美作为情感的判断（快与不快）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认为：审美就是审美判断，它不涉及任何利害计较，美非功利而生愉快，无概念而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第二，在知性和理性之间、在自然的必然和道德的自由之间、在现象界和本体界（物自体）之间、在认识与信仰之间、在合规律与合目的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间环节，也就是说，能否把二者沟通起来，康德认为，沟通二者的桥梁就是审美“判断力”。总之，康德力求辨清审美判断的独特本质，提出了一大堆矛盾：自由与必然、美感与快感、形式与内容、理智与情感、无目的与合目的、想象力与知解力等，并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和推敲，康德虽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但使人类对审美本质的认识空前深入，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也标志着西方整个古典美学的完成与终结。黑格尔写有专著《美学》（三卷）。提出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艺术哲学”，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试图把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黑格尔主要以艺术的历史发展为中心，把审美和艺术作为他庞大的哲学思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运用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对经典的艺术作品的分析（包括建筑、绘画、音乐、诗歌、戏剧等）深入讨论了美和艺术的理念和理想，揭示了艺术创造、鉴赏、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成功地运用辩证法思想深刻地阐明了美和艺术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实践”观点的萌芽，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近代西方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黑格尔运用“一般到特殊”“理念到感性显现”的辩证思路，把人类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类型：象征型艺术（古代东方艺术）、古典型艺术（古希腊艺术）、浪漫型艺术（近代艺术）。建筑属于象征型艺术；雕塑属于古典型艺术；绘画、音乐、诗歌则属于浪漫型艺术。象征型艺术的物质形式超出精神内容；古典型艺术的物质形式与精神内容完全和谐；而浪漫型艺术，其精神内容超出物质形式。艺术就此终结，因为感性形式不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绝对精神只有在哲学概念中才能完全显示自己。到黑格尔这里，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稳固和加强，其主体性、思辨性的学说体系达到了古典美学的高峰。
至此，西方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三个主要指域：以美的本质为视域的“哲学美学”（德国古典美学对“柏拉图之间”的哲学解答）；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审美心理学”（康德对“美感与崇高的心理分析”）；以艺术审美为中心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艺术哲学）。这三个指域构成古典美学理论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循其言说，形成了众多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然而这三种指域在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中并未整合为一个更为严密的逻辑结构整体，而是走向了更大的分歧和断裂。首先提出质疑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把美置于人类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领域中加以考察和辨析，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开启了人类关于美的思考的更为广阔的领域与空间。
西方近代美学。第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确定，形成了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思辨领域。第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其思辨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得以明显提升并趋于完善。第三，美学研究的三个主要内容与框架得以明晰，即美、美感和艺术。尤其是对“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哲学”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
①现代西方美学
现代西方美学，众说纷争，学派林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新的维度和向度。德国美学家费希纳（1801—1887）于1876年出版了《美学导论》一书，认为，美学研究存在着两种方法，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前一种方法是从最一般的抽象的观念和概念出发下降和落实到对具体与个别现象的论述和说明，并把审美经验纳入哲学体系和框架之中加以论证（如康德、黑格尔）；后一种方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通过观察和归纳的方法，根据审美的事实和规则“自下而上”地建造美学（如英国经验派美学）。费希纳主张“自下而上”的美学。认为美学的任务不是从普遍性的概念出发去寻找能够解释个别现象的有关“美”的观念，而是从具体的审美事实出发寻求对于事物的简单明了的认识，从而达到具体、明确、细致、客观的解释和说明。这样，费希纳创立了他的“实验美学”，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作实证的分析，反对抽象的思辨和争论。这标志着现代科学美学的开端并奠定了近代心理学派美学的基石。其实，费希纳的美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这一改变，真正拉开了现代西方美学的序幕。
现代西方美学指黑格尔以后的美学思想，包括现代和后现代美学思想，以“存在”“心理”“形式”“语言”为主题，也包含了其他众多美学问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的新的转向与突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新的维度和向度。
a.“存在”维度（“存在主义”）
在西方，古典哲学的主题是“本体”，近代哲学的主题是“理性”，而现代哲学的视角却是“存在”。由“理性”向“存在”的转变，是现代哲学和美学区别于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根本标志。传统美学尤其是近代美学所关心和讨论的是主体与客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关系，即“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现代美学所关注和言说的却是“人与世界”“自我与世界”“此在与世界”在“存在”层面上的汇集与显现，即“万有相通，物我交融”的思维模式。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尔、黑格尔的传统主体性哲学所讨论的“存在”，只是“存在者”，即追问“什么是存在者”或“存在者到底是什么”，这样对“存在”的追问就变成了对“存在者”的“存在性”的追问，所以，“存在”被遗忘了，即存在者“何以存在”和“怎样存在”被遗忘了。“是什么”和“怎样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哲学关心的是前者，现代哲学追问的却是后者。基于此，现代美学展开了他们各自的言说，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视角和维度，如尼采的“酒神”、胡塞尔的“走向事情本身”、英伽登的“意向性客体”、杜夫海纳的“审美知觉”、狄尔泰的“体验”、海德格尔的“处身情境”、伽达默尔的“理解”、杜威的“经验”、雅斯贝尔斯的“暗号”、萨特的“自由”，等等。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者”必须通过“存在”来解释；“存在”又必须通过“存在者”来阐明。“存在”是被“逼问”和被“揭示”出来的，“存在”就是“存在者”的“集合”，是通过想象和语言的“集合”，使存在者“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同时“出场”；把存在者的“过去、现在、未来”融汇于一个交叉的“点”或“场”，这样，存在者因存在者的“集合”而“存在”，“存在者”由于“存在”的敞开而被赋予了“意义”，它敞开了一个崭新的、无穷无尽的真实的世界。天地万物在这种“集合”中显现出它“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人生在世也在这种“集合”中诗意地走向澄明之境。这是一个由“去蔽”而走向“澄明”的过程。所以，“语言是存在的家”，“存在”通过“诗”而走进了“语言”，在对“语言”的“倾听”“领会”和“言说”中形成了“思”与“诗”的对话，诗就是思，思就是诗，“存在”在诗中“捐赠”，真理在艺术作品中显现和敝亮，诗人通过诗意的想象和诗的语言照亮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具有无穷意味的世界。天、地、人、神在此汇集而进入“澄明之境”。物，在万有相通中被诗意地点亮和言说；人，在纯真的“领会”和“倾听”中“诗意地栖居”。所以，“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显现出来的一种方式”。 [34]
b.“心理”维度（“心理主义”）
现代美学的另一个主要维度就是“审美心理”维度。虽然从古至今的许多思想家对审美心理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如柏拉图的“迷狂说”、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哈奇生的“类比联想”、休谟、博克的“同情”、维柯的“形象思维”、鲍姆嘉通的“感觉”与“情感”、康德的“无利害感”，等等。但这些论述往往被设置和汇集于理性思辨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归纳和演绎，而不是对审美的“心理事实”和“心理状态”本身作现象的还原、解释和描述。
现代美学所关注和感兴趣的并不是关于美的本质抽象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和争论，而是把艺术和审美的研究聚交在人的心理活动的结构与层面上进行分析，对审美心理的诸要素如直觉、知觉、想象、本能、体验、情感、理解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现代美学往往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心理”维度美学，主要包括克罗齐的“直观说”、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格式塔学派的“完形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说”和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说”等。
克罗齐的“直觉说”认为，直觉就是表现，直觉所表现的就是情感。所以，审美和艺术的本质就是抒情的“直觉”，它产生个别事物的意象，直觉是想象或意象的形式。“直觉即表现”“艺术即直觉”构成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艺术既不是物理的事实，也不是功利的活动和道德的活动，更不是概念的逻辑的活动，艺术就是心灵的直觉和创造。直觉成为划分艺术与非艺术的唯一标准。表现不是为了传达，表现本身就是目的。
立普斯的“移情说”认为，美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也不是作为与主体相对应的实体对象的存在，而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将自己的情感“移置”“移注”到事物里去并产生共鸣后所形成的“形象”。审美的移情作用就是把自己亲身的感受、体验、经验、经历、想象等与对象打成一片，就是生活在对象里并分享对象的生命，从而获得审美的愉快。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认为，审美和艺术的本质是在人的知觉对象和人的现实生活态度之间拉开一定的心理距离，把知觉对象摆在实用世界之外而冷静和客观地去欣赏它，这就是审美的态度。实用世界所遭遇和积累起来的是事物的“常态”和我们“寻常”看待事物的方法；而审美知觉所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则是极富意味与情调的欣赏。这样，距离太远则流于抽象和冷漠；距离太近则蔽于实用与流俗。所以，最好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产生美感。这构成了审美的基本原则以及艺术创作和欣赏的重要环节。
格式塔学派的“完形心理学”则用“异质同物”理论解释审美经验的形式，认为不同性质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力”的模式和情感表现结构。人体的舞蹈可以表现“悲哀”的情感，同样，一株杨柳或一个书法的线条也可以表现“悲哀”的情感。不管什么事物，只要其“力的式样”在结构上与人类情感中的“力”的作用达到同样复杂、明晰和生动的水平，它就有了表现性。于是，他们区别了普通感知和审美感知的根本区别。普通感知只用科学和经济的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而审美感知则以“表现性”作为对各种存在物进行分类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说”认为，审美经验的源泉和艺术创造的动力均存在于人的无意识领域（即人的本能欲望）之中，称之为“力必多”。这种本能欲望遵循快乐原则，同时也受到实现原则的压抑，这种本能欲望受到压抑之后就潜入人的心灵深处而成为“潜意识”或“无意识”。但它并未消失而且伺机而动，遂形成了“力必多”的“转移”。主要有两种转移和释放方式：梦和艺术。其中艺术作为本能欲望的“升华”是人的性本能的替代性满足，它通过表层的艺术形象，传递着人类最隐秘、最原始、最深层的生命信息。
