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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发
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永忠，为自己的女儿取名爱华，这两个简单的名字，既是他对自己战斗青春的缅怀写照，也是内心深处对党和国家真诚而朴素的情感流露。如今，年逾九旬的杨玉发老人，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等并获数十枚战役勋章的获得者，每当回忆起自己的战斗青春，仍不免热泪盈眶、哽咽难抑。这其中既有他对战争残酷的唏嘘长叹，也有对祖国历经磨难日渐强大的欣慰和自豪。
1927年，杨玉发出生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县高家埠村，4岁时随本家族的一位叔叔上了一年私塾，又断断续续跟着读了三年小学，后因家境贫寒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辍学。10岁开始干农活，13岁便独自上山砍柴担到城里卖，14岁时和父亲一起被日伪政府强掳去做劳工，到吉林七道沟铁矿劳动，受尽日本人的折磨，当时中国劳工死亡率很高，有著名的“万人坑”。抗战胜利后返回家乡，要过饭，打过短工，啃过柳树皮，食过地瓜秧，常年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47年秋季的一天，杨玉发正在地里锄草，国民党保长带人把他绑架到县城一间仓库关押起来。其间，一天只给一个黑面馍，少量蒸锅水，数日后押解到青州，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谈起自己的壮丁经历，老人便气不打一处来：“保长抓我时，我说回家跟娘说一声都不行。”那时，国民党军队行军没有后勤保障，每到饭点便以班为单位找粮，通常去沿途百姓家里翻箱倒柜，洗劫抢掠。一次，班长让杨玉发去找粮，他不忍祸害百姓，被班长劈头盖脸打了一顿。驻黄县南凤凰山上时，遇到共产党武工队袭击，同班一士兵被地雷炸伤，不仅没有得到包扎救治，连长反而命令班长用冲锋枪将他射死。有一次，杨玉发站岗睡着了，班长夺过他的枪，拉动枪栓就要枪毙他，幸好他大叫求饶的声音唤醒了同班的士兵，班长怕引起众怒才免其一死。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龙口过的，想起家乡的亲人和自己所受的虐待，年三十晚上，杨玉发偷偷地哭了一夜。更危险的一次，是军队开拔到辽宁锦西后，在一次操练中，由于前期长途行军又苦又累，再加上吃不饱饭，喝不上水，杨玉发积劳成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知是肠梗阻），晕倒在了操场上，被架回营房后也没人照顾，“国民党的兵得病后，向来是听天由命，死了活该”。后来听说有个医官住在二楼，杨玉发强打起精神，忍着剧烈疼痛，慢慢爬到二楼，勉强敲开医官的门。医官问明情况后，给了他几片药，他才侥幸活了下来。
战争年代的杨玉发
国民党军队的冷酷腐朽远不止此，那时国民党一个连队五六十人，却上报编额一百多。上面来检查时，杨玉发他们常常被抽调去冒名充数，冒领的兵饷全让军官贪污了。杨玉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
1948年冬日的一个黎明，在淮海战役前线，杨玉发和邻村的李贵方，还有招远籍的一个士兵，三人趁着夜色结伴跳下壕沟，投奔了华东野战军。刚过来时，教导队首长知道他们长期挨饿，便专门安排厨房熬稠一点的粥给他们喝，让肠胃有个适应过程，不然会撑死人，两三天后才让他们吃干粮。说起当时所受到的精心照顾，又对比在旧军队遭到的欺凌，杨玉发老人激动得泪流满面：“共产党好，对投诚人员一视同仁，能不赢吗？”教导队主要对他们开展了政治教育，通过诉苦忆苦、宣传土地政策等，让杨玉发深刻了解到，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更觉得共产党好，是自己的亲人”。后来，当首长让他选择留下还是领路费回家时，杨玉发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人民军队，并随即投入了淮海战役后期的战斗。
