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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瑜
我叫王会瑜，1957年9月出生在邹县太平镇王石村，1976年10月入伍，成为蓬莱守备二团二连的一名解放军战士。由于我表现积极，军事素质过硬，得到团领导和上级的认可。1978年10月，我作为战斗骨干（时任班长）由守备二团调往云南陆军某部队炮兵七连任班长。分到作战部队后，部队立即对我们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动员工作。当时，越南对我国边境不断侵袭骚扰，烧杀抢掠，打死打伤我国边民，疯狂叫嚣，发出“打到云南过小年，打到北京过春节”等痴人说梦的癫妄言论。我们义愤填膺，愿将一腔热血付平夷，坚决要同越军决一死战。
经过短暂的学习和训练，我们就开赴到了河口县，在河口县河边上架起了八五式加农炮。河口两岸距离也就100多米，敌军常用枪炮向我们的人员、牲口和公交车攻击，造成我们不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时部队提出的口号是“杀猪要用宰牛刀”，来彰显我们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出征前，战士们集体对着党旗、国旗宣誓，写下血书和遗书。我当时义无反顾地用牙齿咬掉了我右手食指的一块皮肤，在止血用的三角带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入了党，我就是党的人。请父母妻子孩子尊重我的选择，不要抱怨和阻挠，国家需要我，我就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你们不要为我伤心和难过，应该为我骄傲和自豪。”写完血书和请战书，我们就开赴石良山阵地前沿。1979年2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也就是春节的前一天，我们连100多人将6门大炮悄悄地架在石良山阵地前，严阵以待，战争一触即发，全连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王会瑜养伤期间坚持学习
当夜，我们热血沸腾，激动万分，静待军委最高命令的到来，却又感觉无比漫长。1979年2月17日凌晨5时25分，命令终于下达，顿时万炮齐发，火光冲天，震耳欲聋，地动山摇。敌军同时也对我方进行疯狂炮击和机枪扫射，为防我军进攻，他们不顾一切地炸毁了友谊关大桥。我军一边迅速组织工程兵架起浮桥，一边进行猛烈的炮火还击。炮火轰击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连几门八五式火炮全部参加了战斗。由于我是从陆军转到炮兵的，不太懂技术，就和其他战友输送炮弹。在扛弹箱的过程中，我感觉右臂猛地一麻，灼热无比，迅速一甩，一下甩掉了5发子弹，军装和皮肤被划破，鲜血淋漓，一看右臂上被冷弹擦出了一道沟。卫生员过来帮我简单包扎后，我又继续参加了战斗。别人扛一箱炮弹我扛两箱，尽管不是太沉，但是扛的时间长了就会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最后扛了100多箱就扛不动了。眼看快扛完了，结果身体没了劲儿，箱子从肩上突然滑下来，挤断了右臂。
1984年12月5日，王会瑜（二排左五）所在加农炮一连在老山、者阴山前线合影
2月17日上午11时，我们炮兵团按照上级命令通过友谊关进入越南，驻扎在南征县。南征县聚集了敌方正规军、民兵及边防部队两三万人，是我军重点进攻打击的区域。敌方全民皆兵，凶猛彪悍，拿着手榴弹跳舞，以极端凶暴残忍著称。
到达南征后，我们炮兵团还未来得及挖坑安装炮桩，就接到上级命令：前方请求炮火增援。由于我方前线进攻受到严重的炮火阻袭，敌我双方战斗激烈，伤亡较重，于是我们就简单挖坑打桩，立即展开猛烈炮击。这样时断时续地持续了两天两夜，我们的后勤补给中断了近40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啃了一块压缩干粮，喝上了一口水壶的冷水。两天后，我们又没有了水喝，而周边的河道、水坑、池塘里都被越军撒了毒药，我们没办法，只能用刀划掉竹子，抽吸竹子里的水喝。但是杯水车薪，每位战士都口干如火，嘴唇干裂，再加上战场上烟熏火烤，每个人除了牙齿是白的，面孔、鼻孔、口腔全是黑的，嗓子痛哑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势交流。由于周围越军尸体、物械遍地，再加上作战紧张、条件艰苦、供给不足，战士们体力透支，极度疲惫。另外，还由于指挥排前沿侦察不利，伤亡较重，战士们的情绪低落，精神不振，思想波动较大。我跟着指导员一边做好后勤补给，一边全方位地做思想工作和宣传动员，鼓舞士气，来提高大家的战斗力。战斗进行到第11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部队边打边撤。在撤退过程中，我受伤的右臂又不慎被车刮伤，皮肤上撕扯了一个大伤口。卫生队过来，要把我送到战地医院治疗，我坚决不同意。我把自己的冲锋枪抵在身上说：“现在前线需要人，我不能下去，如果你们非抬我去医院，我就自杀。”于是，卫生人员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又为我做了简单专业的包扎固定，我又继续投入战斗之中。