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说”认为，人有独特的认识水平，是一个清醒、健康、自由的存在。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生理、安全、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等），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一种超越性的高级需要，获得的是“高峰体验”，它往往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得以实现，那种主客交融为一时的欣喜、超越时空善恶时的玄思与向往、自我观照和自我实现时的满足感与幸福感等，都是对审美的最高境界的诠释。
c.“形式”维度（“形式主义”）
在美学史上，对形式的研究与关注早有言及，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形式”和“数”以及柏拉图提出“形式美”的概念、康德和赫尔巴特的形式美学派、荷迦斯的“美的线条”，等等。然而，传统美学所谓的“形式”没有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它受内容规定并且是内容的表现。现代美学所谓的“形式”不仅指对象本身的形式结构，而且“形式”本身就具有表现情感的性质，“形式”作为一种“符号”，它本身具有独立的地位和独特的意味。所以，形式主义美学把形式从审美对象中“纯化”和“升华”出来，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艺术和美的本质被归结为单纯的形式组合关系。这一思想在促使西方传统美学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贝尔、卡西尔和苏珊·朗格。
英国美学家贝尔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命题。所谓“意味”，指审美情感，一种非功利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终极实在的感情”；所谓“形式”指由线条、色彩等基本形式元素所组成的“某种形式或者形式之间的关系”。在贝尔看来，一切视觉艺术及视觉审美对象之所以能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就是因为它们是“有意味的形式”。审美情感和纯形式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德国美学家卡西尔作为“符号形式哲学”的奠基者，认为人类的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文化形态都是一些特有的符号形式，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文化的世界就是符号世界。人类活动的本质就是发明符号、创造符号和运用符号的活动。“符号”，一方面必须具有某种“形式”，另一方面又要与某种“意义”相关。所以，“符号意义”就具备了“表现功能”。艺术作为“符号系统”，是通过自身的符号形式对世界的独特把握方式，有其独特的“符号语言”。一方面艺术通过具体的、感性的线条、色彩、布局、韵律、词语等形式结构要素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艺术又通过这种符号形式的传达使艺术家的情感、意念具体化和客观化。因此，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而是对现实的发现与构造；艺术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的形象；艺术是一种形式的直觉，它不探索事物的本质，它不是经验对象的真理，而是纯形式的真理。艺术可以使人在情感与形式、感觉与形象的直觉中洞见生命本身的最高活力。
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符号”既不等于“语言”，也不等于“信号”。一般的语言构成“逻辑符号体系”，而艺术则构成“表现符号体系”；一般语言是“推论”符号，艺术则是“呈现”符号，所以，艺术是非推论性的。“信号”作为指令行为的方法，它是封闭的和“内指”的，否则就会产生歧义，而“符号系统”却是开放的、指向外部的，并且具有某种抽象能力。所以，艺术是人类独有的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在朗格那里，所谓“形式”指“活的形式”或“生命的形式”，它具有运动性、有机统一性、节奏性和生长性。所谓“情感”指“生命的情感”，是活生生的内在生命的显现与表露。所谓“创造”指艺术中“虚象”或“幻想”的生成过程。艺术创造就是通过感觉和情感的形式（如线条、体积、交叉、平面、明与暗等）对“虚幻空间”和“虚幻时间”的组织、建构和塑造。从而生成生命和情感的意味。
d.“语言”维度（“语言分析”）
与存在主义、心理主义和形式主义不同，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运动。“语言分析美学”也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美学中占据主流位置的重要美学流派。语言分析美学秉承和遵循了“语言分析哲学”的基本原则：主张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运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对语言进行分析，并阐明其意义。反对和否定传统哲学对基本问题的研究。认为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是含混的，这是造成哲学“误解”的根源。哲学任务就是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厘清这些“混乱”，以清除这种“误解”。这就是西方现代思潮中所谓“语言学转向”。现代美学的“语言分析”维度主要代表有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巴赫金（对话理论）、索绪尔、巴特（结构主义）、福柯、德里达（后结构主义）、伽达默尔（解释学），等等，在这之前还有克罗齐（表现说）、卡西尔（符号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与语言）等。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作为分析美学的开拓者和创始者，对西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既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原则，又影响到后来的各种言说方法与言说样态。
维特根斯坦认为，美学研究不能再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进行理性的玄思和探寻，也不能像早期心理学派进行科学的实证，而是要切实地深究各种美学概念在日常用语中其审美语词究竟是如何被使用的，又是在何种“语境”中被如何具体化的，这才是美学真正要做的工作。所以，美学也要实现至关重要的“语言学转向”。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逻辑命题或语句的总和，而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逻辑的范围就是世界的范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我们能说出多少语言，我们就能拥有多大的世界。语言就是思想本身、经验本身、存在本身和世界本身。超出“语言的界限”是无意义的。所以，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划分为“可说”的事实世界和“不可说”的神秘世界，即能用命题描述的可实证的世界和不能用命题描述的不可实证的世界。“可说”的事实世界与语言、逻辑的世界相关，“不可说”的神秘世界与诸如世界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宗教和伦理的价值等相关联，“美”也属此类。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35] 所以，美的本质的问题是一个无意义的假问题，“美”（“美的”）这个词被“误读”和“误解”了，它往往是被当作形容词或感叹词而使用的，它是脆弱和无力的，而且是多余的，根本无法定义。“为了说清审美语词（aestheic words），就必须描述生活方式”，必须“描述文化”， [36] 艺术同语言类似，也是生活形式。任何美的定义都是指出它丰富含义的某些部分或实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游戏，不同语词的作用各有不同，即使相近的语词，如果在不同的“语境”（“生活形式”）中被使用，其意义也会发生变异。语言“游戏”关涉特定的“语境”，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
总之，在西方，自鲍姆嘉通之后，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对美的探讨也逐渐系统和深入，各种视角和维度繁复多样，难以计数。但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美学研究的范围被明确地锁定为“美、美感和艺术”这三个主要领域。第二，以“存在”“心理”“形式”“语言”为基本维度和向度的现代西方美学，把美学的研究建立在的“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反理性思辨”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反美学”倾向和“开放性”原则。第三，在实现从“性理”到“存在”的转变的同时，也完成了从传统美学“主客二分”模式到现代美学的“天人合一”模式的转向。第四，把美学研究的视角主要定位和聚焦于“艺术”，并运用现象学理论、实证科学理论、心理分析理论、符号逻辑理论和语言分析理论等作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和考察。
②现代中国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是明末清初的美学思想，其代表是王夫子和叶燮的美学体系。然而，直到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中国美学才真正迎来了自身的现代形态。
1897年，康有为编辑出版《日本书目志》，书中出现了“美学”一词。其中“美术”类所列第一部著作即中江肇民的《维氏美学》。之后，一些介绍日本学校教育的书籍中出现了“美学”和“审美学”一词。1904年，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1906年王国维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主张文科大学的各分支学科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 [37] 对中国近代美学影响最大的美学家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
第一个真正在学科意义上把西方美学介绍和引进到中国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深受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境界说”以及他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西并用，见地独到，对整个中国近现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王维国还引证和梳理了美学的一些基本词汇，如“美学”“美感”“审美”“美育”“优美”“壮美”等。梁启超热心学习和介绍西方美学，强调美和审美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并提出了“趣味教育”“情感教育”和“艺术境界”等命题，进一步开拓了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蔡元培大力提倡美育和艺术教育，并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不仅亲自讲授美学课，而且组织“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具体实施和推行美育，主张“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相结合，使人人都有机会接受美育。蔡元培提倡美育的思想对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贡献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美学家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他们的美学思想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他们对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并在系统介绍西方美学的同时，又试图寻求中西美学的融合，在比较和借鉴中力求确立和形成中国美学自身独特的理论框架和范畴系统。第二，朱光潜关于“意象”的美学思想和宗白华关于“意境”命题的言说，不仅开启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和向度，而且也反映了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向“天人合一”思维模式转变的努力和趋势。为构建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美学体系提供和奠定了十分宝贵的思想和理论基点。