1949年春节后，淮海战役结束，杨玉发所部划归中原野战军，在山东枣庄峄城区休整。中野是从大别山出来的部队，装备比较差，战士们破衣烂衫，有的战士还穿着花布鞋，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杨玉发在一连任机枪手，那挺机枪的枪托已脱落，是用绳子和枪体绑在一块的。休整期间，部队举办了识字班，教战士们军规军纪、《三字经》等。杨玉发爱学习，常常找一块平地，用树枝当笔练习写字，即使行军途中，也在前面战友背包上贴几个生字，一路上默写背诵。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必须学会几个字。父亲人生中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便是当时写的。“家里接到信后很高兴，也感到很光荣，知道我还活着，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杨老深情地回忆道，“那时连长和指导员讲话很热情，对老兵、新兵和转过来的国民党兵，都平等看待，一视同仁，战友间像亲兄弟一样，部队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好到什么程度呢？有时行军后，战士们累得睡着了，连长和指导员便烧开水为战士们洗脚，并一个一个地把腿部垫高，这样有利于血液循环，有助于恢复体力。”
1959年5月，杨玉发（后排左一）所在9312部队一连全体军官及家属合影
“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是害人狼”“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通过亲身感受和不断学习，杨玉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此后，在安庆战斗、渡江战役等系列作战中，杨玉发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各方面表现十分出色，赢得了组织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1949年6月，于福建龙游战斗间隙，连指导员陈汝奎代表组织找他谈话，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12月，杨玉发（四排左二）参加三二四部社会主义教育政工会议时与战友合影
杨玉发所获军功章、纪念章
渡江战役前夕，杨玉发所在部队首先发起了围困安庆城的战斗。一次，遇到敌机扫射，杨玉发卧倒隐蔽，其间稍微翻了翻身，挪动了一米左右，刚挪完，原地上便被敌机打了五六个洞。也是在这次战斗中，敌人对我阵地进行炮火覆盖，杨玉发眼睁睁地看到3米外一广东籍战友被炮弹炸飞。
未等安庆解放，部队便匆匆参加了渡江战役。渡江前，战士们每人领到一节竹筒，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救生衣；每人一包棉花，主要防备堵塞船上漏洞。当杨部船只到达江心时，遇到了国民党炮艇的阻截，好在我军早有准备，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敌艇一看不妙，打了一通机关炮便逃跑了。上岸后，部队立刻展开了对残敌的追击，路线大概是从安徽到浙江到江西到福建，沿途敌人遗弃的东西一律不准动，留给后续部队收拾，命令就强调一个字：追。江南百姓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途经村庄基本没人，但我军纪律严明，做饭时用群众一米一柴也要付钱，那时排以上干部都带着银圆，哪家没人便把钱放桌上，走时关好门，并做到缸满院净，绝不妄动百姓一点东西。
到浙江境内后，有一天，杨玉发和同班吕伯友率先追击到一河边，发现船上有敌军20多人，杨玉发立刻架起机枪瞄准喊话：“缴枪不杀。”吕伯友则涉过齐胸深的河水，强行登船，未费一枪一弹便俘虏了全部敌人。在浙赣公路上，由于前方游击队破坏了桥梁，敌人180多辆汽车被堵，还未来得及下车疏散，便被杨部赶到围歼。
一路追歼下来，战士们风餐露宿，途中时常遭到敌散兵游勇的冷枪袭击。部队到达赣闽交界处的大港头镇后，遇到敌人的拼死抵抗，经过几个小时的攻坚冲锋，我军最终顺利解放了该镇。
1956年1月，杨玉发（右一）在四川万县与战友合影
1959年5月，杨玉发（一排右二）与战友临别合影留念
1949年11月，部队由江西九江沿江而上，横扫大西南。当部队进入大巴山后，气温骤然变冷，山高林密多雨，谷间瘴气弥漫，石阶山道崎岖陡峭，穿插战斗任务急重，杨玉发累得边走边用头碰着前面战士的背包打瞌睡，一天便把草鞋磨烂了，脚硌得生疼，他只好把军装袖子扯下，把双脚包起来继续行军。
沿线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异常贫困，大多没有衣服穿，多用棕树皮裹身。行军途中，经常看到路旁裸体的死尸，衣服全让当地百姓给扒走了。死者有国民党士兵，也有我军掉队的战士。
