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与传统断裂的二分法式的现代化，而是历史连续性意义上的继承了优秀传统文明的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优秀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应该知道，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都不是与传统无关的“飞来峰”，国家因此才有治理能力。

我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少包括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三大方面。就价值体系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现代性政治价值的一种总结，其中不但有纯价值性的自由、平等、公正，还有制度性价值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别于西方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一神教的排他性价值，讲的是“我对你错”，具有扩张性，因而才出现历史上不可胜数的文明冲突。共同价值具有世俗性和包容性，讲的是文明互鉴，因而才有历史上的儒释道合流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诚信、友善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价值体系是行动的指南，也是规约制度体系建设的方向。反过来，如果没有制度体系的支撑，价值体系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中国制度体系的枢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它首先是党的组织原则，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也内化于政策制定过程。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大化地保障了平等和公正价值目标。

那么，国家治理能力是怎么来的呢？很多国家都拥有现代性价值观和现代性制度体系，为什么屡屡出现“无效的民主”“无效的治理”呢？问题的关键是在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出现了空档。在中国，作为中介机制的民主集中制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

为了更好地比较国家治理能力，我们建构了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国家权力原理告诉我们，国家权力由上游权力、中游权力和下游权力构成。在权力上游，国家治理能力表现为“体制吸纳力”（国家—社会关系）；在权力中游，国家治理能力表现为“制度整合力”（整合众多领域的权力关系）；在权力下游，国家治理能力表现为“政策执行力”。这一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层次性和可比较性的特点，以此作为研究范式来比较国家治理研究，发现有些国家在某些环节或层次上强，而在另外一些环节或层次上相对较弱，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环节、所有层次上都绝对地强。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有助于改善国家治理，以实现良政善治。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有规划、有阶段性目标的历史画卷。按照我们党的规划，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之治”意味着中国以改变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49年的世界又会是什么面貌呢，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