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中第一位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的学者。主要是介绍西方近代审美心理学派的美学思想，特别是克罗齐的“直觉说”、“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距离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以及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等。他的两卷本《西方美学史》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至今难以被超越；他还翻译了许多西方美学经典著作，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维柯的《新科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等，对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朱光潜把德国古典美学（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审美心理学派（克罗齐、立普斯、布洛、弗洛伊德等）以及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融会贯通在一起，构造其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美在“意象”的思想。指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的世界”。 [38] 所谓“意象”就是“即景生情，因情生景”，“情趣”简称“情”，“意象”即是“景”，“情景相生”“情景契合”，在“凝神观照”之际，生成一个“完整的孤立的意象”，其结果就是“常致物我由两忘而同一，我的情趣与物的意态遂往复交流，不知不觉之中人情与物理互相渗透”。 [39] 所以，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基本思路是：美 = 美感 = 直觉 = 意象。他所写的《谈美》《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诗论》等美学著作对中国现代美学，尤其是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中国生命哲学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 [40] ，“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41] “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出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种微妙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 [42] 可以看出，宗白华的美学思想的基本思路：美→生命节奏→艺术境界→意境。对生命节奏与生命情调的体悟生成了美，它不仅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也成为人的心灵意趣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意境之诞生”的过程与归宿。宗白华先生不仅学贯中西，集哲人的睿智与诗人的才情于一身，而且开启了中国生命美学的致思框架和言说方式。他不仅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卷、德国瓦尔特·赫斯编的《西方现代派画论选》等，还撰写了许多研究歌德的论文。他写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等论文，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做了极为深刻而精彩的诠释。他主张美学研究“宇宙美、人生美与艺术美”， [43] 主张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应结合中国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研究“中国人美感发展史”，在比较之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提倡融合中西美学两种文化的优点并加以创新，寻找中国美学在中西方文化对话中的立足点。
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中，曾出现过两次美学热潮，形成了诸多学派，呈现出当代中国美学的繁荣景象。
第一次美学热潮是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场美学大讨论。主要讨论“美的本质”问题，即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形成了四种关于美的本质的基本观点：第一，美是主观的（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第二，美是客观的（以蔡仪为代表）；第三，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朱光潜为代表）；第四，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李泽厚为代表）。这场美学大讨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美学知识得到空前的普及，激发了许多人对美学的兴趣，使许多学者在西方哲学美学的层面上从不同视角对“美”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反思，进一步活跃了学术的空气。第二，把美学研究的对象框定在美、美感和艺术三个范围之内，并使之理论化和体系化。第三，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之下，并把美学纳入认识论中进行研究，把审美活动等同于认识活动，探讨主体与客体在审美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第四，日渐脱离了中国传统美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生命美学”的基本精神，既没有反映近现代西方美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转向，也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最后，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
第二次美学热潮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经过十年“文革”的动乱，人们开始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命运和前途进行深刻的反思，力图从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的经典中寻找答案，于是出现了一股“文化热”，而“美学热”就是“文化热”的一个部分。这次美学热潮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量吸收、引进和介绍西方现当代美学思潮，内容包括现当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心理主义、形式主义和语言分析学派的美学思想。译介与研究并举，研发与开拓并进，视野开阔，人才济济，学术氛围空前繁荣与活跃。第二，许多学者回过头来开始从新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美学丰富的理论资源，试图在中西美学的文化对话中寻找中国美学自身的地位和价值。第三，美学研究的问题与领域不仅只是局限在“美的本质”上面，而呈现出细分化、规范化和体系化趋势。如对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文化学以及美学与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风俗学、考古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宗教学、艺术史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日趋深入，形成诸多美学分支。同时，对各个艺术部门的美学问题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入，如诗歌美学、音乐美学、小说美学、书法美学、建筑美学、绘画美学、电影美学，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中西美学史的分期和断代研究，美学基础理论的学科与体系构建，各种应用美学学科的设立与研发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为建构真正的现代中国美学体系做了大量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上的准备。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美学热”日渐消退。然而，美学的研究却更加趋于理性与成熟。学者们开始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美学史的研究方面，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学者们在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关注之后，更多地开始关注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学派和符号形式学派的理论，而对现代西方（英美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分析美学”的研究却持排斥态度，从对人文主义传统向具有科学精神的“分析美学”传统的“语言学转向”却略显迟缓，而这或许成为中国美学新的生长点。第二，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虽然形成“思想史”“范畴史”“文化史”等写作与言说范式，但总体上仍然缺乏和忽略了在哲学层面上把“道”与“器”结合起来，做跨学科、深层次的研究。更缺少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译介到国外，汇入世界美学言说的语境之中。第三，对美学原理的研究，开始对“实践派”美学范式产生置疑，“实践派”美学的主体性思维模式受到挑战。许多美学研究者开始思索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超越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美学思维模式，以寻求构建现代美学体系的新的探索和尝试，主张把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西方美学的思维模式进行融合，以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美学思想之路，在“闭门造车”与“八面来风”中既不做西方思潮的“传声筒”，也不只在自身理论园地中“自话自说”，而是要积极地与当代国际美学界积极“对话”。第四，对艺术与哲学关系的关注。中国当代美学有“去哲学化”和“去艺术化”的两种倾向。前者降低了美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和思辨本性；后者则易使美学成为“高谈阔论”的玄学。所以，中国美学缺少的正是对艺术哲学的研究，要么用文学的美学替代艺术的美学，忽略了其他的艺术形式（如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要么把艺术哲学直接等同于美学。所以，“如何让美学回到——‘作为哲学的美学’与‘直面艺术的美学’——这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44]
美学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源于拉丁文humanitas，有人性、人情、教养之意。而humanitas又来源于希腊词paideia，意指对儿童的开化、教化、教育，以标明“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区别。所以，humanitas表示“人性教化”的观念。在中国，《周易·贲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用文明的手段和途径（如道德品质、文化修养、礼仪制度、社会风尚、思想教育等）对人进行制约、规范和教化，把天下组合起一个和谐的整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45] “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 [46] 则更加重视艺术与文化的教化和感化功能。古希腊讲“七艺”，包括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音乐。此种归纳并非是近代工具理性层面上的“科目”或“学科”的分类，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文分科”，而是指向理想人性的培养，分别从语言与思辨、分析与综合、规律与价值、理性与感性、节奏与和谐等各个方面对“人性”进行完整而全面的教育。中国先秦，儒家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核心就是“礼”和“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 [47] “六艺”并所非近代“职业”与“专业”的划分，而是以全面培养理想人性为价值取向。分别从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心灵旨趣两个方面培养完满的人性，使人的身心在认知与情感、意志与行为、理想与践行的协调一致中得以全面的发展。可以见出：“人文学科”的最初含义并不是基于科学知识层面上的“学科”分层，而是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人文精神”“人文素质”“人文关怀”等众多概念的原初含义。
人文学科所聚焦和关注的是人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研究与人生意义和价值相关联的所有现象和领域。人文学科所对峙与抗衡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在“科学主义”“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中“人性”所演绎出来的“物化”“异化”“工具化”“程序化”“数据化”“机械化”“本能化”和“片面化”，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人文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不是“本然”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应然”的属人的世界，一个“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一个“人生活于其中”，并“融于其中”的具体而现实的“生活世界”。它与人生体验、人生境界以及人的“生命情怀”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不只生活在一个单一的物理世界和实用世界，而且也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人不是一个追求物欲和本能的存在物，而是一个追求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存在物。
