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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的基本特征是“神形自然统一观”，我已在《试论“神形自然统一的中医学模式”》一文中作了初步探讨。本文从其形成、发展与再提高的角度谈谈研究中医理论的意见。
人类产生以后，在与自然做斗争的同时，也势必要与威胁人类存在的疾病进行斗争。但原始社会，由于生产水平的极度低下，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又十分不够，所以首先产生“巫医”。巫医治病的方法就是“祈祷”，即《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所谓的“祝由”。
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逐渐积累了防病、治病的经验。史籍中记载的有：燧人氏“钻燧出火，教民熟食”，化腥臊防肠胃之疾；伏羲氏“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神农氏“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药方生焉”等传说，均是上古时代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写照。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关的古医书，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帛书中记载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均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宝贵医疗经验。其中《五十二病方》列举了103个病名（包括内、外、妇产、儿、五官科等）处方300个左右，用药247种以及多种外治法，都是在人民群众中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这就为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剧烈变化，产生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阴阳学说”，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化是阴阳两种对立的气运动的结果，阴阳二气是万物最后的物质根源；随后五行学说也逐渐形成，它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互相配合而成的。由于他们之间的互相推动、滋生的关系形成了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哲学思想，很快就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支配作用。毫无例外，阴阳五行学说也被用来“考察人类的感情、意志及身体的机构、器官和其他现象”，并使“中医学”数以万年计的长期实践经验，得到了一次理论性的总结，产生了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指出：“《内经》就是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类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疾病现象的。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是把医疗和保健的原则提高到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原则的高度，并以自发的辩证法观点向形而上学医学观点进行了斗争，从而替中国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应该说明，《黄帝内经》不是一个年代和少数几个人的著作，而是公元前后几百年无数学者智慧的结晶。医学史家龙伯坚经过考证指出：“《素问》这一部书是战国时代的许多医学家将以前历代口耳相传的经验汇集做出的书面总结，后来又掺入了西汉医学家和东汉医学家的作品，它的最早的著作时代大概是公元前四世纪，最晚的著作时代大概是公元二世纪，其中也有个别的公元三世纪以后的作品掺入在内，这是一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灵枢经》也属如此。这就说明《黄帝内经》这部不朽的医学典籍是有其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的。它所形成的“神形自然统一观”的理论体系一直指导着防病、治病和保障人类健康的实践；长期的实践又丰富、发展了“神形自然统一观”的理论内容，使其成为医学科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并对整个医学和医药卫生工作起着巨大的影响。
从《黄帝内经》成书到现在，中医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在《黄帝内经》理论指导下，通过对外感性热性病（以伤寒为主）、杂病的治疗实践，总结了一套“辨证论治”的规律，发展了中医的整体观点和辩证法思想。
第二个阶段是金元时期，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和朱丹溪四大医家，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和防治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刘河间强调的“主火”；张子和强调的“主攻”；李东垣强调的“补脾”；朱丹溪强调的“滋阴”，都是从一个侧面对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结果，四大医家在不同领域里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专题研究是发展中医理论的重要方法，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
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温病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以吴又可、薛生白、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病学家，他们通过对疫温、温热病的防治，总结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又大发展了“神形自然统一观”的理论。
第四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由于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医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主要标志有四个方面：
（1）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编写了一套中医学院教材，对统一中医学的认识有良好的作用，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2）开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和研究中医理论体系，其代表之作是《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上发表的任继愈的《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和曲峰撰写的《试论“黄帝内经”中“人与天地相应”论的唯物主义思想》（详见《医学与哲学》1981年第1期）。他们肯定了“中国医学的理论基本上符合唯物主义原则，它也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正确性。这一点是历代医家不可能阐明的。
（3）临床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如针刺麻醉、急腹症的处理、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扶正祛邪等综合疗法治疗癌症等，不仅有临床疗效，而且进行了理论归纳，用新的内容、新的观点丰富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内容。
（4）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家）的方法对针麻原理和活血化瘀、培肾固本、清热解毒的机制及“脾”“肾”的实质等进行了研究，均有了可喜的苗头。虽然某些研究方法尚有商榷之处，但其用科学实验的手段来检验中医理论的正确性，并为丰富中医理论提供科学实验的内容，无疑是可取的。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任何事物、任何自然科学都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医学，包括中医理论要发展这也是肯定的。由于中医理论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之下产生的，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但它缺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缺乏科学实验的依据，仍然脱离不了“自发”与“朴素”的性质；在观察人体、认识疾病虽然能把握总体方面的规律，但不能说明微观的变化，缺乏量的准确性和客观指标，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表面性、猜测性和笼统性。目前中医临床上出现的“辨证论治多样化”（即同一个病人，不同的中医诊治，得出不同的结果，甚至相反的结果）；“治疗效果个体化”（即同一类病人的治疗效果不能重复）；“疗效标准主观化”（即凭病人的主诉或医生主观的判断，没有客观标准），这“三化”就是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的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必然产物。已故著名老中医岳美中教授曾在《祖国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它》一文中强调说明：“中医理论是旧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我们对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要了解它、继承它，但不能因循守旧，泥古不化，更不能为古人诡辩维护，委曲求全。祖国医学的唯物论思想是朴素的、自发的。”“它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是有根本区别。”所以，提高中医理论最重要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加强中医理论研究。下面谈三点意见：
1.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体提高”十二字方针指导下，对中医理论的基本内容、形成、演变、特点与缺陷做出较为系统、较为正确的总结。
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所取得的、确实可靠的临床疗效，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从而丰富或修正中医理论的内容。
3.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方法，促使中医诊断的客观化、治疗的规范化、疗效的标准化；并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用科学实验的最新成果发展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的研究是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但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中医理论的特点、坚持临床实践的标准、坚持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我们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成果，对世界医学做出贡献！
（原载于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医药理论与实验研究》，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