王会瑜（中）连队荣立云南省军区一等功
1982年12月1日，王会瑜（前排左一）
与战友合影
3月7日，我们炮连从友谊关撤回了国内，驻扎在石良山防御阵地。这时，敌军又蠢蠢欲动，袭击我边防部队，用三七高炮轰击我前方阵地和边境居民。按照上级部署，我们立即对敌方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还击。敌高炮瞬间被摧毁，敌军大部被消灭。战后，所有部队撤回边境，我们连四班班长荣立一等功。撤回云南后，在连部和上级的命令要求下，我被送到军区医院治疗，鉴于我在战场上的勇敢表现，荣立三等功。
1979年5月，我们部队班师回营，到了彝良县休整。10天后，云南省军区组建边防团，我被抽调到边防团担任连部文书。炮兵营驻扎在云南省麻栗坡县莫山村。因为战绩突出，1979年6月，我被提拔为加农炮一排排长。8月，我被提拔为一连副指导员。此时，部队驻扎在交子城的草莽丛林之中。我们每3至5天就要去前方侦察一次敌军阵地，晚上住在军用帐篷里。早上一睁眼，就能看到眼镜蛇瞪着一双小眼睛吐着芯子攻击你，穿山甲在你臀部没命地钻，还有蝎子、野青蛙。吃的是罐头，每天两块压缩干粮，在山上林间站岗侦察时，野牛、野猪、野狗、狼等动物老是虎视眈眈地跟着你。我们不仅要防敌人侦察偷袭，防流弹，还要防着这些意外伤害。
12月20日，罗家坪大山收复战一触即发。边防十二团发动全面进攻，我们营抽调一连在马关县设立阵地，对敌军负责猛烈炮火攻击。在炮火的攻击和掩护下，十二团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昆明军区对我们连进行了表彰。农历腊月，我们撤出阵地，回原部队驻扎。
1980年初，鉴于对越战斗的复杂形势，我军与驻地人民政府、民兵组织一起成立了军民联防对敌斗争办公室，营长任指挥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同年3月，我又被选为麻栗坡县人民代表。
到了1981年4月，驻守在扣林山对面的越军开始频频骚扰我方边境，发射枪榴弹，投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为了扼制敌军的嚣张气焰，保卫我方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上级首长命令对敌人进行最严厉的炮火打击。一天上午9时50分，炮火轰击开始，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由于连续长时间作战，二班一名副班长小李的耳塞被震掉，耳朵被震得流血，不能说话，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我迅速用胶皮给他做了一个简易耳塞，并给他喂了些水，安慰他，鼓励他。没一会儿，他又重新爬了起来，继续参加战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第二天晚上，部队突袭了敌军阵地，构筑了防御工事，使敌人彻底丧失了战斗力，节节败退，最后退回到越方境内。我们营又受到了军区的通报嘉奖。
之后，我们炮兵连加强了部队驻地的基础建设，强化了战备工事，建立完善了各项设施，营房建设后勤保障有了很大改善。1983年下半年，我们连的基础设施和部队生活、后勤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在战斗之余，我们种稻种树，养猪养鸡养鱼，进行枪械装备运输维修，使部队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982年12月，我被任命为连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后因连长重病住院，我又兼任了代理连长职务。
自1983年开始，越军占据了我老山主峰，又开始对我边境屡屡进犯，偷袭骚扰打冷枪，打死伤害我边防军民。1984年4月，上级下达老山作战计划。26日，我和连长王金义同志一起在偏麻前线阵地指挥所做最后一次前沿阵地观察。28日5点25分，作战开始，万炮齐发，大地轰鸣，火光冲天，作战部队一举拿下老山主峰。这一天，我们连打了1万多发炮弹。作战时，流弹、炮弹到处乱飞。无线电班战士突然报告，一段线路被炸断，我赶紧出来检查。当时，我的头盔给了无线电班的班长，这时，不经意间一个炊事锅被猛烈炸起，铁片砂石突然击中了我的后脑勺和右侧头部，顿时满耳满脸都是血。后来我就昏倒在了地上，一个多小时后才醒过来。苏醒后，我在旁边摸到了一个头盔戴上，也未告诉其他人，等战斗结束，我才去了战地医院接受治疗。
