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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喜欢老器物上的墨迹，而家中老器物却实在是没有多少，有墨迹的就更少，有墨迹的最大之器便是北魏时期的一个石棺，也只如一个大石匣子，盝形的盖子，当年是用来盛放骨殖的。棺盖里边写有墨字五十八个，墨迹之新一如刚刚写上去的，里边提到了《木兰辞》里讲到的明堂，“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个明堂在鄙人所居住的小城的南边，原来的一所大学的西侧。现在遗址上又重新修了一个据说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明堂，但让人看了总觉不像。说到墨迹，古人的墨迹能让人看到的其实并不多。所以除了写在纸上的，那些不是写在纸上的墨迹也显得弥足珍贵。鄙人有一阵子就热衷于收藏这些东西，比如那些青花瓷的碎瓷片，上边几乎什么图案都有，而最让人喜欢的还是莲花和西番莲，还有婴戏图中的婴孩，这样的一小片青花瓷碎片，用银子细细镶了边，若和藏青的粗布衣服搭配了煞是好看。而我主要是喜欢那些有字的碗底，民间工匠们的字，因为书写极度熟练而且天天要大量地书写而产生一种极其流丽的美，一笔下去，决不犹豫，当代的大书家也未必来得了。辽代的鸡腿瓶上边的字也好看，但多是工匠的姓名。古时的女人们一旦生起孩子来，总是“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杨家将故事里的七郎八虎便是一个例子，七郎，八郎或十几郎，现在听起来也不难听，但在古时却绝非什么好事，试想一对夫妇，生十七八个孩子，而且个个都活蹦乱跳，吃饭便是个大问题，更不用说做母亲的要日日不停地绩线纺织缝补浆洗再加上洗菜淘米。辽代的鸡腿瓶上便常常有几郎几郎造的字样。古时的户籍登记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让人无法明了，但孩子多起名字却是个麻烦事，所以几郎几郎一路叫下来也是方便。古代工匠做活计想必也是计件，做多少件，得多少工钱，比如北魏时期出土的筒瓦，上边也往往刻有人名，大致应该是谁做的就会把自己的名字随手刻上去，到最后加出个总数，得到应得的工钱。而这上边的刻字，用学者的叫法是“瓦刻文”，这些瓦刻文也都因为刻得多而极度熟练而精彩。这样的字，慢慢看过来，有些字你想不到会那样写，更多的还有些异体字，连《康熙字典》都不曾收入，也格外好看。还有就是老瓷器上的墨迹，往往写在碗底，有时候拿一个这样的碗在手里，想不通的是天天吃饭洗碗，上边的墨迹怎么会硬是洗不掉？碗底写字用民间的话是“做记号”，一种情况是买来碗在碗底写上自己的名字，别人想拿也拿不去，另一种情况是大家庭分家，各房分一大堆瓷碗瓷盘兴冲冲地抱回去，为了好区别，便一一写明哪些是属于自己这一房的。也有在罐和瓶或其他用具上边写上格言之类的话，如“无耳不烦”，这四个墨字就写在一个灰色的汉陶罐上，这陶罐果然是无耳，古人的幽默也于此可见。
文房四宝的墨是什么人发明？这是无史料可查的一件事，不像蔡伦的造纸，所以直到现在，谁都不知道全世界是哪个国家最先发明的墨，而那黑黑的墨迹又无处不在，即使在埃及或古老的印第安。再说到古董，只要是上边有墨迹，我便会先凑过去看一下。那次去陕西省的博物馆，一个专门用来放炼丹材料的银药盒盖上便写有墨字，凑过去看，让人都似乎能够闻到墨香。若无那几个字，那也就是个银盒子而已。“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能够开启人的想象”，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古器物上的文字非但能引起人的想象，而且仿佛还有墨香的存在。说到这一点，古人写诗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古人说“草木发幽香”，这又岂止是草木的事。再有一件事，就是当年母亲大人腌鸡蛋，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那时候吃什么都要靠供应，所以只要有可能家家户户都会养几只鸡，无论是城里或乡间，自己家里养鸡，自然是慢慢地下慢慢地积攒然后再分批地腌，所以母亲大人总是在鸡蛋上用毛笔写上“×月×日”的字样，吃的时候好把早些时候腌的找出来。鸡蛋上这样的墨迹说来也怪，放在盐水里很长时间居然也不会掉。墨真是很奇怪的东西。现在收藏老墨的人很多，但研究墨在全世界分布或使用情况的专著却没见有过出版，也许有人在研究，但无法得知。若有人在写这样的书，希望里边有在腌鸡蛋上写墨字这一条，把盐水与墨的关系也一并说清。
说到用墨，还是以研墨为好，而把古墨说得神乎其神却是一件十分好笑的事，墨一过五六百年，若再用有诸多不便，蘸在笔上一如以笔濡沙，但新出的墨胶往往又太重，而如果把它放上二三十年，却是最好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