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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它不仅有长期实践的基础，而且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它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对中华民族的保健事业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对世界医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正确认识中医学，对有志于自学中医学的同志将有所帮助。
几千年来，人类为了生存，除了与自然环境做斗争之外，还必须与疾病做斗争。有关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防腹胃之疾；伏羲氏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神农乃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等传说的记载，均是公元前21世纪以前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写照。到了夏商至春秋时期（前21世纪—前476年），医学实践有了新的发展，从甲骨文记载中可以知道，武丁时期（前1324—前1266年）已经区分了眼病、耳病、口病、牙病、舌病、喉病、鼻病、腹病、足病、趾病、产病、妇人病、小儿病、传染病等十多种；另外，《山海经》反映了这个时期用药治病的情况，记录了120余种药物和20多种病症。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的有关古医书，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书。其中《五十二病方》就列举了103个病名（包括内、外、妇、产、儿、五官科等），处方300个左右，用药247种，以及多种外治法。中医学历经了漫长的实践过程，积累了无数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接受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对医学实践进行了一次理性总结，历经几个世纪，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医学著作。两千多年来，中医学沿着《黄帝内经》形成的理论体系发展，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中医学。所以中医学的实践具有连续性，这样就为积累丰富的正面经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针刺为例，远古时期用砭石，后用铁针、铜针，现代用不锈钢针，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中医经络的理论。
中医临床实践的效果可以重复，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人持片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医治病一人一个样，一时一个方，无重复性可言。中医学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所确立的辨证论治诊疗体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也经得起实践的重复，关键在于正确运用。《伤寒论》113方中，除少数方外，现仍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只要辨证准确，选方得当，效果是肯定的。例如小柴胡汤治疗“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的少阳证效果很好，汉代张仲景用之有效，日本用之有效，我们现在用之也有效。其他如针刺，只要取穴准确，手法得当，效果也是明显的。如针刺足三里治疗腹痛的疗效报道，其重复性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百年、上千年。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很先进的，远在殷周时代就出现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太极八卦图，其中“—”和“--”两个基本符号，代表了阳和阴两个对立面，形象地表述了万物生长变化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到了春秋末期，一些古代哲学家们进一步阐述了自然界一切事物都包含阴阳两个对立方面，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万物才能得到统一。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一样，在我国哲学史上的渊源也很古远。金、木、水、火、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五种物质，因而最先成了我国古人用以说明万物生成的物质元素。春秋末期，《墨子·经下》里有“五行无常胜，说在宜”的记载，意思是说五种元素不能说“以土为主”或“以水为主”，而当因物制宜，五行主从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以次转运的，进一步揭示和概括了事物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到了战国时期，新兴封建制建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稷下道家提出精气说，用精气来解释万物的生成，概括世界多样性的统一，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使阴阳、五行学说唯物辩证的内容更加丰富。
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了整体联系和运动变化的观点，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同样对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使中医学与巫术分离，树立起无神论思想，这是中医学发展的前提。
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学实践进行总结，产生了中医学理论巨著——《黄帝内经》。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指出：“《内经》，就是根据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说明人类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疾病现象的。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不是唯心主义观点。”“是把医疗和保健的原则提高到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原则的高度，并以自发的辩证法观点向形而上学的医学观点进行了斗争，从而替中国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中医学以具有朴素唯物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不断指导着医学实践，实践又不断丰富着理论，从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认为，从《黄帝内经》成书到现在，中医学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继承《黄帝内经》的理论，通过对外感热性病、杂病的治疗实践，总结了一套“辨证论治”的规律，树立了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典范，发展了中医学的整体观点和辩证法思想。
第二个阶段是金元时期。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和朱丹溪四大医家，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和防治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刘河间强调的“主火”，还是张子和强调的“主攻”，李东垣强调的“补牌”，朱丹溪强调的“滋阴”，都是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侧重一个方面对中医学的深入研究。四大医家在不同领域里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温病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以吴又可、薛生白、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病学家，通过对瘟疫、温热病的防治，总结了一套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
第四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由于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医护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医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主要标志有四个方面：
1.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编写了一套中医学院教材，对统一中医学的认识有良好的作用。
2.开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和研究中医理论体系。
3.临床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如针刺麻醉、急腹症的处理、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活血化瘀等，不仅有临床疗效，而且进行了理论归纳，用新的观点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
4.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方法对针麻原理、活血化瘀、培肾固本、清热解毒等的机制及“脾”“肾”虚证实质等进行了研究。
整体观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说明：人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在自然条件适合的情况下，逐渐由无机发展到有机物，从有生命的细胞发展为低级动物，然后到高级动物，最后由于劳动使猿变成了人。我们的祖先数千年前虽然不能作出如此深刻的认识，但他们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既然人属万物之列，当然就与万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人禀天地正常之气而生，当然人的健康成长或疾病产生就与自然的变化息息相关。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运气学说”做了说明。“运气学说”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对气候、物候、病候进行了系统归纳，从中找出了宇宙间的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以及防病治病的法则。
《黄帝内经》《伤寒论》中均论述了人体健康或疾病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素问·移精变气论》也记载了：“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伤寒论》原序中也谈到“当今居世之士……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结果搞坏了身体而疾病丛生。重视社会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中医学整体观的又一体现。
中医所说的“神”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生命活动；二是指思维活动。承担“神”的功能器官是心。《素问·灵兰秘典论》就是这样说的，“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如果情志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心神”而产生疾病。两千多年来，中医学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内容。
中医学认为，人体的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经脉、经络、经筋、奇经八脉、四肢百骸、皮毛肌肉等均是互相联系的，并有系统性。其中有生命的活动中心——“心”系统；有气化活动中心——“三焦”系统；有交通内外，输送卫、气、营、血物质的“经脉”系统；还有藏精、生血、运化水谷等系统。由于各系统间的互相联系，从而使人体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着眼于人的整体联系去研究人体的疾病和健康，是中医学的基本特色。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即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充分搜集疾病的表现；结合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体质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做出反映疾病本质的“证”；根据“证”确定治疗法则，并采用相应处治措施。它包括了感知——认识——实践三个阶段，其中认识阶段即辨证过程，是中医师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从整体的高度抓住了疾病的本质，因而治疗就能有的放矢。
（原载于《中国农村医学》1984年第3期、第4期）