美学属于人文学科，美学的目的就是人性的完善。美学研究人在“生活世界”和“生命世界”的体验中所获得和生成的种种“意义”与“价值”，它为人生提供价值选择和意义导向，在审美活动中寻找“人之为人”的依据，在体验生命中幽赞人性之光辉，揭示人文之精神与人文之关怀，从而提升人生之境界。凡是忽视、离开、回避和超越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命世界”的美学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学”言说（如现代西方的语言分析学派），它可以是新颖的、独创的或者是反传统的，但它一定不会是根本的和长久的。因为“美”所揭示的不是一个美的对象世界，而是一个“人之为人”的充满生命意味与生命情调的世界。
“美学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48] 这一观点，在中西美学史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中西美学史上对美的研究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不是心理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而且美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首先在哲学领域中孕育和生成的。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罗齐、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他们的“第一人称”都是哲学家而不是美学家，但他们对整个西方美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老子、孔子、庄子、慧能、王夫之、叶燮的思想与思路，成就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灵魂”与“境界”。他们所建立的哲学思辨体系，虽然不是专门讨论美学的，但美学却成为他们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真、善、美的话题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言说主题。
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往往也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哲学就是“人学”，离开人，没法说哲学，更无法谈美学。真、善、美只对人才有意义。离开美学，哲学依旧存在（如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而离开哲学，美学就会被等同于艺术学、文艺学、审美心理学、语言分析学和艺术批评学，等等。美学与哲学、美学与人学的联系具有内在性和必然性。比如，“人的本质”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等问题紧密相连，不说清楚人的本质，美的本质虽然可以从其他各种维度（艺术、形式、符号、心理、语言等）进行诠释，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美的本质在本原意义和本体层面上得到概括、总结、解释和阐发；对“美感经验”的心理实验和心理描述也不能回答人生体验、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根本问题；对“艺术”及“艺术哲学”的研究，只解决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层面，却没有解决“人之为人”的所有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艺术和哲学属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样，“美育”的研究，如果离开或偏离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生境界的维度和向度，那么，“美育”至多是艺术教育和审美心理教育，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看似貌合，实为神离。
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哲学性的，它的概括往往带有普遍性、抽象性和必然性。美学是理论形态的“审美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每个人不可能都是美学家，也不可能说每个艺术家都是美学家。美学对美、美感、艺术和美育的看法往往涉及的是最根本和最永恒的话题，是一种“玄思的境域”，它总是吸引我们再度思考，它并不因为出现了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被淘汰和遗忘。它永远是常新的，是每一代人都在思索的问题。
美学虽然是一个哲学性质的学科，但由于“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了美学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多维性。呈现出多角度、多学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美学研究美、美感、艺术和美育，而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推进。比如：
①美学与心理学
前面说过，审美心理学虽然不能替代美学，但是，对审美心理的研究却构成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学和心理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西美学史上早已被人们所发现。美感作为一种活动是在心理领域中进行的。审美的生理、心理机制、美感经验的结构、要素和过程往往制约着审美活动。而对美感经验的分析，则需要借鉴和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人类的心理活动极为复杂，人类科学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还不能以数学或公理的形式表达和揭示其内在规律，还只停留在分析和描述阶段。如前所述，心理实验美学和心理分析美学虽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美学的发展仍然有待于心理学的发展。
②美学与伦理学
美学研究美，伦理学研究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人们才把知、意、情和真、善、美加以区别。但是，在美学史上，许多思想家是结合“善”来谈论“美”的，在西方，苏格拉底就认为，美就是善，就是有用、有益。任何一种实现其功用目的的东西，都是善的，也就是美的。在中国，儒家也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强调“尽美矣，又尽善也” [49] ，提出“里仁为美” [50] “尊五美” [51] ，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 [52] ，荀子提出“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的“全粹”之美 [53] ，等等，都是强调美与德、善的联系，强调审美和艺术要达到形式与内容、美与善的统一。儒家的“美育”思想也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的教育，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4] 。儒家的这一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很大。我们说，美与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善”往往是“美”的前提和基础，比如：“社会美”“心灵美”“人生美”中都有“善”的底蕴与背景，“真”“善”“美”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评判体系，但是“真”（认识论）、“善”（伦理学）、“美”（美学）确实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领域，有其各自相应的学科，这正是鲍姆嘉通创立美学学科的最初缘由。
③美学与艺术学
前面说过，把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美学与艺术学、艺术史、文艺理论史等学科确有紧密的联系。艺术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是审美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美学的研究当然离不开艺术，而且，在古今中外美学史上，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均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们认为，第一，不能把美学的研究归结和定义为对艺术的研究，即把美学直接等同于艺术哲学。美学和艺术学，在研究范围、方法和角度上是不同的。第二，艺术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艺术审美在美学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艺术是对现实审美的升华，具有较强的规律性，比现实审美更容易研究和把握。所以，艺术学、艺术史、艺术批评以及艺术批评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会丰富和发展美学的研究。第三，美学中艺术哲学的研究，应该把艺术从“文学”的统治地位中解放出来，不能让文学的美学替代关于艺术的美学，应当回到艺术本身，尤其是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绘画、雕塑、建筑、书法、舞蹈、音乐等）以及其他综合艺术（戏剧、电影等）。在“大艺术”的框架下，对艺术进行新的美学思考。
④美学和语言学
前面说过，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使美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克罗齐的“语言即表现”，卡西尔认为“语言即符号”，海德格尔的“倾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巴特的“文本”与“符号”，德里达的“语言与踪迹”、伽达默尔“理解与解释”，等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语言进行分析，形成了现代西方美学从“语言”维度研究美学的主流趋势。我们认为，第一，审美活动中许多诗意的瞬间往往是“无言以对”和“超言绝象”的。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55] “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 [56] 语言问题，不能解决审美活动中美感经验的所有问题。而“言不言”“味无味”正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美学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第二，语言分析美学把美学的全部问题归结为“语义”和“语境”的分析，“使所谓哲学成为技术学和律师学” [57] ，取消了“美的本质问题”，这就忽视了美学对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研究，远离和淡化了美学的“人文关怀”。这显然是片面的。第三，退一步说，如何把中国传统美学“言外之意”“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语言”分析的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比较和研究，从而真正走进“语言”，接受“语言学转向”的洗礼，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语境”中以一种新的维度和向度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美学，这或许成为美学研究的又一新的课题。
⑤美学与人类学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从人类的风俗、民俗、民族史、风尚史、文化史、语言、考古等方面对人类进行研究。而这些视角与人类的审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审美活动从时间上讲是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从空间上讲，审美活动又在不同的环境、文化、不同的民俗、习俗、礼俗、风俗、风尚中孕育和生成的，存在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的差异性。所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美学与文化史、民俗学、风俗史、民族史、考古学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言说范式。李泽厚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的提法，主张从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角度去研究美学。他认为，人类学本体论“完全不是西方的哲学人类学之类的那种离开具体的历史社会的或生物学的含义，恰恰相反，这里强调的正是作为社会实践的历史总体的人类发展的具体行程。它是超生物族类的社会存在”。 [58] 主张“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人的命运问题”，是“人类何以可能”的问题，它是人的哲学和人的存在哲学，应从人的社会实践和“自然的人化”这个基本问题出发，历史和客观地考察和研究美、美感、艺术、美育的本质和结构，考察和研究人类文化和人类主体心理结构的生成与发展，从而更多地解决美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⑥美学与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社会现象及其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活动、社会形式、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社会过程、社会进步等内容。而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人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价值、审美态度等与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条件、社会精神、社会时尚、社会风气、社会基础、社会发展、社会理想以及审美的社会功能（传播功能、教育功能、消费功能、价值取向功能、文化建制功能、行为导向功能、沟通与调节功能、休闲娱乐功能、文化产业功能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潜存着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审美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
