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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前，我在爱知县一家零部件制造公司工作，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国铁冈崎站附近的公寓里，每天开车上下班。没错，当时还叫国铁，不叫JR。

通勤途中，我撞上了一辆自行车，对方受伤。那个人就是灰谷昭造。

灰谷的伤并不严重，但他狡猾又阴暗，趁我低声下气道歉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治疗费用当然应该由我支付，但金额高得吓人，他还要求我负责接送他去事务所。

那个晚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他找我要自行车的修理费用，金额同样很离谱，甚至可以买辆新的。一看那数字，我大为光火，跟他说这么贵我可掏不起。灰谷说那就把车祸的事捅到我公司。

我的确向公司隐瞒了实情，因为我就职于大型汽车制造商的子公司，对交通事故十分敏感，据说只要出一次事故，就会影响业绩评定，直到退休。要是这个男人以后一直纠缠不休，我可受不了。这么想着，我抓起了事务所厨房里的菜刀。

我不是真想杀他，只想吓唬他一下，然而灰谷躲都不躲，冷笑着说有本事就捅他。看到他那副嘴脸，我顿时失去了理智。回过神时，灰谷倒在地上，而我的手里握着沾满鲜血的菜刀。灰谷看上去已经死透了。

我意识到自己闯了滔天大祸，必须尽快离开，于是立刻擦掉菜刀上的指纹，离开房间。刚坐上自己的车，灰谷事务所的接线员就回来了，我于是装作刚到的样子，下了车跟他一起去事务所。就这样，我和他一同成为尸体的第一发现者。我当然也做了笔录，但警察似乎没发现怀疑我的证据，并未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多次叫我过去。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意外的进展。凶手被逮捕了，是个叫福间淳二的男人，和灰谷因金钱纠纷有过节。坦白说，我得救了，只盼着就此结案。福间本人自然会否认，但警方未必听他的。最后我得偿所愿。如您所知，福间自杀，警方就此终止侦查。

从那天起，我便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我内心的角落，不，正中央，自责的念头一直挥之不去。我夺走了一个清白无辜的男人的人生。但我没有勇气主动去找警方，我害怕坐牢，想到妻子和刚出世的儿子，更是无法投案自首。我不想让他们沦为罪犯家属。

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是在几年之后。那时正是泡沫经济的繁荣时期，很多人投资股票、不动产，大获其利。当时我去丰川市出差，随意进了家饭馆。跟同事聊起投资的话题时，老板娘说出了令我意外的事。她说，这里以前有家电器店，老板因投资被骗，一穷二白，就去找介绍人抗议，最后怒不可遏地刺死了对方，被捕后在留置室里上吊自杀了。

我问老板娘电器店叫什么，她答说“好像叫福间电器”。我不由得微微发抖，一定就是那个福间！让我更难受的是老板娘说，福间太太带着幼女悄然离开。她不懂专业知识，难以经营电器店，这自然不必多说，但老板娘说恐怕还是因为饱受社会责难。身为杀人犯的家属，她们好像遭受了不少恶意骚扰。

我感到一阵晕眩。我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却陷别人的家人于不幸，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可我依然下不了决心。我以保护自己和家人为优先，况且时至今日，即使说出真相也于事无补——我这样说服自己。

时光荏苒，到了一九九九年五月，案件的公诉时效届满。我丝毫不觉喜悦，只感到罪孽深重。此时妻子不幸罹患白血病，数年后病逝，我只觉得这是报应：老天没有惩罚我，却夺走了妻子的性命。

我决定雇用私家侦探调查福间家属的住所与近况，于是在电话簿上找了一家侦探社，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不过办事相当可靠，委托后一周就完成了调查，费用也说得过去。

报告上说，福间妻女用福间太太的旧姓浅羽，在东京的门前仲町开了家饭馆，女儿高中毕业后在店里帮忙。侦探社还偷拍了母女俩出门时的照片。两人差了不少岁数，却更像姐妹，容貌和气质都很像。

