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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6～12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医学辩证法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明确提出要促成“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这是关系到医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对于医疗保健事业的规划、医学教育的改进、中西医结合的途径和中医研究的方向等，都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医学模式”是一个理论概念，它勾画出医学科学和医药卫生工作总的特征。不同的医学模式对健康和疾病的看法亦不同。今天，在世界医学占统治地位的是“生物医学模式”，它立足于生物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的变量来说明。它借助现代科学的成就，对人体内部结构，包括细胞、组织、器官以及物理的、化学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了解，推动了医学的进展。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忽略了人的思维、人的社会属性，仅从器官、组织、细胞和（或）生物大分子上找形态、结构和（或）生物化学的特定变化，来作出诊断和治疗，无疑有相当的片面性，这势必影响医学的发展。最近几十年，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使国外不少学者对医学发展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美国著名的医学教授恩格尔指出：“生物医学模型既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来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又包括身心二元论，即把精神的东西同身体的东西分开的学说…本质上是物理学的。”我国医学学者彭瑞骢等更加明确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光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和器官、组织、细胞内小器官和生物大分子的改变来解释疾病、防治疾病，已经不够了，而必须把人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来综合地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并采取综合的措施来防治疾病，增进人类的健康。也就是说，必须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中医学也有自己的模式，那就是“神形自然统一观”。这个模式的显著特征有四个方面：
《素问·移精变气论》中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中医学所说的“神”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生命活动；其二是指思维活动。承担“神”的功能器官是心。《素问·灵兰秘典论》就是这样说的：“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神明”指的是正常的脑神经功能。如果情志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心神”而产生疾病。《灵枢·本神》有精辟的论述：“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这些描述实质上就是心理作用对健康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医学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积累，从发病到预防，从诊断到治疗都有较系统的认识。
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在理解上各有不同。有的认为是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将人体连成一个整体；有的认为是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的相互作用；还有其他看法。本文不准备详细介绍和评论。但必须说明，中医的整体观来自长期的医疗实践，而不是凭空臆造。它受到古代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广泛影响，并作为归纳医疗实践的理论基础再指导实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中医学本身没有因此陷入自然哲学之中，而是按照其特有的规律发展。它研究的是人体而不是哲学内容，不能将中医学与古代的自然哲学画等号，更不能误认为中医学是原始的、经验的古代医学模式。中医学的整体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有着较完整的医学系统思想。它认为人体的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经脉、经络、经筋、奇经八脉、四肢百骸、皮毛肌肉等均是互相联系的，并有系统性。其中有生命的活动中心——“心”系统；有气化活动中心——“三焦”系统；有交通内外、输送卫气营血结构的“经络”系统；还有藏精、生血、运化水谷等系统。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研究人体的系统是从外象和功能表现出发的，但也有一定的解剖基础。《灵枢·经水》明确说明：“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但解剖的结果没有用来说明生理表现，这是与“生物医学模式”不同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说明了人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在自然条件适合的情况下，逐渐由无机物发展到有机物；从有生命的细胞发展为低级动物；然后高级动物；最后由于劳动使猿变成了人。这个过程说明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我们的祖先数千年前不可能作出如此深刻的认识，但他们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既然人属万物之列，当然就与万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人禀天地正常之气而生，当然人的健康或疾病产生就与自然的变化息息相关。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中医的“运气学说”作了说明。运气学说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对气候、物候、病候进行了系统归纳，从中找出了宇宙间的变化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以及防病治病的法则。所有这些极为宝贵的内容，说明了中医认识人体是“放眼世界”，而不是孤立地从人体的局部变量找毛病。方药中教授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季节气候、晨昏昼夜、风雨寒热晦明、地区方域等均对人体有影响。”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是独特的，是新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无法充分阐明的。
《内经》《伤寒论》中均有社会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论述。《素问·上古天真论》开门见山地说：“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也？”《素问·移精变气论》也记载了古人“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伤寒论》原序中也谈到“当今居世之士……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结果搞坏了身体而疾病丛生。所有这些记载或多或少说明了社会对人体健康有影响。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桎梏中，医者不可能对社会进行抨击，因而中医学中有关社会与疾病的关系论述尚不系统，有待中医研究工作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以上谈了三种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及“中医学模式”，每一种医学模式都有其形成发展和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看法。下面列表做一比较（表1）。
表1 3种医学模式比较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历史最悠久的是“中医学模式”，它形成于战国时期，2000多年始终是一个模式向前发展。在西方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所建立的古希腊医学，从时间上看，比《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尚早一些，也对西方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公元2世纪被盖伦学派所取代。盖伦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医生，他把希腊解剖知识和医学知识加以系统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疗体系，影响西方医疗达1500年之久。可是当“生物医学模式”形成之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理论就被当成教条而抛弃，西方所有的民间、传统医学都受到摧残，造成“生物医学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中国则相反，《黄帝内经》始终被认为是经典，中医学一直遵循其理论发展。加之明、清两代统治者“闭关自守”政策，新兴的西方医学很难渗入。因而明末清初西方已经进入“生物医学模式”时期，中国医学界正在开展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论战，形成了新的温病学说，中医学有了新的进展。重温这段中外医学发展史，会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医学理论的宝贵，唤起民族自豪感，促进中医学研究工作。
（本文未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