⑦美学与教育学
教育学研究人类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一般教育的规律。作为教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美育。美育不仅是美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人性的完善”，不仅是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也是美学研究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⑧美学与神话学
神话学研究神话故事与神话传说。人们发现，在上古洪荒的神话传说中，饱含着人类挚深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在人类“万物有灵”的默想中，诉说着在“天人之际”中所升华出来的“人之为人”的痛苦、沉醉和喜悦。这种深度的生命体验与人在审美活动中所生成的生命意味与生命情调、生命情怀与生命境界有着人类学和心理发生学层面上的联系。“敬神”与“幻想”的过程，再现和复写了“天、地、人、神”在存在论境域中的妙契、神会与交合。尼采认为，希腊神话一方面有极其强烈的生命欲望，另一方面对生存的痛苦有极其深刻的感悟，这一冲突构成了希腊民族的鲜明特征。在此意义上，尼采把希腊神话称作“生命宗教”。 [59] 而生命的“存在”与对生命的“体验”，正是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除此之外，美学还与自然科学、宗教学、生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生态学、环境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辞源学甚至法学等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此不赘述。
美学学科的“人文”性、“哲学”性和“多维”性决定了美学学科的“开放性”。
美学可以有诸多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审美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美学在其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为美学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
现代西方美学，在其种种“转向”中，看到了“美”的难以界定性，目睹了美和艺术的虚体性、模糊性、难以言说性和不可言说性，提出了“开放的概念”和“开放的体系”的提法。认为，既然对美和艺术无法下定义，那么，就用“开放的概念”来界定“难以言说”的艺术，试图将其置于“一个开放的序列”之中，以直面未来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不仅可以包容众多不同的理论与观点，也可以使美学远离抽象、枯索、空洞和僵化。这一思路也就奠定了美学的开放性的格局。这或许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一个文化大综合的时代，美学之所以变得多产而富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有其各自的基本问题和各自的范畴体系、言说角度和言说方式，然而，如果“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 [60]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整体梳理，对21世纪美学的发展，将产生无法替代的作用和影响。西方美学不能包括中国美学，也不能统领中国美学的发展。一个真正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必须是把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研究成果融合起来。“开放、综合、融合、创造、发展”，应是未来美学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
所以，美学不仅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而且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多学科、跨学科、跨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一个发展中的充满活力的学科。
如何把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平台上进行贯通与融合，从而形成真正现代形态的美学理论体系，是摆在每一个美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关于美学研究的对象，在西方美学史及当今美学研究中有以下几种看法：
①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美”
即美学是研究“美”的学问，是关于美的规律的学说。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说法，主张美学研究现实和艺术中美的本质及美的规律的科学。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研究“美本身”或“美的理念”。这一提法的局限性在于：第一，说“美学”是研究“美”的学问，正如说法学是研究“法”的科学、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科学、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的科学一样。它似乎涵盖一切，而且永远不会犯错与过时，但它仿佛什么都说了，但实际上它什么都没说，等于同义语反复。第二，说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和“美的规律”的学科，然而，是否存在一个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的美或美的理念？这个问题由柏拉图首先提出，他得出的结论是“美是难的”。同时，这一问题在现代西方美学，尤其是在“语言分析美学”中遭到了严重的质疑，认为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假问题，是一个误读、误解和误会，美是不能被定义的，任何一个美的定义都不能涵盖丰富多彩的审美现象，更何况美与审美和每个人的审美态度、审美经验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②美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认识”
鲍姆嘉通认为，美学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具体讲，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的“感觉”和“情感”的领域，即研究人的“感性的审辨力”，也就是一般所谓“审美趣味”或“鉴赏力”。 [61] 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康德和克罗齐，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趣味判断”，它是一种“观照”，只关感性认识，不涉及理性内容，所以是一种情感活动。而且，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真（知），《实践理性批判》研究善（意），《判断力批判》研究美（情），可见，美学是专门研究“情”的学科。克罗齐则明确而彻底地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分开，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形象的直觉”，而没有理性认识的内容。这种观点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没有对“感觉”“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完善”等作进一步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③美学研究的对象是“艺术哲学”
黑格尔认为，美学的对象“就是广大的美的领域，说得更精确一点，它的范围就是艺术，或则毋宁说，就是美的艺术”。所以，美学这门学科的正当名称就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 [62] 在黑格尔看来，德国理性派哲学家（沃尔夫、鲍姆嘉通）所使用的“Ästhetik”（“伊斯特惕克”）这个名称“实在是不完全恰当的”，其“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说得更精确一点，很肤浅”。 [63] 这样，黑格尔将美学研究的对象严格限定为艺术，把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西方美学。现代西方美学的各个流派，几乎都明确地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把研究的视角和主题都归结为对艺术做不同层面的分析和探究。国内学者如朱光潜先生，也同意此种看法。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这种观点是有局限的。第一，过于狭窄。艺术虽然是人类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或者说，艺术是美的结晶，但艺术却不是人类审美领域的全部，人类的审美领域除了艺术美之外，还有自然美、社会美、人生美、心灵美、科学美、宗教美、生态美、技术美，等等。同样，“美育”也并非仅仅只是一个“艺术教育”的问题。它还有蕴含整个人类心灵的“情怀”“趣味”“情调”和“境界”的培养以及人性的完善，而这些又不是仅仅在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中得以完成的。同时，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看，先有审美经验，后有艺术经验和艺术作品，对美的感受和思考往往先于艺术而存在。第二，过于宽泛。美学虽然研究艺术，但不研究艺术的全部，只研究艺术的审美层面，而艺术除审美层面外，还有技法技巧层面，原理知识层面，物质载体层面，信息传媒层面，政治、经济、宗教层面等，这些都不是美学研究的范围。另外，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一种现象，有许多美学家是敌视艺术和排斥艺术的，但他们的言说却恰恰触及了艺术审美的本质。如老子和庄子，曾极力反对“礼乐之美”。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64] 庄子说：“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 [65] 都认为艺术使人肆情纵欲，淫佚放荡，躁动狂乱，人性迭失，所以，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排斥艺术。柏拉图也认为，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所以它是模仿的模仿，所以是不真实的。同时它又使人的性格中的理智失去控制，放纵和滋养人的情欲，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无诗人的地位。卢梭也强调艺术使人堕落，等等。然而，这些人恰恰都是艺术的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庄子、卢梭开启了艺术中浪漫主义的先河，老子的“道”“气”“象”“有”“无”“虚”“实”“妙”“味”“自然”“无为”，庄子的“心斋”“坐忘”“游”等范畴与命题成就了伟大的中国艺术精神，柏拉图的“迷狂说”则更多地切中了诗人的“心境情调”。这些现象，就艺术本身说不清楚，而这些正是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④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关系”
主张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说”，认为，“凡是本身就含有某种因素，可以在我们理解中唤醒‘关系’这个观念的性质，都叫作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醒这个观念的性质，都叫作关系到我的美”。 [66] “外在于我的美”，是“实在的美”，指客观事物的形式因素中所存在的“关系”决定了事物的美；“关系到我的美”指“见到的美”，指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性质使事物成为美。而“关系”通过“情境”显示出来，构成一种“见到的美”。这一思想影响到了后来西方唯物主义美学的发展，有许多学者把美学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认为人与周围的现实世界存在着许多种关系，如实用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等，而美学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第一，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它从何而来？我们认为，“审美关系”是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没有“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关系”。“审美活动”是“审美关系”的起因和结果，“审美关系”应被纳入“审美活动”之中，脱离了“审美活动”，“审美关系”则成为一个抽象的、没有任何内容的概念。第二，“美学”最初在日本学者的翻译中是“审美学”，说“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就无异于说“审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同义语反复”，并没有解决更多的问题。第三，“审美关系”一词很模糊，太笼统，究竟什么是“审美关系”，它有哪些层次和结构，有哪些主客观条件等，这些问题还尚待进一步研究。第四，这种观点预先设定了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客分离的二元模式，似乎事先存在一个先于人而存在的客体的“实在的美”，也似乎事先存在一个在关系中能“见到”美的纯粹的主体，美只是存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之中。这种思维模式在今天看来其局限性是明显的。所以，用“审美关系”来定位美学研究对象也是不合适的。
⑤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审美经验”