这让我松了口气。我一直很不安，万一母女俩流落街头该怎么办。不过想也知道，浅羽母女必定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才获得如今的生活。去看看她们吧？不，事到如今去了也没有意义。不管坦白还是谢罪，都只会让对方不快：时效已经过了，她们只会痛骂我在妄图自我满足。

犹豫来犹豫去，我终究还是什么都没做。

又是十年过去，我该退休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福间，不，浅羽母女。无论如何我都想亲眼看看她们的近况。

儿子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我借口探望去了东京，又假称想逛逛，独自前往门前仲町。我担心饭馆会不会开不下去，所幸翌桧还在。我暗暗告诫自己，见了面也绝不能说出不该说的话。

店里的两位女性比侦探报告里拍到的上了些岁数，但无疑正是浅羽母女。我费了很大劲才按捺住内心翻涌的情绪，那是终于见到久已想见的人的欢喜，是满心歉疚，也是感谢上天让两人平安生活至今。

洋子女士和织惠小姐自然不可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对我十分热情，送上来的菜肴样样可口。这是自然，毕竟她们已做这行十多年了。那天的新客人络绎不绝，两人都忙个不停。离开时，织惠小姐对我说“下次再来哟”，我回答“很快还会来的”。我知道这样做不够谨慎，但我的确十分期待。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又去了。她们还记得我，对我笑脸相迎。我良心上的谴责并没有消失，但快乐也真实存在。

就这样，我去了好几次，成了熟客。两三个月一次的频率，说自己是熟客未免有些厚脸皮，但因为我住得远，浅羽母女似乎也待我不同。我很懊悔，早这样做就好了。

她们已得到幸福。既然如此，我就应该默默守护她们，不做无谓之举。但跟她们越亲密，我越忍不住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来赎罪。就在这时，我遇到了白石律师。

今年三月底，我去了东京巨蛋体育馆。儿子给了我一张读卖巨人队和中日龙队的门票，位置很好，是内场。

比赛刚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旁边的男人递给小贩一千日元买啤酒，钞票却不巧掉进了我杯里。男人连连道歉，帮我重新买了一杯。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他也是一个人来的。

看着比赛聊棒球非常愉快。我一问才知道，他也是中日龙队的球迷。我以为他一定来自爱知县，但他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原本支持巨人队，中日龙队破了巨人队的十连冠后就变了立场。

比赛在九点前结束，刚好，因为我要搭十点的新干线回家。

散场时我才发现大事不妙，裤子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我吃了一惊，想起比赛期间我只去过一次洗手间，一定落在隔间里了。我慌忙去找，白石律师也和我一起，但没找到。我们去了综合问询处，结果也没有人捡到。我一筹莫展：快发车了，我却买不起票，儿子那天还出差去了，不在东京。

白石律师见状，从钱包里拿出三万日元，说“请用吧”。我很惊讶，因为我们初次见面，只聊了棒球，甚至没有自我介绍。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寄保价信就行了”，我才知道他是律师。当时那种场合不容我拒绝，于是我接过现金，匆匆道谢后搭车去往东京站。世上竟有如此亲切的人。

回到安城后，第二天我就附上感谢信，把钱寄了过去。约三天后，白石律师回信告知我顺利收到，并说如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不必客气，可以联系他咨询。

再想起白石律师时已经入秋。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遗产与遗嘱的敬老节特辑，忽有所悟：要向浅羽母女道歉，这岂不是最佳做法？我想在死后把所有财产留给她们。问题是可不可行，该如何操作。我全然不懂，于是决定问问白石律师。十月二日，我打电话给他说有事相商，可否面谈，他当即欣然答应。

你们也查到了，十月六日我们见了面，在他指定的东京站旁的咖啡馆。谢过上次的事之后，我切入正题：可以把遗产留给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吗？白石律师答说，只要立下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就能实现，但能否赠予所有财产取决于法定继承人的意愿。我的法定继承人是儿子和真，有权继承二分之一的最大份额，只有取得他的同意才能把全部或接近全部的财产留给浅羽母女。