王会瑜（右）在前线
越军反复猛扑，我军不断反击，一次又一次地将敌军工事摧毁。7月12日，敌军4个团与1个旅试图举行大反攻，抢回老山主峰。我军侦察到敌方动态，随即重新作出部署，充分做好战斗准备。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一天，我一早随指挥所来到阵地。凌晨5点左右，越军开始炮火攻势，我军进行猛烈的炮火封锁，开始了拉锯战。我军6门大炮共打了2万枚炮弹，炮弹打光，炮管发红。
王会瑜（二排左一）与战友合影
上午10点多，若干发炮弹在阵地前爆炸。我当时左手端着冲锋枪，右手拿着望远镜，正在观察敌军前哨。突然一声炮响，一块大木板猛地拍在我的后背和后脑勺上，右耳顿时血流如注，我一下就昏了过去，被战士抬进了指挥所。十几分钟后醒来，感觉右耳什么也听不到了。这时，我部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要求加强炮火攻击。当时，战士们都不同程度受伤，有的头脸满是血，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我又赶紧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动员打气：我们不是孬种！我们坚决不能倒下！动员鼓舞战士们咬牙爬起来，咬破手指头写下请战书，誓与阵地共存亡，直到最后一口气。战士们同仇敌忾，勇敢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7月20日下午，我们的炮火正在对敌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有大批敌军将要偷袭我们炮连阵地，命令我们迅速转移。半小时后，敌军对我阵地一阵猛烈炮轰后，大批敌军旋即包围了我们阵地。一位贵州苗族战士为了掩护炮队转移，撤离较晚，壮烈牺牲。我流着眼泪把他的遗体送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由于部队出现了较大伤亡，有些战士的心理有了很大波动，战斗情绪不高。我靠上去做心理疏导，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参加作战。
王会瑜立功受奖、荣誉证书、奖章
随后，我的身体状况出现了较大问题，伤情不断恶化，几次晕倒。7月25日，我由野战医疗所转至昆明军区五十七医院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的身体得到了恢复，但双耳基本失聪，双眼视力达0.4以下。战斗结束后，我再次受到昆明军区通令嘉奖，连队荣记集体一等功。我将上级给我的一个二等功名额让给了我们连那位牺牲的苗族战士小杨。1985年9月，我被云南省军区边防十三团评为三级战斗伤残（一等伤残）军人。
那时，由于部队干部奇缺，加上我在连队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凝聚力，治疗结束，医院给我配上了助听器，团队又将我召回一连，让我继续去做一连的政治和战斗顾问，协助新的连长指导员抓训练、战斗、思想和后勤保障工作。因为我当地方军民联防战斗办公室主任期间，注重抓战斗训练、思想宣传、武器储备、后勤保障，边区战斗生活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地军民都称我为“王大炮”“座山雕”。通过传帮带，连队的战斗、后勤保障重新走上了正轨。1987年8月，由于身体原因，成都军区守备第一师政治部正式批准我退休。2005年1月，我到山东省邹城市（原籍）军休所休养。
退休后，我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当成一名新时代的军人，积极认真地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始终把党的政策和要求决议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在组织的召唤下，我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宣传教育活动，到机关、厂企、学校等单位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参加部队、政法等系统开展的发挥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讲征集活动，并多次获奖。2014年，我又被民政部、总政治部授予全国先进军休干部荣誉称号。2016年，我的家庭又被评为济宁市首届文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