这是一条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首先涉及，经由鲍姆嘉通的最初界定，英国经验派、康德和克罗齐美学的具体阐发，最终由西方现代美学的“心理主义”最终完成的一个基本思路，曾经成为西方美学风行一时的主流，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主张美学研究的中心和对象就是人类的审美经验，也就是说，在审美活动中人的感觉、心理、生理的结构、机制、过程和要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审美态度、审美对象、审美价值、审美经验，等等，才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种说法。李泽厚认为：“美学——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具体说，包括“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在这三个维度中，“有的艺术理论多一些，有的审美心理学多一些，如此等等。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美学理论、派别和现象”。 [67] 这一观点具有某种整合性和系统性，涵盖了美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是对西方美学史在此问题上的一个概括性总结。这种界定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第一，“美感经验”是“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美的现象的唯一见证，但是，“美感经验”这一视角所指向的主要还是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等主观心理感受层面的研究，这样，美学就被框置于心理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或以心理学的维度和向度去研究美和艺术的本质，从而淡化了美学学科的“人文”性质与“哲学”性质。作为研究美和艺术的维度和向度，除心理学之外，还有“存在”“形式”“语言”等多种维度和向度，这一点在现代西方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第二，美学除研究“美感经验”之外，还研究美育。美育不仅仅只是“美感经验”的培养，还有“生命情怀”与“人生境界”的培养，美育与“人性的完善”有关。西方自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中国自孔子开始，都十分注重“美育”。到20世纪初，蔡元培大力提倡“美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学研究，用中国哲学的话讲，也有“体”“用”之维，而现今更需要的或许是把美学理论研究与审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方能见出美学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人文内涵与人文关怀。
⑥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审美活动”
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的观点。因为，第一，美的现象只能存在于人的审美活动之中。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也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也就是说，“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 [68] 没有一个存在于人的审美活动之外的“美”，也没有超越人的审美活动之外的“美”。总之，没有审美活动就没有“美”。第二，同样，如果没有人的审美活动，就不会有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也就不会发生“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更不可能产生艺术活动。美、美感、艺术以及美育都是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发生的，它们的本质和规律也只能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去寻找。第三，只要与人的审美活动有关的现象都可以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美就是审美。“审美”不仅表明它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是人的一种价值判断；而且也明确强调了美学只是从“审美层面”研究天地万物、研究人的感觉和情感以及艺术与人生的。“审美活动”指与人类审美相关的审美体验、审美创造和审美教育等活动。
我们认为，美学的本意是“感觉学”，所以，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感觉”。在这里，“感觉”指“感”（情感）与“觉”（感觉）。这种感觉既不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所说的人类一般的感觉，也不是哲学认识论中感性认识中的感觉，而是“智与理冥，境与神会”的感觉。是一种在特定的“情境”中被体验和升华出来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外观是“直觉”，其底蕴和意蕴就是“审美体验”，而这种体验又是在特定的“境界”中诞生的。所以，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境界”中升华出来的“感觉”，或“感觉”中诞生出来的“境界”。其核心就是“审美体验”。具体讲，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感、艺术和美育。
①“美”
指“美的本质”，属于美的哲学范畴。虽然现代西方美学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尤其是语言分析美学主张取消这一问题，认为它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但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却又必须面对这一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美学是哲学性质的学科，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关于美的本质的哲学反思与探讨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它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美与人性、人生及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个世界有没有目的性；人能否“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等等。这些问题大多都是从哲学视角提出的。美学的“哲学本位”决定着美学的学术品格与思辨本性。在中西美学史上，对美学研究起到巨大影响作用的，不是艺术批评家，也不是心理学家和艺术史学家，而是哲学家。尽管他们提出的问题很抽象、枯燥，甚至玄之又玄、不着边际，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和视角，对美学研究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关于美的定义，几乎都是哲学家提出来的，而且，对美的本质（包括主张取消美的本质）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对美学其他问题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他的整个美学理论体系、结构以及美学言说的基点和原点、维度和向度，因为几乎任何一个美学派别都有它的哲学基础与哲学背景。第三，即便不存在一个“美的本质”和“美本身”，但是，“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它是一个“假问题”，那么，美学也应就“它为什么是一个假问题”这一事实说些什么。这一点必须要让广大的读者和美学爱好者有所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学回避“美”如同法学回避“法”、宗教学回避“神”一样可怕。
“美”这一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美的本质，包括美是什么，什么是审美活动，等等；第二，美的领域，主要指美的形态，包括形式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心灵美、人生美、科学美、生态美、技术美等；第三，美的范畴，包括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丑与荒诞等。
②“美感”
指美感经验，又称审美经验，属于审美心理学范畴。美感经验是美的现象的唯一见证。美感经验则从审美主体方面描述和阐述审美活动。自19世纪费希纳提出并主张“自下而上”的美学以来，把美学从哲学本体论和哲学思辨体系中解放出来，日渐让位于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审美心理学研究；美的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反思、归纳和演绎让位于审美经验的现象学层面的描述、分析与实证。虽然在美学史上曾有过许多关于审美经验的讨论，但真正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研究审美活动则始于现代西方美学。美感经验又称审美经验或审美心理、审美意识等，包括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审美理想、审美态度等，其核心内容是“审美体验”。也就是说，美感经验所研究的是在审美活动中，人的心理活动的过程、结构、特征和要素到底是怎样的。人是在怎样的一种“心境”中实现和完成审美活动的；审美体验有哪些“境界”，这些“境界”在现实和艺术的审美活动中有何地位和价值，对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批评产生何种影响，它又与现实人生有何关联，等等。这些都是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说不清楚，美的现象就无法解释。如果没有“审美体验”，美的对象就无从“发现”；审美愉悦也无从“产生”；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也就无法“生成”；审美活动也就无法“形成”，同时，审美教育也很难进行。所以，在西学东渐之初，日本学者中江肇民将西方的“美学”（“感觉学”）翻译为“审美学”，是不无道理的。总之，离开“审美体验”，就无法对美、艺术以及美育进行说明。
“美感”这一问题主要指“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具体包括：审美经验的要素、结构、特征与过程分析，如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元素所生成的“审美态度”，主要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层面对“美感”作静态的分析和研究；“审美体验”居于审美经验的核心层面，它从主客体合一的视域对“美感”作动态的整合分析和研究，直面人的“生活世界”，从而诠释“美感经验”中所生成的种种“境界”，如领悟、体味、直觉、践验、感兴、意冥、神遇、神会、神思、沉醉、兴会、妙悟、妙得，等等。主要在“情境”与“意境”中展开言说，最终导向对人生境界的考察。
③“艺术”
这里指“艺术哲学”。黑格尔首先明确地指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主要对艺术作哲学分析，或者说，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作“审美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它“既要分析解决艺术中和哲学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又要使对艺术中每一个重要问题的分析具有哲学概念所要求的内在必然性”。 [69] 艺术是人类审美经验的集中的体现，对艺术作美学层面的分析，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有悠久的历史，直到现代西方美学，几乎把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艺术哲学不研究艺术的全部，只研究艺术的“审美层面”，研究艺术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艺术的本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本质，艺术批评的理论基础，艺术的类型与风格、艺术的目的与意义，艺术与美、审美心理以及艺术与现实人生的关系等问题。
“艺术哲学”，具体包括：艺术本体论（艺与“美”），从“审美层面”对艺术作哲学思考，包括艺术的本质，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艺术与美、艺术的起源以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艺术生成论（艺与“境”），主要指“意象论”和“意境论”，包括“意境”的构成以及与艺术审美的关系；“意象”“意境”在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以及艺术批评中的地位、意义与价值；“意象”与“意境”的哲学、心理学基础，等等。艺术哲学论（艺与“道”），主要指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包括艺术精神、艺术境界以及艺术与人生等课题。
④“美育”
指审美教育。美育是以“审美体验”为中心，以丰富和提升人生境界为价值取向，围绕审美活动而展开的情感教育。美育体现着美学研究的现实目的、意义、价值、任务和功能。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揭示美的本质和规律，形成美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而是“净化”与“升华”人的心灵，丰富人的内心旨趣，成就审美的人生，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人的现实审美与艺术审美，达到人性的完善。这其中，美育扮演着不可或缺与无法替代的角色。在中西方美学史上，都有重视和提倡美育的传统，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席勒等，中国的孔子、荀子，以及近现代的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都有十分丰富的美育思想，蔡元培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美育”，具体包括：美育的内容与形式。包括美育的内涵与外延，途径与方法，任务与功能等。美育的人文底蕴。包括美育与成人之道，美育与人性的完善，美育与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境界的提升、美育与人生体验和生命情怀、美育与“宇宙的情趣化”和“人生的艺术化”，等等。