几天后的一个雨夜，杨所在连队作为先锋连，到达一个叫东庆庙的地方，山顶有五六间草屋，连队决定在那儿宿营。大概凌晨1点多钟，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山下传来一片嘈杂声。我哨兵喊话：“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对方回答：“国军三十五团的。”连长立即接过话：“我们是三十六团的，上来吧。”敌人压根也没想到我军会到了这儿，他们依旧稀稀拉拉，三人一伙五人一团的，队伍拉得很长，毫无戒备地爬上山来。而我军早已在路口埋伏好，敌人上来一个抓一个，喝令不准出声，缴械后统统关进屋子里。没多久，上来几个牵马的和几个军官，抓住审问才知是敌团长一行。就这样，我军战士一枪没放便缴械了敌军一个团，迫击炮、手榴弹等轻重武器堆得像山一样高。
1949年11月30日，部队由江北飞机场进入重庆，路上缴获敌汽车80多辆，部分车辆装满大洋和家具，江面上漂浮着冒火的船只、油污、杂物等，一片狼藉。入城后，重庆人民夹道欢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对重庆进行了破坏，炸毁了发电厂等诸多设施，部队遂改为重庆卫戍区警备部队，驻扎在原国民党第二十一兵工厂，负责维护重庆市治安。
1950年初，部队离开重庆，赴川贵地区开展剿匪行动。当时，山匪和国民党溃兵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重庆市邻水县最大的匪患，便是国民党溃败下来的一个营。那个营长极端反动，非常仇视共产党。为剿灭这股土匪，杨玉发与战友们长年在深山密林里战斗，吃住都在山上，生活极其艰苦，历经半年的零打碎敲，大小交火十几次，才将这股土匪打散。匪头逃到重庆潜伏下来，后被举报逮捕枪毙。
1950年底，杨玉发连队围剿川贵交界处的飞龙庙，土匪依靠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顽抗，往山下投放巨石滚木，对我军造成了重大威胁。匪徒们气焰甚是嚣张，狂喊抓活的。由于敌众我寡，局面一度被动。杨玉发排被迫撤退到一片竹林里，只能用六零炮向山上还击。在这场战斗中，杨玉发左肩不幸被敌人击中，子弹穿透肩部后，又伤及腹部。关键时刻，排长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匪徒误认我援军已到，便仓皇逃窜。
2010年10月，杨玉发在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参加活动
战后，杨玉发被送到子贡镇野战医院治疗，15天后，伤口基本痊愈。就在这时，部队医院接到任务，医院整体参加抗美援朝。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医院领导安排他转院到重庆继续疗养。杨玉发坚决不从，强烈要求回部队参加战斗。在部队医院研究之际，杨玉发生怕得不到批准，负伤住院证明都没开，便连夜返回了山里的老连队。
老人谈起自己当时在医院的“逃跑”经历，脸上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这虽然为日后评定伤残待遇造成重大障碍，但杨老丝毫不后悔：“我们村一块出来（当兵）的十几个，就剩我自己了，别人命都没了，这点损失算啥。”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2月，部队奉命至河北武清驻训，全军开始换发志愿军军装，配备苏联武器，营团配备汽车，排以上干部配手枪。此时杨玉发任排长，配发了一把手枪。换装以后，部队开拔到东北义县，随时准备入朝作战，后为防美军从胶东半岛登陆，部队又先后移防文登海边和青州。在离家4年多后，杨玉发在青州见到了来探望他的父母和弟弟，一家人相拥，喜极而泣。
1952年大年三十晚上，部队乘火车到达朝鲜三所里，行经界川、平壤时，看到两城基本被夷为平地。由于行军常常遭到敌机精准轰炸，中朝指挥部认为这是有敌特指示目标，杨玉发等三个连队领命搜山。经过地毯式的搜索，发现敌特武装30多人，着当地百姓服装，但武器配备精良。此战共击毙敌特若干，缴获电台一部，美国罐头若干。
1953年春，志愿军发动全线反攻。为方便作战，排以上干部配发手电、手表、钳子、喇叭、步谈机（电影中常见，重量较沉）等。反击拉锯战中，杨玉发排驻守五圣山（附近就是著名的上甘岭），遭到美韩联军200多人和坦克的进攻。敌人依靠坦克的掩护，多次向阵地发起冲锋。战士们都主动请战，埋伏在弹坑里，待坦克经过时，寻机把1米多长的爆破筒塞进坦克履带，履带一断，坦克便趴了窝。战斗中，杨玉发右手腕被炮弹片击中，血流不止，但他轻伤不下火线，从衣服上扯下一绺布条扎上，继续指挥全排战斗。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敌人丢下100多具尸体撤退。
1953年7月，部队在行军途中，突然收到停战的消息，队伍立刻沸腾起来。说起当时的欢乐场面，杨玉发不由得挥起拳头感叹道：“不容易啊，这一仗！这一仗！咱扬眉吐气了，美国鬼子再也不敢小瞧我们了！”
1958年4月，春光明媚，部队回国，驻防辽宁抚顺大安公社。
1963年，杨玉发由连指导员转业到邹县工作，现享受副处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