白石律师问我：“您想赠予遗产的对象知情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白石律师提出，最好在遗嘱里写明动机，如果和真能理解，就可能放弃法定份额。

我们只见过一次，但白石律师很亲切。他不可能不关心我的动机，却并未开口询问。我仍想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样便于协助起草遗嘱，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有人理解我的心情。东京巨蛋体育馆发生的事证明他值得信赖。

“我想坦白一件事。”我将事情经过全盘告诉了白石律师，他很震惊，神情僵硬。

“您的情况和心情我了解了。”白石律师说他很乐意帮忙，“不过，这种做法我不赞成。”他认为如果足够真诚，应该生前就去道歉，而不是等到死后。

他这样说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他说得都对，但我做不到，才想赠予遗产。白石律师说那不叫道歉而是在逃避。他越说越激动，语气相当严厉。我开始后悔向他坦白秘密，请他就当什么都没听过，然后离开了。回到家中，我依然很不踏实，担心白石律师会做什么，因为我把翌桧的事也跟他说了。

不久，我收到了白石律师的一封长信，表示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向浅羽母女道歉，并说必要时他可以陪同前往。他的文字十分热情，充满使命感和正义感，这让我感到恐惧。如果置之不理，这个人会不会向浅羽母女揭穿一切？恐惧在我心头蔓延开来。

我一直没有回信，几天后又收到了第二封信。信的内容与第一封相同，但更多是责备。他甚至写道：现在时效届满，但您的罪孽并没有随之消失。律师的职责是保障嫌疑人的权利，不是帮忙隐瞒罪行。我宁可选择将罪行揭露。

我焦灼不已——这必是最后通牒。如果保持沉默，白石律师会向浅羽母女说出真相。

我一定要阻止他。那对母女如今已成为我活着的意义，我死后才能告知实情。这想法正如白石律师所说，是在“逃避”，但我依然不愿失去至宝。

十月三十一日，我下定决心，搭上了去往东京的新干线。在车上，我反复推演计划，确认有无疏漏。是的，那时我已经认定白石律师必须去死。我在怀里藏了刀。

下午五点左右，我抵达东京站，打电话给白石律师，问他是否有空。白石律师回答说要等六点半做完工作，于是我们约了六点四十分左右在门前仲町见面。白石律师开车去过那里几次，每次都停在富冈八幡宫旁边的停车场，他说会把车停在那里等我。

我在门前仲町附近转悠，想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下午六点正是热闹的时候，我走向隅田川，过了高速公路的高架桥后就鲜少见到行人了。就这样，我找到了隅田川沿岸的施工现场。施工用车的车位空着，更方便的是，原本可以从清洲桥旁下到隅田川露台的那条步道不通。我当下决定，就是这里了。

六点四十分刚过，我再次打电话给白石律师，他说已经停下车了。我说散步时迷了路，让他来清洲桥旁。很快，白石律师开车出现了。他看到我，便停在旁边后下了车。

我沿台阶下到隅田川露台，白石律师跟了过来，神情讶异，责问我来这种地方做什么，为什么不去浅羽母女那里。他不悦的语气促使我下定决心。我扫视四下，果然一个人也没有。现在正好下手。

我刺向白石律师的腹部，他轻微挣扎后很快一动不动。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尸体，便先搬到车上，想着至少要在与门前仲町无关的地方被发现。将尸体放到后座，我便驾车出发，但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把车丢在哪里。开了约二十分钟后，我停在路边，抢了他的手机就逃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港区海岸。

一切都很顺利，又可以像以前那样见到浅羽母女了。我的内心同时生出无限的凄凉：我又杀死一个无辜者。追忆往事，尽是悔恨。三十多年来我一点都没变，我自己都厌恶自己。

白石律师，还有浅羽母女，真的很对不起。至于灰谷先生和福间先生，我要去另一个世界向他们道歉。

判处死刑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