美学的目的就是“人性的完善”。学习美学的意义与目的就是成就“完善的人性”，使人从许多现实人生的“苦役”和“劳役”中解放出来，打开和发现另外一个充满诗意的生动而真实的世界，一个充满生命意味与生命情调的世界。在这种寻觅和反思中，我们的内心旨趣在丰富、精神境界在提升，人生境界得以升华，从而鉴照人类伟大的“生命地位、生命成就、生命价值”。 [70]
①丰富人的“内心旨趣”
一个人的心理世界不同，他所“看到”的世界也就不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我所“想看到”的世界。也就是说，“如何去看”决定了“看到了什么”。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这个世界有不同的“面相”，当我们变换“视角”时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世界”。“我们在阐释它，而且，如我们所阐释的那样在看它。” [71] 这种“阐释”源于人内心的“旨趣”，“旨趣”不同，所看到的世界也就不同。“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72] 庄子和惠子的内心世界是不同的，惠子从“物”的角度去“阐释”和“说明”这个世界，内心充盈的只是科学的知识和逻辑的判断；庄子从“生命”的角度去“阐释”和“体悟”这个世界，心中满溢着生命的趣味与情调；前者是对物理事实的知性辨析，后者则是对生命意味的情感体验。朱光潜先生说：
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73]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即“社会的人的感觉”“主体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 [74] 李斯托威尔曾说：
广义的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不是丑，而是审美上的冷淡，那种太单调、太平常、太陈腐或者太令人厌恶的东西，它们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唤醒沉睡着的艺术同情和形式欣赏的能力。 [75]
“冷淡”“陈腐”和“单调”就是“麻木”，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眩惑”， [76] 即陷入贪欲之中利熏物扰；用庄子的话说就是：“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77]
学美学不只是为了看懂几幅画，读懂几首诗，了解几条形式美的规律与法则，这是美学的庸俗化。学美学最根本的现实目的就是使人“丰富”起来，使你去寻找和发现生活中富有趣味的事物与瞬间，从而潜移默化地升华你的感觉，丰富你的内心旨趣，去过一种“有趣味”的生活。因为，“美是使人幸福的东西”。 [78]
②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人不仅需要物质生活，同时还需要精神生活。人的存在结构是由感性与理性、自我与超我所组成的二重结构。感性的自我与理性的超越，构成了美学在哲学层面上对“人性”与“人的自由”的关注。人一方面生活在感性的“经验”世界之中，同时也生活在理性的“超验”世界之中，而正是这二者的对立和统一才构成人类“幸福”与“自由”的源泉。人如何才能从现实的、实用的物质生活中提升和解放出来，用生命的慧眼和灵光去点亮和照亮那充满诗意的真实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存在”的喜悦，获得一种精神自由的体验，这是“人性”的一种需求，也是一种精神的“境界”，是“人性完善”的一种表现。心灵的干枯可以使人每天重复单调的生活；内心的麻木可以使人如行尸走肉般苟衍余生；灵魂的躁动可以使人在物欲贪婪中不得安宁。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79] 谁能从昏浊躁动中走向宁静，谁能从尘劳杂乱中走向澄明。一个守财奴或一个政客，整天把自己异化在金钱和官场中，流逸奔竞，不能自拔，他们既不会在一抹残阳中沉醉，也不会在浩瀚的星空下湛然伫立，更不会为一朵花去流泪。他们往往很聪明，理解力也不差，但他们与审美往往是绝缘的。“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而守财奴绝不会歌唱他所失去的黄金。”这是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境界”有深浅高低之分。人性的世界是由知、意、情而构成的“属人”的世界，人不仅具有“求知”的本性，也有“求善”的意志，更要有“审美”的情怀。这样的人性才是和谐的和全面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就是境界之学。
③成就“审美的人生”
美学属于人文学科，关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生就是人生在世，就是人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一段旅程，它虽然短暂而有限，但它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历和亲临的。一个人的“内心旨趣”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他就会“外化”和“演绎”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样式”，各种不同的“生活样式”就构成种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共同面对的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美学与人生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启迪和引导人们去体悟和演绎“审美的人生”。过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一个多彩而幸福的人生。人生既不是一个“空无”，也不只是一堆“尘劳”，如何使人生从枯燥乏味的“劳役”中挣脱出来，如何使人生从昏浊躁动的“妄为”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洒脱超然的自由心境去面对人生，以一种一往情深的妙赏情怀去体验和享受人生，以一种率性至诚的真实自我去践验人生。从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80] ，这不仅是人生哲学所要探讨的核心话题，也是美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
所以，我们不仅只把美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更应该把它升华为一种自身超越的需要。
美学研究的对象和美学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学习美学的方法。学习美学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修养：
①哲学的修养
美学是哲学性质的学科。学习美学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哲学的修养并不完全等同于哲学的知识。因为“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而“智慧”≠“知识”。知识关乎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智慧则关乎宇宙人生的本体和真谛；知识可以通过讲授而进行转让，而智慧却只能通过追问、思考而被生成和唤醒。知识始于“求知”，而智慧却始于“惊异” [81] ，对“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的“惊异”。所以，雅斯贝尔斯说，“哲学不是给予，它只能唤醒”。诺瓦利斯说得更为生动：“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 [82] 人在“四顾无依”时，总要找一个“归宿”和“家园”，这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一提到哲学，我们就会想到它的抽象、艰涩、枯燥和玄之又玄，或者一提到哲学就问，你读过多少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这话固然不错，也不无道理，因为哲学是理论形态的学科。但这样说并不全面，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容易造成对哲学的误解。冯友兰先生说得好：
学习哲学，应该是一种活动，就比如学习物理学是一种活动。学习物理学的活动是观察、实验，等等。学习哲学的活动，是对于人的精神活动作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发展锻炼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
在这种反思中，人可以对自然、社会和个人的行事有一种理解。有一种理解就有一种看法。有一种看法就有一种态度。理解、看法和态度，总而言之，就是他本人的世界观。人都是照着他的世界观生活的。如果他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又对之深信不疑，他的精神世界就丰富了。他的行动就勇敢了。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虽然有困难，他也可以克服。虽有危险，他也无所畏惧。这种精神境界，绝不是单凭记几个教条，背几句格言所能得到的。那几句格言的意思可能很正确，背的人对于它的理解也可能是不错。但是对于背的人说，还只是几句空话，并不能使背的人的精神境界发生什么变化。
总起来说，哲学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学哲学并不是背教条，背格言。它要求学的人对于人的精神活动有所反思。在反思中得到一些体会，增加一些理解，懂得一些道理。这就能使他的精神境界有所丰富，有所提高。
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它的生活可以是按部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是枪林弹雨的战斗，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说是哲学给的，实际上是人自己寻找的，自己创造的。只有自己创造的，才是自己能够享受的。中国哲学说：哲学是供人受用的，享受的。学哲学如果得不到一种受用和享受，任凭千言万语，也只是空话，也只是白话。 [83]
哲学并不神秘，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哲学是一种“反思”“追问”和“体验”；哲学是一种“玄思”的“境域”。它永远在“路途中”，它没有句号，有的只是一连串的问号和惊叹号。要养成善于追问和反思的习惯，培养自己的“玄思欲”和“爱智”的热情。
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曾潸然泪下，向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 [84]
触景生思，俯仰苍然。既然人生如此短暂，那么，人来到这个世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生有何目的？人该怎样度过他的一生？是平平淡淡还是轰轰烈烈？……这是一连串的问号和惊叹号。这就是对宇宙和人生的反思、追问和体验。这就是在从事“哲学的活动”。
有哲学之“思”，未必证明你就是一个哲学家；但如果你没有“智慧”在“灵光”中的“偶见”与“灿闪”，那就表明你不善于反思，不善于觉解和了悟。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也在述说着“人之为人”的乐趣。哲学的智慧所带给人类的自信和快乐是人类最为根本的自信与快乐，因为它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更是常新的。
美学也一样，美学是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反思，反思的过程也就是你“享受”于其中的过程，是寻觅意义、指向意义、发现意义的过程，是寻找“家园”的过程，也是你不断地丰富和提升精神境界的过程。
②美感的培养
美感的培养，就是指审美感受力的培养。审美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现实审美和艺术审美。所以，审美感受力的培养包括对现实审美和艺术审美两个方面的感受力的培养。现实审美主要指除艺术审美之外的所有审美领域，包括自然美、社会美、心灵美、科学美、技术美、环境美、生态美，等等；艺术审美主要指在艺术创造、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中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学习美学，一定要重视直接的审美感受力的培养，不仅要热爱艺术，更要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要去充分地感受和体验“美”的瞬间所带来的喜悦和沉醉，不断培养自己的审美的“悟性”与诗意的“情怀”。
艺术是人类审美经验的集中体现。在对艺术作品的创造与欣赏中所生成的审美体验是人类最纯真的情感体验。古今中外的许多美学家的重要美学思想都是围绕艺术和针对艺术的研究而得出的。对艺术的审美情结，不仅需要有“诗意”的情怀，还需有一定的艺术史的知识，如美术史、文学史、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民俗史、书法史、民间艺术史，等等。学美学可以从一门艺术实践或一门艺术史研究入手，把它作为美学研究的切入点，这样，对美学的研究就不会落空。我们无论是读黑格尔的美学、现代西方美学还是中国古典美学，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些美学家对历史上的艺术杰作所作的十分深刻和精彩的赏析，不仅表现出他们高超的理论思辨能力，也体现出他们丰富的艺术史的知识和审美判断能力。所以，美学史上许多美学大师，既是美的问题的追问者，又是艺术作品的卓越的鉴赏家。
现实生活的审美领域又是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它不仅是艺术美的源泉，也是审美与人生的最为直接的融点、节点和交会点。人的“生活世界”才是人生最后的居所和不竭的源泉；艺术既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升华，又是对现实生活在理想与梦幻中的情感“设置”。人们每时每刻所必须面对的就是现实的生活。天地万物、世间繁芜、人生百态，都浓缩和呈现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何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中去寻觅和发现那些“不平凡”的富有诗意的事物与瞬间；如何用内心的旨趣与灵光去点亮和照亮这“操持”与“操劳” [85] 的人生；如何在与天地万物的“交融”和“心会”中去享受人生的喜悦和幸福，这不仅是学习美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学习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方法，从而构成学习美学的“心境情调”。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讲述过他的一段经历：
我有一次黄昏的时候，走到街头一家铁匠门首站着。看见那黑漆漆的茅店中，一堆火光耀耀，映着一个工作的铁匠，红光射在他半边的臂上、身上、面上，映衬着那后面一片的黑暗，非常鲜明。那铁匠举着他极健全丰满的腕臂，取了一个极适当协和的姿势击着那透红的铁块，火光四射，我看着心里就想道：这不是一副极好的荷兰画家的画稿吗？我心里充满了艺术的思想，站着看着，不忍走了。心中又渐渐地转想到人生问题，心想人生是最健全最真实的快乐，就是一个有定的工作。我们得了它有一定的工作，然后才得身心泰然，从劳动中寻健全的乐趣，从工作中得人生的价值……黄昏片刻之间，对于社会人生的片段，作了许多有趣的观察，胸中充满了乐意，慢慢地走回家中，细细地玩味我这丰富生活的一段。 [86]
审美是一种综合的心理活动，它既有理性的沉淀，而更多的是直觉、想象、体味、体悟和体验。人与世界所接触的“点”和“场”有多种多样，形成各种各样的意义和价值，而审美的“视点”则不仅构成“人之为人”的哲学依据，也构成“美之为美”的理论根源。
③学识的素养
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呈现出“多维”和“开放”的性质，所以学习美学应该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丰富知识。
首先，如前所述，美学除与哲学和艺术有密切联系之外，还涉及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伦理学、神话学、社会学、教育学、民俗学、风俗学、文化史、艺术史、考古学、宗教学、发生学、生态学、环境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学美学知识面越宽越好，不要人为地画地为牢，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因为，许多学科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贯通的。知识面宽了，思路也就丰富，看问题的角度和层次也就不一样，你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使你在一种“大文化”的视域中重新审视和定位自己的研究。其实，不只是美学，其他学科也一样。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可以读一读哲学、文学和历史的书；学法律、学哲学的人也可以读一读自然科学的书。从历史上看，我们发现许多对人类文明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们，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爱因斯坦满怀对艺术与宗教的热情，帕斯卡尔、康德、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达·芬奇所涉猎的领域包括绘画、雕刻、音乐、数学、光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医学、哲学、生物、工程设计与发明等诸多学科。
其次，从教育学层面上，可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种：第一，可编纂的知识。是指以实证为基础，可以用文字、语言、符号、程序来表达的知识，即所谓“记问之学”，此类知识，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可以被电脑所代替。第二，不可编纂的知识。比如：经验、感觉、想象、情感、直觉、灵感、思维，等等。即所谓“体验之学”，这种知识是电脑所不能取代的。这两种知识的培养都同样重要。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和相互促进的。而美学更多触及的是“体验之学”，它直面“人”的“丰富”，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最后，美学又是一门开放的、发展中的学科。学习美学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研究和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要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在哲学、心理学、艺术哲学等层面上的比较和对话，从而真正做到“古典美学和当代美学的相互贯通；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相互融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基础美学和应用美学的相互推进”。 a 以此去创建一门真正充分体现21世纪时代精神和文化精神的国际性的美学学科体系。
[1]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2] 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见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0页。
[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
[4] 狄德罗：《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文艺理论译从》1958年第1期，第1页。
[5] 吴世常主编：《美学资料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193页。
[6] 奥古斯丁：《忏悔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7] 冯友兰先生说：“形而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算对于它有所知。”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8] 《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
[9] 《老子》一章。
[10] 《庄子·知北游》。
[11] 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12] 刘熙载：《艺概·书概》。
[13] 《郑板桥集·题画》。
[14] 《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1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16]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18] 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9]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0] 汤可敬：《说文解字全译》（上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511页。
[21] 何新：《何新论美》，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22] 《庄子·知北游》。
[23] 《老子》二十五章。
[24] 《庄子·天下》。
[25] 《庄子·知北游》。
[26] 《孟·公孙丑章句上》。
[27]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页。
[28]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著：《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页。
[29]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0] 一个学科的设立和与这个学科相关的思想是两个概念。我们说，古希腊时期有十分丰富的美学思想（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但是，古希腊却没有“美学”这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当时有物理学、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等。鲍姆嘉通并不是一位美学大师，但他却是美学“学科”的奠基人。这一点，鲍姆嘉通功不可没。
[31] 鲍姆嘉通：《诗的感想——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转引《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3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97页。
[33] 鲍姆嘉通：《美学》，参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1页。
[34] 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7页。
[35]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页。
[36] 维特根斯坦：《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演讲与对话集》，参见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页。
[37] 黄义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
[38]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46页。
[39] 朱光潜：《诗论》。
[40]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41] 同上书，第60—61页。
[42] 同上书，第62页。
[43] 同上书，第122页。
[44] 李景源主编：《中国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3页。
[45] 孔颖达：《周易正文·贲》。
[46]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47] 《礼记·文王世子》。
[48] 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49] 《论语·八佾》。
[50] 《论语·里仁》。
[51] 《论语·尧曰》。
[52] 《孟子·尽心》。
[53] 《荀子·劝学》。
[54] 《论语·雍也》。
[55] 《庄子·知北游》。
[56] 《庄子·则阳》。
[57]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页。
[58]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页。
[59] 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7页。
[60] 傅雷：《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6页。
[6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6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
[63] 同上书。
[64] 《老子》十二章。
[65] 《庄子·缮性》。
[6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
[67]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404页。
[68]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69] 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70] 《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页。
[7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93页。参见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6页。
[72] 《庄子·秋水》。
[73]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75] 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
[76]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77] 《庄子·大宗师》。
[78] 维特根斯坦：《1914—1916年笔记》，第78页。参见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页。
[79] 《老子》十五章。
[80]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句。
[81] 柏拉图说“哲学始于惊异”。（《泰阿泰德》）亚里士多德说：“由于惊异，人们才开始哲学思考（‘惊异’又译‘好奇心’）。”“惊异是从无知到知的‘中间状态’。”（《形而上学》）完全无知，或全部知道明白，都无“惊异”可言。（参见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无地始；有名，万物母。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道”的幽深玄妙在“有”与“无”中湛然呈现，不可言说，不可测知，却可“观照”，故曰“玄之又玄”。老子的“欲”与西哲中的“惊异”“好奇心”，都由“爱智”的热情所引发，并导向一个永无答案的“玄思”的境域。
[82] 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页。
[8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7页。
[8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85] “操持”与“操劳”。海德格尔哲学术语。指在“沉论”状态中“亲在”在世作为“操心”在两种方式上被揭示。即“操持”（人与万物打交道）与“操劳”（人与人打交道）。
[86]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